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移民看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他们平均化处理，是造成欧洲2015年以来移民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探讨移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尝试将西方学界的社会团结理论分为两类——“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来探讨。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总结出欧洲移民政策的得失，并给中国的外籍人员管理政策带来了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应当将政治认同因素纳入签证政策制定的考量；第二，应鼓励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保留自己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第三，把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并做出一定贡献的外籍人员的意见和诉求纳入国家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中来。
关键词：逆全球化；移民；社会团结；认同
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运输和通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自西欧向世界各地迅速展开，并由此带来这些地方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也使世界各国基于文化、宗教、地域、族群而产生的认同差异逐渐缩小。如韦伯所断言，资本主义精神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一旦资本主义体系成熟了，社会不同群体可以由法理型权威团结起来，这个模式也可以推广到非新教社会[1]。然而，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为选美国总统，人们意识到，尽管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人口流动，促成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移民潮的形成，却没有消除人和人之间的认同差异，反而使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2]。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一改往日自己对全球化的信心，“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时刻”[3]。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对欧洲移民危机的研究也不断增多，这些研究揭示了造成危机的不同原因：在宏观层面上，移民危机是欧盟共同体无法协调共同体利益和成员国各自利益的结果[4]，对移民“福利权利向下”的政策更加重了成员国利益受损的现状[5]；在中观层面上，由于移民认同对本土社会造成了负面冲击，德国从二战后的多元文化政策转向了“主导文化政策”[6]；在微观层面上，移民对欧洲本土技能劳工的就业威胁引发了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7]。这些研究既注意到了移民危机中的社会经济因素，也看到了文化、认同的冲突带来的社会分裂。但是从另一视角来看，这些研究只讨论了移民危机和欧盟政策、成员国政策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关注移民政策背后的理论根源；仅就欧洲移民危机谈欧洲的移民政策，没有涉及世界其他地区在逆全球化危机中的应对措施。为更深入地探讨欧洲移民危机的成因，笔者试图在分析西方学界已有的社会团结理论的基础上来看其移民政策的得失，并为逆全球化危机下中国外籍人员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一、逆全球化危机下欧洲社会移民问题的反思
2015年上半年，中东地区由战争导致的难民问题集中爆发出来。面对国内外社会的道德责难，德国总理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承诺德国将在一年内接收80万难民，同时其他欧盟领导人也承诺实行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2015年全年共有240万移民被欧盟国家接纳，成为欧洲历史上移民流入最多的年份。该年度德国共接收了150万移民，比2014年(88万)多了近一倍。仅次于德国的英国和法国分别接收了63万和36万移民[8]。移民的大规模涌入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原生面貌，激化了长期存在的文化、宗教矛盾，由此认同差异问题再次成为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西方学界需要反思并找出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出问题的原因。
首先，在政治领域，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将移民看作是赢得选举的潜在票仓，从而主张无限制地吸收新移民。在英国和威尔士的例子中，如果尚未获选举权的230万移民参与2015年的英国大选，估计有95个议席将归工党所有，最终会改变大选结果[9]。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Žižek)批评道，左翼政党希望移民能够填补无产阶级的空缺，激发左翼社会运动，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移民数量的激增带来了无法控制的社会冲突，其结果只能是反移民呼声的高涨[10]。
其次，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公共讨论中，吸引移民被看作是解决欧洲老龄化问题的手段，而整合移民的经济、时间成本却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人口学家倾向认为，少量移民无助于改变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现状，而足够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移民数量也会改变社会的族群结构，造成社会认同的分裂[11]。但是，在欧盟内部经济发达、公民受教育程度高而生育意愿低的地区，公众依然将移民看作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有效办法[12]。在2015年大规模难民进入欧洲社会后，欧盟仅为其提供了最基本的食物、医疗和住宿等资源，却在语言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少有投入。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移民保持着移民前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对欧洲社会的团结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最后，宽松移民政策引起的社会危机，暴露了多元文化主义和资本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霍尔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以宽容不同地区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为原则，却始终和非西方文化保持着距离，即“你可以待在我周围，我同意不被你打扰”[13]。齐泽克尖锐地指出，文化多元主义在本质上是为全球资本的理性计算服务的。它不仅以“榨取却不介入”的“殖民者”态度对待非西方社会，甚至将西方社会自身也变成了一个经济剥削的对象[14]。这种资本的理性计算只考虑全球产业利润的最大化，并试图阻止那些无法被合理化的价值介入社会规范。
以上总结的三方面原因皆指向了现代化理论中以技术性态度对待移民的弊端。在制定移民政策的时候，欧洲国家假设移民的认同差异会自然而然地被西方理性化生活方式所瓦解。移民被当作没有认同的个体，以原子化的方式进入到选情、人口老龄化、税收、劳动力等技术化的讨论中。由种族、宗教歧视等引起的社会冲突逐年上升，危害欧洲经济体系所依赖的社会稳定。可以看出，在2015年以来逆全球化危机的背景下，移民的认同不仅没有被理性化的生活方式所消解，反而威胁到了国际共同体长久以来形成的全球化基础。
当前的流行音乐课应该以提高学生对音乐旋律的感知力为学习目标。学生大都偏爱流行的电视剧、电影、明星等，教师可以引入流行题材，找到学生心中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教育。如在欣赏贺绿汀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短剧《牧童》，让学生融入到短剧的意境中，感受生动活泼的音乐氛围，释放各自的内心情感。在播放之后，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一系列问题，比如让学生轮流起来回答自己最喜爱的音乐明星、音乐类型等，学生一起沟通交流，对当前的流行元素进行探讨，在课堂上进行有效的师生音乐互动。
二、两种社会团结理论体系及其比较分析
(一)“整体性”理论：消解移民认同的社会团结
如西方学界所反思的，将移民看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他们做平均化处理，是造成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克服逆全球化危机的挑战，需要从认同视角分析移民群体，同时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对待移民的认同。为了进一步讨论移民认同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将西方学界的社会团结理论分为两类——“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
“整体性”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团结应当建立在移民认同的消解上。换句话说，通过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上的治理方式，现代社会有可能将具有不同价值认同的社会群体整合在一起，恢复其同质性。
1.涂尔干：社会分工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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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政治认同是国家承认移民合法身份的底线。不管是“整体性”理论还是“关系性”理论，其目标都是维护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它们的差异仅仅在于实现目标的方法不同。例如，哈贝马斯强调移民自身的价值认同不能改变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别是这种政治文化根植的法律传统。这就是说，移民若想获得合法身份，就必须接受移入国家政治文化的归化[27]。
涂尔干认为，应对社会“失范”的关键是将社会团结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即社会分工的充分发展。为了更生动地说明这种有机团结形式的特征，涂尔干借用了生理学的视角，将整个社会比作是一个独立的动物体。动物体内各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必须依赖大脑和神经系统才能工作。以此类推，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工及其各司其职，离不开国家的管控和执法部门的监督[16]。进入分工体系的个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人们不再通过文化、宗教、氏族等的传统认同相互关联，而是依靠社会分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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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涂尔干的“整体性”理论是否可以解决由移民认同问题引起的社会危机呢？社会分工理论的第一个前提在于，所有人或大部分人都能够被纳入分工体系、各司其职；二是围绕社会分工体系，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权责体系，使基于宗教、族群的认同不再具有整合社会成员的功能[15](363)。然而，在逆全球化危机的背景之下，这两个前提都难以发挥其功能。首先，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跨国公司将产业分工分散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以此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这种做法使欧洲社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矛盾不再是殖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的掠夺，而是变成了全球资本同全球社会的对抗[17]。例如，2017年，希腊的失业率已经高达21.1%[18]。其次，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引发了欧洲本土居民对福利系统的担忧，原来平衡的权责体系被破坏，基于文化、宗教、族群的认同又重新成为人们和社会相联系的主要方式。在此意义上，涂尔干的“整体性”理论难以解决逆全球化危机下的社会分裂问题。
2.“创造一个更大的认同”：罗蒂的社会团结义务论
另一个典型的“整体性”理论来自实用主义理论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涂尔干试图通过客观的分工体系恢复社会的同质性，而罗蒂则希望建构一种同化认同差异的主观性理论。罗蒂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有相互团结的社会义务？从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平权运动席卷全国，平等对待不同信仰、性别、种族群体的呼声对社会生活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潜藏着分裂和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罗蒂批判了传统的社会团结理论，试图为社会团结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罗蒂反对康德从道德实在论推出团结义务的做法。在康德意义上，一个人对他人具有义务感，不是因为他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信仰、国籍或种族，而是因为他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罗蒂提出，康德为了论证团结义务的绝对意义，将“理性”概念和同情、怜悯等道德直觉对立起来，实际上忽视了人们在生活经验中习得的团结意识[19](274)。另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中“人类”的提法虽然不再有“理性”等任何道德实在论的概念[20]，但是“人类”概念过于宽泛，同样不能作为团结义务的有效来源。在他看来，所有真实有效的政治义务都来自一致性的认同，即将他人看作是自己的同胞。这种一致性的认同是在历史的偶然性中形成的，比如“希腊人”“瑞典人”[21]。解决社会排他性的关键就在于创造一个更大的认同。这就是说，国家需要有意识地培养一种社会氛围，使人们逐渐将不同文化、信仰、族群的群体看成是“我们”的一部分。
2.泰勒：认同、相互承认和社会团结
(二)“关系性”理论：以认同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团结
哈贝马斯指出，真正的社会团结具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世界观的去中心化，二是个体之间的动态共识。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经济体系的复杂化，个体从封闭的环境中脱离出来，需要独立地做出决策，并且对决策的后果进行理性分析[23]。在这个过程中，由法律、制度组成的客观世界和个体的主观世界逐渐分化。哈贝马斯认为，以世界观的去中心化为基础，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长久的团结形式。因为，在人和人之间、不同群体间达成共识之前，人们需要明确自己的主观立场是什么，他人的主观立场是什么以及客观世界的要求是什么。在不同立场的区分之中，个体掌握了一种解释自身行为的方法，使他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在共识达成以后，个体可以比较新共识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冲突，并进一步反思共识的有效性或逐渐修正客观世界的要求[24]。
我初到柳江古镇的时候，隆冬已在那个小镇盘桓了一段时间，街头那棵近千年的黄葛树枝头只零星地挂着些干枯的叶子。那些泛黄的叶子极像一片片风车叶，在起风的日子里发出“唰啦、唰啦”的响声。
在2015年以来的逆全球化危机中，面对大规模具有不同文化、信仰、族群背景的移民潮，欧洲和北美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各种认同并存的异质性社会。它们难以通过“整体性”理论来整合移民认同的方式，来恢复社会的同质性。由此可进一步追问，是否社会团结一定要建立在移民认同的消解上面？是否存在另一种社会团结的形式，它不以同化他者为目标，而是建立在承认和允许差异上面？由这些问题出发，以哈贝马斯和泰勒的社会团结理论为例，探讨“关系性”理论的可能性。
从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两个社会团结前提出发，可以看到他的“关系性”理论具有两个关键特征：首先，个体之间需要在不断地“交往行为”中达成一系列的共识，这些共识使不同群体能够在社会规范上达成一致。其次，由制度和法律组成的客观世界应当是允许批判和修正的。这种批判不是基于个体的、任意的、私利的意见，而是建立在“交往行为”的共识之上。在制度和法律的修正中，不同群体共享的社会正义目标就和客观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而客观世界的合理化又反过来巩固了社会团结。
在逆全球化危机的背景下，大规模移民使欧洲和北美社会的认同多元化成了一个难以改变的现实。“整体性”理论主张，国家应通过消解认同差异来恢复社会的同质性，这种方式不仅在短时间内无法整合大规模的移民，还有可能引起移民的抵触情绪。对于这个困境，哈贝马斯的“关系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团结形式，它使各个社会群体能够在保持自身特殊认同的同时，共同参与到社会规范的建构中来。若要解决逆全球化的危机，就需要将移民的意见和诉求纳入制度—法律层面的修正中。如果只是单方面改变移民自身的认同或生活方式，并不能有效地将他们整合到社会里[25]。
以涂尔干和罗蒂的社会团结理论为例，可以看到在逆全球化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性”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分裂的难题。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欧盟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将移民群体与当地居民整合在一起，也无法实现“整体性”理论所要求的同质性社会。面对“整体性”理论的失效，哈贝马斯和泰勒的“关系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团结视角。它以承认认同差异为基础，尝试建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关系性”理论能够顺应全球化进程，有效地协调认同差异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基于“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总结欧洲移民政策的得失，并设想一种有利于社会团结的移民政策。
罗蒂承认自己的社会团结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是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具有包容性，或是鼓励具有不同认同的群体加入共同体[19](280)。2015年以来的逆全球化危机有其特殊的历史、社会诱因，即欧洲和美国吸收了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信仰、族群的移民，前往美国的移民大多数来自拉美、亚洲地区，欧洲则吸纳了上百万的中东移民[22]。相比之下，罗蒂提出的“整体性”理论所针对的是美国60—90年代的欧洲移民潮，那个时期移民群体并未对美国本土社会形成根本性的认同冲击。但是，当认同差异造成的社会分裂已经出现，加上经济凋敝、就业萎缩，不同社会群体需要抢夺的社会资源，罗蒂的“整体性”理论就失效了。
国际快递模式指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即敦豪、天地、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国际快递都具有发达的自建全球网络，利用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和遍布全球的本地化服务，为用户带来极好的物流体验。但是国际快递价格相对比较高，一般商户只有在客户时效性要求很强的情况下，才使用国际快递来派送商品。
徐州税务机关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徐州重要指示为指引，站在全省看税务，站在云端看税务，站在世界看税务，抓住税务机构改革的新机遇，全面实现税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
因为点P到△ABC三个顶点A、B、C的距离分别为a=1,b=2,c=2,所以asinα+csinγ>bsinβ,bsinβ+csinγ>asinα,asinα+bsinβ>csinγ恒成立.所以点P存在.
1.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导向的团结
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看来，以往的社会团结理论未能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中个体对认同的需求[26](35-48)。认同需求被满足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个体需要意识到，自己和别人具有不同的认同，并且这个特殊的认同不会被其他群体所压制或同化。一个容纳所有人的认同形式取消了“他者”的维度，进而每个人的认同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泰勒认为，对认同的需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变得特别重要。私人层面的关系是个体认同形成的重要途径，在与亲密之人的对话中，一个人最初的自我认同得以形成，这个认同为他参与公共对话提供了基本的立场[26](56)。在公共层面，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关系决定了他们能否组成一个团结的社会。在泰勒看来，仅仅提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身认同的权利，并不能促成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反而使西方社会的平等观念流于表面的“政治正确”之上。在不同文化、宗教、族群之间，一种真正的平等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某些共性压倒了差异。当他们能够成为理性对话者、历史记忆者和社会危机的解决者，并且这些身份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于文化、宗教、族群所产生的差异时，不同群体才能相互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从而组成一个团结的社会[26](59-61)。
由此，泰勒提出了一种比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更为激进的“关系性”理论。不同认同群体的对话不能只是停留在“商谈”层面，它需要转变为一种参与式的政治行动。在共同行动的基础上，不同群体承认对方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由此才能实现一种真正的社会团结。在泰勒看来，促进移民的融入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为了避免社会分裂，欧洲国家需要考虑如何让不同的群体共同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如泰勒所指出的，共同参与的政治行动建构了一种新的认同，如果它的重要性超过了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的认同差异，社会就将从分裂的状态转向团结。
三、从理论到政策导向：欧洲社会如何对待移民认同
当装入1个行星轮时，它与2个太阳轮的位置即相对固定，如图2(b)所示，在距第1个装入的行星轮角度为为行星轮的个数)的位置，必须保证能装入第2个行星轮，其余行星轮也同样。即在行星轮严格均布的情况下顺畅装配，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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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
作为最早系统提出“整体性”理论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试图从社会团结角度来解释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失范”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是社会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过渡的产物。随着经济功能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的认同和行为模式展现出多元化的样态，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道德规范的缺失[15](17)。
以美国和法国的比较为例，分析统一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不同文化、信仰、族群移民的开放态度是其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但是，美国在接收移民的问题上同时执行两套标准：一是考察移民的“自然身份”，即他是否出生在美国、和现有美国公民的关系；二是检测移民对美国政治架构、法律传统的认同程度，涉及移民法中一系列考察移民是否熟悉英语、美国政治、美国历史等技术性步骤[27]。这两套标准使美国的多元文化群体以统一的政治认同为核心凝聚在一起，避免形成分裂社会的力量。与此相对，法国在移民政策上忽视了政治文化认同的作用，将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完全归入私人领域，并认为这些因素不应当成为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障碍。于是，穆斯林移民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容易获得合法身份。问题是，伴随着就业率变低、社会治安变差、福利减少、文化排斥等压力，穆斯林移民群体中长期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种处境强化了他们对跨国家的文化、信仰认同，削弱了他们对国家政治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28]。
通过表3可以看出，耕地定级指数与经营效益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Pearson Correlation）为0.837，并且显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因而两者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均是特别显著的。这在数学与常理上证明了结果的正确性。金安区耕地质量定级结果符合金安区实际情况。
(二)包容多样性
对于已经获得合法身份的移民，需要充分尊重其原生文化、族群、信仰的多样性，并承认不同认同群体的平等地位。在逆全球化危机中，“整体性”理论之所以无法有效地塑造社会团结，就是因为移民自身的认同难以被消解，甚至是被强化和加固了。随着移民进入一个陌生社会，他们的自身认同和产生这些认同的社会环境相剥离，由此产生了“我是谁？”的身份疑惑。同时，移民大规模涌入带来的多元文化现实，也引起了本土居民的身份认同危机。
比如，为了解决身份认同问题，一部分德国政治家、学者提出了“主导文化”概念，试图用德国政治、文化、宗教传统来对移民进行全面的同化[29]。从动机上来看，“主导文化”是德国本土居民面对外来文化，尝试维护自身认同的一种努力。维护自身认同本身是一个正当的诉求，但是在“整体性”理论的框架下，这种努力进一步激化了移民的反抗情绪。与此同时，德国社会也在探索一种“关系性”的文化融合政策。例如，德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为移民子女制定了特殊化的教育政策，允许他们在学校学习母国语言、历史，也鼓励德国本土学生学习非西方文化课程。另外，德国政府也十分注重保护移民自身的文化、宗教传统，允许非西方文化在艺术、媒体等公共领域自由传播[30]。这些“关系性”导向的政策既满足了移民的差异性认同，又对消除德国本土居民抵触外来文化的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非典型的移民社会”。
(三)提倡互动式参与
在包容多元认同的同时，也要鼓励移民参与到社会的协商民主进程，将移民的诉求纳入国家政策法规建设中。哈贝马斯认为，在大规模的移民进入一个国家后，必定会改变该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其结果是造成新的社会结构和滞后法律制度之间的不匹配。法律制度层面的合理化，要以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行为”作为前提，并以他们之间的共识作为修正的方向。
2015年以来的欧洲移民危机恰恰暴露出哈贝马斯和泰勒设想的“关系性”理论的缺位。例如，2015年9月3日，欧洲各大媒体报道了小难民“艾兰”遇难的照片，媒体主流话语不约而同地将欧洲称为“救助者”，将难民称为“受害者”。该年的11月13日巴黎爆发暴恐事件，媒体迅速将这一舆论核心从“人道主义”转向了“国家安全”——难民变为“安全的威胁者”，而欧洲则变成了安全问题的“受害者”。不管是“人道主义”话语还是“国家安全”话语，都是欧洲媒体在移民自身话语缺失的情况下建构的，其本质是通过将难民以及更广多的移民“他者化”，来完成欧洲人自身认同的统一性[31]。尽管没有可靠的社会调查数据表明难民或移民应当对欧洲社会的安全问题负责，媒体的“国家安全”话语依旧影响了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比如关闭边境、控制移民数量、严格审查移民身份等。为了缓解2015年以来的欧洲移民危机，将移民的话语、诉求纳入媒体宣传、政策制定和法律修改中，是促进不同群体相互融合以及重塑社会团结的必经之路。在移民经过了政治文化认同的考察，并能够证明自己将是移入国一名合格的公民以后，欧洲国家需要逐步开放移民的政治参与权。如此，移民群体才不会被社会视为单纯的“受害者”或“威胁者”，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欧洲政治、经济目标的实践中。
四、欧洲移民危机对中国外籍人员管理政策的启示
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对新时代的中国提出了“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实际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华务工和经商的外籍人员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亟须总结和吸收西方国家移民危机的教训，从而找到一种既能帮助外籍人员适应中国社会，又能促进社会团结的政策制定导向。
第一，中国应当将政治认同因素纳入签证政策制定的考量。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中，部分移民曾长期受到原生国家的反西方意识形态教育，在他们踏入欧洲大陆后，容易对欧洲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与之相似，由于受到越南官方对中越边境争端的曲解宣传，部分越南来华务工人员对中国社会存有抵触情绪，进而产生了社会适应上的障碍[32](67)。因此，签证的审批不能仅仅考虑外籍人员的技术、学历等能力指标，还要设立技术性程序考察他们是否能够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比如，在外籍人员的签证申请中加入考察政治观念的试题。也可以在外籍人员密集的城市开展中国政治文化的相关培训，举办讲座和会议，让外籍人员从熟悉中国政治、历史开始，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同。
第二，对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可以参考“关系性”理论，鼓励他们保持自己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假如在各个行业中，外籍人员的认同差异并不会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会对社会团结造成威胁，国家就没有必要参照“整体性”理论的构想，去消解移民的认同差异。比如，在广州，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洲人群体形成了不同的社团，这些社团通过高度的认同形成了内聚力，其内部的互助形式则减轻了广州管理外籍人员的困难[33](129-133)。因此，以“关系性”理论为导向，中国可以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作为底线，建构一种能够包容认同差异的外籍人员管理政策。这种管理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的异质性社会，而不仅是对移民进行同化。
第三，对于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并做出一定贡献的外籍人员，需要将他们的意见和诉求纳入国家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中。“关系性”理论强调，在多元认同的社会中，社会团结的塑造取决于不同群体间的对话和互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在中国从事贸易、教育、服务等工作的外籍人员越来越多，需要预防外籍人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可以为杰出外籍人士设立奖项，使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设立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员能够形成真实对话的协商机构，将他们的共识反映在具体外籍人员管理政策的修改中。
五、结语
经过对欧洲移民政策的反思，西方学界发现将移民看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他们平均化处理，是造成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探究移民认同问题的解决之道，尝试归纳了两种社会团结理论——“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整体性”理论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上的治理方法，将具有多元认同的群体整合在一起，恢复社会的同质性；“关系性”理论则不以同化他者为目标，在承认和允许差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团结。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关系性”理论能够比“整体性”理论更有效地协调移民自身认同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以“关系性”理论为导向，一种有利于社会团结的移民政策应包含三个关键因素：“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包容多样性”以及“提倡互动式参与”。同时，这种政策导向也在“准入”和“管理”两个层面给中国的外籍人员管理政策带来启发。一方面，对外籍人员的签证审批，不能仅仅考虑其技术、学历等能力指标，还要设立技术性程序考察他们是否能够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在外籍人员的管理上，鼓励他们保留自己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并设立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员能够形成真实对话的协商机构，从而建立一个安全的异质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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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s' identity and social solidarity in the anti-gobalization crisis
LI Qiuqi,YANG Faxiang
(Center of Applied Sociology,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Regarding immigrants as atomic beings and averaging them in the making of social policies,has been the main reason that causes the immigrant crisis since 2015.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dentity of immigrants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solidarity,the present thesis formulates two kinds of social solidarity theories：assimilation theory and interaction theory.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theories,the gains and losses of immigrants policies can be weighed and the policy orientation in favor of social solidarity can be constructed.Meanwhile,Chinese policies of managing foreigners can also benefit from this orientation.Firstly,China should take political identity of immigrants as a standard in the visa policy.Secondly,immigra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keep their own identities.Thirdly,the appeal of those devoted immigrant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Key Words:anti-globalization；immigrants；social solidarity；Durkheim；Habermas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5-0118-07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5.015
收稿日期：2018-11-14；
修回日期：2019-07-20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2019-01-07-00-02-E00047)；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从理论到话语体系：中国的世界主义研究”(2019EZ200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李秋祺(1987—)，女，上海人，法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社会哲学，联系邮箱：2734545322@qq.com；杨发祥(1972—)，男，安徽宿松人，历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转型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及应用
[编辑：游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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