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无疑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南。
文氏桥振荡器,它是由同相放大器和RC串并联反馈网路组成。具有振荡较为稳定、波形良好、振荡频率在较宽的范围能方便地连续调节等优点[6]。在文氏桥振荡器拓扑中增加动态元件、非线性元件或者两个文氏桥电路通过非线性耦合可构成各类文氏桥混沌或超混沌振荡电路[10-14]。
今年适逢我国近现代政治学科发端创立120周年，当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之际，站在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联系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实现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系统回顾、梳理和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近现代政治学科百廿年发展历史，分析提炼其中蕴含的学科发展规律，鉴识吸取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源流与创立
人们在古代就仔细观察、追究和思考社会公共生活及其权威现象，形成了关于政治现象的知识和学问，并且开设学堂，讲授知识、传播思想。古希腊智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及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他的吕克昂学校，孔子创仁德政治思想并以私学授业，由思考到传授，使得这些智识者的政治思考和学识成为文明意义上的学问和学术。
19世纪末，中西方政治学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尽管如此，二者独立成型的动因和背景却迥然相异。
在西方，发端于14世纪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自由主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但及至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却日益凸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有效化解经济社会矛盾的作用随之逐步突出。为此，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对于既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运行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的要求，实际政治生活对于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知识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实用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促使原本依托哲学、伦理学、法学而形成并且仍然与这些学科学术混为一体的政治知识，演化成关于政治运行和技术的专门而清晰的学科、学理、知识和方法体系。由此，独立的政治学科应运而生。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成立，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独立政治学科诞生的标志。
当西方政治学揖别哲学、伦理学等学科而成为独立学科和知识体系时，中西方文明在现代化意义上，已经在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和发展时序方面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和时差。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和创立，促进了中国政治价值、话语和思维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转换。戊戌维新之前，传统中国沿袭着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而后新学的兴起，促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政治话语和治国思维从传统向现代迅速转换。在这其中，尤其是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专业中的登堂入室和系统传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的最初传播的有机内容，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思想基础，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政治进程。
没落腐朽的清王朝裹挟着中华文明急剧沉沦，而在后发和外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觉醒的先进分子积极向西方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良方。甲午战争前，这种关注和努力大量集中于器物层面，逐步酿成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昭示了对于西方器物简单模仿学习而达成现代化路径的淤塞。1898年的“戊戌维新”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换的集中行动，维新派的变法实则为制度变革。与此相伴的新学，是伴随制度导入的思想、学问和文化的引进。研究表明，恰恰是这种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引进，激发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近代中西方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公元纪年虽同处一期，但中西方政治学在历史遭际和实践使命意义上的社会纪年却迥然相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摆脱民族危机和对于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艰难追寻，引发了对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政治哲学的抛弃、对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追求和对现代化伴生政治形态的知识渴求，这种弃与求，既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认知滥觞，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发展的实践底色。
样态与特征
第四，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初始到创立的演进呈现出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本土化尝试的学术发展和运行轨迹。虽然1899年学堂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加大了近代西学的内容，但着力养成的还是学生的传统政治思维。及至1902年，恢复重建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在考察日本和美国等多所大学的学制之后，设计了学堂学科的新章程，政治学的课程从原来19门增至27门：基本上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科的课程。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引进和消化，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学科开始尝试本土化及独立设立议题的努力。这种努力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中文话语对西方政治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的解说，如1902年杨廷栋编撰的《政治学教科书》、1906年严复的《政治讲义》、1910年梁启超的《宪政浅说》等，不过这些只是西方政治学的汉语介绍或者解读，缺乏基于本土政治的原创性思想、知识和方法；二是以现代政治学名义解说皇权政治和君主政治，代表作如1902年出版的《皇朝政治学问答》，其表述的依然是传统君主政治哲学及其统治模式；三是以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为代表的，积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与中国本土政治现实相结合的本土化尝试。前两种努力或思想失之肤浅，或取向悖逆迷误。而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的本土化尝试，不仅积极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而且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政治，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政治学本土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第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古老中国的诞生和拓展，是戊戌维新运动移植和嵌入外来知识和制度的幸运例外。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戊戌维新创立京师大学堂的产物。而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失败后仅存的硕果，引进和确立政治学科却是多种复杂要素耦合的产物：首先，它是出于晚清统治集团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的需要，政治学科的办学宗旨和目的是为朝廷培养能臣；其次，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亦是社会和政治不得不趋向变革的要求，腐朽的晚清政权难以担当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大使命，使得京师大学堂设置、留存、发展了以国家制度认知和阐述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学科；最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也缘于近代政治学科的独特属性。民族危机既重，旧学伦理说教无以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欲维新国家制度，朝学两界不得不选择新的政治知识和学说展开新国家建设。以国家和制度知识研究为核心的政治学科恰符合这一资格，合乎逻辑地在留存的学堂中得以设立和滋生。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近现代中国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蜕变中得以发端和发展的。戊戌维新之后的京师大学堂被赋予双重角色，即中国第一所近代国立综合性大学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直至1905年清廷学部的设置，使得中央政府具有了专司全国教育管理的行政机关，也使得京师大学堂得以成为一所独立的综合性大学。高等学府外部行政体制的变革，为其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首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设置，使得不同学科体系边界、内容和功能得以清晰；其次，大学本科教育的开展，使得现代大学的教育层次得以正式确立，而政治学科本科教育的开展，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诞生的标志；最后，大学管理体系与知识体系合一的学系的构建，使得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学科和知识体系为基础，标志着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近代学科的设置完成。这就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之时完成其设置的。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设和拓展，经历了从学识到学系的多要素多体系构建的漫长过程。在知识分类意义上，“学科”一般是指具有共同研究对象、认知属性和学术功能的知识体系。随着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学科”又逐步演化为类型化知识体系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这就使得其中包含着学识、学术、学者、学生、学习、教学等多种元素以及学术认识、学术研究、学术教育、学术组织等体系。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孕育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院”的政治学科课程，问世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政治专门讲堂，发展于1909年的独立专业本科教育，完成于1913年的第一届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确立于1919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正式成立，前后历时长达20载。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创立伊始即是专业化的学术、学识、学习、课程和学生等多方面体系的有机融合，表明其问世之初就逐步形成了多重专业性体系复合和相互融合的完备学科体系。在这诸多要素和体系中，又以高等学校政治学系的设置为学科创立完成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发轫，在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学取代传统儒家、以制度变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努力下创建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偶然与必然、传承与转换、移植与选择的多重矛盾辩证作用的产物，研究显示，其初生样态由此呈现复杂的多面性：
第五，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具有巩固和完善政治统治的国家学说的学术倾向和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研习和教授政治统治和为政之要的传统学术逻辑。首先，从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来看，晚清京师大学堂设置的仕学院，到仕学馆，到北京大学设置的政治学专业，基本层面实乃国家学，或者是对于国家、法律、财政及其制度的政治学解释；其次，从政治学学术体系来看，在北京大学形成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以国家或者政治权力研究为核心而展开的学术体系，作为近代政治本位根基的社会成员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内容却普遍薄弱甚至缺位；最后，从课程内容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采用的课本内容，大都是国家理论概论、法律制度概述和公共政策解说，其内容大都围绕西方关于国家原理、国家制度建设、国家财政、公共政策内容而展开。因此，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对于近代西方政治学识、学术、学科、学系和课程的移植，得其形而未详其神，重政权而轻视民权，求治政之道而淡漠人权自由民主，研权力运用而未尊人民地位。这种学术特点，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院式政治学科的局限性，在移植西方近代政治学的过程中，选择性取用其国家和制度建设学说服务于本土既有政治统治，实际上尚未摆脱研习和教授为官之术的传统学术窠臼。
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也得出了许多不同的创造力定义。其中，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定义为“产生对社会或个人新颖的、有用的想法、过程以及程序等。创造力就是产生解决新问题、产生新方法、带来新程序，以及形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想法的能力。创造力是“以全新的视角看问题以及创造性地做一切事的倾向”。对创造力最为简洁的定义当属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阿玛拜尔(Amabile)的定义，即“创造力是产生新颖和有用的想法”。
二是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一抓经营模式，巩固农资经营基础。二抓项目建设，增强企业发展动力。三抓融资渠道，增加资金供给规模。四抓应收账款，保障资金运行安全。五抓风险防控，坚守安全发展底线。要加强风险管控，在集团管控上要创新管理模式，规范管理行为。在基础管理上要照章办事，认真贯彻落实。在风险管理上要做到准确识别、科学研判、有效控制风险。在全面预算管理上要做到“先算后花，先算后干，过程监控，结果考核”，提高企业运行的质量。
综上，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对抗和转换岁月中呱呱坠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既是中国政治思想、知识传统和教育体系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又必然带有旧传统的深刻遗痕和新学术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意义与启示
第四，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为现代国家建设、制度建设和政治进步培养了专业人士。这些知识精英从晚清通晓新政的朝廷官吏，到民国的政府官员、学术人才以及革命者，其中相当一批人为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进步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由此可见，我国对残疾人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据2016年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统计，全国听力残疾人有246多万[2]，但是由于聋人高等教育规模小，每年全国单考单招录取的聋人大学生不足2 000人，平均每所高校不足100人[3]。
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影响，男性更多理性，而女性则有感性的倾向，女性为了爱情而牺牲自我的倾向也很高。对于爱情，男性认为是社会性的欲望。另一方面，对女性来说爱情被认为是自然的追求。也就是说，爱情对男性来说只是在生活中增添色彩的作用，不是全部的生活。所以，男性的爱通常会影响到其他的——地位、身份等，是不纯粹的。在选择选择的时候，男性会抛弃其他的欲望，选择自己的前途。爱对男性来说只有调味料一样。
第三，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启动了举国现代政治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的航程。到1932年，全国已有近三十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创时期形成的学科范式、制度路径、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广泛影响了20世纪的全国高校政治学科，甚至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政治学科的学科框架、研究路径和课程体系。
第一，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华民族拯救民族危机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制度学习、制度移植、制度更新和制度变革的开始，而作为戊戌维新文化和制度遗存的京师大学堂和政治学科，则在现代大学教育意义上承继了戊戌维新启动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制度变革的历程。初创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围绕国家法律和制度构建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形成了典型的制度政治学的教学体系，这种国家制度及其原理学习为主要内容的专业高等教育，强化了人们的制度变革意识，发挥了民主主义的制度启蒙作用，在政治革命和国家建设着眼点和着力点方面，为后来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以制度变革求得革命目的的依赖路径。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和创立，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明的转换和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与拓展，给今天奋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政治学科的人们以多方面的启发：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使得中国政治学获得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中国的建立，才使得中国政治学科真正成为探究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学科。今天，我们建设世界大学和一流政治学科，必须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把握政治文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的世纪潮流，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定位，推进一流世界政治学科的建设。
第二，学科的发育和发展，与高等学校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合理定位和优化政府对于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才能确立和推进一流学科的建设。
第三，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科，需要对于我国高校政治学围绕学术、学科、学系构成的多个体系同步推进和优化建设，实现政治学科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人才体系和教学体系共同成长、均衡发展、相互促进和交叉融合。同时，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和其他相关学科比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相互强力支撑。
目前藏羊加工副产品，如藏羊皮、藏羊血、藏羊肠等大多没有被有效利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根据这些副产品的营养特性，青海省可以以此为原料进行以下产品的开发和生产：
第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是政治学科成长发展的必然。立足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实践，把国际性与本土化有机结合起来，深入贯彻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借鉴他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对于国际学术界的有效学术影响力，才能促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同时发展和提升。
《条例》将流域作为统一整体列为管理对象，但是各地区水功能区划，尤其是边界河湖水功能区划仍有不统一的地方。如2010年国务院批复的《太湖流域水功能区划》将淀山湖整体划为淀山湖苏沪缓冲区，但在以前的江苏省、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有关的水功能区划批复中均对淀山湖使用功能进行了不同的定位，江苏定位为渔业用水区，利用率较高，上海定位为水源保护区，对环湖地区发展进行了严格限制。建议两省一市各自调整水功能区划，将保护标准统一到2010年5月国务院批复的《太湖流域水功能区划》苏沪缓冲区这一统一标准中来。
第五，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指导，确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学科和学术发展理念和定向，明确培养什么样的政治人才、为谁培养政治人才、怎样培养这样的根本问题。今天，我国的政治学科建设无疑必须以科学的、实践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建设人民民主国家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基础，培养天下为公、勇于担当，尊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奉人民主权、尊奉社会主义法治、尊奉人民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接班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兼院长；摘自《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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