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杂歌谣辞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魏晋,杂歌谣辞,异文
杂歌谣辞论文文献综述
闫宏[1]（2018）在《魏晋杂歌谣辞文献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论文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明晰魏晋杂歌谣辞的概念界定,第二部分整理总结魏晋杂歌谣辞的收录情况,第叁部分对魏晋杂歌谣辞文献中存在的异文进行考察,并探究其产生原因。绪论是魏晋杂歌谣辞的留存及研究现状的总结。魏晋杂歌谣辞是留存下来的中国古代杂歌谣辞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歌谣的一部分,因此在阐述的过程中,本文从杂歌谣辞乃至歌谣的宏观角度关照。杂歌谣辞自宋代就被列为独立的类目,并在之后的诗书编纂中得以沿用,是诗文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类。民间歌谣在文学研究的舞台上由边缘被拉至显眼的位置,歌谣研究观念的改变也带来了杂歌谣辞研究角度的多样变化,魏晋杂歌谣辞作为杂歌谣辞整体研究中具体的一部分,其研究也存于这变化之中。这些体现了魏晋杂歌谣辞的价值与意义,也决定了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第一部分是魏晋杂歌谣辞的概念界定。首先从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为杂歌谣辞作的序和杂歌谣辞类目收录的作品概括提炼标准。其次,从后世杂歌谣辞收录情况的变化,总结概括杂歌谣辞界定上的改变。结合以上内容对当下文学研究语境中的杂歌谣辞作概念上的界定。第二部分是研究魏晋杂歌谣辞的收录情况,通过对不同着作收录作品的异与同来探究以及歌辞与谣辞的分类探究,结合第一部分得出的杂歌谣辞的概念界定,对魏晋杂歌谣辞作品进行判定。这一部分是后续研究内容的基础。第叁部分是魏晋杂歌谣辞作品的异文整理与原因探析。在第二部分划定的魏晋杂歌谣辞的范围内,通过查阅各类史书典籍,以当前学界辑校的权威版本为准,总结出现的异文,标明出处。梳理异文产生的原因,作从个别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的分析,并进行分类探究阐述。本文的魏晋杂歌谣辞研究,是截取了一段历史时期的杂歌谣辞进行的研究,这样的断代研究是为了使结果更具体、更深入。与此同时,也是以魏晋时期的杂歌谣辞为具体的切入点,在研究魏晋杂歌谣辞这一个体的同时,关照整个杂歌谣辞和歌谣的内容。(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18-05-01）
丁文魁[2]（2017）在《汉代杂歌谣辞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汉代杂歌谣辞是宋代郭茂倩对汉代乐府诗分类之一,主要包括两汉时期的歌辞、谣辞和谚语。汉代杂歌谣辞作为汉代诗歌的一种,具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并且两汉时期所产生的杂歌谣辞没有固定的诗歌创作群体,诗歌风格以及诗歌体式。虽然诗歌数量不多,但也是在汉代诗学观念的影响下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途径。对汉代杂歌谣辞的产生机制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可寻求两汉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文学文化之价值。礼俗这一特定文化现象在汉代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杂歌谣辞在其创作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对统治阶级推崇的礼乐文明的肯定,同时也体现出两汉时期街头巷尾的民间文学创作活动,将民俗和文学紧密的结合了起来。从礼俗之角度对汉代杂歌谣辞进行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既可探索当时文人以外诗歌创作的现实意义,又能呈现两汉时期民间诗歌创作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双重互动关系。两汉时期所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在民间歌谣中也有所保留,从这些诗作以及表达的内容来看,有对盛世的歌颂,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骄奢淫逸统治的讽刺。汉代杂歌谣辞在其创作过程中也表现出独特的文学特征,在质朴、平淡的语言中表现出对“诗言志”传统的继承、叙事模式的创新以及“美刺”艺术的发展,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此外,汉代杂歌谣辞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民间创作倾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着其适合自身发展的传播方式,被史官及文人不断地润饰加工后成为文本,这又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汉代杂歌谣辞的创作与传播对汉代以及后世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礼俗角度、与政治的互动、文学特征以及创作与传播四个方面对汉代杂歌谣辞进行分析,探求其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本文来源于《西北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朱海博,张凌[3]（2016）在《庞德《A Girl》与李商隐《杂歌谣辞·李夫人歌》的对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埃兹拉·庞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古典诗歌创作方法,创新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他的《少女》与李商隐的《李夫人》在创作方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这两首诗歌的意象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描摹心仪女人形象的手法。对艺术手法、作者文化背景和情感表达的对比,可以发现意象在中英诗歌中呈现和效果的差异,从而透视中西思维之异同。(本文来源于《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3期）
肖砚凌[4]（2016）在《两汉杂歌谣辞诗事材料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诗事材料指"记载诗歌本事,诠释名物与考证故实,阐扬名教,泛述闻见"的材料,是诗学文献的组成部分。本文讨论两汉杂歌谣辞诗事材料的辑录范围,从两汉典籍中辑录出材料约170条,并分为两汉民歌诗事材料、两汉童谣诗事材料和两汉谚语诗事材料。通过对这叁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总结出两汉民歌诗事材料多与创作相关,表现了两汉民歌的创作特点;两汉童谣诗事材料与民歌材料相比,具有材料来源、性质及内容方面的差异,其主要功用是帮助两汉童谣解读;两汉谚语诗事材料分为引谚诗事材料和作谚诗事材料,其主要反映了两汉引谚的目的和作谚的缘由。(本文来源于《杜甫研究学刊》期刊2016年02期）
王林飞[5]（2014）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校误》一文中研究指出逯钦立先生编着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比较完备地收录了先唐的歌谣谚语,然尚有失校、错讹之处。通过文字校误、补异、断句、去重,期望为该书的再版和完善提供一点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中国韵文学刊》期刊2014年04期）
王林飞[6]（2014）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补辑》一文中研究指出逯钦立先生编着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收录了唐以前的歌谣谚语,然尚有遗漏。歌谣谚语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对其进行补辑是有必要的。略依逯书体例,按时代排列,补辑歌谣谚语,省却题解类文字。(本文来源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期刊2014年03期）
敬晓庆[7]（2011）在《岂惟观乐,于焉识礼——评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一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就整体而言应当包括"诗的生产与消费"和"乐的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诗的生产与消费"和"乐的生产与消费"分属不同的社会门类,并采取各自不同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从歌诗生产理论来看,歌诗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诗"与"乐"分处不同艺术生产部类所造成的"诗"与"乐"、"言"(本文来源于《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期刊2011年02期）
王灵梅[8]（2009）在《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内涵的再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是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十分重要又较为特殊的两大门类。因其收录作品内容的庞杂性及其概念的模糊性,学术界对这两大门类内涵的阐释尚不够准确。我认为,“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作品的收录是有既定的标准与原则的。杂曲不是无法归类而统统收录的作品,并不是指那些声辞不具的作品,而是主于人声、侧重人声表演的新声。在不同的时期,杂曲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它包含的内容相当宽泛。而“杂歌谣辞”一类,虽名为“杂歌”与“谣辞”,其实指的是“谣”与“谶”。郭茂倩把“杂歌谣辞”特立一类,并非是为了探寻歌谣与乐府之间“源与流”的关系,而是歌谣本就归属乐府,本就是乐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郭茂倩在前人对乐府诗歌收录分类的基础上,依例行事,体现出了对最早入乐诗歌《诗经》“风雅颂”体例的遵循,其或观风俗之意十分明显。(本文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期刊2009-04-08）
向回[9]（2005）在《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杂曲歌辞研究,下编为杂歌谣辞研究。 绪论部分简要地介绍了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的研究状况,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上编第一章是杂曲歌辞的文献学研究。论文依据郭茂倩《杂曲歌辞序》中的理论界定以及杂曲歌辞中的具体收录认为,杂曲歌辞所用的音乐都是与雅乐相对的杂乐,是新声俗乐,其中有些作品则声调不明所起。但是郭茂倩却并没有将所有与雅乐相对的杂乐歌辞都收入杂曲歌辞中,杂曲歌辞可以说是郭茂倩在对那些有着相同之处而又能自成一类的曲调排除之后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在此类目成因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杂曲歌辞中的部分作品进行了重新归类,并对郭茂倩未收的杂曲作品作了认定。最后,本章还对杂曲歌辞作品中的异名现象作了探讨。 上编第二章是杂曲歌辞的音乐学研究。本章的研究以个案为基础,分别探讨了曹植杂曲作品的入乐问题与《行路难》歌辞的入乐问题,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对杂曲歌辞的入乐作了探讨。最后,对其他一些入乐的杂曲歌辞,本章中也分别作了探讨。上编第叁章是杂曲歌辞的文学研究。本章的研究也以个案为基础,第一节对《秦女休行》一曲中左延年与傅玄所作二诗进行比较,认为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是他自创词曲以供帝王娱乐的新乐歌,而不是为了给作品主人公立传的乐府旧题,与傅玄之作不同。第二节对《行路难》一曲对后世文人创作的影响作了探讨,认为《行路难》在唐代文人心目中已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近乎于一个“母题”。上编最后一章是杂曲歌辞丛考。本章对杂曲歌辞中的部分曲调如《阿那环》、《高句丽》、《于阗采花》、《杨花曲》、《妾薄命》等分别进行了探讨。下编第一章是歌谣总论。主要探讨了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特立杂歌谣辞一类的原因以及郭茂倩在入乐问题上所持的标准,认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专立一类以收录不入乐的徒歌作品,是因为徒歌与入乐的乐府之间存在着一种“源”与“流”的关系,对歌谣进行研究可以让人明了乐府诗的发展衍变,而郭(本文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期刊2005-05-14）
尚丽新[10]（2003）在《中古时期的“歌”、“谣”观——以《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梳理了从先秦到唐代“歌”、“谣”观念的流变,分析了它们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以《乐府诗集》一书为例,具体分析了中古时期的“歌”、“谣”观。(本文来源于《云南艺术学院学报》期刊2003年03期）
杂歌谣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汉代杂歌谣辞是宋代郭茂倩对汉代乐府诗分类之一,主要包括两汉时期的歌辞、谣辞和谚语。汉代杂歌谣辞作为汉代诗歌的一种,具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并且两汉时期所产生的杂歌谣辞没有固定的诗歌创作群体,诗歌风格以及诗歌体式。虽然诗歌数量不多,但也是在汉代诗学观念的影响下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途径。对汉代杂歌谣辞的产生机制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可寻求两汉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文学文化之价值。礼俗这一特定文化现象在汉代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杂歌谣辞在其创作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对统治阶级推崇的礼乐文明的肯定,同时也体现出两汉时期街头巷尾的民间文学创作活动,将民俗和文学紧密的结合了起来。从礼俗之角度对汉代杂歌谣辞进行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既可探索当时文人以外诗歌创作的现实意义,又能呈现两汉时期民间诗歌创作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双重互动关系。两汉时期所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在民间歌谣中也有所保留,从这些诗作以及表达的内容来看,有对盛世的歌颂,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骄奢淫逸统治的讽刺。汉代杂歌谣辞在其创作过程中也表现出独特的文学特征,在质朴、平淡的语言中表现出对“诗言志”传统的继承、叙事模式的创新以及“美刺”艺术的发展,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此外,汉代杂歌谣辞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民间创作倾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着其适合自身发展的传播方式,被史官及文人不断地润饰加工后成为文本,这又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汉代杂歌谣辞的创作与传播对汉代以及后世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礼俗角度、与政治的互动、文学特征以及创作与传播四个方面对汉代杂歌谣辞进行分析,探求其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杂歌谣辞论文参考文献
[1].闫宏.魏晋杂歌谣辞文献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8
[2].丁文魁.汉代杂歌谣辞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7
[3].朱海博,张凌.庞德《AGirl》与李商隐《杂歌谣辞·李夫人歌》的对比研究[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4].肖砚凌.两汉杂歌谣辞诗事材料研究[J].杜甫研究学刊.2016
[5].王林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校误[J].中国韵文学刊.2014
[6].王林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补辑[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
[7].敬晓庆.岂惟观乐,于焉识礼——评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1
[8].王灵梅.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内涵的再阐释[D].首都师范大学.2009
[9].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5
[10].尚丽新.中古时期的“歌”、“谣”观——以《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为例[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