摘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文中简称《提纲》） 由于实践的契入而成为马克思实现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标志。 马克思的《提纲》 是在工人革命运动与批判旧哲学的历史背景下生成的， 因而其自身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性。 新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以及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提纲》 展现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 它们从三重视维反映着马克思的实践观向度。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改革进入攻坚、 社会全面转型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全面考量《提纲》 中马克思的实践观， 对于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性， 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蕴。
关键词： 马克思； 实践观； 时代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具有鲜明实践品格的马克思主义， “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 而且致力于积极 ‘改变世界’” [1]； 并进一步指出， 只要我们勇于在时代的实践中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就“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加强大、 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2]26-27。 这充分表明， 实践既是理论创立的历史逻辑起点， 又是理论创立的理论逻辑起点。因此， 立足新时代， 全面考量《提纲》 中马克思的实践观， 对于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性， 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蕴。
一、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创作的历史背景
资本主义的迅速壮大， 引发了其与无产阶级矛盾的激烈“互异化”。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 但当时的旧哲学由于缺乏实践性而导致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严重的困境。 《提纲》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生成的。
（一） 在工人运动背景下为无产阶级锻造“批判的武器”
19 世纪中叶， 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逐渐从工场手工业时期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 在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在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的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3]273。 这两大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白热化”， 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日益展露出来。 同时， 在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过程中， 无产阶级队伍的持续壮大， 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断涌现， 如1831 年和1834 年在法国里昂为争取政治自由而引发的工人起义； 1838 年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由英国工人参加的宪章运动； 1844 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掀起的起义运动。这深刻表明， 已经具有独立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促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自发的经济斗争阶段转变为自觉的阶段， 而政治斗争的实践展开， 在根本上就亟需一种能够争取指导工人运动并取得胜利的理论， 以推动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 无产阶级的逐步壮大， 引发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极端仇视，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 他们残酷镇压并迫害无产阶级以及思想传播者和发起者。
1845 年初， 马克思为规避普鲁土政府以及法国政府的迫害， 离开巴黎来到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期间， 由于恩格斯的协助与支持， 马克思深入工人中间并同工人组织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马克思、 恩格斯在深度考察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与趋势之后， 都迫切地感到有义务去科学地阐明自己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以便使新的思想能被工人阶级所接受。 这是因为， 在当时工人阶级内部， 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交织碰撞， 对工人运动的科学走向形成强大的阻力。 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对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造成较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为清算这些对工人运动有消极影响与阻碍作用的错误思潮， 特别是从理论上批判费尔巴哈， 进而为无产阶级锻造“批判的武器”， 便成为马克思创作《提纲》 的重要动因。
（二） 在批判旧哲学背景下为无产阶级阐明“新的世界观”
在马克思“新的世界观” 形成之前， 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仍然属于旧哲学的思想体系。旧哲学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反动、 保守、 空想以及非科学的基本特征， 因而未能从现实的“社会存在” 中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也就是说，当时无产阶级所遵循的旧哲学思想体系表征为空想社会主义和旧唯物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者为圣西门、 傅立叶和欧文， 他们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严厉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几乎所有缺陷， 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矛盾展露在世人前面。 但空想社会主义由于时代条件尤其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的局限性而表征出一种背离工人运动实践的片面性， 如主张理性支配世界、 推动阶级调和与反对阶级斗争， 无法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 因而不能科学指导工人的革命实践。 针对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脱离实践的问题， 费尔巴哈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唯物主义的提出突破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使唯物主义的权威实现了复归。但在马克思看来，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的特征和不彻底性的缺陷， 属于“半截子”唯物主义。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以前一切旧哲学的“分水岭” 就是感性实践活动的融入， 即是说，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处处闪烁着实践性的哲学底蕴。
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实践观的三重呈现
洞穴相对于岩鹰的巨翅而言，着实狭小了太多，那翅膀一抖，青辰根本无处躲避。巨大的力量扇在他的身上，他的身子直朝一旁跌出，重重掼在洞壁上，又摔落在地。不过，他的天葬刀也割开了岩鹰的翅膀，岩鹰发出一声惨叫，拖着一串鲜血，飞出了洞穴。
（一） 新唯物主义核心观点的实践观向度
在《提纲》 的第1 条中， 马克思指出， 从前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就是，仅仅是从客体的或者说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 现实与感性， 而非将其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3]54。 这既是统揽《提纲》 全文的总纲， 也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 在这里， 马克思从三个维度揭示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其一， 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指出： “费尔巴哈式” 的唯物主义虽然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以及这种客观性对于人的思维的决定作用， 但他们只是将对象、 现实与感性统摄为“感性对象” 或直观认识对象的视域， 而非视为“感性活动”， 即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事实上， 现实世界不仅作为客体而存在， 更是以嵌入人类实践印记的方式而存在， 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 其二， 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强调，作为唯物主义的反面， 唯心主义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予以过度地抽象发展， 正是这种缺陷的存在，“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 感性的活动的本身的” [3]54。 这表明， 唯心主义偏离或否定了衍生意识的物质基础， 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就是通过主体自身的意识活动来建构和把握外部对象。 其三， 阐明了科学的实践观是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不同， 它坚持从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和诠释对象世界， 认为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 不仅是自然的， 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主体实践活动的产物。 也就是说， 实践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既是一种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 也是一种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动活动。 在这种双向“互化” 的转变过程中， 体现的是一种思维与存在、 主体与客体获得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演绎模式。 基于此， 人的思维的真理性应该置于实践中去检验与确证，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5]500， 一旦排除实践去考量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问题， 将会深陷纯粹经院哲学的陷阱。 因此， 实践在主客观世界的融入， 必然要求将“感性世界” 理解、 诠释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5]530， 要求将对象、 现实与感性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做实践去理解” [5]499，即要求哲学现实化， 实际地“改变世界”。
（二） 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实践观向度
正是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半截子” 唯物主义的深度分析与考量， 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 并在总体上完成了阐发唯物史观的工作， 同时将新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梳理出来。 正如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在总体上将其唯物主义历史理论诠释的工作完成之后， 就一起开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4]232。而《提纲》 便是马克思较为详细地表述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而拟定的一个大纲。 《提纲》 中所展现出来的“新的世界观” 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学的批判与扬弃， 正如恩格斯所说， 随着实践的变化与确证， 费尔巴哈所热衷于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 [4]295， 而这个超越费尔巴哈且纵深外延其观点的工作， “是由马克思于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4]295。 也就是说， 马克思在《提纲》 中以纲要的简明形式申明了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批判了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哲学。
目前有源与无源定位技术的主要方法包括干涉仪测向、时差、频差及其组合方式等方法，定位常用的参数主要包括到达时间、到达时间差、到达角度等因素[6-7]。不管是采用哪种体制的定位技术，其接收机的性能好坏对其系统的定位精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接收机的指标中，其幅度平坦度与波动以及时延波动是影响系统定位精度的重要因素与指标。比如：采用时差定位系统时，需要测量信号通过不同路径到达主站的时延差，这就对接收机时延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因为接收机自身的时延波动直接代入系统的定位误差，从而最终影响系统的定位精度。
由于实践在唯物主义中的贯穿与融通， 马克思在《提纲》 里将自己建构的哲学界定为“新唯物主义”， 并从阶级基础、 哲学功能、 历史使命等方面论述了其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 阐明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在《提纲》中创造性地将“革命的” “实践批判的” 物质性活动作为其立论基础， 把实践活动作为其哲学创立的历史逻辑起点和理论逻辑起点， 并贯穿于整个新哲学的始终， 因而使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充满着深刻的实践性。
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的角色比较固定，理顺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角色的重点在于明确细化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其重点在于：一是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的范围及其起诉顺位，防止起诉上的混乱和无序；二是明确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具体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二， 关于宗教观呈现的实践观。 在宗教批判方面， 费尔巴哈跳出烦琐的历史考证， 极力论证了宗教中的神只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 而人将其“对象化” 是由人自身内嵌的依赖感、 恐惧心以及利己性等原因所决定的。 基于这样的考量， 费尔巴哈力图揭示宗教产生的认知根源与心理根源， 希望将这种批判宗教的方式导向它的世俗基础， 把神所剥离了的人的本质复归于人。 但是， 在马克思看来， 费尔巴哈的这种宗教批判仍然属于“半截子” 唯物主义的范畴， 其并没有进一步揭露造成宗教异化的世俗根源， 即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分裂”，也没有认识到运用革命的实践方式去化解这种“自我矛盾与自我分裂” 的困境。 对此， 马克思强调，由于宗教是抽离于人之外的虚幻世界观， 其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与阶级根源，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俗基础本身中， 从其异化的“矛盾中去理解， 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3]55。
其三， 关于人的本质呈现的实践观。 在《提纲》 第6 条中， 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并非离群索居的孤立个体存在，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501。 这既肯定了费尔巴哈运用人的本质解释宗教的本质这一在批判宗教问题上的贡献， 也在实践的视域下创造性地外延了人的本质意涵： 一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人的本质。 在现实中， 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决定了其本质的非抽象自然本性， 即人正是在其实践活动中确证并表征着自己的本质。 二是基于实践的社会关系去看待人的本质。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 人都处在复杂的交往实践之中， 这种交往实践产生了人的社会关系， 且在这种客观的社会关系中， 实践性的生产关系是最为根本的关系。 三是基于实践变化的发展过程去把握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与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密切关联， 由于生产关系与历史条件在实践中是永恒运转的， 因而人的本质也是在这种永恒运转中不断变化与发展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 费尔巴哈却离开实践变化的发展过程去理解和诠释人， 将人的本质视为一种“内在的、 无声的、 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5]505。 这显然是历史唯心史观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观点表征。
其四， 关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呈现的实践观。 在《提纲》 第8 条中， 马克思将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予以高度的概括， 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5]505。 所谓社会生活的本质， 就是社会生活的根本性质与存在方式。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 并在实证考量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 实践是全部社会生活根本的存在方式与基本生活内容， 是人类社会生活与动物群体生活的根本区别， 任何规避社会实践去辩争社会生活， 都必然导致抽象的历史观。 《提纲》 中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 命题是对历史发轫源观点的归纳与深化，深刻地揭示了实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前提和本质的哲学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将实践契入历史领域， 才能科学地解释和合理地解决“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5]505-506， 才能正确廓清“市民社会” 的运行机制与基本矛盾， 进而找到解开“历史之谜” 的钥匙。
（三） 新唯物主义基本特征的实践观向度
在西方，有这样一个好像是必须的现象，那就是只要抓现当代了，传统的具象水平就自然而然地滑坡了似的。不过就“不同”展而看，我们的具象能力照样强大，对传统研究的势头并未式微。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长远的战略定力，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2]2， 在经济建设的层面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关键的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在民主法治建设的完善上跨出了重大的步伐，在思想文化建设的领域中取得了长足的跃升， 在人民生活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在生态文明建设维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在强军兴军方面开创了新局面， 在港澳台工作的总体性发展中取得了时代性跃升， 外交布局良性运行，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也就是说，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置于核心地位，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展开中， 我们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 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 不断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为基础进行理论创新。
《提纲》 是马克思实现对费尔巴哈哲学超越的主要标志， 其高度概括的“新唯物主义” 理论， 充分表征着马克思实践观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 总的来说， 《提纲》 主要从三个向度体现着马克思的实践观。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表示，饿了么将依托阿里集团数字经济生态的商业基础设施，与阿里众多业务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成为阿里新零售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并购之后的饿了么将保持独立品牌、独立运营，饿了么的所有合作伙伴及商家的权利都将得到一如既往地尊重。同时，饿了么将进一步得到阿里巴巴在新零售基础设施、产品、技术、组织等方面的全力支持。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反对青年黑格尔派这种脱离实践斗争、 纯粹“解释世界” 型的理论倾向， 主张哲学的任务不能满足于解释世界， 而应当改变世界。 也就是说， 新唯物主义的任务在于用科学的理论对现实世界作出说明， 更加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对现实世界进行变革与改造。 由此可知， 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充满着深刻的实践性。
其一， 关于人与环境关系呈现的实践观。 “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 的论断是18 世纪以爱尔维修和霍尔巴哈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 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人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 虽然这一论断兼备唯物主义的积极因素， 但其忽视了实践融入的变革， 最终导致了“意见支配世界” 的唯心史观。 按照新唯物主义的观点， 环境改变与“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5]500。 这就深刻表明， 实践是人与环境统一起来的基础。 在实践的基础上， 就人改变环境而言， 人通过自身的能动性改变着环境， 不断将“自在之物” 纳入属人的世界， 使之过渡成“为我之物”； 就环境改变人而言， 环境作为人实践活动的客观条件， 影响和规制着人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 人与环境属于“双向互塑” 的关系， 即“人创造环境， 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 [5]545。
三、 马克思实践观在新历史方位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彰显
通过对《提纲》 中实践范畴的考量， 我们认识到， 马克思的实践观既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 也是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理论基础。 现阶段， 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 社会转型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深刻认识和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观， 对于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性， 无疑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蕴。
（一） 马克思的实践观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 在《提纲》 第11 条中得到了高度展现， 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5]506。 这就深刻表明， 以往一切的哲学， 无论是“费尔巴哈式” 的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都没有正确认识实践， 只是在脱离实践的思维里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式去解释现实世界， 而新唯物主义则把实践看成是理解客观世界的首要的、 基本的观点， 即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理解自然、 社会和人本身。 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创立之前， 扮演“解释世界” 主要角色的是当时活跃于德国哲学舞台上诸如施特劳斯、 斯蒂纳和鲍威尔等的各派哲学家们， 他们汇聚在旧哲学的基地上， 仅仅聚焦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 正是基于脱离实践的思想批判， 他们对现实的态度， 只是用道德的方式向人们提出某种要求， 或者说促使人们用现有的意识去更新成人的、 批判的和利己的意识，希冀其从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 实际上是经院哲学的变式， 其最终的逻辑推演仍然是借助“互异” 的解释方式去认同现存的事物， 最终仍然将走向“理性支配世界” “意识改变现实” 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的实践观， 就是要求我们将方略、 思维、 理念契入实践， 在实践的变化和转换中进行经验总结与逻辑概括， 及时将其提升为理论， 并“驾驭” 这些新理论去牵引新的实践。 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 我们始终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改变中国现状的行动导向， 将兼具中国特色的方略、 思维、 理念契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从而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取得了全方位与开创性的成就。 也就是说，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 [2]26，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其科学性已由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实践所证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 [6]；同样的道理，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适与否， “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6]。 这无疑深刻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全面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二） 马克思的实践观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形成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最为重要的就在于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科学社会主义迈向现阶段、 当今世界历经新变局、 政党面临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具有深厚的实践底蕴。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言， 其发展阶段、 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 目标任务以及社会主要矛盾都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发生了新的转变； 就科学社会主义迈向现阶段而言， 自上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苏共垮台以来，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创伤， 社会主义国家剧减， 还有人妄称社会主义中国也将面临没落的解体境遇。 但20多年的实践表明， 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不仅立而不倒， 反而将科学社会主义引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并实现了道路、 理论、 制度、 文化“四位一体” 的实践与理论体系， 实现了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五位一体” 互相协调的总布局， 这就在实践中确证并强固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就当今世界历经新变局而言， 当前世界正处在发展巨大进步、 变革深度开展以及调整系统全面的时期， 经济全球化纵深延伸、 世界政治多极化多层崛起、 社会信息化全面覆盖以及文化多样化逐步形成共识， 但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难题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这些由实践派生的系列大难题， 反映世界需要新方向、 新方案以及新选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应运而生； 就政党面临新考验而言， 进入新时期， 管党不力、 治党不严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与单位时有发生， 这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 消解了党的形象， 震撼了党的执政根基。 对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新时代实践衍生的“四大考验” “四大危险” 问题摆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位置， 并引领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 群众路线的开展、 “三严三实”的贯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以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正风肃纪反腐， 全面带来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气象。
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观， 理论的形成根源于实践， 实践基础上创造的理论不仅在于解释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科学社会主义迈向现阶段、 当今世界历经新变局、 政党面临新考验的实践中应运而生、 顺势而成的。 即是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适应新时代的实践要求而创立起来的， 其既正确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的实践变化即“解释世界” 的一面， 又科学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即“改变世界” 的一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 开创性的实践成就以及深层次、 根本性的实践变革深度确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
（三） 马克思的实践观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 站在历史与时代发展的最前沿， 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奋斗目标， 这无疑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梦理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是在中国实践中阶段性呈现的社会理想。 因此， 中国梦嵌镶着深刻的马克思实践观特质， 即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 将实现途径抉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将行动指南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将运演保障采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精神奠基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正是由于中国梦理想以深刻的实践底蕴为基础， 这就在根本上廓清了其与空想或幻想的界线。
我们知道， 马克思的实践观， 突破了“黑格尔式实践” 和“费尔巴哈式实践” 的思维模式， 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理论正是由于实践的植入， 才开辟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形成了新唯物主义， 从而在根本上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形态之中剥离出来， 使之形成了具体的“革命式” 科学理论。 同时， 由于社会历史实践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方式， 因而其始终坚持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主体力量” 的科学论断， 强调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占据着“剧作者” 与“剧中人” 的双重重要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 中国梦作为国家的梦、 人民的梦， 要开辟的就是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也就是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展开。 这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实践过程， 在这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中， 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观。 这是因为， 中国梦形成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 是经过中国人民总体意愿整合与共同践行的远大理想， 其实现只能来源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的实践观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 并要求将中国梦建立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之中， 这无疑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梦实现的客观必然性。
EUC为味精当量(gMSG/100 g)；ai为呈味氨基酸(Glu，Asp)的量(g/100 g)；bi为氨基酸相对于MSG的相对鲜度系数(Glu：1；Asp：0.077)；aj为呈味核苷酸(5'-GMP，5'-IMP)的量(g/100 g)；bj为呈味核苷酸相对于IMP的相对鲜度系数(5'-GMP：2.3；5'-IMP：1)；1218是协同作用系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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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 2013-03-24（2）.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19）08-0012-07
收稿日期：2019-07-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项目编号：17WTC22）、 中南大学研究生调查研究项目“高校学生文化自信状况调查研究” （项目编号：2018dcyj002） 和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诠释学研究”（项目编号： 2018zzts27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陶廷昌（1986-）， 男， 汉族， 广西贺州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浩斌（1976-）， 男， 汉族， 湖南双峰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 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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