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欧美青年亚文化学派历经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之后，进入后亚文化时代：芝加哥学派触发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初兴；伯明翰学派促进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推进；新媒介刺激后亚文化研究的拓展。但是，后亚文化之后，青年亚文化研究面临三大困境：对以阶级为核心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漠视，使得后亚文化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对政治因素和权力干预的忽视，使得后亚文化研究成果无法解释诸多青年亚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由社会分工的差异带来的职业差异，对塑造不同青年群体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走出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现实困境，创建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既有很大的必要性，又有现实的可能性。创建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的途径包含“理论取向”和“理论建构”两个层面。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新媒介；中国学派；理论建构
青年亚文化是基于不同青年群体的背景结构(既包括物质性结构，也包括观念性结构)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类型，它是社会整体文化结构中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它与主导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会不断地改变和重塑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因此，青年亚文化是当今文化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为多元文化的生成及其相互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媒介环境下，青年亚文化呈现出网络化、去中心化、碎片化、多样化、全球化、虚拟化、短暂化等新特征。面对这些新变化，我们亟需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历史脉络及理论成果进行批判性地反思，进而构建出适应新阶段、新形势的理论话语体系。
一、欧美青年亚文化学派的逻辑展开
亚文化现象早在西方工业文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才成为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亚文化概念的提出和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始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盛行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随着媒介和技术环境的变化，伯明翰学派开始走向衰落，青年亚文化研究转向后现代多样化路径下的后亚文化研究。而由于后亚文化研究的后现代取向，使其忽视了对许多重要现实因素的考虑，其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大大下降，进而有学者呼吁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精神复归。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技术不断介入和重塑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及其与主导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青年亚文化理论的解释力在不断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探索出一种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体现中国本土实践经验的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
1.芝加哥学派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初兴
“亚文化(sub-culture)”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提出。他把亚文化界定为民族文化的一种分支，它是基于种族背景、阶级地位、地区差异、宗教归属等一系列社会要素的综合，并对社会成员产生综合性影响[1]。
亚文化研究始于芝加哥学派。20世纪初至30年代，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核心形成的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受当时美国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潮影响，针对芝加哥城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移民和种族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此时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城市中的群体，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考察那些被城市边缘化的群体及其对社会交往的迫切需求。这就形成了亚文化研究的正式开端[2]。
在研究议题上，芝加哥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移民和种族问题、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职业亚文化。这些议题都与美国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由此带来了移民的融入与同化和种族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失业人口大增导致城市边缘群体和异常群体大量出现，带来各式各样的犯罪问题；过度城市化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化，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差异化也因此而日益突出。
在研究方法上，芝加哥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方法是个人陈述式的经验研究、实地考察和参与式观察法。这些方法对芝加哥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芝加哥学派围绕城市社会问题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运用经验主义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城市越轨群体和越轨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越轨亚文化”研究体系。但是，芝加哥学派存在比较明显的理论缺陷。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犯罪学领域，缺乏更具解释力的阶级和权力的分析视角。“他们更多的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3]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局限性成为伯明翰学派相继兴起的重要缘起。
2.伯明翰学派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推进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的经验事实投射到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之上而形成的特定的思维模式。哲学层面的立场分野，会导致不同的思维逻辑，进而产生不同的理论模式。为了厘清现有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哲学根基，我们须首先了解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存在的不同认知取向。
伯明翰学派的崛起与芝加哥学派的兴起有着类似的时代背景，二者的研究宗旨都是为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因此二者在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研究议题上，伯明翰学派继承了芝加哥学派对种族、阶级等因素的重点关注，不同的是芝加哥学派重点关注移民和城市底层，伯明翰学派则更关注工人阶级。此外，伯明翰学派还重点关注青少年犯罪和女性亚文化等议题。在研究方法上，伯明翰学派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法，同时又开始转向大众传媒、流行文化和文学的分析与阐释，受到符号学理论、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影响颇深。
定理1 齐次H问题(5)(c*≡0)：当Κ≥0时，有一般解为式(9)，其中Ck要满足条件(10)，这个一般解中含有Κ+1个任意实常数：当Κ<0时，它只有零解.
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至少包含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发展脉络两个因素，发展主题体现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中，发展脉络则体现为以重大理论为里程碑的理论发展轨迹。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亚文化研究的主题集中在“亚文化的生成机理”(如阶级—结构)以及“亚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如抵抗—收编)，其发展脉络则体现为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后亚文化研究三大理论范式的历史进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化时代如期而至，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为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带动了各种文化关系的调整，改变了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动了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网络新媒介环境下，青年文化实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不断地挑战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模式的线性逻辑。此外，传统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关于“阶级”的预设和对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抵抗—依存”关系的预设，在新媒介时期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2002年7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被伯明翰校方关闭，宣告青年亚文化研究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
（5）钻井液体系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稳定性，因此，还有很大优化空间。为了提高去磺化钻井液体系的抗盐及抗温性能，笔者认为日后可以进行腐殖酸盐、硅氟类降滤失剂、聚合物类抗高温降滤失剂等非磺化处理剂替代SMP、SPNH的研究与配方优化的工作，同时开展去磺化钻井液体系多元化研究，以满足不同地层、不同井型的钻井要求。
3.新媒介与后亚文化之后，青年亚文化研究面临困境
21世纪，随着媒介和技术环境的变化，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和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青年文化形态由“传统风格化表征”转向“多媒介数字虚拟化生存”，由“小众联盟”转向“普泛化”，由“单向滞后传播”转向“多向交互式和即时性传播”。这些改变带来了青年亚文化崭新的文化实践意义，最典型的莫过于青年亚文化“抵抗”精神的弱化，青年亚文化现象表现出虚拟性、短暂性、多样性、碎片化、娱乐化、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特质。亚文化研究从此步入极具后现代特征的“后亚文化(post-subculture)”时代[4]。
国外知名的社会科学数据中心至今已有五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已构建了比较成熟的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反观国内，社会科学数据中心起步较晚,针对科研机构产生的社会科学数据的长期保存和共享利用虽有尝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亟待发展。
满足发电运行工况通常要求改变原机组的旋转方向，高压侧的相序也随之改变；对于WKLF-102B励磁装置则必须在调节器的配置参数上作出相应调整。发电运行时有功功率方向将发生改变，由于发电工况运行时输出的有功功率通常比较低，功率因数自动调节方式的稳定性及对电网波动的适用能力都有可能变得很差，因此，在发电运行时不建议使用电动工况的恒功率因数自动调节方式。
关键词一为“青年群体”，亚文化具有社团的特性，因此个体的、偶发的文化现象如果不能诱发一连串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行为时，我们并不能称之为“亚文化”。关键词二为“观点或主张”，亚文化青年被建构或主动构建成为具有天生的反抗性质、追求与主流成人社团相异的社会团体和组织，通过特定的风格或方式，告知自己的存在和传达自己鲜明的价值主张和文化理想。关键词三为“新媒介”特征，这是网络亚文化与前互联网时代亚文化最明显的不同[11]。
其中，m为二进制退避算法中用户最大次数.本文中不采用二进制指数退避机制方式，则m=0.因此，最短时延条件下CWopt可表示为：
首先，对以阶级为核心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漠视，使得后亚文化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后亚文化研究者忽视了优势青年、普通青年和弱势青年的现实差别，而把关注点聚焦在少数不具代表性的青年文化活动上，有扭曲和不完整地描绘当代青年文化的危险[5]。事实上，阶级和其它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仍然在青年亚文化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媒介的诞生和后现代路径的转向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和研究路径的多样化，后亚文化研究及其理论也遭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
其次，对政治因素和权力干预的忽视，使得后亚文化研究成果无法解释诸多青年亚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布莱克曼通过研究舞蹈亚文化现象发现，其包含的部分激进因素以及非传统的表达方式，往往被西方政府和媒体认为是需要加以干预的与主流价值相对抗的价值观[6]。
最后，由社会分工的差异带来的职业差异，对塑造不同青年群体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不同社会阶级和职业群体的青年，其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和消费能力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和身份认识不同，从而对产生不同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尽管新的媒介技术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不同阶级和职业之间的界限，但文化认同依然是由结构背景和物质因素决定的[7]，阶级和地位在塑造青年转型过程中具有持续的重要性。
面对后亚文化研究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张力不断凸显，部分学者呼吁在后亚文化之后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应回归伯明翰学派的精神要旨。例如，波士(Martina Bose)就曾极为明确地指出，早期CCCS亚文化研究的特性以及种族、阶级和权力关系等核心概念，仍将是我们理解青年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的中心[8]。总之，在新媒介环境下，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纷繁复杂，青年亚文化研究是继续走典型的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碎片化及解构主义等研究路径，还是回归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精神内核，重返“阶级—结构”“抵抗—收编”的理论研究路径，这是一个摆在青年亚文化研究学者面前的两难困境。
二、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新媒介的力量不断融入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之中，由此催生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井喷式发展，成为青年亚文化研究领域最为突出和活跃的部分。掌握新媒体技术的新一代年轻人，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不断地创造出风格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类型，例如粉丝文化、恶搞文化、自拍文化，等等。他们还通过技术壁垒构筑起一道自我保护的“高墙”，抵御主流意识形态和成人世界对他们的规制[9]。面对快速变化的新形势，如何建构出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能够客观反映和有效解释当前丰富多元、层出不穷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实践动态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成为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迫切任务。
1.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建构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被陆续引入到中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发展，但我国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据考证，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始于1997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对象从黑客亚文化、网络语言亚文化等迅速扩展至所有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以粉丝文化、恶搞文化方面居多。我国现阶段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媒介环境下，关于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
（1）项目环境复杂，围护型式多样、地下障碍物多，围护质量管理风险大：基坑北侧距离黄浦江防汛墙 50 m，基坑内水位高、开挖深度平均达到 18.25 m，最深处为20.25 m。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大。项目地下障碍物多：整个场地密布船厂吊车基础桩，还遗留了深埋的柱下基础承台等障碍物，给桩基施工和围护结构施工的质量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清障不到位，极易产生围护施工质量问题，进而产生工程安全风险。
但国内现有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定义模糊不清，研究取向主要立足于对各领域各议题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特征进行描述和归纳性总结，研究视域和价值取向在宽容同情的前提下，呈正负两元对立的态势，研究采用的理论话语局限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表现出单一、僵化、整体上明显滞后于网络青年亚文化实践的特点，尤其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我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目前主要采用的以阶级—结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干预、抵抗—收编等为核心的传统西方亚文化研究理论，而这些传统理论大多是基于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和实践而产生的理论分析工具。在网络新媒介环境下，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语境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主导文化与亚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已被多元融合与共存的观念所取代，传统亚文化理论在解释新形势下的复杂多变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方面，早已显得力不从心。带有明显后现代特性的后亚文化研究路径又显得过于激进和碎片化，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化。
因此，在新技术环境下，面对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研究对象，探讨关于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学派的建构，既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又富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对我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总之，建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是国内青年亚文化研究学者为超越目前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困境的一种必要和积极的尝试，也是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2.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建构的可能性
在网络新媒介时代，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学者们结合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现状，创造出一种既具有普遍解释力又包含中国本土特色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这不仅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首先，从理论创造本身的逻辑来讲，理论创造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部分，理论证明须遵循普遍性逻辑，而理论建构则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建构的特殊性体现在理论假说与核心问题的创造上，这就使得中国特殊的实践和经验有可能渗入到理论的创建之中。
其次，认识源于实践，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一种理性和深刻的认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实践经验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背景中，为解释和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理论分析模式。中国完全有可能根据自身特殊的实践经验，创建和发展自己的青年亚文化理论。
再次，媒介在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青年亚文化和主导文化本身的内核与外延，进而重塑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媒介本身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最后，新媒介时代，现有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解释力的不足，以及现阶段中国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青年亚文化实践进程的现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足够的进步空间。总之，时代潮流和现实需求呼唤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超越后亚文化之后的两难困境，从西方固有的理论模式中跳脱出来，积极尝试建构具有更强解释力，同时又基于自身实践且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的建构路径
目前我们现有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大多止于经验层面，例如，对流行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归类和总结，或是借鉴现有西方亚文化理论，被动地接受西方理论话语的垄断。很多研究论文都只是深刻一点的新闻报道，我们很少在形而上的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很少在概念化和理论化方面做实质性的创新努力[10]。我们亟需探索一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基于中国自身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和实践经验的青年亚文化理论。
1.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的理论取向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福利国家”政策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对英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新左派”思潮盛行，吸引了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标志着伯明翰学派的崛起，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中心由此从美国转移到了英国。
关于本体论的认知，可以分为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两种倾向。前者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性是世界的第一属性，物质决定观念；后者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观念，观念才是世界的第一属性，物质要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关于认识论的认知，可以分为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两种倾向。前者认为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存在某种可以被认识和发现的客观规律，社会现象具有客观性和可认知性；后者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有本质的差别，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许多个无限复杂的个体组成的，而个体具有自由意志，因此，社会现象不具有客观性和可认知性。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认知倾向，会产生不同的方法论倾向。物质主义本体论和自然主义认识论通常会导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即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可证伪性，研究者可以独立于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地观察和分析，可以采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理念主义本体论和反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常常会导向阐释主义的方法论，即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法独立于研究对象而进行客观的观察，社会现象只能通过感知去理解，而不能通过实证方法去证伪。
我们通常把基于物质主义本体论、自然主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世界观称为理性主义；把基于理念主义本体论、反自然主义认识论和阐释主义方法论的世界观称为反思主义，如表1所示。
按照“日光温室带动、拱棚蔬菜增效、大田蔬菜扩量、间作套种补充”的思路，全县在泾汭河、红河、黑梁河川区17个贫困村规划建成日光温室55座，钢架大棚510座。种植大棚西瓜4440座150.73 hm2，全县蔬菜种植总面积达到0.21万hm2，总产量达到1.9万t，其中贫困村种植露地蔬菜543.63 hm2，贫困户2 035户种植220.97 hm2。建立了财政补助资金和整合项目资金支撑、金融信贷扶持的资金保障机制，凝聚了支持蔬菜产业发展的合力，促进了蔬菜规模化种植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表1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认知取向对比
理性主义反思主义本体论物质主义理念主义认识论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阐释主义
在现有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中，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伯明翰学派则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其“阶级—结构”“抵抗—收编”的理论内核与分析模式，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但后期的伯明翰学派受到符号互动理论、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开始对大众传媒、流行文化和文学进行分析与阐释，并由此走向了反思主义的方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伯明翰学派中的女性主义分支。而后亚文化研究则体现出明显的反思主义立场。
为简明扼要地对现有青年亚文化理论进行分类，我们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制定了一个含有两对标量的分类标准，这两对标量是：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结构主义(强调结构→个体的单向建构)和过程主义(强调结构← →个体的双向互构)。根据这两对标量，芝加哥学派和传统的伯明翰学派属于关注“结构→个体的单向建构”的结构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后期伯明翰学派中的部分分支，(例如女性主义亚文化研究分支)属于关注“结构→个体的单向建构”的结构反思主义研究范式；后亚文化研究则是关注“结构←→个体的双向互构”的过程反思主义研究范式。目前青年亚文化理论中，还没有关注“结构←→个体的双向互构”的过程理性主义研究范式，这为明确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取向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创建以过程理性主义为理论导向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学派，可以有效填补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空白(如图1所示)。
图1各种青年亚文化学派的价值取向
目前青年亚文化理论中，还没有关注“结构←→个体的双向互构”的过程理性主义研究范式，这为明确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取向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创建以过程理性主义为理论导向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学派，可以有效填补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空白。
2.青年亚文化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
伯明翰学派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把青年亚文化研究带入了鼎盛时期。首先，伯明翰学派将“阶级”这个全新的视角引入亚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盛行之下，伯明翰学派把结构主义范式引入青年亚文化研究，形成了以“阶级—结构”“抵抗—收编”为核心的理论分析模式。最后，伯明翰学派把政治内涵和权力因素带入青年亚文化研究，带来了青年亚文化风格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伯明翰学派的新生力量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种族等维度，又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把伯明翰学派推向了多元化。
西方亚文化研究缺乏明确的核心问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理论内核的缺失，是无法形成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学派的主要原因。中国学者要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中留下自己的理论创建，首先必须在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中提出鲜明的核心问题。
(1)核心问题的提出
核心问题的提出源于对实践的观察和思考。基于对网络新媒介时代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各种青年亚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对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互动过程的观察和思考。什么因素决定了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是阶级结构的力量还是新技术、新媒介的力量？)什么因素决定了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什么传统亚文化理论会预设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是一种抵抗—收编的关系？为什么新媒介环境下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融合与共生？)
(2)理论假定的提出
“一带一路”传播研究的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国媒体的报道分析，二是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策略探讨。研究视角比较局限，仅就版面上的呈现来说明问题。在对策方面缺乏实际调查，更不能结合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大局来思考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由多国共同参与的项目，在对“一带一路”国际舆论进行分析时，不仅要注意到我国与项目参与国的两国关系，同时还要注意该参与国与他国、旁观国、利益相关国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到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从一系列的假定出发的，假定是基于假定人特定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而形成的，它不受实证检验，是先验认定为真的理念。我们把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假定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采用基于物质主义本体论，自然主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同时，我们关注“结构← →个体双向互构”的过程，因而我们的理论取向是过程理性主义。
水利工程施工周期较长，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会存在较多的影响因素，而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占据较大的影响比重，自然因素主要包含洪水、地震、干旱等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人为因素则包含建设资金、违规作业或是区域经济等客观人为影响。除此之外，在质量标准上尚未统一，增加了水利工程质量管理难度。
第二，主导文化与亚文化是两种同时存在的理性个体。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主导文化和亚文化各自的内核与外延都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并不先验地把主导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假定为抵抗—收编的冲突关系。
第三，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进程，主导文化和亚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都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但是为了找到一个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必须从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截取一个静态面作为切入点。为此，我们假定在新媒介环境下，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都既受到阶级结构因素的影响，又深受网络新媒体技术因素的影响，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已经先验地存在于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了。
我们整体上认可马中红教授关于亚文化概念再界定的几个关键词，但在关键词二“观点和主张”上，我们不预设亚文化青年具有天生的反抗性质。我们认为在网络新媒介背景下，亚文化青年追求自身特定风格或鲜明的价值主张，并不必然导致其与成人社团或主导文化相互排斥。
新媒介环境下生成的青年亚文化带明显的网络化烙印，因此，新媒体技术因素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重塑力是不可忽视的。在这方面，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的马中红教授在《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反思》一文中做过积极的思考和探讨。她认为，虽然为网络青年亚文化下一个严密而准确的定义不太可能，但其内涵和外延所涉及的关键词还是可以明确地加以提炼的。
在后亚文化时代，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阶级政治式微，个人主义盛行，青年亚文化风格呈现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等特征，阶级抵抗性不断弱化，“阶级—结构”和“抵抗—收编”的单一性特征被新媒体技术带来的相对平等性和多元化所取代。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潮不断冲击着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3)核心概念的界定
主导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此，我们必须引入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分析坐标，即天生与主导文化相斥的异端文化。主导文化与异端文化在内核上是相互排斥的，但在外延上主导文化和异端文化之间有一个界限并不分明的灰色地带，如图2所示。
图2主导文化与异端文化的关系示意图
(4)理论假设的提出
对于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时机仍有争议。目前,早期或超早期手术患者的数量正在增加。原因是血肿周围脑血流减少和脑灌注压降低产生“缺血性半暗带”。6~8小时后,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损伤。一些研究显示,在此期间清除血肿可以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所以我们提倡早期或超早期手术治疗,早期减少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迫,减少高颅内压,防止脑疝的发生,提高脑灌注压,保护半暗区细胞[1],减少血肿的有害成分如凝血酶、纤溶酶、血红蛋白等对脑组织带来的毒性效应。
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包括变量和变量间关系的分析，要提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提出的自变量是“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的相对距离”，因变量为“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关系”。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体现为：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的相对距离决定了二者的互动关系类型。
由自变量到因变量的因果作用机制体现为：首先，不同的时代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会产生不同的资源优势分配，不同的资源优势分配会导致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不同的攻—防态势；其次，在不同的攻—防态势下，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会采取不同的互动策略，进而形成不同的互动过程；再次，不同的互动过程塑造了主导文化和青年亚文化不同的相互关系类型。
我们假定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是两种同时存在的理性的个体，两个理性个体之间的互动要遵循理性原则，即行为决策的出发点要考虑成本—收益的效率，因而可以把两个理性个体之间的互动视为一种博弈的过程。考虑了不同环境下，心里异质性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前景理论是最佳的分析工具[12]。在资源配置不平衡、风险不确定环境下，优势获得方，往往会趋于规避风险，采取保守的行为；优势损失方，则为了规避更大的损失，一般会趋于接受风险，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13]。因此，前互联网时代与网络新媒介时代的不同背景下，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互动的攻—防态势具有本质性的差异。
在前互联网时代的传统大众媒介环境下，媒介是一种承载量相对固定的稀缺资源，主导文化拥有对这种稀缺资源的绝对控制权，这是主导文化和亚文化地位和话语权不平等的根源。这个阶段的青年亚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关系比较单一，青年亚文化通常生长在主导文化和异端文化之间的灰色地带；并且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身份和阶级等背景因素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从特定阶级背景中生长起来的青年亚文化具有相对稳固不易变化的特点，其与主导文化的距离也相对稳定。
青年亚文化在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地位，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避免主导文化的进一步打压，它们必须主动地和处于垄断地位的主导文化争夺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获得社会成员的关注和认可，以期改变主导文化中对自身发展不利的因素，这就导致了青年亚文化从骨子里就带有强烈的抵抗主导文化的性质。而面对各种亚文化的抵抗，主导文化为继续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同时又不能把青年亚文化推向异端文化，一般会对亚文化采取安抚和收编的策略。因此，在前互联网时代，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为抵抗—收编的单一模式。
在网络新媒介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介将青年的媒体话语权从主导文化手中部分地带回到青年人自己手中。此时，媒介具有了可再生性而不再是一种排他性的稀缺资源，它也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播工具，还内化为一种驱动力。这使得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和话语权，双方关注的焦点从原来容易产生冲突与对抗的价值主张和话语表达，转变到相容性较强的文化内容和媒介形式的创新上。
网络新媒介具有虚拟性、短时性、阶段性等特征，新媒介环境下的身份认同也具有多元、多重的复杂性和易变性，因此，从新媒体技术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青年亚文化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它们甚至可以通过技术优势，在与主导文化的互动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面对由技术因素带来的资源分配优势不断向青年亚文化靠拢的局面，主导文化会主动出击，对各种亚文化现象进行评估和判断，然后根据其与自身的相对距离远近，采取不同的策略；而逐渐获得优势的各种青年亚文化会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此时，与主导文化相斥的仍然是异端文化，但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距离则不再像前互联网时代那样相对稳定，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主—亚文化的相对位置大致可以分为相含(亚文化1)、相交(亚文化2)、相异(亚文化3)、相斥(亚文化4)四种类型。根据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相对距离的差异，主导文化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导向，如图3所示。
医院管理作为一门交叉型管理学科，属于专业领域，对管理人员的各项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而在25年前的华西医院，相关部门的一项调研显示，医院在职干部普遍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图3新媒介时代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示意图
第一，与主导文化相含的青年亚文化已经变成了主导文化的子文化，主导文化对这类青年亚文化一般会采取服务政策。面对主导文化的服务态度，此类青年亚文化为了与其它子文化竞争更多的资源，一般会对主导文化回报以更加积极的支持态度，二者形成相互融合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科是“源”与“流”的关系。从学科维度考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所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与主体性等特征，决定马克思主义必然大众化。从政治维度考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与理论使命，也决定马克思主义必然大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必受到真理性与价值性的促进或制约，真理性体现学术发展的需要，价值性则体现巩固意识形态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科的真理性与政治性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科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支撑，同时还必须要借助其他学科作为重要支撑。
第二，与主导文化相交但与异端文化没有交集的青年亚文化，主导文化一般会对其采取宽容或忽视的政策。而此类青年亚文化一般属于无公害型，会在主导文化的宽容和默许下，默认主导文化的部分理念，二者形成和谐共生的互动关系。
第三，与主导文化和异端文化均不相交的青年亚文化，主导文化为了防止其受到异端文化的引诱而倒向异端文化，一般会对其采取强势收编的政策。而此类青年亚文化一般会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被动配合，与主导文化形成无害共生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是不合作，与主导文化形成的相互冲突的互动关系。
第四，与异端文化相交的青年亚文化，主导文化必定会采取坚决打压的政策。而此类青年亚文化由于本身带有异端价值观，必定会对主导文化的打压采取强硬的反抗态度，二者形成相互对抗的互动关系。
第一步：对停电变电站每条馈线进行处理，采集停电前负荷，并识别其所属类型，识别馈线是单路径馈线还是多路径馈线。收集计算的各种参数，初始化单路径馈线恢复模型的计算。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环境下，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既受到青年群体的阶级结构等不易变化的物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深受新媒体技术等复杂易变因素的影响。因此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的互动关系不再局限于抵抗—收编的单一模式，而是基于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不同的相对距离，二者之间会形成相互融合、和谐共生、无害共生、相互冲突和相互对抗等几种不同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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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ogicDevelopmentoftheEuro-AmericanSchoolofYouthSubculturalStudyandtheCreationofChineseSchool
WANGXiang-qing1,WENJuan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The Euro-American school of youth subculture research had gone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Chicago School and the Birmingham School, and finally entered the post-subculture era. The Chicago School triggere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youth subculture research; the Birmingham School boosted the promotion of youth subculture research; and the new media stimulated the farther development of post-subculture research. However, after the post-subculture, the youth subculture research faces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the indifference to the structural inequality with class as the core, which greatly reduce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post-subculture theory; the neglect of political factors and power intervention,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post-subculture research to explain the essence behind many youth subcultural phenomena;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brought about by differences in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different youth groups. In order to walk out of the factual predicament of the youth subculture research, we should focus on the great necessitie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youth subculture. The ways to create the Chinese School of youth subculture include both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Keywords:youth subculture; new media; Chinese Schoo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9)02-0001-09
[收稿日期]2019-2-26
[作者简介]王向清(1960—)，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哲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温娟(1987—)，女，江西赣州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
(责任编校：舒阳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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