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禅门编撰传灯录是最为常见之事，但在清代诸多传灯录中较有影响，堪称传灯录的集大成者是《五灯全书》。《五灯全书》共有一百二十卷，是超永所编撰，成书于康熙年间，《五灯全书》中记载着晚明清初期间南北禅宗法系的传承情况，是清初非常重要的一部传灯录。但因《五灯全书》的编撰刊板，在关于天王法系归属和曹洞五代迭出等问上，受到曹洞宗禅僧盘山智朴的批判，引发临济、曹洞两宗又一次法系之诤。超揆在《五灯全书序》中说到超永心涵太虚，“岂如白岩之党同伐异，①白岩即为中净符，为中净符编《祖灯大统》删除鹿门觉等五代，引起曹洞内部僧诤。任生灭，为笔削者哉，述而不作，窃比老彭；知我罪我，虽宣尼，有所不免耳。”②《五灯全书序》，见《卍新纂续藏经》第81卷，第1570 下页。这似乎提前预见《五灯全书》将会卷入僧诤的命运。
克里斯蒂娜用尽全力双手撑地，跪了起来。当她抬起手，地上留下一个血手印。她捏住鼻子想止住流个不停的血，然后点了点头。
一、霁仑超永与《五灯全书》的编撰
《五灯会元》的编撰者是超永、超揆二位禅师，但全书的编辑以超永为主，超揆协助编辑。超永禅师，字霁伦，为天童密云圆悟法系，俗姓李姚氏(今属浙江)，时逢崇祯甲申之变(1644) 而有出尘之志，在顺治七年(1650) 礼本郡深云果和尚出家，其后参学天童、径山、报恩、金粟等丛林。后得法于道安静禅师，即天童密云圆悟法系的第三传，密云圆悟传林野通奇，奇传道安静，静传霁伦超永，为临济宗第三十四世。超永禅师为收集、编撰《五灯全书》前往北京，根据《五灯全书》记载，超永禅师于“康熙癸亥(1683)，因征辑灯史，入京隐静万佛、三教、圆通、赵园。”“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 十一月八日，皇上特旨，命住西山圣感寺。”③圣感寺在乾隆年间被乾隆帝改名为香界寺，其后成为贤首宝通系华严学的道场。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1683-1693) 长达十年时间，敕住持圣感寺时完成编撰《五灯会元》120卷。而其它著作如《霁伦永禅师语录》二十卷、《深雪草堂集》三十卷、《法苑英华》八卷、《读书随笔》十卷、《古今僧诗》六十卷等现已不存。超揆禅师，字轮庵，同是临济天童密云法系，是汉月法藏得法弟子灵岩退翁的法嗣，苏州文氏，幼慕空宗，年十七以白衣参退翁弘储于灵岩山，受菩萨戒，后因奸人构讼破家，因此载笔戎慕，参与云南战事，后得官不仕出家为僧，善诗文、工书画，开法于越州大能仁寺、云南文殊寺，其后回灵岩山，得遇康熙南巡时迎驾，被召入京，敕住玉泉山普陀寺，后住澄心园古华严寺，康熙帝对其恩赍优渥，年八十示寂，赐塔玉泉山，谥号文觉禅师。超揆同超永禅师一起编撰《五灯全书》。
结核结节粟粒大小呈灰白透明或黄白色圆形病灶。有钙盐沉着，周围形成纤维性包膜、切面灰白色，有干酪样坏死物质，刀割有砂子硬感。结核结节与早期淋巴肉瘤的网状组织细胞内瘤相似。镜检：病灶为坏死组织周围有大量上皮样细胞、淋巴细胞或纤维细胞。肝淋巴瘤是呈黄白色髓样的恶性肿瘤。常发育成巨大结节，并转移到肝门淋巴结。还可突入后腔静脉内，除在静脉内形成结节外，其它脏器内也有转移性结节。用刀割无硬感。镜检见淋巴结结构消失，为幼稚的淋巴细胞及成淋巴细胞所代替，瘤细弥散、有间变、核分裂相多见。
关于禅门五灯传续问题，超揆在《五灯全书序》中说到“五灯薪接，有由来矣”，但是五宗“自书传互异，暧昧涣漫，遂令疑而不信。”特别是去圣时遥，导致师承各袒的情况，至宋代五灯并传，大川普济禅师将五灯谱系汇编为《五灯会元》，到清代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这期间“嗣法者亡虑数千，断断续续。”于是到晚明清初期间禅宗出现各种传灯录，由于编撰灯录所依的资料不同，导致了临济、曹洞两宗在对天王法系归属问题上长达近百年的激烈辩诤。即使是对自宗传承谱系也有不同的争论，如曹洞宗的五代叠出问题。理清各宗法系传承，是晚明清初禅门所共同关注的对象。超揆在《五灯全书序》中认为“夫道为天下之本，书为天下之迹，事为天下之异，理为天下之同。”①《五灯全书目录》卷一，见超揆《五灯全书序》，《新修续藏径》81 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出版，第328页。希望通过传灯录的编修，以期起到“因迹显本，折同以融异”②同上。的效应。超永禅师在其嗣法恩师道静庵老人的嘱咐下，继承先贤编修传灯录的志愿，超揆说“我深雪霁兄，为之痛心发愤，乃殚虑竭思，经营铅椠。”前后总共费时三十时间，特别是在云外峰下八易寒暑，谢绝人事而成《五灯全书》巨著，超揆辅助编修，自谦为“以附孔门之游夏焉”，以佐厥功。关于《五灯全书》的编撰得到康熙帝的支持嘉奖，超永禅师在“五灯全书目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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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因念从上慧命所系，于是顿忘固陋。自康熈癸亥入京，广征博采，谨以古今遗集，探其事实。其理不当，而言冗伪者，则删之；其旨不二，而机冥合者，则增之。继而考订宗派，申明大端，不使金鍮溷杂，务期支绪详明。引说辨解，各有根据，靡不穷搜极讨，编成垂二百余万言，名曰《五灯全书》。遭遇圣天子，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万物，清宁安裕，而佛教得以毗赞大化。虽古之帝王，未有如皇上之启牖生民，欲其回心向道，如此之切也。永所以勤勤恳恳，不避冐犯，輙敢以其书上进。幸于万几之暇，得经御览，辨正差谬，恩赐序文，天章云灿，睿藻波腾，外核六经，内该三藏，使千灯互映，托宸撰而弥彰，万类同归。荷纶音而愈彻，岂直抑扬善恶。昭晰儒禅，镕范四天，垂规百代而已。又蒙颁内府黎板。③同上书，第327页。
超永在序中提到他编撰《五灯全书》的基本原则，在面对所采资料，删除其理不当或冗伪的灯录内容，加上机缘冥合禅宗不二之旨的传灯史料；考订宗派源流，南北参寻，穷搜极讨而成《五灯全书》一百二十卷，共计有二百万言的巨著。超永在上康熙的奏疏中提到《五灯全书》的编撰历经十年的艰辛，“历稽从上之遗编，搜索近今之宗派”，并附有未详法嗣和间收应化圣贤，共计七千位。他在呈奏疏希望康熙能够“天心炳见”，恩赐序文，让《五灯全书》成为“万年盛典”，所谓“法轮赖金轮以常转，舜日映佛日以增辉矣!”因超永的奏疏请求，康熙帝为《五灯全书》赐序：
康熙帝在序中对禅宗自曹溪下五派迭衍和禅门传灯录的编撰给予叙述梳理，对超永旁搜博考、折衷《五灯会元》和《五灯缵续》二编而成《五灯全书》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五灯全书》的编撰不仅有裨益禅宗之旨，而且对社会也有戒欺去妄，蠲除社会人心的恶念欲望，闲邪存诚，具有“庸人为善之意”的功能。康熙帝赐序文赞其用心甚勤，并着令内务府刊刻，使其具有官方的色彩，在清代传灯录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间甞流览释氏之书，立教虽主于空寂，而其戒欺去妄，蠲忿窒欲，亦与劝善惩恶之道，葢无殊指焉。自宗门教兴，曹溪而下五派迭衍，各有撰述。宋景德以后，裒集为传灯诸录嗣是。又举挈要领，彚成一编，是为《五灯会元》。洎乎本朝沙门海宽，念其支派繁衍，自宋金元明数百年来，传述阙然，乃着《缵续》一书。今圣感寺僧超永，复虑谱牒渐棼，闻见不一，用是旁搜博考，折衷于二编，而参订之，删其烦芜，增所未备以成全书。其用心也，可谓勤矣。至于简牍所载互相印证之语，罕譬曲喻，为说甚伙，而其大指要归。亦惟欲祛迷惑，以复性真，不越乎闲邪存诚，牗人为善之意，匪仅有裨于禅宗教旨而已也，故为之序。①《五灯全书目录》卷一，见超永《五灯全书序》，《新修续藏经》81 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出版，第327页。
二、《五灯全书》禅史观与盘山智朴的法系之诤
《五灯全书》是折合《五灯会元》及《五灯会元赞续》二书而成，南岳青原下，各迄三十七世法系传承，陈垣先生在《清初僧诤记》评价《五灯全书》为“集五灯之大成，为宗门之宝窟。与严统之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而语矣。”但是由于超永在编修《五灯全书》的所依史料而继承密云圆悟和费隐通容等天童一系一贯以来的禅史观念，不可豁免地导致盘山智朴对他的批判。
智朴是徐州张氏，号拙庵，系曹洞宗禅僧，是弁山闻禅师法孙，善权哲禅师的法嗣。②《徐序》，见《电光录》，第二页。陈垣《清初僧诤记》中说智朴是瑞白明雪之孙，为百愚斯法嗣，这个说法应该有误。《电光录》的徐序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嘉炎写于康熙三十八年，徐嘉炎为智朴同时代。于康熙十年(1671) 到盘山，常住盘山三十九年。工诗文，善绘画，与康熙帝诗文交往甚密，是清代著名禅师，著有《盘山志》《存诚录》《响谷集》《电光录》《云鹤集》《盘山集》《占游集》《辛壬蔓草》等。有关盘山智朴对超永的批判内容记录于《电光路》与《存诚录》二书。
⑤网片规格：采用经纬金属网护顶，网孔规格为50 mm×50 mm，网片规格为4 100 mm×1 000 mm，3 300 mm×1 000 mm。
二月下旬，遣僧持书并《存诚录》去，获公款待，归述所言，殊非雅论。谓悉据洞宗著述谱五代，非臆创也；谓天皇天王据《佛祖通载》，非《严统》也。试问永公，洞宗著述，除净柱伪说之前，更有何说? 伪说足据，青州自撰之塔记反不足据乎? 伪说足据，《续略》以前诸家金石之文献反不足据乎? 请公下一转语。再问永公，《佛祖通载》载龙潭崇信果谁属邪? 本朝顺治十年癸已，通容集《严统》出，始乱藏典，直据《会元》小注收龙潭为天王之法嗣，援云门、法眼为马祖之所出，以至诸山公诘有司公讨，卒至丑态百出，难于为言。①关于费隐《五灯严统》一书引发的临济、曹洞之诤，参见拙文《费隐通容〈五灯严统〉 与曹洞、临济批判、辩说》，见《佛学研究》2013年第22期。今公集《五灯全书》不能救正其非，犹且从而效之，为是阴惧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词曰据《通载》。然《通载》所载果如是乎? 公于龙潭章中急开睢眼。余埋头盘山二十余年，未敢轻易论及法门中事，恐辱宗风，迫不得已四次寄书与公，苦口劝诫，即欲杀欲割，不敢辞实，无他，惟冀报佛恩祖恩、皇上卫法之恩于万一也。《存诚录》二刻成寄览。②《四与永公》，见《电光录》第79页-80页。
一、洞宗世系，所纪不一，今从永觉贤公之《补灯》，远门柱公之《续略》，涵宇宽公之《缵续》，为霖霈公之《辟谬》，参酌以定，匪涉私裁。①《五灯全书目录》卷一，见《新修续藏径》81 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出版，第330页。
明末以来临济宗法系所编的传灯录中大体遵从元代念常的《佛祖通载》的说法，认为有两位道悟，把天王道悟归于马祖门下，天皇道悟归于石头，改变了《五灯会元》青原一系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一系出临济、沩仰二宗的法系脉络，变成了南岳一系出临济、云门、法眼、沩仰四宗，青原一系只有曹洞宗，学界认为这和宋元法系之诤有关，成为晚明清初百年间禅门僧诤聚焦的核心内容。晚明禅门编修传灯录，特别是临济禅僧大多继承这一说法，特别是费隐通容所编修的《五灯严统》，导致曹洞宗禅僧的激烈批判，成为晚明佛教的一大公案。超永对此明确提出以《佛祖通载》记载的说法，遵从临济禅僧一贯的禅史观。至于曹洞宗法系传承世系，则遵从永觉的《补灯》、净柱的《五灯会元续略》、海宽《五灯缵续》，以及道霈的《辟谬》四种记载，匪涉私栽。虽然超永在编辑《五灯全书》关于天王归属和洞宗谱系问题上，如此谨慎小心，但却无法避免盘山智朴的激烈批判。
某辱知遇于先生，几二十年，不为不久，先生知某戆直，不为不深，书札往复最伙，不为不信。而先生谓某岂好辩之人哉? 然事有不获已者，即斧钺当前，固弗暇避耳! 或谓出家应忍辱，不应辩诤，此户外之见，皮肤之语也。昔吾佛世尊，有折摄二门，降伏外道，制诸魔王，非一概慈悲，以听其戾乱横言皮也。今超永据《严统》之伪书，引近日之言，种种缪乱，某若隐忍而不敢言，此诚法门之罪人也。前《存诚录》初刻成呈览，今以二刻奉上。先生灵山嘱累，当代鸿儒，维持世道，不无公论。
超永在《五灯全书》编修凡例中说到“近日谱牒纷更，闻见益异，若决江河。”超永在修编时采取谨慎态度，他在《五灯全书》凡例十二条提出他编修灯录的态度，以及他所采用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晚明清初佛教界关于青原、南岳法系和曹洞宗五代法系问题上，他在编修凡例第二条、第四条中给予说明：
关于法系归属问题，智朴认为超永主要是受费隐通容《五灯严统》的影响，所以智朴在给超永的第四封书中说到：
（2）网络无缝互通。基于网络和通信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智慧校园支持所有软件系统和硬件设备的连接，信息感知后可迅速、实时地传递，这是所有用户按照全新的方式协作学习、协同工作的基础。
这封书信涉及曹洞宗五代叠出和云门、法眼两宗法系归属的两大问题。曹洞宗的五代叠出争论是曹洞内部的不同禅史观所致。根据曹洞宗世系即芙蓉楷下出丹霞醇、长芦了、天童珏、雪窦鉴、天童净等五代，而后才有鹿门觉、青州辩等传承，主张五代叠出即无如上五代传承世系，直接将丹霞淳等五代传承删除，以鹿门觉直接芙蓉楷的传承。有无五代叠出的法系问题是由曹洞禅僧为中净符所编撰的《祖灯大统》删除丹霞醇等五代法系传承所致，曹洞宗内部对此各执其是，成为洞宗内部的一大诤论。在清初积极参与诤论的主要是曹洞两大系，即主有此五代传承的代表人物为远门净柱、为霖道霈、涵宇海宽等人；主无者，即销除五代的代表人物有为中净符、三宜明孟和石濂大汕等人。③马海燕《为霖道霈与清初五代叠出诤考论》，见《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2期。而超永作为临济禅僧在编修《五灯全书》的凡例中明确提出洞宗世系是从永觉元贤《补灯》，远门净柱《续略》，涵宇海宽《缵续》，为霖道霈《辟谬》等书参酌以定，是采用主张有五代传承世系说。智朴和石濂大汕等人主张无五代传承之说，并对超永进行批判，成为康熙时期佛教的一大僧诤事件。而且是从之前的洞宗内部诤论，因《五灯全书》的编辑刊刻变成了曹洞、临济两宗之诤。对此，智朴在《存诚录》中提出说有清一代的五代叠出僧诤始于远门净柱在崇祯十七年编修的《五灯续略》，其后永觉元贤于顺治八年编修《补灯》，费隐通容于顺治十年编修《五灯严统》，涵宇海宽于顺治十三年编修《五灯缵续》以及超永的《五灯全书》关于五代世系问题，皆本于远门净柱《五灯续略》“伪说”，并举晚出的青州辩禅师塔铭为证，④陈垣在《清初僧诤记》中说青州辩《塔记》晚出，真伪无定论。试图证明他的五代叠出观点是有历史依据。超永并未接受智朴的观点，因为他如果接受智朴的观点，就意味着将与为霖道霈等人的观点相左，同样会引发以为霖道霈为代表的曹洞宗禅师的批判。⑤为霖道霈对《辨谬》一文中论述曹洞鹿门觉等五代法系问题和对白岩净符的观点颇为自得，其言“霈不得已，特出一书，辟其谬妄，浙中诸大护法及天童诸山尊宿皆以为然。”潘耒在《鼓山辨谬二刻》中加按语说：“按：为中创立异说，为洞宗叠出五代为误，当日洞下人不无疑惑。有鼓山出此《二辩》一书，于是群疑冰释。为中即无理可申，寿昌、显圣二派子孙翕然允服，各无异议。”但沉寂20年后，却引起为霖道霈的法侄石濂对其的批判，石濂重理为中净符之说，潘耒回应石濂之说。
关于云门、法眼两宗法系归属问题，智朴说超永的《五灯全书》关于两宗法系归属是依据《佛祖通载》而来，但认为这无疑是直接受费隐《五灯严统》的影响。费隐因《五灯严统》而饱受曹洞宗禅僧的批判，智朴批评超永的《五灯全书》对费隐《五灯严统》不但不能救正其非，且从而效之。智朴有意讥讽超永重犯费隐旧过之嫌，并将《存诚录》的一刻、二刻寄给超永，说明他对云门、法眼两家法系归属的考证，无非是要劝说超永应该秉承《五灯会元》的记载历史，即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下出临济、沩仰二宗。智朴的书信希望规劝超永能按他的考据以改天王归属青原一系，莫再重犯费隐的过失而引起曹洞禅僧的再一次攻伐。对此，超永并没有接受智朴的建议，而智朴则在第五封书信中一改规劝的语气，直接批评超永所作《五灯全书》是“截人正信，蒙人正眼，引人堕邪见。”对不听其劝诫的行为谩骂为“昧此良心，造此恶业。”智朴对超永已不是理性劝说，而是对超永的人格进行攻击。
三、智朴的联盟笔伐与《五灯全书》入藏未遂
智朴初以《存诚录》初刻、二刻和超永辩诤，后又五次书信超永，皆为与超永辩诤曹洞五代叠出和天王法系归属问题。智朴在与超永五次书信规劝无效，便与当时身居高位的好友张素存、王士祯、徐隐嘉等人书信，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以批判超永。在致张素存书中说：
近有妄人，突出伪书，诳君罔圣，靡所不至。某视法如泰岳，视身如游尘，恐辱至道，不惜微躯，作《存诚录》初刻成，进呈览观，今以二刻奉上，我大护法不忘宿因，俯垂明鉴，法门幸甚。①转引陈援庵之《清初僧诤记》。
一、天王于马祖，天皇于石头，皆前人所定之案，见诸典籍，不啻数十种，悉从龙藏《佛祖通载》中原本根据，庶令统系无差。
张素存是江苏丹徒人，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 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灯全书》受到康熙帝的嘉奖赐序并命内务府刊刻，智朴认为超永《五灯全书》中五代传承观念和天王归属是“狂君罔圣”的行为，批评其为妄人。智朴寄《存诚录》及书信希望能获得身居高位的张素存支持，同时又致书时居侍郎的王士祯：
例1 点P为等边三角形ABC内的一点，且P到△ABC三个顶点A、B、C的距离分别为a=3,b=4,c=6.求△ABC的面积.
王士祯号阮亭、渔洋山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 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为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为清代鸿儒，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智朴在书信中申明对超永的《五灯全书》不得不辩的理由，若不辩隐忍则成法门罪人，把自己放在维护圣教的立场，让他对超永的批判言行获得正当性。此书显然是希望时居刑部侍郎的王士祯能和他一同“维持世道”，支持他对超永的批判。但王士祯在《蚕尾集》中用规劝的方式回复：
久不奉教示，殊驰心白云青章间也。侍者至自山中，询知道味甚适。大刻《存诚》二录，具知卫道苦心。向所以不奉报者，以天界浪杖人与费隐一段公案，流传诸方，至今以为口实，似不必又烦笔舌。且张无尽行事污人齿颊，其言何足为有无哉! 冤亲平等，岂况斗诤，唯吾师裁之。向钞得唐叔达游记一篇附寄丈室。①《答拙庵禅师》，王士祯《蚕尾集》卷八，见《丛书集成》三编，卷39卷，新文丰出版公司。
为此，目前台州正以头门港区为核心港区，以大麦屿、海门为重点港区，统筹发展健跳、龙门、黄岩港区和其他港点的分层次布局，在开发格局上日趋完善。
陈垣先生对此评价说“拙庵来书急，渔洋答书缓，拙庵来书热，渔洋答书冷。渔洋所养，超于拙庵矣。”王士祯在信中对智朴的“卫道苦心”给予肯定，但没有回应智朴“维持世道”的期待，并以天界浪语费隐之间因《五灯严统》诤论公案来规劝智朴慎，希望智朴能慎重其事，以免成为他人口实之过。时任礼部侍郎的徐隐嘉倒是于康熙三十八年为智朴《电光录》序中认为“拙庵争之急，辨之疾，固有所不得已。”颇为智朴张目，但也只是涉及天王归属问题，至于五代叠出问题并无涉及，诚如陈援庵之《清初僧诤记》所言局外人难于参与其中的辩诤。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走上了转型之路。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也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为避免不良文化对于青少年身心的侵蚀，故而要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学，引领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以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支柱，才能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由于智朴所邀请的张素存和王士祯二人并未能回应其“维持世道”的期望，致使智朴围攻批判超永的想法成为泡影，同时也避免《五灯全书》像《五灯严统》被毁版历史遭遇的可能。张素存和王士祯二人之所以没有加入智朴的笔伐行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居于明末曹洞宗批判费隐通容《五灯严统》的历史经验，一些士大夫加入曹洞宗禅师共同笔伐费隐通容，后来成为诸方的笑柄。另一方面超永的《五灯全书》，受到康熙帝的嘉奖赐序和刊刻，如果张王二人加入智朴笔伐超永的行列，某种程度上是在否定康熙帝对《五灯全书》赐序和刊刻行为的正当性，此举政治风险太高。不论是从历史经验而言，还是政治风险的角度来看，都无法令此二位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参与这种充满风险的笔伐行动。
超永在《五灯全书》编成后向康熙帝进呈奏疏中请求其“伏愿不弃刍荛，俯垂辨择，如言堪继，后求循例，允附龙藏之末函。”和“前圣懿德，有内典曾叨卷首纶音，倘蒙恩赐序文，更属万年盛典。”康熙帝对其赐序、并令内务府刊刻等嘉奖，同时手敕谕提醒超永“御制序后，当有自序、凡例方好”的要求，①《五灯全书目录序》，见《卍新纂续藏经》第81卷，第1570中页。可以说《五灯全书》是有清一代传灯录的最高荣誉。超揆在序中说《五灯全书》蒙圣天子嘉浆再三，具有“祖道重光，五灯复灿”之势。在内务府刊刻成后，超永第二次进呈奏疏中向康熙帝重提“向蒙御制鸿文，曾许颁入龙藏，敢希允俞”②《五灯全书进呈奏疏二》，见《卍新纂续藏经》第81卷，第1570页。的请求。这一请求却因智朴对《五灯全书》中天王归属和曹洞五代传承问题上的强烈批判，导致原本可以编入龙藏成为“垂规百代”的愿望，被智朴激烈批判所攻毁，但并没有影响其在有清一代传灯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四、余论
清代禅门僧诤是继明末以来佛教复兴独特而持久的现象，特别是清初时期整理传灯录题材的内容，不论是出于对禅史传承的记录整理，还是对禅门混乱现象的批判和匡正，都无法避免陷入僧诤的历史命运。清代临济、曹洞两家之关于云门、法眼法系归属问题，是始于晚明时期。晚明瞿汝稷所编的《指月录》中用文献证明在龙潭崇信后法嗣的“天一”“天二”的方式用来处理天皇道悟和天王道悟悬而未决的法脉问题。其后郭黎眉在《教外别传》中公开支持历史上有“两道悟”的说法，并且直接改变了《五灯会元》所载五家法系归属问题，即原来南岳下的临济、沩仰两支，变成了临济、沩仰、法眼、云门四支，青原下原来的三支变成只有曹洞一支的法系。其后朱时恩的《佛祖纲目》和木陈《禅灯世谱》等共同支持和继承两道悟的历史观，密云圆悟作为晚明临济宗的法门领袖公然支持这个说法，导致师从曹洞宗匠无明慧径禅师的黄端伯写《黄司理考订宗派告示》以谴责密云圆悟，成为明末清初临济、曹洞法系的争端之始。其后费隐通容继承其师密云的禅史观，并对曹洞一脉多有批评，因此其所编撰《五灯严统》一书成为济、洞两家辩诤的高峰。从此临济一脉编撰传灯录时就会陷入被曹洞批判的历史宿命。
所以在清康熙年间超永编撰《五灯全书》，同样无法避免遭到曹洞宗智朴禅师的激烈批判。至于超永处理曹洞宗内部关于“五代叠出”问题的方式，不论是否采用无有五代传承，都会收到曹洞宗的批判，因为曹洞宗对此并未有定论，而且曹洞内部对此也形成两派不同意见并产生持续而激烈的诤论。虽然超永与《五灯全书》无法避免被批判的宿命，但清代的士绅相对于晚明时期、清顺治年间的士绅则多有几分理性精神，智朴原想通过当时身居高位的好友张素存、王士祯、徐隐嘉等人书信，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以联盟笔伐批判超永，而王士祯的回信规劝代则代表当时部分士绅对晚明以来僧诤的反思，同时也避免了顺治时期士绅因曹洞禅僧的鼓动参与批判费隐通容《五灯严统》而形成的社会重大事件，而原本康熙帝允若入藏也被智朴一再批判下所攻毁。虽然如此，超永《五灯全书》蒙康熙帝赐序并令内务府刻板流通，这是历史上其它传灯录所没有的殊荣。传灯录中所记载晚明到清康熙年间的禅门历史，是今天我们研究清代禅宗的重要文献，特别是超永北上帝都采编临济一脉在清初北京的清晰传承，是研究清代北京佛教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佛教通史”(15ZZA007)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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