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置身于全球化时代，需要确立全球性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当代中国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向多极化且矛盾重重的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理念的提出也是对当代世界处于深刻变动中的国际局势的积极应对。马克思基于人类普遍性交往的视角，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和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共同体三种形态做出了创造性阐发。对于这一命题的学理解读，一方面需要我们准确理解自我、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及其形成机理，着力凸显民族与自我价值的当代意义，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在人类普遍性交往时代准确把握民族、自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践层面有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构建。
关键词自我 民族 自由人联合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当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富有时代特色的全球价值观，以期寻求真正体现全世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和“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入手，结合中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思想而创造性提出的，其中心目的就是实现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和平发展、共享共赢。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人类也正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21世纪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所提出的建设性方案，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特别是针对当今世界诸多逆全球化运动、大国间对抗、地区政治不稳定、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等突出问题，尤其需要我们从文化哲学视角给予深层次思考。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从人类开启现代化实践进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形成，人类进入了普遍性交往时代。在此情形之下，人类生活一方面以民族或国家的方式展开，另一方面则作为“世界”的一员参与实践着“世界历史”的呈现，并形成彼此息息相关的人类“共同体”。在全球文化拓展实践中，“共同体”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彰显了与民族、自我之间的张力，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球价值与民族自我价值之间找到一种有机平衡，进而构建一个能够有效解决事关人类未来发展的价值共同体。
2.1 基本情况 发生排斥反应34例34眼，男29例，女5例，年龄14～81岁，平均(50.45±13.26)岁，出现排斥反应时间为术后(1.65±3.25)个月。
人类普遍交往视角下的自我、民族与共同体
由于资本扩张所开启的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揭开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②的序幕。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的状态，并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历史整体。在这一前提下，任何一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都是世界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界历史的影响；与之相对应，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又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宏大叙事也是马克思思想建树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作为其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马克思高度概括了人类由大工业和普遍交往所开创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一体化”共同体的发展时代，彰显了人类历史实践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使得“民族”和“国家”意识被逐渐唤醒，“自我”与“世界”意识也日益得到彰显。在这里，我们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来对“自我”“民族”和“共同体”三个基本概念做一种文化哲学层面的解析，从而考察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一)“自我”“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自我”“民族”“共同体”三个概念范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价值诉求的三个重要的价值维度，因此厘清这些概念的文化价值内涵非常重要。
哈贝马斯曾预测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认为，全球化发展不可能以民族自我个性的消弭为代价。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不同于哈贝马斯的超越民族国家乌托邦色彩的共同体，而是内在秉承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扬弃了同一性逻辑可能带来的对“自我”个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压制，同时又摒除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强调树立人类共同体意识需要合理处理自我、民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有效解决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问题，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自我”同与之相对的“他者”互相交往，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Community)。从词源意义上讲，所谓的共同体是指具有同质性的一类事物的集合。从形成结构上来讲，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③。在内容构成上，共同体一般可以通过情感、利益和价值进行划分④。从逻辑学概念界定视角来讲，作为单独概念的“共同体”指“人类共同体”，它与“非人类共同体”相对应。而作为普遍概念的共同体可以泛指人类社会中通过情感、利益、价值、血缘、国家、民族抑或地域等各种因素形成的可大可小的共同体，隶属于“人类共同体”这个大的种概念。
我们在此把基于民族文化特性而形成的“民族”作为重要的共同体范畴，单独拿出来予以分析。一方面，从词源意义上讲，民族是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并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从构成条件上讲，一个民族应该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文化特征等要点。基于此，与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不同，民族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承载了更多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共同体，具有更加强烈的身份认同，典型的民族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这种身份认同使各个民族具备了主体意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自我”。这个主体自我在当下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1月，正值盐山分院开业一周年，医院启动“医疗精准扶贫、共建健康盐山”公益活动，其中包括为盐山县50岁以上群众进行免费体检，做好疾病早防、早诊、早治，提高群众健康意识；为盐山县养老院老人、低保户、五保户就医实行医保报销、保险理赔后，个人承担部分再减免50%的优惠政策，等等。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知，“自我”和“共同体”是两个互相交叉的概念。一方面，自我作为主体和他者一起构成了不同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共同体有很多呈现方式，每一个共同体都有与之相对的共同体。同时，共同体作为主体与其他共同体相对的时候，也可以从主体—“自我”的视角来理解。也就是说，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讲，“自我”和“共同体”是一个相对概念。
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3页。
(二)民族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量，总结出人类社会从血缘家庭、部落、民族再到人类共同体发展的过程和机制，并归纳出人类社会发展以及民族与共同体形成的各种因素和规律。
⑥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466、107～108、107～108页。
随着人际交往和经济交往的扩大，人们开始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突破单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共同体，形成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⑨，在此基础之上，其所处的地域、习俗、语言、历史、文化等各种共性意识或者共同的价值诉求形成更大的共同体。这种通过契约或者征服联合而形成的最初的国家所有制共同体明显带有人为建构目的。需要明确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交往的普遍性以及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地域的局限，形成为普遍性的交往，如此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之间互相依赖与往来便是一种必然性趋势。也就是说，除了通过人为因素如契约等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外，伴随着普遍交往下的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形成了人类社会中新的一些共同体。
通过分析可知，关于民族以及共同体的形成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自发自生形成的共同体，接近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即“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⑩。一般来讲，自发生成的共同体都是偏小的共同体，比较依赖共同的情感、血缘、文化、历史、习俗等因素；其二是出于某种目的而人为建构起来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作为有意构建起来的共同体，本身带有鲜明的价值主体的目的，这种共同体主要体现了构建主体的价值目的，但是这种目的不是共同体自身形成的目的，而是共同体构建者赋予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共同体的形成往往是自发形成和人为建构等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例如民族国家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自发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同样也受政府主权者的规定，甚至民族也可以国家化。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国家之起源，即由于人类繁殖所需的一对男女以及生来就为主人与奴隶的相互保全欲求，自然而然地构成家庭，由此逐步形成一个自然村。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说法突出了民族国家形成的自发性特征。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指出，“国家是通过征服或契约而建立起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特别强调了国家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共同体一方面是自发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也存在人为建构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往往互相纠葛成就了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需指出的是，如果共同体是单纯的自然形成的，那么这个共同体对构成其的自我与他者而言就是异己的。如果共同体的形成处于人为因素但并不是自我自愿参与构成的，那么这个共同体与其中的个体自我仍旧是一种异化关系。而真正自由的共同体应该是人们出于某种共同的目标而自愿协商形成的共同体。理解了这一点，人类命运共同体范畴的本质内涵和形成过程就容易被明晰界定了。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我们需强调的是它并不存在一种实体性的形式。虽然“二战”期间成立了联合国，但联合国并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体表现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因为血缘情感，也不是因为文化或者利益如国家共同体，而是为人类解决与生死存亡相关问题而自愿协商参与形成的“价值共同体”，即一种全球价值观。作为一种全球价值观，它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得不选择的一种趋势，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自发性因素；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为了共同的生存，即出于自身生存的目的而自愿共同协商，积极地促成建构共同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价值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人为推动因素。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更能深刻地理解这一范畴作为道德共同体，是一个负有正义、道义和使命的“风险共担的自由共同体”。
(三)人类“共同体”建构的历史必然性
联合国在加入机制中设定了各种规则，并不是在完全自愿协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的价值共同体，更多的是一个具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共同体。
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世界历史就是现实的感性的人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获得自我解放和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自由不是毫无规范的自由，自由是自我、共同体规定和被规定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张力存在。自我的自由不仅仅是消极的被规定被赋予的自由，同时是积极的自由，及能够发挥自我权利的本源性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理论研究的最终理想，即在每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层次上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他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冲突式的，而是自由自愿的联结。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社会是自我依附于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凸显自我个性但却解构了共同体的社会，而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我、民族和共同体辩证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毫无疑问，这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一种当代价值延伸。
着力凸显民族与自我价值的当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一致性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选择。在人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在“自我”和“民族”发展中既保留独自特色又能与其他民族文化达成一致，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休戚与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在客观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归纳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自我”“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文化多样化发展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在对话协商基础上自愿建构的价值共同体，它主张包容开放的价值理念，不同于“一元主导”或“二元对立”，它倡导“多元一体”的价值观。与西方社会提倡一元主导下的普世价值观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发展价值观，即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要以一种包容互鉴的姿态进行交流对话，从而化解宗教、文明、政治等方面的冲突与纷争。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真正发展，历来都是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吸收他民族部分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互相的交往和借鉴中前进的。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通过良性互动，合作共赢，不断地排解各种矛盾，共同抵抗各种危机，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更好地增进全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自我主体价值的含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发展理念，是以尊重个体、个性及自我的价值为前提的。进一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下，自我不仅指“个体自我”，同时民族国家也是“个体—自我”的呈现方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反对政治与文化霸权，倡导将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最终还原为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及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处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价值共同体，因此它不具备实体共同体自带的利维坦倾向。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为自我(个体与民族等)提供了归属感和精神寄托。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强调的，“共同体是一个人们互相依靠、互相帮助、温暖而又舒适安全的场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就在于自我个性和自由的守护，如果放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则可能会使个体自我之间变成相互陌生的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和凝聚性。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愿协商建立起来的价值共同体，“规避了其他共同体所带来的规范义务，使得自我个体不必必须服从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在法律意义上为自我个体提供保护义务，这就有效防范了实体共同体的利维坦倾向”。在此前提下，自我、民族、国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成为基于自主性选择而形成的一种价值承诺，通过这种价值承诺，可以有效化解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纷争和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
(三)辩证处理自我、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的三位一体关系
从词源意义上讲，“自我”(self-)指涉的是人的主体意识概念，是人作为主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以及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认知的结果。从语词结构上分析，一方面“自我”可以作为主体实践者(I)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另一方面“自我”作为被观察者(Me)而被认识被改造。从逻辑学的概念外延来讲，“自我”这个概念不是具有广延性的单独概念，而是具有广延性的普遍概念。“自我”与其普遍交往的“他者”相对相依，一起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往小界定可以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宗亲等，往大界定可以是民族、国家或者人类共同体。需要注意的是，“自我”的外延——“他者”既可以是别的个体，也可以是别的民族、别的共同体、别的国家等等。例如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称作是与其他国家作为“他者”而相对的那个意义上的“自我”。也就是说，本文中，“自我”这一概念作为主体并不单单指个体—自我，而是普遍意义的“自我”。另外，从哲学内涵来讲，自我又被划分为“经验自我”(The Empirical Self)和“超验(纯粹)自我”。“经验自我”指可经验到的能够被感知的与其他对象物共存的存在物，而“超验自我”是能动的自我意志。
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其本质是要塑造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让每个国家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式发展。它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让全球能够在战争、国际冲突、全球环境污染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使全球性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它反对一切迫使共同体成员放弃自我个性、放弃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二者彻底趋向于同一性、消融在共同体之中的霸权逻辑。它主张“自我”与“民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轮子，不能强调“民族”不顾“自我”，也不能个人自我至上，废弃了民族文化，“自我”是“民族”发展的载体，“民族”是“自我”存在的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者存在的最终依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自我”“民族”以及“共同体”关系的合理安排。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由自愿的价值共同体，自我、民族以及共同体之间的权限应具有合理划界，不能以共同体的利益伤害个体，也不能偏袒个体伤害共同体，使自我、民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让每个个体自我、民族、国家自由联合起来，即在自我个体、民族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前提下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消除民族国家的治理职能，而是在关涉人类生存、国际政治和平发展、全球环境保护等事关人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上，各个民族国家能够在自愿、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达到最优化解决困境的最大公约数，有效化解人类危机，建构人类光明的未来。
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建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日益产生强烈的国际共鸣。那么，如何在愈加复杂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我们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新秩序的建构
当今世界利益分化严重，价值观冲突凸显，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需要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新树立新的世界秩序和价值观念，“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不仅是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综合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世界和谐发展的秩序”。进一步而言，国际社会的和谐相处需要构建世界新秩序，一方面要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和谐发展“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宽容的价值观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主张天下为公，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内蕴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的结构，推动国际关系和治理体系能够更加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能够和平发展。为人类世界构建一个国际之间协调发展的新的国际关系秩序提供中国智慧。中华文明本身就内具包容性，强调差异性发展，不同民族、文明之间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因此，内含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自然包含着互相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就是保证每个国家、民族、自我能够享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关系。它要求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做出努力，建设一个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合作共赢、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绿色低碳、清洁美丽、共同繁荣的世界，这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内涵的深刻揭示，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
(二)跨越大国对抗与民族文化消逝陷阱，尊重文化多样性
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家园，并在这个家园中创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一方面，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不同的文化凝聚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智慧，多样文化之间不断交流、融合、碰撞，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共生共处，给世界和人类社会带来活力和丰富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的多样性是引起大国对抗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文化之间在交流碰撞的同时产生了排异性行为，造成国家之间种种冲突，限制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合作性的，尊重主权平等、自我价值发展、民族自由发展、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价值共同体。一方面，它超越了大国之间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限制，尊重自我、多样民族国家的多元化发展和交往的价值观念，以“和而不同”的心态，主张消除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另一方面，它强调大国应当担起责任，通过“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思想促进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从中取长补短、交流互鉴、共同发展，让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国家冲突的根源，而成为促进各个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之间能够跨越对抗、共同进步、和平发展的动力。
连锁零售业实体企业的产业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展现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个时候，就需要针对实际情况，构建合作共同体。但是在传统的理念上，连锁性零售业实体企业仅仅就担负了销售商品的主要任务，而且这样就显得销售渠道过于单一。因此，这个时候，不少企业就开始加入了零售业的电商范畴，还有不少代理商，直接在天猫与淘宝平台上展开销售业务，这样不仅压缩了实体零售企业利润空间，而且也提升了实体零售企业的竞争力。
拟建建筑场地内存在素填土，耕土和淤泥层，其强度低，压缩性高，其稳定性差。但是基底为中硬土层或坚硬土层，若拟建建筑物采用的基础进入稳定地层后，不会发生地基失稳的现象，地基的稳定性可得到保证。
(三)重视个性解放实现自我价值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揭示了现实自我的实践方向，尊重了个体的主体地位，重视个体自我的觉醒、创造和实现。在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下，自我的主体地位被遮蔽掉，自我被共同体所压抑，其个性和多样化被抑制。我们知道，个体人的生存并不是为了其自身之外的某个目的生活，而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创造“自我”的个性和人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点，“自我”开始觉醒，其重要性也日益突显，“自我”的自由实现成为实现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这里“自我”的自由没有被全人类“整体价值”所压抑，而是被有效释放，“自我”的主体性意识和创造意识得到了觉醒，主体地位得以彰显。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不同于具有利维坦性质的国际政治组织，它不具有实体利维坦倾向去压制“自我”个体的自由权利，“自我”保留了属于自己的“自留地”，不再是隶属于某个组织的受压抑的不自由的个体，而是将个体还原为其自身的真正的“自我”，另外，“自我”觉醒、创造和实现的过程也是人的一种自我认识和反省，是人和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须条件和本源动力。
(四)以大国责任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形成
哈贝马斯曾指出，“各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承担着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合作过程中，相互制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应该自觉意识到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当代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思想的核心精髓，以“一带一路”为倡议，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依托，主动以大国责任来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实践，这客观上为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并努力打造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中国—非洲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以建设好中国、发挥好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毋庸置疑，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缔造公平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为人类的持久和平、发展和繁荣不断贡献出中国力量，同时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回应了时代发展的共同诉求，也凝聚了各国和平发展的共识，开启了共建美好世界的新篇章，充分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自觉统一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
①习近平：《决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从本质而言，对个体性别差异的研究首先是基于生理性别完成的类型划分，这是因为生理性别是个体与生俱来、最易识别的客观属性。针对旅游活动中的3类重要人群，学界从不同视角深入考察了性别差异的具体影响（见表1）。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
③[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④周安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探讨》，《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
认知与计算的实践转向中，图灵提出了一种客观的，易于操作的检验方法。在他看来，如果一台经过编程的计算机能够与一个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谈论任何话题，而用户判断不出他是在与一个人交谈还是在与一台机器交谈，那就可以说这台计算机是具有智能的。这就是“图灵测验”。
⑤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6页。
在临床中,急性颅脑损伤诊断难度较大,在诊断的过程中应加强对以下三点的注意[2],其一,在分析颅骨骨折成像时,应加强对颅骨断裂程度的辨别。与此同时,区分间接征象。其二,在诊断硬膜下血肿和硬膜外血肿的过程中,同硬膜下血肿相比,硬膜外血肿范围相对较小,在影像资料显示过程中,通常形状为梭形,而且不在颅骨分析之间跨越,通常情况下,同骨折合并在一起,与暴力撞击有着密切关系;而硬膜下水肿在图像中以新月形呈现,能够在颅骨缝隙间跨越,而且其覆盖面积要比硬膜外血肿更为明显,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不会与骨折合并的。其三,以不同MRI成像为依据,对血肿以及病变状况进行分析。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很难单独生存，不得已以家庭血缘的亲密关系为纽带，通过血缘关系而自动自发性地形成了“血缘共同体”。随之普遍交往进一步发展，“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合的部落)，或部落联合”⑤即在家庭基础上扩大形成“部落共同体”等最初的人类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⑥。在这个阶段，分工还不发达，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共同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共同参加劳动，参与分配劳动产品，这个共同体的形成结构仅限于家庭、部落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⑦。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阶段，“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⑧。可见，自然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初期自发形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在每个个体在不断的交往过程自发形成的，因此是一种亲密、单纯的共同体，每一个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为计划和设计出来的，而是原发性生成的。在这个原始的自然自发形成的血缘共同体或部落共同体中，个体自我利益服从于共同体利益，但由于其过于强调集体，忽视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忽视了个体的自由，因此不是理想的共同体。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需要明确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在价值内涵方面略有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指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因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逐渐演变成一个互相交融、影响的统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超出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限制，是从全人类休戚相关的生存问题出发，考虑全球和平、公正、平等发展的一个必然性选择。如果从逻辑学角度进一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其他共同体，是一个单独概念，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共同体，囊括了一切人类，既包含每一个“个体—自我”，也包括每一个“民族—自我”，是“自我”与“民族”的融合体。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卷第二章，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可以看出，串补装置的电压补偿效果与负荷电流有关：当线路负荷重时，电流值大，电压补偿越高；线路负荷较轻时，电流值小，电压补偿较低。因此，串联补偿电容装置不会出现电路轻载导致的过补偿情况，也不会出现电路重载时补偿不够的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如果人们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分工自然形成而不是出于自愿形成，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而共同体的形成也遵从同样的原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人类社会共同体发展需要经历三种主要形态：其一，自然形成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也就是说，只要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共同体与其中的个体就是一种对立的存在，即共同体代表了共同体内一切人的意志，个体的自我意志必须服从共同体的意志，自我依附于共同体，自我个性被共同体利益压制；其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扩大和人们普遍交往的深化，形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物质资源相对丰富，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强调自我解放和自由，使自我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自我仍旧被资本剥削，受国家机器的压制，因此，表面的自我自由掩盖了本质上的不自由，国家也成为一种只能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虚幻共同体，正如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他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对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资本共同体”或“虚假共同体”。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自我个性被释放，共同体对个体的压制可能会减弱，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虚假共同体并没有被解构，一方面，这种极度扩张的极端自我主义及原子式存在过于重视自我，架空了共同体，导致共同体的利益没法保证从而也使自我利益受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自我仍旧隶属于资本共同体，真正的自我自由仍旧是部分社会阶级的自由而不是全部人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只能是虚假的共同体。其三，人类社会发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应该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同体是每个人都出于自愿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共同体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每个人的真正自由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得到实现。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9页。
五、学习贯彻十七大，围绕贴近基层服务，在深入调研上下功夫。随着改革的深化，大量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发生的基层，因此，工会的组织工作重心也必须“下移”。师团工会工作要围绕“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有针对性地指导工作，夯实基础。今后，师团工会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职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好职工热点、疑点、焦点问题化解，尤其要对带倾向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调研，为工会组织积极投入新型团场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及对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165、199页。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载[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商务英语专业强调应用性，因此，在对教学效果进行测试与评价时，不能沿用专业英语的测评手段，而要体现商务英语专业自身特点。对于独立学院来说，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对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效果进行测试与评价：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确定输入、输出量的模糊集均为{NB(负大)，NM(负中)，NS(负小)，ZO(零)，PS(正小)，PM(正中)，PB(正大)}，论域为[-6，6]，结合系数的模糊集为{VS(很小)，S(小)，M(中)，B(大)，VB(很大)}，论域为[0，0.125，0.250，0.375，0.500，0.625，0.750，0.875，1.000]。偏移的量化因子Kε=0.06，偏移改变量的量化因子KΔε=0.2，角度偏差的量化因子Kθ=750，角度偏差改变量的量化因子KΔθ=6 000，液压缸压力差的比例因子KΔP=5。
总之,课堂教学是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的,因为教学的内容,对象是十分具体的,也是千变万化的,“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策略”只是提供了改革原有课堂教学的基本思路,具有定的原则性,而在应用时,要根据教师本身,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的特点进行教学,灵活安排,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模式,机械搬用,以促进学生主动参与、促进学生发展为原则更好地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作者简介：邹广文，1961年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梅艳，1989年生，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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