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良宇: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述评论文

孙良宇: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述评论文

[摘 要]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不断加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必要对《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文章系统地梳理了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共产党宣言》研究的新进展,从《共产党宣言》的版本源流、传播、翻译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述评,力求为《共产党宣言》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十八大;《共产党宣言》;述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宝库中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持久、思想最深邃的经典著作之一,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真理,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十八大以来,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热情不断加强,并取得巨大成就。

一、《共产党宣言》研究现状

毛泽东同志指出:“正是《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的入门老师就是《共产党宣言》。”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不断得到加强,2018年也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相继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首先,是研究论文类。通过知网(CNKI)以“共产党宣言”为篇名进行精准检索,截至2018年9月,共有硕士论文67篇,博士论文50篇,学术论文2 496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504篇。这些论文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版本源流的研究。如陈家新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佟景洋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版本考证及实践影响》、陈红娟的《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文本考辨》等。二是关于《共产党宣言》传播的研究。如张远航的《〈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文本溯源与传播新考》、陈红娟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周子伦的《〈共产党宣言〉传播的多语性与世界性——时空隐喻视角》等。三是关于翻译的研究。如王刚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为视角》、梁振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问题初探——以〈共产党宣言〉文本翻译为例》、李田心的《〈共产党宣言〉首句翻译探析》等。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持续加强,形成丰硕成果,为我们研究《共产党宣言》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研究的系统性不够,重复性研究较多,仍需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

其次,是理论著作类。通过网上商城和国家图书馆以及学校图书馆等检索到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本专著,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在中国的传播、版本以及当代价值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韩云川教授主编的《重温经典——〈共产党宣言〉解读》(人民出版社,2018年)、王公龙主编的《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共产党宣言〉十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陈学明主编的《重读〈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仍是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探讨的热点话题。

最后,是研讨会议类。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不断加强,举行了许多场相关的研讨会。如2018年5月3日在中国河北保定举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理论研讨会,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再探讨,围绕马克思的光辉人格和伟大一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信道的平均时延、均方根时延扩展、附加时延扩展等相关时延参数都是根据时延功率谱得到的,这些参数可以用来表征信道特性。平均时延测量发送端到接收端的平均传播时延,是衡量发送端和接收端是否精确同步的重要参数。均方根时延扩展定义为接收到的多径分量的二阶中心距,用于测量信号的扩展。附加时延是根据所选择的门限,测量多径分量扩展的最远路径。

1.加强《共产党宣言》版本源流专题研究

二、关于《共产党宣言》研究的视域剖析

1.关于《共产党宣言》版本源流的研究

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共产党宣言》的版本源流方面研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对版本源流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共产党宣言》版本的考证。佟景洋认为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有六种中译文的版本,同时指出陈瘦石翻译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也收录了《共产党宣言》全文。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几个主要版本研究后指出:“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里面增加了一幅影印‘共产党宣言,草稿这一页’的内容,但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幅肖像。”[1]张远航根据封面上作者译名的差异,“确定了封面印有‘马克斯、恩格斯’字样的版本为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首版”。[2]通过对大量史料数据进行统计,可以进一步考证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版本的发行量,并确定该版本发行量大约为622 500册,从而反驳该版本发行量估计有几百万册的观点。

其次,是关于《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的考证。目前,陈望道翻译版本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译本,这一观点基本已经成为学术界共识,研究陈望道翻译版本的出版时间就是考证《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的重中之重。陈红娟通过研究大量历史资料,并结合陈望道本人以及相关人员的忆述,进一步精确了陈望道翻译版本的初版时间。她在学术界关于《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四月说”和“八月说”的争论中,根据以往查考表示支持“八月说”的观点,并以证据不足为由反驳了张静庐“四月说”的观点。结合维经斯基写给俄共的信,“从而确定初版时间在1920年8月以后。同时,根据已发现的最早版本末页的日期,最终确定初版时间截止到1920年8月17日前”。[3]

最后,是关于《共产党宣言》源流的考证。通过陈望道本人的回忆,以及对陈望道翻译版本与1906年幸德秋水、堺利彦两人共同翻译的日译本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众多的相似之处。同时,在研究各译本术语使用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反驳译文中使用英文标注而将底本认为是英译本的观点,从而进一步确定1906年的日译本为陈望道主要依据的底本。此外,根据博古的留苏背景而确定博古翻译版本的底本为俄文版的观点缺乏考据,通过总结归纳各翻译版本的语式特点,并对《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各版本译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博古翻译版本的底本为俄文版的结论。

2.关于《共产党宣言》传播的研究

最后,关于《共产党宣言》语言特点和修辞的研究。《共产党宣言》通过“世界历史”“世界生产”“世界市场”等词,采用名词化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体现了新航路的开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运用建筑艺术隐喻映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成就堪比人类建筑艺术成就。”[8]将《共产党宣言》的隐喻与当时的语境和经济特征相结合,可以对经济全球化从开始到形成的过程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并更好地研究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文化融合现象。在研究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法的基础上,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共产党宣言》翻译的理解。

首先,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通过对《万国公报》和《新民丛报》等历史资料的考证,在十月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和宣传《共产党宣言》,使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看到新的道路,并让他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看到希望。通过对《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并结合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论证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张国伟认为《万国公报》是第一个涉及《共产党宣言》的报刊,虽然存在描述不够详细以及对作者的具体信息把握不清的问题,但是他仍然认为该报在客观上促进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以《民报》上曾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为例,论述了《民报》对于《共产党宣言》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通过对《译书汇编》《新世界学报》等团体刊物的研究,并结合传播理论的观点,论证了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者与受传者双方已经参与到共同的传播活动中,并提高了传播效果和影响范围。

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学术界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中,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甚至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那样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乐观的是,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增长,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正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

国内学者结合大量报刊和历史背景对《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进行了挖掘和探讨,形成了大量多角度和富有深度的观点:

1)烂根部位较浅时,凿除底部烂根部分,用丙乳砂浆抹面修补。2)烂根部位较深时,须凿除至混凝土至完全密实部位,在边墙(边顶拱)外侧支模板采用微膨胀细石混凝土修补。

其次,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共产党宣言》以多种欧洲文字的形式出版,客观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在欧洲的广泛传播。通过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期间出版情况的研究,对《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过程和影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共产党宣言》始于欧洲,并陆续传播到各个大洲,传播范围之大使其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的社会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在革命运动中不断受到检验,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广泛传播,也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俄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发现,《共产党宣言》“极大地解放了俄国人民的思想,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4]

最后,是关于《共产党宣言》传播与无产阶级历史命运关系的研究。刘坤远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命运与同时代的工人运动消涨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4]他撰文对《共产党宣言》在欧美的传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述了其在欧美的传播命运与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历程的关系。以1848年欧洲革命为例,《共产党宣言》在革命前夕问世,并在《德意志伦敦报》《新莱茵报》等报纸上大力宣传,促进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通过1851年1月8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和同年马克思希望英译文在美国出版的愿望没有实现这两件事,并结合欧洲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论述了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时,《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也受到了阻碍。但是,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再次高涨,工人运动开始变得组织化,尤其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爆发,使得传播又得到迅速发展。

3.关于《共产党宣言》翻译的研究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对国内学者关于《共产党宣言》研究的考察和梳理,笔者在肯定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总结与思考:

关于《共产党宣言》翻译的研究是解读《共产党宣言》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确保翻译准确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国内学者一直对翻译的研究不断探索,既有逐字逐句的细致研究,也有各版本之间的比较分析。由于《共产党宣言》的版本繁多,使各版本翻译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了学术界对《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翻译问题存在争论。

进一步地结合多源流分析框架梳理媒体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逻辑机制,可以归结出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影响政策变迁的基本逻辑:一是在问题流中,通过构建明晰指标、推动焦点事件、持续问题反馈提升触发机制效果;二是在政策流中,通过呈现民间话语、强化专家声音、构建良性对话推动政策共同体之间的虚拟接触博弈;三是在政治流中,通过汇聚网络民意、打造意见领袖激活国民舆论热情。同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影响路径上有所差异(见图8)。

首先,关于《共产党宣言》关键字句的翻译研究。徐洋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语版首句为例,通过对Kommunismus、Gespenst、umgehen这三个关键字的具体研究,并结合《新德汉词典》的翻译,论述了首句中译文的意义比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文的原意,依据《共产党宣言》的原始语言为标准考证了中译文的准确性”。[5]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田心教授比较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首句中译文,从研究对共产主义描述的褒贬义角度出发,发现这七篇译文中对于共产主义的描述有六篇是含贬义的。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源于没有正确理解英语spectre和德语genpenst这两个单词的含义,他在参考了大量词典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两个单词是对等词的结论,同时在参考过程中发现spectre与ghost也是对等词,并对它们的含义进行了具体研究。他认为:“中国所有的词典把这两个单词理解和翻译成如鬼魂、幽灵之类的贬义词,这样的理解和翻译是片面的,犯了以偏代全的错误。”[6]

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行来到北人智能的接待大厅合影,看着墙上印着的“团结、求实、夺魁、创新”八个大字,我耳边仿佛回响起陈邦设说过的一句话:“北人智能要制造受行业尊重的设备,要成为受行业尊重的企业,要让每位员工享有受尊重的生活。”我想,不仅仅是北人智能,正在经历转型以谋求更好发展的印刷行业及企业应该都有一个相同的夙愿:要让印刷业受社会尊重,要让中国印刷受世界尊重。

其次,关于《共产党宣言》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通过对1885年出版的法文版和1888年出版的英文版进行比较,这“两个版本都经过了恩格斯的校阅”,[5]在对翻译的研究上更具权威性。此外,日译本和俄译本都对中译本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两者比较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方红、王克非对《共产党宣言》中日初版的翻译情况做了详细的研究对比,并结合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背景,发现中译本的翻译更加口语化,语言生动形象、简洁易懂,用词更具感染力和革命性。并在总结归纳翻译特点的同时,指出“日中译本的翻译出版时间相差14年,而这14年又是中国社会经历重重变革的一段时期,所以中译本中有些汉字译词的调整也反映了当时译入语文化语境的变化。”[7]

此外,国内学者关于《共产党宣言》各版本的历史背景、刊布情况、特点和影响等问题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通过对国内外各版本《共产党宣言》的比较考证,对版本源流的研究进行了多角度的剖析,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三、关于《共产党宣言》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对人们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流行性感冒是造成糖尿病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因肺炎、流感致死概率更高,而接种流感疫苗可以使糖尿病患者死亡概率降低,但现阶段我国慢性病患者接种流感疫苗的概率相对较低,而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也发展成为本县糖尿病防控工作的重要内容[1]。基于此,本文择取通榆县2型糖尿病患者1100例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了解其接种流感疫苗的知识、态度以及行为,报告如下。

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共产党宣言》无论是从学术期刊还是理论著作以及研讨会议都进行了深入的、多角度的研究。这些研究为进一步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中国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共产党宣言》的进一步理论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专题研究不仅是研究《共产党宣言》版本源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且是提高版本源流客观性的重要途径。一些版本由于年代久远、损毁严重、鲜为人知等诸多局限性,人们对其一直缺乏研究,专题研究对这些版本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界的空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集中探讨版本源流奠定了基础。针对同一版本,选取不同的专题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该版本的特点,形成全面而又鲜明的范例,既可以与其他版本相区分,同时对版本源流的考证也提供了更多的依据。这些依据可以与之前关于该版本的研究形成佐证,从而提高版本源流的准确性。反之,这些依据也可能与之前的研究形成冲突,即便是再微小的矛盾,也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在学术讨论的基础上对错误的研究进行纠正,增强鉴别版本源流的能力。针对不同版本,选取相同的专题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数据和绘制图表等方式可以形成较为直观的对比,一方面可以凸显不同版本的个性,另一方面可以从数据的规律和图表的趋势中归纳出不同版本之间的共性。专题研究不仅要围绕专题对版本源流进行细致的调查,加强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提高对历史资料和参考文献的重视程度,还要注重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促进版本源流研究更加精细化。此外,基于专题研究所撰写的学术论文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提高专题研究的专业性,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体系。

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今天,我们回望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既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更是为了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今天,充分认识伟大成就、深刻把握珍贵启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这不仅是对党和人民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更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动力。

2.以新媒体为依托深入《共产党宣言》传播研究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质的飞跃,人们不仅重视物质生活而且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发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不断发展壮大,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大众传媒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逐渐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9]时代在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传播途径的选择上更需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创新融合”,[10]运用新媒体的时效性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研究,不断拓展新思路、新方向,坚持《共产党宣言》与实践联系起来,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理解《共产党宣言》,更好地为新时代、新经济、新理念的发展作出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其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非常不愿意”(Y=1)和“不太愿意”(Y=2)参加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分别为-0.047和-0.223。这表明与亲邻朋友没有参保的农户相比,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非常不愿意”和“不太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下降了4.7%和22.3%。但是,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比较愿意”(Y=4)和“非常愿意”(Y=5)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别为0.141和0.183,这表明与亲邻朋友没有参保的农户相比,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增加了14.1%和18.3%。

3.提高《共产党宣言》翻译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翻译工作是研究《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一环,陈望道、华岗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展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并取得重要成就。但是学术界缺乏对这些学者的专题研究,需要我们关注这些学者的翻译过程,以撰写论文或者回忆录的形式,以翻译者为切入口进一步提高翻译的准确性。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需要国内权威机构不断追求翻译工作的精益求精,提高翻译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同时,应加强与精通翻译工作的外籍人士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提高翻译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共产党宣言》凝结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这些理论在历史与实践的检验下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随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历史与实践证明,《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科学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对于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坚持《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高举《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旗帜,才能更好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不断加强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与研究,吸取已有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断开拓创新,革故鼎新,努力挖掘《共产党宣言》在新时期背景下的作用与价值,并将其作为新的历史使命。

[参 考 文 献]

[1]佟景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版本考证及实践影响[J].出版发行研究,2015,(10).

[2]张远航.《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文本溯源与传播新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1).

[3]陈红娟.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文本考辨[J].中共党史研究,2016,(3).

[4]刘坤远.论《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命运与无产阶级历程的关系[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1).

[5]徐洋.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称共产主义为“幽灵”?——《共产党宣言》首句中译文的演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6]李田心.《共产党宣言》首句翻译探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5,(6).

[7]方红,王克非.《共产党宣言》中日首个全译本比较研究[J].中国翻译,2014,(6).

[8]周子伦.《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全球化思想解读——语言和修辞视角[J].改革与战略,2017,(3).

[9]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新华日报,2011-08-22.

[10]常宝玺.因时而变与继往开来:以历史视角探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11).

DomesticScholars’Studieson“TheCommunistManifesto”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PC

SUN Liang-yu,ZHANG Peng

(Xihua University,Chengdu 610039,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re have been more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c and theory circle 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i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related studies 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o achieve better studies on Marxism.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n Chinese academic and theory circles is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aspect of edition source,spreading,translation and so on. It attempts to benefit the further study for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Keywords: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Communist Manifesto”;summary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11.005

[收稿日期]2018-09-14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国家重大课题,项目编号:VEA170002;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课题,项目编号:CSZ17047。

[作者简介]孙良宇(1995-),男,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张 朋(1990-),男,宁夏固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11—0018—05

责任编辑:魏乐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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