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琪:异化·解放·文明——兼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价值维度论文

杨琪:异化·解放·文明——兼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价值维度论文

[内容提要]随着现当代生态问题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解放”理论受到高度重视,分析“自然解放”理论,须厘清“自然解放的对象”与“被解放的自然对象”,挖掘“自然解放”是在人类同自然的斗争过程中实现“解放自然”“解放人类”“解放劳动”“解放科技”“解放社会”的发展过程。“自然解放”应着眼于“异化-解放-文明”出发延续“自然解放”新发展,立足于“自然-人-劳动-科技-社会”立场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基于“自然解放-人类解放-社会解放”路线合理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从“奴役自然”到“自然解放”“自然文明”的全过程。

[关键词]异化;解放;文明;自然解放

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发展快车道的同时,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一系列资源浪费、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问题,使得生态损耗成本高、代价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生态断裂问题,从而生态问题频繁涌现、生态危机程度不断加剧。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号召人民“爱护自然”“解放自然”。

一、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思想发展逻辑

所谓自然是指一切存在物总和,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部分构成。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产生、发展运作过程,演变为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存在。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第一阶段人作为自然的附属品;第二阶段自然丧失了主体地位。人把自然看作劳动资料、降为工具,成为异己的自然存在;第三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耦合阶段。可以看出,人与自然关系是从和谐到异化再到和谐的过程。

自然就是在人的自然化、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不断被束缚、被掠夺、被奴役,这并非是自然良性循环过程,而仅仅是作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资本逻辑运转规律而片面化存在的“异化自然”。“解放自然”是针对“异化自然”所提出的必然要求,针对人的实践过程中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强制性活动,应对“异化自然”进行积极扬弃,实现把自然在对象性的奴役、压迫中解放出来,使自然真正回归自然本质,最终实现“自然解放”全过程。

“自然解放”作为马克思“解放”观的子概念,是在自然场域中进行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中发生的人同自然、社会同自然的抗争过程,其内在包括第一部分自然作为主体能遵循自然本质运作规律,以及第二部分自然作为客体不被人、资本、劳动、科技、社会等奴役、压迫两部分构成。“自然解放”就是试图摆脱和革除人、社会、科技、劳动、社会等对自然的束缚、奴役、压迫状态,实现“自然解放”“自然复魅”以及“自然文明”。

官962-17断块低承压地层井段沙河街组生物灰岩、玄武岩裂缝及孔洞十分发育,连通性好,漏失主要还是以裂缝性和溶洞性漏失为主。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历史上“自然解放”的思想精华,从自然、大工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剖析了“自然奴役的对象”以及“被自然奴役的对象”,深入地批判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摧残以及分工的深化、科技加速发展对自然破坏程度的加重。以“自然解放”理论为武器、方法论为指导创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解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自然解放”这一名词,而是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国民经济学大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中都有所相关叙述,并划分为萌芽、成型、成熟三个阶段分析“自然解放”理论文献发展过程。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观的萌芽阶段。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分析出“伊壁鸠鲁既注意到了原子的精神特性,也注意到原子的物质特性,并强调了行动自由的可能性”[2]批驳了德谟克利特机械决定论思想,但也明确指出伊壁鸠鲁理论过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从“存在偶然转向思维偶然”等理论缺陷,在文中使用“自然的限制条件”“外化自然”等词从实践出发分析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的限制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早期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萌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天国、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向为尘世的批判,并明确指出“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3]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唯心主义自然观,说明“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4],证实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人与自然分裂、异化的原因,提出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仅仅是想象,应当实现“政治解放”“公民解放”等解放论断。

第二“被解放的自然对象”。最主要的是劳动资料以及人的活劳动。劳动资料本身就是自然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被资本家所掌握,应当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放劳动资料,解放自然对象。此外关于人的活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关系使工人处于和他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相外化和相异化的状况”[18]同时明确指出“工人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和生产资料接触时,只把它们当作生产上的使用价值,当作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19],在这里人的活劳动就被看作“被解放的自然对象”。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0],“人的解放”是“自然解放”的前提,只有实现人的活劳动解放才能最终完成“自然解放”。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观的成型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理论成型。《手稿》在研究自然范畴时分析了异化劳动理论视角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寻了人与自然异化的原因及解决措施,初步构建了马克思“自然解放”理论的框架。第一,《手稿》指出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在于“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产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了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6]第二,《手稿》中指出自然异化理论原因在于“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7]论断,将自然异化矛盾缘由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找到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路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原理,指出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的耦合关系。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区分了“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8]得出人与自然区分度在于劳动,在于实践,坚持用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此外,从唯物史观角度强调了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历史的重要作用,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9],人类想要生存就必须通过自然资源所提供的物质资料以及物质生产过程实现。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也辩证地体现着双重关系,即“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0]可以得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解放”思想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坚定地论证“自然解放”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物质资料、物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观的成熟阶段。《资本论》分析了自然作为生产力要素、人的自然力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等内容,从经济角度与资本逻辑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问题出现、演变,进一步佐证“自然解放”理论。第一,马克思指出,“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11]也就是说,自然资源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能够在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发挥其特有的自然功效,实现资本循环周转和企业规模扩大再生产。但也需要注意节约“自然力”效用、用量。第二,“自然力”不仅单指水、土壤、风等创造的自然力,也包含人的自然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12]。马克思指出在工人劳动过程中人作为自然力“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13]。第三,工人劳动过程中也涉及自然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4],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在追求剩余价值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掠夺和对人的自然力的奴役、压迫均违背自然规律发展,使自然、自然的对象都沦为异化自然的存在而为资本主义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知识图景首先应厘清解放对象是谁的问题,也就是“解放对象”“被解放对象”“自然解放的对象”以及“被解放的自然对象”究竟是谁?马克思、恩格斯的“解放对象”所涉猎的范围很广,包含:政治解放、宗教解放、人的解放、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科技解放、实践解放、精神解放、工人解放、无产阶级解放等。“被解放的对象”是对解放主体来讲的被奴役、束缚的对象,也就相应地包含政治、宗教、人、自然、社会、劳动、科技、实践、精神、工人、无产阶级等。那么本文关于“自然解放”的对象也就只涉及“自然界解放的对象”和“被解放的自然对象”需要区分。

二、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知识图景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驳了杜林关于有机界、无机界、自然选择等思想,提出了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理论。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15]说明了劳动、语言、分工和自然界的关系。恩格斯已经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提出了自然限度、自然规律、人的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

“自然解放”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之一,追求“自然解放”最终目标在于自然界不断消化、吸收、调节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自然界处于平衡状态。[25]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理论价值就在于理清生态危机的根源、把握生态现状,并针对现当代中国生态状况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指导,不断提高生态理论水平,为中国“五位一体”中的生态布局添砖加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南和方法论指导。

最后,“自然解放”的实践之路。要想实现“自然解放”,第一,正确处理自然优先性与人的主体性的耦合关系。首先尊重自然系统的客观规律性、优先性,其次注重人的主体性。在《资本论》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合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23]可以看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应尽可能与自然相适配,在自然承载力内使用自然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要物尽其用,实现自然优先性与人的主体性的耦合。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针对私有制的批判中蕴含着“自然的肥力”等自然论点,明确指出“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5],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变革社会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解”。

“自然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尺之一。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概念,揭示了异化劳动、异化资本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对抗,论证了“自然解放”的规律性,提出了从异化出发克服奴役自然现象,实现彻底的“自然解放”理论,推动现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必要性。可以看出,“自然解放”就是一部“异化-解放-文明”的发展史。

2.2 两组体格参数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结果(表1)表明:随访前,与非进展组相比,进展组BMI、腰围、WHtR、WHR较大,ALT、AST、UA、TG较高,BUN、Scr、HDL-C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展组随访时间[(3.62±1.79)年]长于非进展组[(3.11±1.81)年,P<0.05]。随访结束时,两组间上述指标差异与随访前一致(P<0.05);随访结束时,进展组FBG、HB、FT3高于非进展组(P<0.05)。

其次,马克思“自然解放”发展是“异化-解放-文明”的演变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劳动异化过程分为四部分:“(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1],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同时也说明“异化自然”的产生。可以看出,“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22]。人类过度滥用、奴役自然,使得人与自然界不适配和异化现象凸显,最终导致自然界给予人类社会以报复,出现了文明的局部倒退,“自然解放”“自然文明”应运而生。

第一,“自然解放的对象”。“人的解放”“劳动解放”“科技解放”以及“社会解放”受到自然规律限定条件控制,需对其进行调控、协调、整合才能在自然的奴役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人是自然的生命个体,马克思认为,人具有双重属性,一种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自然存在物”,另一种是受动性、受制约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在进行实践、物质生产过程、劳动过程中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限定,如若超出自然的调控,就会受到“自然报复”。此外,劳动虽然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以人与人、群体、类的相互合作为前提,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劳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等都带有自然属性的一面。马克思强调,“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16]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动工具、劳动资料都受到自然制约,所以“劳动解放”也是“自然解放”的主要对象之一。再次,“科技的解放”。科技的发现、变革提高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自然所提供的材料为科技革命飞速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来源,科学技术所制造工具、大工业所需机器、厂房等不动产资源都有赖于自然资源的供给程度,科技要同自然界作战企图摆脱受奴役状态。最后“社会的解放”。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类存在物的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只有“解放自然”才能最终“解放社会”。[17]综上所述,“自然解放的对象”就是“人的解放”“劳动解放”“科技解放”以及“社会解放”。

第二,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忽视生态成本观念,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解放自然”理论出现的最根本的缘由,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实现扩大再生产枉顾自然的发展规律和限定性条件,以逐利为目的对自然进行透支,忽视生态的成本、承载力等后续问题。可见,资本家唯利是图的背后孕育着生态危机。在自然异化的存在特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异化是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在自然异化过程中就酝酿了消灭自然异化的条件,并预言人类将能够在更高阶段上即社会主义阶段消灭私有制,从根本上破除“解放自然”的制度障碍。

第三,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应当接过“自然解放”大旗。因为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与自然解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24],应努力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异化自然现象,实现社会主义“自然文明”。

三、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解放”价值之维

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目前并不十分完善,而且相关的法律规范也不明确,这就导致电力单位内部的体系松散。这种情况的结果非常严重,不但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 而且给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提供土壤。而且其中很多部分的管理并不透明,难以调动内部工作人员的热情,而且很难进行及时调整,无法发挥实际效用。没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相关人员也会放松警惕,难以严格要求自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经济损失造成不利影响。

首先着眼于“异化-解放-文明”出发,实现现当代“自然解放”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解放”理论主线是“异化-解放-文明”,以异化理论为核心,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相异化、不适配的困境,针对异化自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人化自然、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合理调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使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然力融合共存,实现从“对物的依赖”“对人的依赖”到“解放自然”“自然的复魅”过程,最终摆脱、革除对自然的奴役达到理想的“自然文明”阶段。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解放”思想,诸多学者也进行了“自然解放”的新发展,例如福斯特的“新陈代谢”理论、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理论、施密特的“人化自然”理论、戴维﹒佩珀“红色绿党”“绿色绿党”理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的“自然解放”观,并进一步深化发展了“自然解放”的理论内容。

与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的前置程序类似,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要求:“当事人申请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当事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利或者人民法院正在处理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采取了在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情形下,先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思路。

其次立足于“自然-人-劳动-科技-社会”立场,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处于后工业时代的中国所造成的对自然的破坏力远远高于农业时代,其中滥用自然、奴役自然等现象频发,使得中国自然资源愈加匮乏、生态容量明显不足、生态承载力下降问题涌现,间接地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极大制约人民生活水平、经济良性健康发展。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效”[26]。切实解决生态问题,着力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最后基于“自然解放-人的解放-社会解放”路线,合理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维度。马克思的“自然解放”“人的解放”“社会解放”是一套合理有序的完整体系,“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是实现“自然解放”的前提,人与社会中凝结着自然力要素,只有解放全人类、全社会,才能最终解放自然。延续“自然-人-社会”解放的宏图,须尽全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担负全球命运休戚相关的生态建设责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要求”[27],各国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共享、生态共赢的新局面。

美国专家克里斯·埃文斯在《精密工程发展论》曾说过:“似乎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具有一定用途的机器结构不能像通常的问题一样简化成数学问题,从而采用直接和特定的方法得到所有需要的形式和布局,然后从中随意选择,所以现在解决这类问题只能靠精通这个学科的人的直觉和经验,但却无法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这可以说明现代汽车养护技术、工艺、流程以及内容都必须用心去研究、学习、创新,否则永远不会进步。有人认为,提高养护精度必然会导致成本增加,但如果辅助成本的增加换回来返工率的降低和客户的口碑,从长期效益评估应该是划算的,高精度养护一定会带来高附加值,企业间也就拉开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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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091(2019)02-0108-05

【收稿日期】2018-11-05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358

【作者简介】杨 琪(1993- ),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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