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心态的概念模糊不清、众说纷纭，使得社会心态的理论体系建构难以进行。对此，通过评析有关社会心态概念的不同释义，取其精要，作出较为准确的概念界定，并在分析其结构系统的基础上剖析社会心态的四大核心要素，以期为社会心态的理论建构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会心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倾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心态”一词频频出现在我国学术界的讨论和大众传媒的报道中，迄今仍不断被提及。尽管分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但这一术语在国外的社会学研究中却很罕见，只能在一些专门研究“社会心理”的论著或关联学科的论述中一窥社会心态的掠影。而在我国，由于社会心态与改革大潮如影相随，是社会转型期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被当做研究社会改革理论不可或缺的依据，因而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由于缺乏对社会心态概念的清晰界定，也没有厘清社会心态的内涵，更缺乏对社会心态结构的了解，也就难以形成社会心态的知识体系，更遑论社会心态的理论，难见一定学科框架下的规范研究”[1]167，多为无法触及本质的表面现象分析。基于此，探讨社会心态的概念内涵、结构与维度成为社会心态理论建构的基础。
总的来说，灌溉农业的主要效益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社会效益。因而，灌排事业的发展必须要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包括国家的政治意愿，以及在制定政策、发挥领导作用、制定发展规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撑、改革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支持。中国在灌排领域的发展成就、政策及目标和模式举世瞩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一、社会心态的概念
关于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学界并未达成一致，但较多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心态是一种初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他们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意识内部结构的探讨和普列汉诺夫对社会意识的二元划分，将社会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心理进行结构剖析，规定某些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或反应为社会心态。如张二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2]28；胡红生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的观念意识与时代的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紧密互动而产生的社会心理现象”[3]46称之为社会心态。二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把社会心态看做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支配下的社会群体主观情绪情感和价值态度等心境状态。杨宜音从个体与社会的心理关系出发，指出“社会心态是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4]128。这一论述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呈现了社会心态的结构要素，尽管这一结构不尽完整；同时突出了社会心态的宏观性，因此，在当前关于社会心态问题的研究中，该观点被视作较为权威的说法，并被大多数人所沿袭。马广海在杨宜音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剖析社会心理的结构，指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的动态构成部分，并针对社会心态的动态性和条件性，指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5]71。该论述弥补了杨宜音对社会心态产生条件的特殊性的忽略这一缺陷，并将行为发端的隐性部分——行为意向纳入社会心态的结构，因而更加完整与准确。王俊秀从思想与行为的关联出发，指出社会心态是“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1]168，并着力于社会心态内蕴结构的构建，将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规定为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
上述两个视角的考察其实都认为社会心态是群体性的、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且结构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前一类将社会心态放在整个社会意识范围内进行考察，从社会存在这一宏观现实出发探索社会心态的生成和嬗变，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具有一定的广度，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意识演变的过程把握社会心态的一般特性；较之哲学视域下宏观意义上的阐释，后一类认识则将视角下移聚焦至群体或个人，并参照德育过程中知情意行的关系模式，确立了社会心态的分析维度，这为我们具体分析某一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社会心态提供了依据和参考指标。
由于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词义相近，并且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会心态确是社会心理的某一层面或某一部分，因此依托社会心理学的相关论述来理解社会心态的内涵更为恰当。综合分析杨宜音、马广海、王俊秀三人的观点，我们认为社会心态的概念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2)采用预先配制NaOH 10g-50 mLH2O溶液与K3Fe(CN)610g-50 mLH2O按1：1比例混合使用，金相试样腐蚀的时间为60 s。
2. 作为具体的心理现象，社会心态有着特定的主体。“社会心态不同于个体心态，它不是某一相对独立的个体社会成员独特的具象心态反映，也不是这些单独的个体心态的简单相加”[7]94，而是表现为特定的群体心态，即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共性的心理状态，往往具有群体内一致性与群体间差异性的特点。因此，某一去个体化的“群体认同基础上的心理群体”[6]21便是社会心态的承载主体。
3. 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心理现象，社会心态的构成成分也比较繁复，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四个核心要素，即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而这些要素也是我们在分析一些具体的社会心态问题时的参考维度，当然，我们可以依据具体研究的需要，对这四个基本维度继续进行细分。
1. 社会心态的形成和嬗变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事实上，社会心态的结构是稳定性与多变性的统一，既有“根深蒂固的超稳定社会心态，如民族性，也有相对稳固但会缓慢变化的阶段性社会心态，如价值观，还有瞬息万变的变动性社会心态，如社会认知、社会感受”[6]31，但社会心态问题得到学界关注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因此我们在考量社会心态的内容时，强调的是其结构中的动态部分，而引发该部分变动的正是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或某些特定群体中”[7]94并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发生嬗变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等要素的总和。
二、社会心态的结构
3. 社会价值观：社会心态的内在灵魂
综合比较两种结构划分方式，笔者认为将社会心态结构进行中枢系统和边缘系统的二维划分更为妥帖，因为其不仅涵盖了或稳定或阶段性或变动的社会心态要素，同时确立了得以构建社会心态结构体系的中枢系统的核心要素，较之后者更为立体和清晰，而这也将是我们分析社会心态核心要素的前提和基础。
三、社会心态的维度
建立在社会需要和社会认知基础上的社会情绪“与机体的内分泌紧密相连”[6]126，具有强大的动力功能，可以驱使人们萌生某种行为意向，甚至在强烈情绪的驱动下直接付诸行动，从而奠定了其在社会心态结构中的动力基础地位。具体来讲，这种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情绪是个体行为的动机力量，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一般而言，人们的社会情绪丰富多样，且有正负之分，正面情绪一旦激活甚至内化为稳定的正性情感，通常会指向积极的行为，如互动、亲社会、利他，而负面情绪则往往酿造负情感能量，从而产生攻击、排他等行为。第二，社会情绪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正性情感的累积是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精神基石，反之，负性情感的积累则是集体行动的助推剂和撬动社会结构的杠杆。正如特纳在其情感理论中指出：“当人们持续地获得积极的奖励，满足互动对象所处的中观和宏观结构的期望时，他们将不仅形成对特定他人的承诺，而且形成对较大单元的文化和结构的承诺。然而，当人们在互动中持续地体验到消极情感时，这些承诺将消失，并且所处结构的有效性下降。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这种中观结构中产生消极体验，那么这种结构和中观单元的文化的社会改变将有可能发生，并将间接导致这些中观结构所镶嵌于其中的宏观组织结构进一步发生改变”[12]139。
1. 社会认知：社会心态的逻辑起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社会事物”包括微观的和宏观的两个方面。“微观的社会事物指的是自我、他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宏观的社会事物则指的是社会的普遍现象”[10]3。对自我心理和行为的洞察与评价往往被称作自我认知，而对他人的心理和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社会普遍现象的认识与感知则被称作对象认知，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我认知以对象认知为基础，并反过来影响对象认知。具体而言，自我认知是“社会主体在对自身与他物互动和比较过程所确立的”[3]60，对他人的了解及对社会现象的判断实质上为主体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人格和社会角色提供了参照系统和前提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我定位与角色期待。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就指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费斯廷格则指出个体以他人作为比较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而在与他人的交往或比较中，人们很容易生成诸如骄傲、自信、自卑等心态。而正在形成中或业已形成的自我认知使得个体具备相对稳定的人格与思维，由于个体的差异，他们对认识客体如他人或某些社会现象进行不同的反映与认识，甚至对客体进行主观重构和意义赋予，形成他们个人意识色彩笼罩下的对象认知，并生成诸如厌恶、焦虑或满足、宁静等不同的心态。因此，“每一社会心态的有机综合，既受个体自我认知能力的制约，又反映了他对自我角色期待的认知及其社会期待相协调的水平”[3]60。
虽然社会心态通常表现为人们的心理感受，但这些感受往往是以社会认知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恩格斯就曾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247这里所说的“活动”不单单指涉外显的行为，也包括内在的心理活动，而“自觉的意图”“预期的目的”则是指代社会认知。当然，社会认知的内涵远远不是简单的意图、目的所能概括的。事实上，社会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是“人们对社会性事物所进行的感知、记忆、理解、推理、沟通和协商的过程”[10]3，而社会心态层面上的社会认知虽不及思想理论等高级层面的社会认知一般严密、可靠，只停留在“对社会事物本身状况是什么、是怎样以及会如何的事实性认知”[3]60的层面，但其作用仍是巨大的，它能引导“社会公众在心理层次上对社会事物作出满意与否甚或是非对错的心理感觉判断，并进行某种程度的陈述和解释”[3]61，进而生发某些情绪乃至采取某些行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认知是社会心态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和认识基础。
社会情绪是心理学上的情绪研究从微观的个体层面向宏观的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层面扩展而出现的概念。它不是个体的社会性情绪，也不是若干个体情绪的总和，而是“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整个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体验”[11]57。由于社会情绪的产生基本等同于微观心理学上个体情绪的生成机制，因而也是由“内在的需要、动机、驱力所激发，是社会需要满足与否的直接体验”[11]56，社会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诸如愉悦、满意等积极情绪，反之，则会产生悲伤、不满等消极情绪。当然，社会需要的满足与否是决定社会情绪性质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社会心态结构内的社会认知同样影响着社会情绪的性质和程度，因为社会认知可以反映并“调节基本需要和期望，而主观期望高则满足程度低，主观期望低则满足程度高”[11]60。
2. 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的动力基础
(3) 工程后航道内最大淤积强度为0.9 m/a，平均淤积强度为0.6 m/a左右。年淤积总量为415.2万m3，淤积强度较大。
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不仅是社会心态中枢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系统分析社会心态状况的基本维度，为我们得以更深层次地理解社会心态的内涵和结构奠定了基础。因此，剖析社会心态的各构成成分的要义及作用，不仅可以进一步阐释社会心态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而且使得社会心态概念的操作化成为可能。前文提到，社会心态结构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核心要素构成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我们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分析各核心要素的含义、地位及相互作用。
利用导流洞改建的龙抬头无压泄洪洞设计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前期论证，至今应用已较普遍，当库水位至出口落差达100 m时其运用开启应较为谨慎，因为即便施工质量控制良好，出现局部损坏可能仍较大。以紫坪铺面板坝为例，排除震损情况，导泄结合段环氧砂浆损坏，经修复后，2013年汛期泄洪检查仍有局部空蚀破坏。目前看，高面板坝龙抬头无压泄洪洞设计已近极限状态。
学界对社会心态结构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借鉴社会表征理论中对社会表征结构的划分方法，确立社会心态也应当由中枢系统和边缘系统组成。其中中枢系统是核心，“直接与历史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条件相联系并被决定，同时带有强烈的它所涉及的规范系统的印记，并决定了社会群体的同质性”[1]169，因而相对稳定，而边缘系统则是个体特质和经验的整合，具有异质性和即时性，很难准确和细致把握，因此，可以通过确立中枢系统的核心要素大致构建社会心态的结构体系。如程家明指出“社会心态是由心理取向、社会理智和精神支柱三个层次及其所组成的诸要素构成的系统”[8]16，杨宜音从群体中的个体视角，通过个体的心理结构来推定社会心态的结构，指出社会心态的心理层次由表及里依次为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二人表述虽有不同，实则指向一致。马广海则补充提出应将社会行为的准备状态——社会行为意向也纳入到社会心态的中枢系统中去，因为这一要素可以预测社会成员即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社会心态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作为社会行为的风向标存在的。二是依照社会心态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特点来划分社会心态的结构层次。尽管因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得到重视的社会心态研究更强调变化，但作为社会心理过程运行和社会人格确立的中间环节，社会心态也具有稳定性。为此，王俊秀将社会心态结构分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稳定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和变动性社会心态四个层次”[6]31，其中超稳定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性格或者说国民性，稳定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念，阶段性社会心态一般有社会情绪和社会信任，变动性的社会心态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感受等。然而，国民性与其说是社会心态的超稳定部分，不如说是社会心态的历史根基和心理基础，它支配和控制着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心态，同时，若社会心态的稳定成分经历漫长积淀并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最内层，也会逐渐固化为超稳定的社会性格，而不再是随着社会变迁和转型而轻易发生变化的社会心态。因此，这一划分有将社会心态结构与社会心理结构等同之嫌。
如果说社会认知是人们对社会现象是什么的事实判断，那么对这些社会现象的价值评价就是社会价值观。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社会心态的主体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建立在社会认同基础上的心理群体，因此，作为社会心态核心要素之一的社会价值观，不同于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于一个社会的所有价值观念的总和，而是得到群体或多数社会成员一致认同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并且，社会价值观的指涉内容除了包含与个人为人处世相关的评价体系、理念信仰外，更多表现为“人们对于该社会应该如何存在和应该如何发展的看法，应该如何处理它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如何如理不同社会阶层、各个民族的相互关系的观念，关于什么是正义的、公正的、合理的观念”[13]218，这充分体现了个体与宏观社会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
前文提到，社会价值观是对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评估，因此其建立在对社会对象的事实判断，即社会认知的基础上，并且由于社会价值观一般内隐于社会结构、制度和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之中，很难从直观把握，因此必须依托“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喜欢或厌恶、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热情或冷漠等意愿情绪和行为倾向表现出来”[3]69。然而，社会认知的奠基性和社会情绪的表现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在社会心态结构中处于弱势的被动地位，相反，社会价值观不仅决定着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的性质，也是人们行动的精神向导，是社会心态的内在灵魂。虽然社会认知是人们对社会性事物的客观陈述与事实判断，但内隐于认知能力和人格中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在理解、解释某现象时进行了主观的构建，因而其本质上是带有评价和倾向的认知。而刺激社会情绪生发的需要满足体验或满足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社会价值观所决定的，因为社会价值观包含着人们对社会事物的权衡标准和评价体系，反映了事物之于人的价值意义和价值期待，因而能够帮助人们察觉和建构自己的社会需要并预期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这正是解释人们社会情绪差异的有力依据，即社会价值观相异的人有着差异化的社会需要，差异化的社会需要进而催生多样化的社会情绪。此外，由于社会意识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因而作为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是利害权衡的标尺，也是人们行动的内在精神支柱。
式中，k为频率维参数，l为调频维参数，为Chirp信号初始频率，l0为调频率，N为采样点数，WN=exp(-j2π/N)。该MDCFT算法对采样点数无质数限制，且信号参数不要求为整数，极大扩展了其应用范围。
4. 社会行为倾向：社会心态的转化中介
社会行为倾向虽不指代行为本身，但却是社会心态构成要素中最接近社会行为的部分，是社会行为的准备或萌芽状态。不同于无意识的行为，这里所说的社会行为具有行动意向性，是某项行动付诸实践之前的心理准备活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行为倾向是社会心态转化为社会行为的中介。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行为倾向都能转变为人的行动，许多动机转瞬即逝或者脆弱不堪，只有当某社会行为倾向能够固化并具备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时，转化才有可能实现。如前所述，无论是外显的行为还是内在的心理活动，都以一定的社会认知作为前提和基础，因而作为行为发轫的社会行为意向也必然受认知结构的影响，即人们只有运用认知能力分析并加工社会信息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需要；人们在自身需要的基础上对行为的预期结果与计划执行过程的利益考察，引发或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情感，从而在情绪的动力影响下产生相应的行为倾向；社会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与意义评估功能则可以弥补认知流于粗浅、情绪有失理性的缺陷，得以进一步权衡动机倾向的理与利，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动机由于与价值观相左而被扼杀，有些动机则由于与价值观相符而存活，相应的执行计划和预期结果逐渐清晰化和具体化。概言之，在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三者的合力作用之下，社会行为倾向得以产生并巩固。
TPACK框架是将教学法、学科以及技术进行整合，促进三者的动态平衡[5]，以呈现最优化的教学状态。徐春华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出高校教师TPACK处于中等能力，使用技术能力偏低，提出了提高教师TPACK能力的四点发展策略[6]。任秀华等人在分析教师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高校教师TPACK知识结构框架，并提出这个结构有七个要素[7]。因此，基于TPACK框架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结合教学情境，将三者融合，呈现出最佳教学方案并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心态的主体不是具体的个人，因而我们在关注社会心态中的社会行为倾向时，更多的是强调众人共享的行为意向，如某一具备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思想的心理群体对某类特定事件的参与热情，而这类特定事件既可以是群体中的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分别独立参与的，也可以是群体中众人的聚众行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集体行动。日常生活中公共参与行为、歧视与排斥行为等都可以纳入第一种行动的考察之中，比如某一特定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及程度、某些社会成员对特定群体表现出的态度及言行。由于这类行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通常由直观的认知或非理性的情绪直接引发，因而转化过程较为简单。相较之下，作为社会冲突的极端表现的集体行动则复杂许多。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塞尔曾归纳过集体行动产生的六个必要条件：“结构性诱导因素，结构性的怨恨、剥夺感和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和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14]64-66，并指出只有当怨恨、剥夺感转化为信念，才有可能在有效的动员下参与集体行动。这一方面印证了集体行动倾向形成和固化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了集体行动爆发的条件性。
参考文献：
[1] 王俊秀. 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J]. 社会科学战线，2013,(2).
[2] 张二芳. 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J]. 理论探索，1996,(1).
[3] 胡红生. 社会心态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 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 社会学研究，2006,(4).
[5] 马广海. 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 社会科学，2008,(10).
[6] 王俊秀. 社会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 许佳佳.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困境及突破路径[J]. 农村经济，2015,(4).
[8] 程家明. 社会心态的探究及其意义[J]. 江西社会科学，1993,(1).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邵志芳,高旭辰. 社会认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 王俊秀. 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12] [美]乔纳森·特纳,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M]. 孙俊才,文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3] 马俊峰.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doi：10.3969/j.issn.1009-2080.2019.01.008
收稿日期：2018-11-18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南京市民社会心态的嬗变及调适”(2018SJA0350)。
作者简介：许佳佳(1989-)，女，江苏建湖人，南京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80(2019)01-0039-05
(责任编辑：张连军)
标签：社会论文; 心态论文; 认知论文; 结构论文; 情绪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新时代南京市民社会心态的嬗变及调适"; (2018SJA0350)论文; 南京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