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学核心概念是政治学知识大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形成自己的有效政治学核心概念基石，构建出与西方国家政治学概念体系不同的、适用于自己的概念体系。权力优越即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核心概念，其具体阐述包括权力优越的定义与客观现实，权力优越的诠释与客观分析，关于权力优越政治哲理与治吏实践两个层面上的答疑。权力与公有制有着天然的渊源和联系，权力优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政治哲学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补充。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优越；政治学；核心概念
一、引 言
长期致力于政治学基础和政治学理论研究，享有国际声誉的英国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指出：“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概念，在此意义上，实际上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1](P2)其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一书论述的140个概念，就是支撑起西方政治学知识大厦的基石。考察中国政治现实，政治学核心概念体系具有明显的与时俱进特征，改革开放前关键性的政治学核心概念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斗争、修正主义、继续革命等，改革开放后逐渐悄然被民主、法治、权力制约、国家治理、公民权利、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学核心概念所取代。张小劲认为：“加强对中国发展的实证研究，从中至少在事实发现和描述的意义上提出有长期知识积累和跨界对话能力的经验概念，从而建构足以概括和刻画中国经验的概念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更进一步而言，我们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从原汁原味的中国政治现实中总结提炼出原创性的政治学核心概念，形成本土性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学派，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进步服务。当然，这种以中国问题主体性为首要原则，同时又要不回避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的概念和话语，而是积极进入其中与之对话和辩论。
正如安德鲁·海伍德所说：“为了认识世界，我们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赋予它特定的含义，而这一任务是通过构建概念来完成的。”[1](P2)笔者历来依赖于与自己、与他人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经验和感觉来认知权力。回顾权力优越这一关键性社会主义政治学核心概念的诞生，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是站在权力道德化的立场和角度上。直到后来才突然顿悟：权力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所一贯道德化的认知，其本质上是要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相反权力是客观化的，天然要求优越！观念的改变是决定性的，顺着这一思想往下继续思索，曾经绞尽脑汁思考的中国改革开放中之反腐败难题终于有解：(1)权力天然要求优越；(2)如果权力者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必然就要从腐败方面去寻取；(3)如果不制约，即使权力优越，权力者的欲望仍是无止境的；(4)在不推翻权力者的前提下，制约权力的关键也在权力者；(5)权力优越必然引起竞争；(6)低素质者要想取得或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必然通过腐败这种方式；(7)如果腐败权术可以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人们就不会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8)在公平自由竞争机制导向及制约下，高素质者必然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语)生活中存在的权力腐败现象和权力事实，从两个不同的侧面使我们感受到权力的种种优越，但我们却要用它去寻找一条社会主义条件下彻底消除腐败的新路!在此之前，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早已提炼出了权力制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提出“三权分立”制约理论，1748)和权力竞争(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提出“精英竞争式民主”理论，1942)这两个政治学核心概念，恰恰偏偏缺少了权力优越这一最基本的前提：权力制约因其而须，权力竞争由之而生。可谓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权力何以必须制约和必然竞争？如何吸引与激励德才兼顾的高素质者从政并勤政、廉政？
二、权力优越的定义及其诠释
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学名著《利维坦》，用《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种怪兽“利维坦”来作书名，即意在比喻国家权力的强势和强大。安德鲁·海伍德也指出：“在现实的政治交往中，政治权力的力量较之于财富与文化等力量处于优势地位。”[3](P432)而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更直接包含有政治权力优越之含义。
(一)权力优越的定义与客观现实
这里，有必要先给出我们所讨论之权力的定义域：专指一种公共事务性的政治权力——公共领域政治市场及经济市场的责任主体，具体人格化即政治家、政务官(含国有企、事业单位首长)；其相对称于私人资本性的经济权力——私人领域经济市场的责任主体，具体人格化即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家。另外，就似私有企业职业经理层人员享受资本剥削的余荫一样，国家组织机构的业务官公务员也享受权力优越的余荫。不同的是，资本剥削具有原罪(非公平正义性)，权力优越没有原罪(呈公平正义性)，权力腐败属于一种次生性犯罪。就此而言，业务官公务员也是权力腐败的主体之一。尽管于性质上其是次要性的权力腐败主体，但由于人数巨大，造成的危害同样严重，甚至更大，不容忽视；而且，领导和监督业务官公务员勤政廉政，正是政治家、政务官的重要责任。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构成或内容的政府治理艺术、公共事务管理、社会群体间达成妥协与共识、社会资源和权力本身的分配等，都与权力的运行及责任密切相关。无论行使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还是公共企、事业经营管理权力，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项艺术，都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综合能力，需要多方面的才干、知识及高尚的道德人格，这些不是任何普通人都能轻易做到的。怎样协调平衡大到一个国家、社会，小到一个部门、单位中的各种群体、各个方面利益关系，都非常具体、烦琐、复杂、困难，无论理论上还是操作上都极具挑战性。权力者要真正担当起责任，把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管好、搞好，就犹如一家之长要把一个家庭搞好一样，要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劳动与操心。而且，权力者代表公众利益行使公共权力，必然会处于各种利益、矛盾之焦点，这不仅要付出大量心血操劳，有时甚至还要承担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权力者也理应享有相应较丰厚的各种权力优越。且权力愈大责任亦愈大优越亦愈大，其可谓是古今中外皆然。不同的是合法性基础，或权力神化，或权力道德化，或权力客观化，以及多者兼有之。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权力者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从正当的合法途径得到应有的合理权力优越，否则无异于“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于是权力腐败在所难免，甚至不断严厉打击，加重惩处，也无济于事。并且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权力道德化这一根源没有消除，将来腐败案件的表面数量可能会向减少变化，但腐败案件背后整个权力腐败的程度却不会改变。
基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的延续，我国和东亚的许多国家一样虽然致力于开发家庭养老的功能，提倡和鼓励“多代同居”的模式，但确实已经不适应现代人的居住生活理念。随着我国人口流动和生活理念变化，城乡空巢家庭数量不断增多，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全国65岁以上“空巢老人”有4150万人，到“十二五”期末将超过5100万人，占老年人口近1/4[2]。空巢家庭中，一成的老人是单身。代际分离增加了家庭养老的困难。
所谓权力优越，即为了激励权力者(权力机构及其法人代表政务类公务员)舍身忘己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给予与其责任和贡献相称的社会地位、待遇及报酬。权酬则为权力优越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权力的作为在于建功立德，对其给予应有之合理激励(包括物质、精神两者)是为权酬。它与固化、泛化的工资有所区别，由于所具的动态性、针对性而更有激励效用。此盖缘于权力作为的创业或进取之建功立德与守成之无功欠德不可同日而语。权力者处于任何一个重要的权力位置上，若真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非得像周恩来、焦裕禄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可。这就得需要有十分强大的动力才行，不仅是需要物质上的，而且还需要精神上的。
权力优越也体现在权力的自由裁量权上，自由裁量权越大，权力的作为空间亦越大。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关键实质不是大小，而是宏观制度与具体规则对其的占有、制约、激励是否科学严密合理。在权力道德化缺乏利益激励竞争的环境下，做“太平官”“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是不少人的为官之道。现实中大量、普遍的腐败行为表现为权力者不尽心尽力履行职责，无利可图时，该办、该做、该管之事，不办、不做、不管或不办好、不做好、不管好。一言以蔽之，权力优越就是在自由竞争与法治制约的基础上，给予权力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和物质精神双重性激励，以促使及保障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效率，从而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
承认权力优越，既当然要否定权力在社会地位、待遇及报酬上道德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同样否定它在一切方面都应优于权力之外的一切人。如在当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严峻形势下，权力部门享受农副产品“特供”，就已经不是什么权力优越，而是腐败及懒政之下不顾民众利益的自我特权保护，而肯定要有制度及法律而非道德来规范其边界。反过来，权力优越又要求权力者应具有比普通人更高尚的道德人格，道德必然是像取得或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的通行证。由于政治市场中的这种民意性，权为民所赋必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力天然比资本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只是虚伪的权力道德化反而阻碍了它的具体实现。权力道德化下，道德摆在明处，利益则在暗处。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语)成为不幸的现实。
中国尽管对权力者的正当报酬待遇不断提出日益正统日益严格的要求，然而，在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承诺和权力体制运行现实之间，差距往往是巨大的，甚至是南辕北辙。权力优越表现为种种不言而喻的事实：在我国权力者的权力优越程度，目前仍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两方面的因素所综合决定的。其主要特点为，一是权力者的权力优越程度小但却相对稳固(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尤为如此)，其各种待遇若完全按照正式的文件规定，与普通公务员及群众之间的差距甚小。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平衡，即低级别、低责任、低技能类业务官职位工资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高，高级别、高责任、高技能类政务官职位工资则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低。这种不平衡之下，高级和低级的公务员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小，因此政务类官员或者有着各种的工资外的福利及特权，或者甚至干脆想方设法“自肥”。而另一方面，低级公务员的实际薪酬对许多普通年轻人仍然有着极大吸引力(有其合理性)。二是权力者的责、权、利三者之间严重失衡，依次为小、大、小，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极为不合理的状况。我国权力者由担任一定职务相应获得的各种法定利益较小所决定，其所承担的各种责任也同样极小，但权力者手中的各种权力却极大，这主要与权力道德化在权力问题上的负面影响(如迷信思想道德教育作用、对权力的制约依赖人治)密切相关。
首先确定每个单元的偏置为(-2/m,2/m)间的随机数，即为(-1/4,1/4)，确定学习率为1，目标误差率为0.001。
上述我国权力者权力优越状态的一个人们熟知的后果是，国际上公认的反腐败利器“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由于权力道德化导致的权力优越不规范、不到位和越位两者共存，缺乏出台所必要的政治环境，风险与阻力均大，使得其一再难产。我国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提是权力优越必须规范化，否则，难以严格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所以，其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合法性不够：必须否定权力道德化，使权力优越名正言顺规范化，而且要同时落实权力的重大责任，权力的取得要通过公开、自由、平等的竞争，让人们获取权力优越的机会相等。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优越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务实的态度，即在不损害和触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予了公共权力者程度较高的权力优越。但某些有特殊情况的国家在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过程中，由于触及利益现实还是经受了巨大的社会震动。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剥削者资产阶级，其基本上完全垄断着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者的权力优越，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私有企业主)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大私有企业主掌管着的巨额权力，完全可以与一个国王相比。“微软帝国”“通用帝国”“沃尔玛帝国”等，几乎都可以说是国中之国。
[36] Kane Jan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rospects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March 1996.
可见在权力优越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既有比较客观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社会制度性矛盾的一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存在，权力腐败这另一种剥削就必然具有或找到了它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与依据。权力之主持社会公平正义，在私有制下受剥削诱惑是有限的，只有在公有制下排除了剥削诱惑才会是无限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资本是制约权力足够强大的力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可能重复这一路径，我们必须是在维护权力优越的基础上，然后完全彻底依靠人民的力量制约权力，而避免受制于资本，相反是能够去制约资本。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后，曾有一段时期，在当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者的各种利益水平一直稳固地保持在整个社会之上，并加之其他一些政治因素及措施，其廉洁程度也一直为举世公认。当然，这里也必须同时指出，这种权力者的廉洁是“利出一孔”之下，以牺牲经济效率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得不偿失，根本不足为取。
有鉴于现实中那种绝对平等观的屡屡碰壁，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和领导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对过往进行国家统治和管理或治理的方式进行反思，遗憾的是至今却仍未离开过首先将权力道德化这个起点。在这种权力道德化而非客观化否定权力优越的思路指导下，对权力的要求上道德化，而处理权力越轨上却不得不客观化，实行双重标准；因为若处理权力越轨也道德化，则会导致整个地否定权力。其正应了美国学者霍夫曼之言：“好的目标比不上正确的策略。”[17]从而对权力者道德说教的作用，反腐惩罚的威慑，各种监督的制约都是有限的，于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决定性意义。
(二)权力优越的诠释与客观分析
社会主义反对的是权力腐败，而不是权力优越。相反，社会主义需要权力优越来巩固加强公有制的地位。过去一些过激的所谓“完全彻底性”的反腐败，消灭一切权力优越的观点，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是唯心主义的，而非唯物主义的。正确的应是不仅要给权力者一定优越，而且要给权力者足够的优越，以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里，权力优越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二者是相统一的。因此，要用公正的不平等(权力优越)，去消除不公正的不平等(权力腐败)。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驱动，在任何腐败行为背后，都可以看到利益之手在起作用。权力者若得不到应有的优越，虽拥有一官半职，却上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下不能使妻子儿女生活优裕，甚至连自己的体面生活都难以为继，面对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比较就难免心理失衡，受利益驱动产生腐败动机，或迟或早，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其因人而异，最终会将手伸向自己掌握的权力。如贪官杭州副市长许迈永的悔过书中就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主要原因便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与自己的商人朋友“越比心态越不平衡”，他认为“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4]再如，另一名贪官江苏省句容市副市长则说：“看到一些老板揽下一项基础设施工程就能轻松赚取成百上千万元，我心理失衡了，认为与老板相比，自己付出的更多，于是想，只要不开口索贿，别人逢年过节送些礼金是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就是这个想法害了自己，不知不觉间，我收下的钱财竟然达到了几百万元之巨。”[5]
其次，另一个次要的辅助性原因是权力道德化下的权力规则失序。权力优越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大地上的水，无处不在，治水只能疏导，堵塞只会使权力优越之水更加泛滥。权力者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并不就等于能够真正消除权力优越，权力道德化充其量只能是使权力优越规则失序，促使权力者用非法手段去获取原本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各种利益，导致权力优越前门不走走后门。于是权力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竞相攀比形成一场谁也不知道最终名次的权力腐败“地下竞赛”。
除了以上学者探求本字的例字，本文也试着对“狴犴”这一连绵词考本字。“狴犴”指牢狱。又写作“狴”“犴”“犴”“狴岸”。其语源为“”。
正如学者曹锦清所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让手中握有权力的大小党政官员甘守清贫，廉洁用权行吗？”“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6]在这种利益驱动与规则失序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当今权力者已经出现，而且只要权力道德化之根源不消除，还必然将继续出现无数的腐败。解决这一问题的真理只有一条，那就是权力客观化，给予社会主义权力者应有的权力优越。
且具体以官员公费休假的权力优越为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公休假制度日益正常化。但这一休假权利对一部分担任重要职务的权力者来说，却是“水中之月”。其实，这部分权力者并非不想休假，无暇休假除公务繁忙外，更与权力道德化压力有关：社会舆论鼓励权力者加班加点，对累倒甚至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权力者往往褒奖有加。笔者认为应将任何权力者的休假权利都落到实处，而且要反映出权力本身应有的优越，这是去权力道德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当然，前提是要有制度利益机制来保证选拔出来的权力者德才兼顾。否则，另当别论。官车制、官邸制以及公费接待、公费医疗等问题也基本如是。
细心观察政治现实，不难发现权力者道德品质状态不外乎三类情形：第一类是负道德化，所占有的利益超过自己的付出，其或尽管勤政有能力吃得苦，但更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甚至胆大妄为，疯狂聚财，不择手段；或尽管不以权谋私，但能力差不勤政不吃苦，所以占有的利益也超过付出。这类权力者的权威必然受到影响，会降低政治治理效率。第二类是正道德化，所占有的利益不仅小于自己的付出，而且低于下属和一般人。其或勤政廉政有能力吃得苦；或尽管能力差但廉政吃苦，所以占有的利益也小于付出。这类权力者当然权威和政治治理效率较高，特别是前者，若大大小小的权力者都如此，肯定是个善治的完美社会。然而问题是在政治现实中，权力者中这样做的一时一事个别可以，长期普遍整体不行，没有普遍性和可持续性。第三类是客观利益化，所占有利益与自己的付出平衡，或所占有利益多付出也多，或所占有利益少付出也少。这类权力者的权威和政治治理效率，主要取决于能力的强弱。能力强权威和政治治理效率就高，能力弱则权威和政治治理效率低。前面已经举出过第一类权力者的典型，稍后还将举出第二类权力者的典型，但权力者道德品质状态能够具有普遍性和可持续性的，只能是第三类的客观利益化。
为了提高船舶营运能效，航运界提出了多种节能减排的方法，例如降速航行、航线优化、气泡减阻、主机热经济学分析、采用LNG等新能源。但是，要采取这些节能减排的方法都要增加船舶的投资资本或者是降低营运效率，并且这些方法对不同的船舶有不同的适应性，因此不能进行普遍推广。本文利用FLUENT软件计算船舶不同吃水及不同速度时在单相流（水）、两相流（空气、水）中的阻力，并结合项目组研发的船舶能效监控系统实测出船舶在不同吃水差下主机每海里的油耗，比较船舶在同种工况不同吃水差下阻力和主机每海里油耗的变化趋势，从而找出在相应工况下的最佳吃水差。
如果权力制度规则偏离了权力客观规律，而产生一种权力道德化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环境，那么，这时权力腐败应该理解为权力制度失灵的结果而不可避免。这时，权力腐败官员们本身也是道德政治文化下的受害者。因为，在权力道德化的政治环境下，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们若是勤政廉政者，现行权力优越利益激励机制与他们的贡献相适相称吗？如甘肃临洮县县长柴生芳长期超负荷工作，去世前竟然持续工作了近18个小时，接待来访群众、调研引洮工程、表彰助学模范、检查道路建设。白天奔忙，晚上又继续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从19点30分开始，先后研究了53项工作，深夜1点30分才结束。直到深夜两点，他才极度疲惫地回到办公室，来不及关掉台灯，顾不得脱掉鞋袜，就直接和衣而倒，侧卧在床，一只手握着手机，一只脚还拖在地上，就在沉睡中因劳累过度诱发心源性猝死。[7]再如累倒在脱贫攻坚路上的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从2010年当县长到2014年做书记，2016年46岁去世，没人知道他总共下了多少次乡，爬了多少座山，只有他的司机朱黎家对照着里程表算过一笔账：六年时间，行驶里程60万公里，平均每天要在车上行进200公里，至于爬坡过坎、田间地头走过的路更是无法计算。“没见过这么拼命的干部。”朱黎家说。[8]
权力优越从本质上讲，并不主要是缘于权力者的利益本身，而是为了国家公共权力的有效运行。如公安局局长因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需要附有职权上的各种优越，而因有职权上的各种优越其必须维护好社会公共安全。一方之长的省长、市长、县长更是如此。一个社会需要权力优越是为了办理好各种社会公共服务，在这方面有许多深层规律和理念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易言之，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上，有许多价值观念和政治伦理规则需要厘清，盲目追求绝对平等，结果并不会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权力者现实生活中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承认权力者的自身的利益并将其公之于众，才能更好地接受监督，更好地处理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无视权力天然优越，虚伪地宣扬权力道德化，民众只会越发将其与现实进行对比，结果是道德宣传与现实实际形成巨大反差，反而颠覆或玷污了一切其他正确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使得依靠政治道德获得权威合法性的权力者反受其害。
权力其必须要求人们服从的支配力，本身便是一种最大的优越。在有关权力优越的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决定整个社会资源分配制度乃至所有社会制度的政治游戏规则制定权，是决定谁有权来制定制度的制度。因此，权力者能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大有作为，可以建功立业甚至“改天换地”，为群体造福，办好事、实事。当然，一旦失误以及谋私，则也会给群体带来极大的损害，或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腐败。所以，权力者身上的责任重于泰山，必须要有一种科学的制度机制来制约与选择。
2.2 OSCE考试方案的信度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分析，当Cronbach′s α系数>0.7时，表明测评工具内部一致性较高，评价结果较为可靠[4]。本研究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3，说明本次考试方案较为可靠。
权力客观上天然要求优越，如果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就往往是从腐败方面去寻求。社会现实中，权力者因得不到应有优越，进而产生腐败的各种具体原因数不胜数，其对不同的权力者，或在不同的情况下，各不相同，无法事前预料，也难以具体列举，但可以作出符合逻辑的概括性分析。
然而，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的各级权力者头上，却仿佛总有一种神秘的道德光环笼罩。权力者成为道德天使，不食人间烟火，但事实证明，现实中这是行不通或不可能的。这种貌似人们所期望的理想道德性的权力道德化思想观点与主张在现实中十分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现实中权力优越，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常识，传统的权力道德化观念经常与现实生活磕磕碰碰，窘态百出，削弱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这种理论与现实或意识形态与客观事实的分离，早已经成为全社会都深切地感受到的一种难解的痛苦。
比如，我们要求权力者“吃苦在前”是对的，但“享受在后”却未免有些虚伪或片面，而实际上又有哪些权力者过得比普通人还差？理应更客观地表述对权力者道德上的从严要求。古人曰“天道酬勤”，通过辛勤劳动而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是一切事业兴旺发达之源。提倡“吃苦在前”，这肯定没错。但既然已经有“吃苦在前”了，却又还要跟着“享受在后”，这就未免有些荒唐。它完全违背人类社会缘于人性本能趋利避害之利益动力规律，也正与马克思的教导“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P187)背道而驰。舒适之于人性犹如水往低处流一般，吃苦则好比逆水行舟。因此，享受是顺流而下，吃苦是逆流而上，肯定会阻力极大，非有更强大的利益动力不可。
抵御与权力、金钱腐蚀性有关的权力腐败现象的最有效防腐剂，是客观的利益机制而不是唯心的道德高调。反之，只要权力道德化因素不消除，无论我们打击、防范多严，即使今天把所有的腐败分子全部揪出来，明天照样新的一批腐败分子又会冒出来。我们与腐败现象或腐败分子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割韭菜。韭菜之所以割了又长，是因为我们没有挖掉它的根。而权力腐败的根，就是权力道德化，以前也曾经是权力神化或其他权力唯心主义。
2）粗骨料为河曲县准旗龙口石料厂生产的10～20 mm粒级人工碎石，含泥量少，成份以石英石为主。符合《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SL677-2014）的规定。其检验结果见表2。
不过请注意，从以上论述中也不难看出，并不是只要权力优越，权力者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勤政、廉政了。到这里为止，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是，权力优越是权力者勤政、廉政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关于权力者勤政、廉政的充分必要条件，则还需要再加上权力制约与权力竞争两项，对其我已在其他的文章中分别作了详尽阐述。[注]笔者已发表与政治学核心概念权力优越相关的学术论文13篇，其中《权力道德化：腐败的政治哲学根源》(《东方论坛》2017年6期)、《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些深入探讨》(《大连干部学刊》2018年2期)、《反特权腐败的制度与规则审视——兼评“正人心反腐说”》(《江淮论坛》2014年 3期)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力架构进一步科学化》(《战略与管理》2018年第3/4期)、《我国国家治理权力架构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绥化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分别提出和阐明了权力道德化、市场政治与计划政治、制度与规则和上位权与下位权等重要政治学概念。
三、权力优越政治哲理与治吏实践答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都在强调“党的理论创新”。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曾多次讲到过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0](P342)而这种学术的创新跟体现党的集体智慧的“党的理论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党的理论创新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支撑，这些学术支撑只要政治大方向和中央保持一致，应就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话语。权力优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提法，不容回避的是人们刚开始接触这个概念时，不少人往往觉得不好理解或难以接受，轻则表示值得怀疑，重则认为似是而非。因此，下面笔者准备从权力本性及人性的角度切入，而分别于政治哲理和治吏实践两个层面上来对权力优越解析答疑。
(一)政治哲理层面答疑
我们现在着重从平等的政治哲学视角，通过讨论权力优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来进行政治哲理层面的答疑：权力要求优越，这是权力本身客观或必然的要求；否则，权力就不将成为权力。权力优越在权力系统内是由于领导与被领导，在社会系统中，则是由于管理与被管理或社会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与被供给。所以，权力本来就是追求一种等级秩序，而不是绝对平等。权力像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一样，追求优越。因为权力需要优越才能有权威，使人们尊敬服从；权力也需要优越才能有效率，以吸引有才干之士。
诚然，对于权力优越人们在观念上一下子会不会接受？在心理上一下子会不会适应？这可能是一个很现实性的疑问。我们是一个平均主义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度，几千年来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古训延续至今，这更需要我们一次观念上的革命——重新正确认识平等。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追求平等正是由于现实中存在剥削、压迫、腐败等种种不公正与不平等，才使我们产生要求有一种公正的平等的理想与愿望。同样是由于存在决定意识，个体之间智力、体力、气质、相貌等种种差异，也使我们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要每个人都完全绝对平等。
否则，最现实的是，受到最大损害的正是处于不利地位的被统治阶级或非权力者。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人民也并不一概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公共权力优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公共权力代表着人民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利益，否定权力优越，在权力上企图实现一种权力道德化式的平等，受到损害的更最终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自己。权力者是社会的公仆，只有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权力义务与责任，没有与非权力者不同的权力优越权利。这种虚伪的公正平等，在现实中要么不可能有真正实行，要么实行了也不可能真正地公正平等。现实中正是二者兼有之。
为了实现真正可能的平等，必须承认，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现实中权力、地位、金钱、财产终极意义上的平等，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智力、体力、气质、相貌等先天上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后天主观努力，应是权力、地位、金钱、财产上不平等的唯一根源。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理想，并不妨碍我们追求公正意义上的平等。即任何人不论职业贵贱、地位高低、财富多少、能力大小，在道德和法律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正如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1](P305)这种不平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空前充足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消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先从治标入手重拳反腐，业已初步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政治效率危害更大的懒政怠政消极腐败行为明显增加，和相对应的积极腐败行为之方式手段朝更加隐蔽巧妙的方向发展，其被暴露的概率变小，查处的难度变大等新情况、新问题。目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少这类案例，预计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典型的这类案例不断产生。有学者即指出：“今天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最为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官僚不作为。也可以说，这已成为这个新时代最为严峻的政治挑战。”[31]所以，若非从改革宏观政治制度上治本，确立起一种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新权力配置架构，从长远而不是暂时、全部整体而不是局部个别来看，权力腐败的程度不会变小，仍然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发展，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其实，人的天赋是相对的，并又是复杂的，其与后天的努力相互作用才能共同形成现实的能力。比如，一个天才杂技演员具有的某项绝技能力，必然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证十分抽象晦涩烦琐枯燥，但即使是纯学术性的政治哲学，最终仍要回到社会实践和生活常识中去验证。哈耶克在其最后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就与罗尔斯划清了界限，认为罗尔斯的世界绝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必须指出，罗尔斯谈论正义时带有颇多的道德主义色彩，把正义的基础放在了个人主观上的道德价值、自律、自我的统一与一致性等上面，而没有找到正义的客观基础。
比如讲授《梦游天姥吟留别》时，“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对应的不正是鲁迅先生“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吗？而李白的形象也正好对应了《论语》中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找不到合乎中庸之道的人，就去和志向远大敢说大话的“狂士”做朋友，就去和洁身自好的“狷者”交朋友。李白不正是这样一位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的狂狷之士吗？这些教学内容的呈现与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有很大关系。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差异决定了社会分工的进步性。换言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有承认它进而因势利导，切不可却幻想什么去改变它，哪怕也许是出于真心为了追求所谓的公正平等。例如崔永元风趣幽默睿智，是人们公认的主持天才，若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差异，让其去从事体力劳动，那将是整个社会一大损失。就个体的能力有大有小这个事实而言，正确反应是很好地利用这个事实来共同追求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诚如阿克顿勋爵所指出：“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弃了。”[16]
家访是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纽带，是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家庭访视是有效的教育措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种新的家庭交流方式出现了。它不仅是家访的辅助手段，而且是家访的补充。它已经成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教育的一种新方式。学校认识到家长在监督、理解、宣传和协调学校日常管理中的作用，本校因势利导地响应家长需求，开放校园，鼓励并欢迎家长的参与学校学习和生活，本校采取教师主动家访与请家长到学校来校访的方式，加强了家校沟通，优化了教育方式。
我们说权力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本性天然优越，只是否认了权力的道德化，并没有否认权力道德。有人说不能将道德看成腐败的根源，他们没有理解权力道德与权力道德化不是一回事。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权力道德化是指：在权力领域以道德统领利益，将利益与道德本末倒置，虚伪片面化地强调权力者从政中须以道德为本，无视利益的基础性根本性决定作用，以为权力行使的好坏归结为权力者道德问题，想让其利益服从道德，而根子则是否定权力优越。其重要特征有：一是道德优先原则，将道德水平、道德状况作为评价权力者优劣的最重要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走向对权力者能力水平状况的忽视；二是置权力者物质生存层面的需要完善与否于不顾，而歌颂权力者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追求建立一种高标准、准宗教化的权力者道德；三是以对权力者个体利益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排斥任何公开自由的权力竞争。
权力天然优越，含有很高的、很多的社会价值，通过辛勤劳动吃苦在前去拥有它，正是符合权力客观规律。将权力道德化违背了权力的本性，于权力运行中产生腐败便是必然。尽管其表面形式上宣扬“拥有权力者一定要有道德，有道德者才能拥有权力”，客观现实却是“掌权就是道德的，不掌权就是不道德的”。而权力道德则是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政治规范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我们用它来规范官员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其对治吏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者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作出了道德的选择时，他个人利益也自然而然地会在他的道德行为中得到实现，这种实现往往被称作为道德补偿。我们并非道德虚无主义，客观情况也是这样，权力者在勤政中贯穿道德原则与他的个人利益实现并不矛盾，在将来科学的权力利益激励机制下更是如此。
平等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它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但由于人之差异，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只有相对的平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类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在追求两种最重要的平等，一是经济上的平等，一是政治上的平等。但实践证明需要找到一条实现它的正确路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认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需付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可以了……来使国家官吏成为我们的委托简单执行者，成为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14](P212～213)结果是上述美妙的理想在现实中却行不通。若究其个中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的是无视人与人的差异，去追求一种经济或政治上的绝对平等。如果不正视人类社会不平等根深蒂固的人性基础，则今后也只能重蹈覆辙：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处于不利位置者希望被平等地对待，处于有利位置者则希望被不同地对待。前者因为我们是相同的人要求相同的份额，后者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要求不同的份额。总之，平等只能是通过公平的社会机制和价值引导，既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权，同时也应保障每个人基于其社会贡献所要求得到的权利、利益与尊重。正如德沃金所言：“所有的人都应作为平等者来对待，而不是讲所有的人都应同等地对待。”[15]
(二)治吏实践层面答疑
儒家道德政治文化自汉代以后，一直处于官学的地位。因此，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治吏实践中，权力道德化逻辑成为治吏指导思想中的主流意识，其影响延续至今。直到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依然否定官员逐利的合理性，对官员追求利益采取贬低、压抑的态度，片面地注重依靠对官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来约束引导其行为。这方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极端的典型是王莽道德反腐治吏和朱元璋铁腕反腐治吏。然而，他们苦心孤诣经营，以励精图治，却发现官场越治越乱，贪官越反越多，两者在治吏实践上最终都是失败的。
EVA考核中资本成本率的设置直接影响EVA的高低，影响指标的准确性。 2016年12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考核办法》(国资委第33号)突出经济增加值考核，引导企业资本投向更加合理，注重企业分类及差异化因素，根据功能不同、资本结构、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提出差异化资本回报的要求。
特别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朱元璋，早年曾饱受元朝官吏的盘剥敲诈，这种特殊经历以及本身个性，大明王朝建立后与皇权的巨大优越相结合，为了家天下江山永固这一根本利益，朱元璋便开始极端性地践行儒家道德政治文化：制重典，用酷刑，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行为。他亲自编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让有学识的大臣苦口婆心地给官员上道德法制课；设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专事纠举弹劾上下各地的贪官污吏；制定了《大明律》等律令，发明了“剥皮楦草”等酷刑；还鼓励民间反腐，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甚至允许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等等。并且在整治吏治过程中绝不手软,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以至朱元璋亲自侦办贪污案件时，连收受一件衣服、一双鞋袜、一条头巾这样微不足道的“赃物”也要赫然罗列其中。[18]
但另一方面，却仍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最后竟还是一步步滑向了史上最贪腐的朝代之一。原因究竟何在？因为权力天然优越，而洪武年间官员的待遇却特低。明朝的官吏俸禄标准“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19]以知县为例，大部分年间一个月工资仅折合7.5石大米。官员本身应酬就多，加上养家糊口，若仅靠这点俸禄，大概只好去喝西北风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即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20]在权力优越问题上，朱元璋道德化的政策让官员生活十分拮据，他们就只好想出千奇百怪的贪污方法，来自己改善待遇。如折色火耗和淋尖踢斛，便是当时十分有名的两招。黄仁宇先生对此说得够透彻：“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21]
反之，中国历史上一些客观务实的帝王，凭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感性经验不自觉地认同或意识到权力天然优越，在合理满足官员的正常利益追求基础上，选贤任能奖廉惩贪，相对而言治吏有方。比如，汉宣帝刘询曾大力整饬吏治，而其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竟是给基层官吏“加薪”。神爵三年，汉宣帝颁布了一个诏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22]即他除了严厉惩治贪腐外，还注重从薪酬上给予基层官吏足够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去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总的说来，汉宣帝的增俸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在位统治期间，清正廉洁之官员大量涌现，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于斯为盛”，被后世誉为“宣帝中兴”，不少史论者认为其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
又如，清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登基后，首先大力惩治贪官。当时国库亏空现象严重，省里、县里大都如此。雍正命严查各地亏空，于元年成立了会考府，主要功能就是专门考察各地方亏空的情况，一旦发现就要官员们退赔。雍正惩处贪官力度大，手段严厉，而且不避亲，很快刹住了当时的贪腐风气。雍正还实行“耗羡归公”，[注]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即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雍正五年(1727年)，改为实行耗羡归公。并以此设立“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员们的俸禄来保障其不用贪腐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此之前，清代延续明代低薪养吏的政策，直到雍正推行“养廉银”制度，才正式承认和给予官员较丰厚的收入。雍正给官员们高薪以解除后顾之忧，目的是让官员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史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其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官员廉洁，又促进了官员勤政，有效地推进了其他方面政令的实行，可以说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令人称赞的改革措施之一。
朝向主要考虑东南西北是个方向，东边选百叶窗、南窗配深色窗帘、西窗选有褶帘、北边选艺术窗帘。当建筑本身处于不规则形状，使得窗户所在位置不是以上四个朝向时，则需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在中国古代治吏实践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其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北宋初期，官员俸禄沿用五代的后唐旧制，低微的俸禄难以调动官员积极性，对国家统治效率造成极大影响。宋太祖开宝三年下诏：“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提出了“省官而益俸”的“益俸养廉”主张，成为其基本国策之一。从此宋朝多次给官员增加俸禄，大幅提高了官员待遇。官员本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甚至这些补贴合起来的数量要超过本俸。朝廷还给官员配备免费仆人，以及祭祀活动中的赏赐和皇帝不时地给官员一些特别赏赐，也是官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政权通过科举开放，贫寒学子也能步入仕途，多数高官出身寒门，宰相吕蒙正和范仲淹堪称典型。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 “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范仲淹捐钱在家乡修建“义庄”，赡养族人…… [23][24]可以说当时一旦步入仕途，官员不用贪污就已经是小康水平了。少则衣食无忧，多则尽享荣华富贵。
因此,宋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最好的时期之一，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宋代清正有为之官最多。如包拯、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曾巩、岳飞、文天祥……一个个都耳熟能详。其中，中国古代第一号清官包拯，被老百姓赞为“包青天”，至今人们仍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如何科学治吏是一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至今仍有待于继续探索实践不断改进完善。若客观考证史实，应承认在其他制度、文化因素大致相似没有质的区别的情形下，宋朝由于权力优越程度相对较高，官员整体道德水准也相对较高，清官相对较多，贪官相对较少。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短暂，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这是间接的有力印证。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5]还有学者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6](P4)
在道德政治文化影响下，中国历朝历代多存在着一种官员表面上低薪的传统。这种道德政治文化的“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27](P103)具体来看，中国历朝的官俸标准相差甚远，汉、唐、宋等朝尚是官员相对比较高薪的时代(特别是高官)，明清才是典型的低薪时代。如学者张宏杰便在《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一书中考证了曾国藩做京官时的收入构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在翰林院上班时身为从七品京官，每年基本工资(正俸)四十五两，职务工资(恩俸)四十五两，粮食补贴(禄米)四十五斛(折合三十两)，办公津贴(公费)一万五千三百五十三文(折合十两)，全年所有合法收入加起来共有一百三十两。就在这一年，曾国藩至少收受了六名地方官馈赠的银钱，共计“九十八两五钱七厘”，将近一百两。而道光二十三年，这一年曾国藩仍在翰林院上班，全年工资加补贴仍然是一百三十两左右，可是由于他去四川出了一趟差(任四川乡试主考)，收入骤然增加：四川制台送银一百两，四川藩台送银一百两，四川将军送银五十两，12名考官送银五百一十三两，录取的考生送银五百两，另外四川全省官员又以公家名义送银两千四百两……再加上沿途官员馈送的银子，据张宏杰估算“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从中可见他的合法收入太低，所以他必须要靠收受大量灰色收入，来维持体面的生活和政治交往。[28]而在北宋时期，范仲淹凭借任参政知事一年的薪水就能买下上千亩地，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不过是虚伪的权力道德化文字游戏而已。要不就只能是权力优越滋养出来的忧国忧民道德精神。
当然，治吏除了首先要能保障权力优越外，还需要系统性的其他许多配套措施。简单的高薪并不必然促廉，要使官员清正廉洁，不是一“高薪”就能办到的。但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保障权力优越和顺从这一权力本性，仍然是任何政治制度下治吏的起码前提性基础。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若权力者得不到相应的优越待遇，却同时要求他们在履行公职时保持美德要做君子，这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实施官员低工资制度，而官员逃避责任、欺上瞒下和贪污贿赂也比比皆是。
新中国的治吏实践，其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如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利出一孔的条件下，一直维持着权力优越地位的绝对化，并通过不断开展运动的形式始终保持一种政治高压状态，从而权力腐败的程度也较低，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反过来，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引起权力优越的程度相对下降，并加之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尽管不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仍使得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道德化作祟，并若真正践行之，则权力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利益水平反而不断相对下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烽，即对此有过详细具体的研究和论证，认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利益结构、阶层结构的大变动，干部阶层的变动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地位。[29]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及其助手通过对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367名厅局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研究，也认为官员的腐败行为与官员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亲属的需求密切相关。[30]
经此转换将分视图的特征元素转化为档案数据集合空间中的特征要素，每个档案表示为空间中多个特征的组合。S(Ai,Aj)表示档案实体Ai,Ai之间的关联关系，则有，通过求解档案实体之间的关联强度构建完整的档案信息关联图，得到完整的档案信息关联分析模型。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曾论证和主张，我们并不值得为天赋能力骄傲，同样的，依据天赋能力确定地位的社会并不比世袭贵族社会更公平。[12]罗尔斯指出，个人所无法选择而又会导致个人不平等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社会因素，如种族、阶级、性别、社会关系等；另一类是自然天赋因素，如个人的智商、体力、健康的差别等，这两类因素都是人所无法选择的，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它们都是由人们出生的偶然机会获得的。[13](P91～97)他认为天生具有某种能力并不证明一个人在道德上有权获得财富，因为人天生拥有的东西并非自己努力得来的。因此，不应该根据个人社会贡献的多寡分配社会财富，而应该根据个人努力的程度分配社会财富。但这样一来只会压抑那些天赋高、能力强者的创造积极性，即使其有意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与天赋差、能力弱者一样大，你也无法证明他努力的程度不够。这就导致了“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而严重损害效率。
四、权力优越的重大意义
权力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我们也许还不甚真正了解。但我们至少清楚，权力必然在目前很长一段历史内为人类社会所必需，人类社会现在还须臾不能离开权力。且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更是如此，不仅社会需要权力治理，公有制经济也需要权力治理。当然，权力的主要功能不应该是分配，取代市场，而是服务，提供对市场的有效监管。
然而，权力却是一把双刃剑，其既可以用来为人民与社会服务，为公众造福；也可以用来为权力者自己谋私利和欺压人民服务。如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权力腐败与阶级剥削联系在一起，于腐败和剥削的双重压迫下，往往是民不聊生，人民与腐败的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在实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其大多必然逐渐尖锐激化而最终爆发革命，人民用暴力推翻、打倒腐败的统治者。但推翻、打倒一个旧的权力，必然又还会产生一个新权力，权力是推翻不完、打倒不完的。历史证明，腐败不可能仅通过推翻、打倒一个腐败的权力，就能够一劳永逸地真正解决问题；要真正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要从权力本身运行的机制、规律中寻找途径。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权力腐败不再与阶级剥削联系在一起，从而人民与少数权力腐败者之间的矛盾不会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在实质上也不再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出现，为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比如，前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德热拉斯早在《新阶级》一书中，即通过实证分析尖锐地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是名实不符的：“社会主义的术语，而更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32](P42)写到这里必须指出，德热拉斯是站在否定权力优越的立场上揭露权力道德化虚伪性的，其之本色仍是权力道德化。但政治权力运行客观规律属科学范畴问题，而非道德范畴问题。道德自觉代替不了科学理性的探索，正是一种权力道德化的观念先入为主而不自觉地误导了人们的理性认识。与此相反，我们则是站在肯定权力优越的立场上来主张否定权力道德化。
在今天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也遇到了权力腐败大肆泛滥并引发其他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挑战和危机。对此，理论为了回应实践，中国思想界已呈百家争鸣局面。在各种观点的交锋中，我们主张通过否定权力道德化，重新构建一种新的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的科学权力运行机制来调动权力者勤政廉政的积极性，以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并最终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共存和竞争中胜出。
可是，基于非唯物主义的权力道德化观念，我们曾经对现实中的任何权力优越现象都深恶痛绝，也曾经幻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完全彻底地消除一切权力优越现象。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一直对权力所带来的一切不平等的现象，都抱有一种批判主义的道德眼光来看待。然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现实中按照这种权力道德化理论，一直在努力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但各种权力腐败现象却似一些生命力极强的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愈演愈烈。在经历过太多的痛苦和迷茫后，我们应当开始进行反思，在这一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消除和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源头上，是不是权力客观上就必须要求优越！思维一改变，视野就会豁然开阔起来，我们自己就都会奇怪以前为什么对身边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大量普遍客观存在的权力优越常识视而不见。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灵魂。应将目光回到自己身边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去寻找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所遇到问题的钥匙和答案。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那灯火阑珊处”，我们终于寻找到了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遇到问题——主要是如何具体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和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钥匙和答案，有了这项崭新的重大唯物主义科学发现，即权力天然优越。并且，我们可以十分自豪、自信地说，这项发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历史进步性的具体实现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找到一条完全切实可行的新路。本文中即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论证了权力优越这一重大观点，时代的种种事实也已经证明而不是驳倒了这一重大观点。
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原因，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权力的疆界，与封建社会相比，在人类史上是一次质的巨大飞跃。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原因，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公共权力的疆界，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在人类史上又是一次质的巨大飞跃，其不仅覆盖了整个行政领域，而且也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其他企业、事业领域。可见社会公共权力，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有着一种天然的渊源和联系。这样，一方面公共领域扩大了，另一个方面过去公共领域旧的官民阶层矛盾，也演化成了新的干群阶层矛盾。改革后我们重新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私人领域又产生了劳资阶层矛盾。公共领域的干群阶层矛盾与私人领域的劳资阶层矛盾交织在一起，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那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权力制度才能促使权力者勤政廉政？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唯物主义的权力客观化告诉我们，权力优越前提下的自由公平竞争与法治制约是根本，其决定着社会主义权力者勤政廉政的整体水平。
与社会主义中国的非平行对等性分权权力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平行对等性分权的所谓多党制宪政民主及三权分立权力制度，其经济基础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它通过分权制衡分而治之限制了政治权力，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利。这是私有制下强大的资本为了自身发展摆脱束缚的需要。因为，其制约了国家权力的同时，能使资本优越取代权力优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至高无上的力量——国家官员只是资本的仆人，资本经济权力从此凌驾于国家政治权力之上。其便无法制约资本优越滥用手中的经济权力，无法消除剥削和缩小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西方著名左翼学者巴迪欧(Alain Badiou), 2008年曾针对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在英国权威政治刊物《新左派评论》上发表题为《共产主义假设》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假设绝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一种以永恒的平等原则反抗各种社会形式下的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观念。他认为组织和斗争策略是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核心问题，列宁主义政党成为共产主义假设的物质载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东欧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都相继以这种形式取得过政权。[33]但他也承认，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遭受了挫折，目前处于低潮间歇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假设的意义及其存在条件。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权力优越理论不同于其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共产主义假设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思考。
因此，对于权力优越，我们不仅要从防止腐败这种消极的角度来思考研究，还更应从其于公有制的重大意义和作用这种积极的视角来考虑，而强大高效的公有制必然是克服消除腐败的坚实经济基础。或许可以说革命党话语性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建立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执政党话语性的权力优越学说则是建设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权力唯物论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有力捍卫，认为其是一个关键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核心概念，只是一直以来被严重误读了。
总之，从文化积累的角度来看，本文正式提出与揭示、阐明了“权力优越”之概念和其客观存在及重要意义，这是我们的一项重大贡献。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互动是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大量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与教训，我们从中通过总结而提炼出的权力优越这一社会主义政治学核心概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政治哲学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补充。
[参考文献]
[1]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张小劲.实证研究,建构概念体系:试论中国政治学术话语的发展策略[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3]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天堂副市长”忏悔书曝光[N].广州日报,2011-09-07.
[5]丁智.江苏落马副市长:一些老板轻松赚千万让我失衡[EB/OL].(2015-09-08).http://news.youth.cn/gn/201509/t20150908_7093188.htm.
[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7]李春雷.过早断裂的脊梁——痛祭甘肃省临洮县县长柴生芳[N].光明日报,2014-08-23.
[8]罗宇凡、李春惠.当代县委书记的榜样——追记贵州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N].新华每日电讯,2016-09-2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Michael Young. Down with meritocracy[EB/OL].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1/jun/29/comment.
[1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5]王蕾，彭玉凌.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保障机制探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5).
[16]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7]西方官场政治妙语录[EB/OL].(2006-01-20).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53472&boardid=1.
[18]《明大诰》
[19]《明史·食货六》
[20]《日知录·卷十二》
[21]唐世平.年年都可能是“万历十五年”[J].南风窗,2014,(24).
[22]班固·汉书·宣帝纪[M].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4]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J].历史研究,1994,(3).
[25]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J].读书通讯,1943,(3).
[26]邓广铭.北大宋史专题课[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8]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9]陈烽.转型期干部阶层的变迁与腐败增生的阶层性背景[J].研究参考,2004,(9).
[30]聂辉华，等.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R].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反腐败与国家治理”研讨会报告,2014-07-24.
[31]郑永年.官僚不作为是最大的政治挑战[EB/OL].(2018-11-28).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702.html.
[32]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M].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33]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J].New Left Review.2008,(1).
SuperiorityofPower:AKeyConceptofSocialistPoliticalScience
YU Chong-sheng, HE Lu-she
(Center for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34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The core conc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build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knowledge. To 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form our own effective core concept cornerstone of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keeps with the times, a conceptual system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suitable for ourselves. Superiority of power is such a key concep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science. The specific elaboration includes the definition and objective reality of superiority of power, its interpretation and objective analysis, and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on it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practice of managing officials. Power and public ownership have natural origins and connections. Superiority of pow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make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superiority of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core concept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020)
作者简介:虞崇胜(1952—)，男，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
何路社(1955—)，男，湖南邵东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公共权力研究。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2000年12月发起设立，2007年7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大型矿业上市公司，总部设在青海省西宁市。公司注册资本23.83亿元，在全国拥有30多家控股公司和子(分)公司，主要业务是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主要有铜、铅、锌、铁等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的采选、冶炼、贸易等，分为矿山、冶炼、贸易、金融四大经营板块。截至2017年底，公司总资产322亿元，净资产115亿元，营业收入278亿元。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6-0015-13
〔责任编辑：李 官〕
标签：权力论文; 优越论文; 道德论文; 政治论文; 腐败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学术探索》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020)论文;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