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卢少求著《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史论》一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1931年至201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历程。作者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积极寻求贯通的学术理解，冷静分析其长短得失，将这一专题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诚然，书中个别论断尚需进一步斟酌。整体而言，该书对于理解和促进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意识形态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的演进，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无疑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脉络。新近由人民出版社付梓的卢少求《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史论》（下文简称为《史论》）一书，可称是党的执政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是作者所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姊妹篇，也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延伸与拓展。近读该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作者试图从执政文化建设的角度，对1931年至2011年间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之历程进行纵览式的观察与解读，述其来龙去脉，论其长短得失。此亦即该书题目中“史论”二字的用意之所在。诚然，此书并非史学研究意义上的“史论”或“论史”，而是以相关史实为论据的政治文化研究。限于学力与学识，笔者只谈几点自己读后的心得体会。
一、自觉的问题意识
在学术研究上，能否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考验着学者的学术功力与主体意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无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研究专题。《史论》作者长期从事党的执政文化研究，对该领域的既有成果与前沿动态颇为熟悉。他写作此书时，清楚地看到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不多，史论方面的专著还不多见”[1]，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研究”，“尤为必要和紧迫”[1]。可以说，作者的相关研究具有明确的现实关怀，而这种关怀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其问题意识。换言之，作者意图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为解决某些现实政治问题提供学术依据与可行性建议。
《史论》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文化建设面临着多种风险与挑战。其要端即“‘官本位’与‘民本位’的错位、理想信念动摇与党内教育乏力、个体道德与执政道德的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弱化与西方价值理念渗透等”[1]。应当说，作者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认识，而且充满忧患意识。为此，他从历史经验与现实对策的角度给出若干直接的建议，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1]，“坚持执政制度文化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1]等。这种注重实际应用的研究路数，体现作者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的学术特色。时贤指出，“（治学）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把经历锻炼和书本知识相互证明，才会有真体会，有真心得。对现实的观察有多少深度，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有多少深度；反之亦然”；“如果对现实生活漠然无所心动，完全闷在书斋里，无所用心，不敢思想，学问的格局不会大”[2]。此话虽是对历史学者而言，但用以衡量《史论》作者，亦可见其在尽力把握1931年至2011年党的执政历史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意识与格局。
译文：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help translators master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masters’theses and promot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史论》作者有意立足于党的历史讨论现实问题，但其在问题意识上与历史学者不同。有人提出，史学的问题意识是指历史学者基于当下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经验，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转化并升华到历史学层面，在史学领域提出兼具学术性与现实性的问题，并自觉寻求答案的一种主体意识[3]。换言之，史学的问题意识是历史学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会，以一定的人类命运关怀为出发点，在重建史实、揭示真相的基础上，自觉寻求历史智慧的一种主体意识。虽然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源自历史学者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但历史学者是以重现、反思历史故事的方式，综合考虑全局因素，间接表达其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解决思路，并不直接提供建议和方案。以《史论》注重现实应用与直接给出建议的学术路数而言，这显然有别于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表达方式。
不同于纯粹的政治文化研究，作者有意将理论探索与历史叙事融为一体，寻求一种贯通的理解。正如其在《史论》后记中所言：“我觉得执政文化研究仅有理论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史’的支撑，以论为主，以论代史，才有历史厚重〔度〕和理论高度。”[1]。这一“史”的支撑既要根基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注重传承党的红色文化基因，持续弘扬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在发扬革命传统和树立优良作风的时代潮流中，谱写新时代宏伟篇章。可以说，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研究上，既欲言之有理，又想持之有故。《史论》作者寻求的贯通理解，一则体现为我们党执政文化建设历程的纵向贯通。书中论述了1931年至2011年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历程的基本脉络与长短得失。讨论这一时段党的历史，当具备“通识”，以免出现盲人摸象、顾此失彼的偏颇。若无对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及执政文化的深入认识，也就不易准确把握1949年之后党的执政文化的特质。作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一书中，宏观考察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背景与尝试、理念与方略、实践与活动、经验与启示。这为其纵向贯通地理解党的执政历程奠定了良好基础。由此，作者清楚地辨识出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对局部执政经验的继承和存在的局限。如其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法制建设问题分析称，当时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只有依法办事，才能确认和保护有利于社会建设的关系和秩序，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过渡时期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有法不依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问题[1]。作者指出，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新法制的时代局限，社会治理的运动化方式以及长期战争思维的惯性”[1]。可以说，这一判断具有一定的历史眼光。再如分析改革开放前后党执政的社会环境，作者从经济、文化与政治三方面说明当时“党的执政生态环境呈现一元为主向多元共存发展的趋势”[1]，把握住了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脉络与实际走向。凭借前后一致的贯通理解，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当前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所遇问题的根源。
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采出铝土矿后外运至选矿厂(农林选矿厂)，选厂产生的矿泥运至龙山排泥库(位于评价区范围外)，因此采矿过程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地下含水层的破坏。
二、贯通的学术理解
当取k>K时，对应的图划分将使某些真实聚类划归为不同类属，使得Wjj′中各元素取值增大、Lk的块对角性减弱，相应的Uk后(k-K)列不为近似分段常量.由此导致类属同一目标类的像素特征点呈现弱聚集性.
作者积极将政治文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细致总结“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1]，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史论》基本观点的说服力。其讨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虽不乏政治学层面的理论分析，但更多地借助相关史实的梳理与解读。
《史论》一书对1949年前后党执政文化建设局限的考察，尤其注重“执政心理错位”[1]的分析。执政心理侧重于当政者的心理世界和个人体验。以此为分析角度，可以更深入地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酝酿、发轫与延续等问题。这对于我们从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角度理解当政者的认知能力、行为逻辑与思维方式具有启发意义。作者对“执政心理错位”解释称，在“革命胜利后的惯性思维，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党内日益滋长的‘左’倾理论和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其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国际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下，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被锁定在既有的路径内运行，引导甚至支配执政文化及其实践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沿着它约定的方向发展”[1]。这一判断与晚近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研究基本契合。有学者提出，“1949年政权更替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5]还有学者认为，“1851—1949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半场，1949—1978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后半场”，这一看法的根据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尽管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战争年代革命的思维、革命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继续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革命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效果暂且不论，总之革命仍在进行之中”[6]。可以说，《史论》作者与前述两位学者的相关论述确有相通之处。或者说，其对于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探讨具有跨专业与跨学科的贯通性，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目前，学界在毛泽东与张闻天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或认为二者相同，或认为二者不同。《史论》作者依据《毛泽东年谱》中的相关记录，认为毛、张“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中央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不存在所谓文化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1]。如果不考虑毛、张在“民主”观念上的细微差异，作者这一见解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也是其对学界相关研究仔细甄别的结果。诚然，如果《史论》作者进一步梳理1939年8月至1940年初周恩来、张闻天与毛泽东思考、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当会使其上述见解的论证与表述更为周密。
《史论》作者寻求的贯通理解，二则体现为法学专业与史学专业的横向贯通。隔行如隔山，真正做到法学专业与史学专业的贯通并不容易，何况前者在立论时可能会依照其需要，策略性地选用某些史实作为证据。作者努力跨越两个学科之间的壁垒，尝试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自觉地给人留下的“说教”印象。此前在撰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一书时，作者较多阅读这一时期党的历史文献，基本理清当时其执政文化建设的思想脉络、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及历史经验等。在该书中，作者依据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将“执政文化”解释为“执政主体为实现其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和价值目标，在运用国家权力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创造、推行并不断发展的一系列富有一定意义和秩序的思想、理论、观念、制度和作风等精神形态的综合及其表现”[4]。在《史论》一书中，作者又将“执政文化”界定为“执政主体为实现其代表的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和价值目标，在运用国家权力掌管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开创、完善并不断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执政制度和执政作风等精神形态的综合及其表现”[1]。相对而言，作者后来对“执政文化”概念的界定比过去更为精当，也更符合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历程及其特征。在作者看来，执政文化包括五项基本内容，即执政价值观、执政制度、执政心理、执政形象与执政作风。为何将“执政形象”列为执政文化的主要内容？作者解释说：“如果把执政形象排除在执政文化研究之外，实际上就‘斩断’了执政主体与社会评价之间的联系，执政的好坏完全成了执政党自身的事情，这明显有悖于执政文化研究的使命，也有违执政党施政的初衷。”[1]可以说，作者充分考虑到党自苏维埃时期以来重视执政形象建设的历史特点及其执政效能的社会评价，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三、冷静的学术分析
《史论》作者对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之历史局限和现实困境的理解与思考，确有自己的依据与体会。不过，书中的个别论断还有可以继续讨论的空间。
（2）连通性较差的滩坝沙储层直井长缝压裂改造效果更明显，也是由于直井长缝工艺能够沟通更广的范围，提高泄油面积的几率更大。
1949年以来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有长亦有短，见其长而不避其短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态度。《史论》作者认为“过渡时期党的文化政策遵循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要求”，“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同时也指出“这一时期党的文化政策表现出短暂性、不稳定性，出现了不少偏差和失误，教训不可谓不深刻”[1]。揆诸事实，作者的这一判断客观而公正。《史论》较为细致地叙述了1956年4月“双百”方针出台的背景与过程，以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等领导人对“双百”方针的讲话。作者分析说：“上述这些讲话不仅回答了为什么要实行‘双百’方针，而且分析了这一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和基本内容，是一个内涵不断延伸，外延不断扩大的愈益丰富的递进过程，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文化政策的建构和发展。”[1]作者还提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这一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在实践中过于简单、粗糙地要求表现工农兵生活，配合政治运动以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混淆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艺术等问题的不同界限，从而导致‘百花齐放’仅仅停留在题材、形式和风格上，而较少涉及思想内容和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方针政策所主张的人民内部的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的精神实质”[1]。可以说，作者对当时“双百”方针贯彻之局限的分析切中肯綮，有史家秉笔直书的冷静与力量。十七大以来世情、国情和党情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执政文化建设面临着多重考验。作者在总结相关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应“力图避免出现形式上热闹、短期内绩效、长期无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在内容、效果和形式上相匹配下功夫”[1]。这一建议语重心长，虽在用词上可再斟酌，但的确是在慎重考虑之后提出的富有见地的主张。其核心内容似乎继承了1957年邓小平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之意。当时，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7]无疑，这一论断至今仍有令人警醒的指导意义。
四、谨慎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然运用革命史的话语和叙事框架，但不乏冷静而中肯的学术分析。诚然，每一时代的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术与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有其独立性。“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革命史、党史学者面临的极大难题”[6]，对于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研究者要从现实需要出发，摈弃过去的口号式宣传与说教，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信念，忠于党和人民，以冷静态度和客观立场使既定领域的研究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和权威性。
其一，对“执政生态环境”的解读。作者讨论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运用了“执政生态环境”概念，充分注意到作为执政基础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其认为，“所谓执政生态环境，就是指党执政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和文化状况等要素，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进程和效果”[1]；在具体内容上，“执政生态环境包括执政主体的生态环境、执政对象的生态环境和执政主体内部的生态环境，关涉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党的建设环境等”[1]。严格说来，将党的执政生态环境解释为“党执政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和文化状况等要素”的表述尚有进一步精确化的余地，像“历史、时代、条件”这些词语的意涵可作更具体的说明。另外，《史论》“论及的执政生态环境，主要涉及国内执政生态环境，国际生态环境不作为论证的主要方面”[1]。这里的“国际生态环境”当指国际执政生态环境。在实际讨论中，该书对1931年至2011年间世界局势的变化及其对党的执政文化之影响的分析似显不够。若将来运用全球史视野，在近现代世界政治格局变迁的脉络中考察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生态环境，或将实现本土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贯通，增加研究的深度与高度。
其二，“潜规则”“大众文化”的概念运用。《史论》一书数次使用“潜规则”概念，比如“健全党规党法，有效清除潜规则盛行的土壤”[1]，“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有效克服潜规则带来的危害”[1]，但对“潜规则”的内涵未作具体说明。就学理研究而言，似应对执政文化建设中的“潜规则”进行界定和辩证分析。该书使用的“大众文化”概念也稍显模糊，比如“大众文化往往以世俗的、平淡的甚至是庸俗的内容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在运作方式上往往以经济利益为着力点，逐利性不可避免”[1]。《史论》没有解释什么是“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就其上下文语境而言，这里的“大众文化”大约是指某些披着文化外衣的商业营销活动。若以此断定原本包罗万象、良莠并存的大众文化“逐利性不可避免”，有欠深度考量和周密性。
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与老师接触的时间最长，特别是小学生，可塑性非常强，受教师的影响也最大。作为一名小学数学老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做好表率，只有教师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才能培养出具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合格人才。
其三，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史论》总结中国古代变法革新的历史启示，提出“变法革新理念要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1]。显然，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历史和社会发展是具有规律的。至此，忍不住要追问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史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对社会发展机制作了一定的解释，但未清晰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容。而以此为基础作出的论断如“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潮流”[1]，也就显得不够充分。何况现在学界较普遍地认为，帝制时代中国政治的特色是“阳儒阴法”[8]，当政者兼用霸道与王道，以维系一家之天下，较少考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的问题，学界至今仍在探索。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曾谈及这一问题。1893年5月11日，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向恩格斯提出“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9]由此可见，恩格斯经过多年的政治实践与学理思考后，并没有肯定人类历史有“什么最终规律”。若考虑人类历史进程的多线性及偶然性因素，对历史演进规律的问题宜谨慎以待。
整体而言，《史论》一书比过去的相关研究更进了一步。有理由相信，随着作者对现代西方社会与中国共产党党史了解的不断深入，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其会给出更富有历史智慧的建议。如此，才不负《史论》字里行间蕴含的忧患意识与淑世情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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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a Coherent Understanding—Discussion of "Th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Lu Shaoqiu
LI Jun-li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ASS,Beijing 100006）
Abstract:In"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Ruling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u Shaoqiu interprets the ruling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1931 to 2011 more thoroughly.He has conscious problem awareness,seeks a coherent academic understanding actively,analyses its merits and demerits calmly,and promotes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forward to a new height.Admittedly,individual assertions in the book still need further consideration.On the whole,the book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Party's ruling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Ruling Culture Construction;Ideology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19）02－0160－05
DOI:10.12152/j.issn.1672-2868.2019.02.023
收稿日期：2019－01－20
作者简介：李俊领（1978-），男，山东金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校：朱 明
标签：史论论文; 文化建设论文; 作者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巢湖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