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理性”不仅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明确的哲学立场，也是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变革的一条重要线索。以往的研究中“人民理性”要么被《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所掩盖，要么就是被德法年鉴之后“现实的人”所遮蔽。本文在梳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历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人民理性”与黑格尔“绝对理性”做了比较性研究，并分析了这种哲学立场差异背后的原因，这对于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嬗变的内在逻辑，理解把握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黑格尔；人民理性；绝对理性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思想始终处于不断探索、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尤其剧烈，哲学立场几乎是一年一变：1841年《博士论文》时期高举“自我意识”的大旗，1842年《莱茵报》时期苦心孤诣地站到“人民理性”的立场，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迅速地转向“现实的人”。青年马克思从一个深受启蒙思想熏陶、充满浪漫主义文学气质的哲学爱好者到踏入“哲学门”正式开启哲学生涯，是经由黑格尔哲学的引导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就思想进程而言，《莱茵报》时期是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第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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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2月，随着普鲁士当局对青年黑格尔派实施打压政策，鲍威尔被解除教职，这一突发情况使得马克思原本打算入职波恩大学谋得教席的愿望落空。同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写稿件，并于当年10月接任主编一职，直到1843年3月在普鲁士当局的压力下马克思为了保全《莱茵报》宣布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马克思遭遇了一系列“令人苦恼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疑问，他不断地进行思考与实践，直接导致了哲学立场的变革。马克思之所以从“自我意识”转向“人民理性”，离不开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绝对理性”的影响。
一、从“绝对理性”向“人民理性”的逻辑嬗变
谈论“绝对理性”就不可不提到黑格尔的理性概念。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黑格尔之所以能够超越康德哲学的里程碑式的标志，更是“整个西方哲学从近代过渡到当代的根本性转折点”。〔1〕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概念主要包括三重含义：绝对理性、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其中绝对理性又是建立在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统一基础之上的。从这个含义上看，绝对理性可以看作是黑格尔理性的根本含义。“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也就是指绝对、绝对精神、理念或上帝。”〔2〕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客观理性扬弃并规定主观理性，绝对理性扬弃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从而成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真理。因此，客观理性在绝对理性中找到了它真正的哲学真理。从这一点看，黑格尔从绝对者出发，最终又回到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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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绝对理性等同的那个上帝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上帝，而是戴着宗教神圣光环的理性。因为在黑格尔的观点中，宗教和理性之间完全是可以划等号的。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他用“神意”代替理性，甚至认为“善和理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上帝”。著名的实体即主体的命题就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3〕作为实体的“绝对理性”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相同一的体现，而这样一种同一又是借助思辨的辩证法实现的。
思想的产生不是无源之水，向上可以追溯到直接的思想源流。黑格尔的思想始于对宗教的批判，“绝对理性”（绝对精神）是从“绝对的神”演化而来的。针对传统宗教强调神性压制人性，宣扬宗教与人的对立，黑格尔认为，神与人之间应该是统一的，并提出要创建“爱”的宗教，通过“爱”实现人与神的统一。随后，在通过宗教批判走向哲学过渡的过程中，黑格尔认为神就是绝对精神。“哲学也许总要以自我为中心，是一种内向的哲学。把上帝的观念看作绝对自我的观念（绝对精神），就属于这种哲学”。〔10〕值得关注的是，在黑格尔关于哲学与宗教的同一立场中内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哲学高于宗教；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精神无非就是信仰的内容。“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性质，黑格尔哲学在行将到来的理论冲突和宗教观点的争论中，便不能不受到冲击和挑战。”〔11〕当面对社会现实时，现实的矛盾转化为宗教矛盾时，这种矛盾带来的分裂与对立就变得昭然可睹。
“人民理性”的立场直接脱胎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立场。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精神发展的低级阶段，它只能达到理性的阶段而无法达到自在自为的精神。青年黑格尔派具有激进的政治立场，他们片面地夸大“自我意识”，主张用“自我意识”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理性”。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全文高举“自我意识”的大旗。正如马克思在序言中写道的：“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4〕但此时的马克思并不是完全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他一方面认为应该用人的“自我意识”取代黑格尔神圣的“绝对理性”，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哲学必须积极地参与现实。这一点在对伊壁鸠鲁“自由”观的批判中可见一斑，“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5〕真正的自由是通过对现实的参与得以实现的，是“定在中的自由”。可以说，对于现实的关注早已隐含在《博士论文》之中。
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是德国人，但两者毕竟相差了半个世纪，而这半个世纪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黑格尔1770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代表作《精神现象学》出版于1807年，期间虽然资本主义在德国有所发展，但德国的封建专制势力依然强大，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强大的封建专制面前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充分暴露出来，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走上了一条改良主义道路。总体说来，黑格尔所处的德国，资本主义还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早期，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黑格尔哲学，很好地代表了革命性与保守性相调和的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与此相反，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德国莱茵省，1842年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德国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开启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工业革命带来城市化和现代市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一切都是黑格尔所没有经历过的。
任何人都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马克思也强调在考察人的本质、理解人时要考虑到人所处的现实发展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我们具体探究一下两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究竟有哪些差异。
二、哲学立场差异的原因分析
如果说“自我意识”是对“绝对理性”的一种扬弃的话，它强调了批判性的一面，那么“人民理性”可以看作是对“绝对理性”的另一种扬弃，它强调了世俗性的一面。“绝对理性”是属神的，强调现实服从理念，而“人民理性”是世俗的，侧重于理念与现实的和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作为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之旅都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开始的，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两者产生了不同的哲学立场呢。
1.思想源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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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克思则幸运得多，他比黑格尔晚出生近50年，使得他可以系统地学习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思想。不消说，黑格尔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直接思想源流。正如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说到的那样：“黑格尔曾谈到‘一个坏报纸的可怜的、败坏一切的主观性’，而马克思则回到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莱茵报》上论证了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是他在返回这个问题时，他的政治和社会眼界已经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所打开而大大地丰富了。”〔12〕站在黑格尔这位巨人肩膀上的马克思，手握辩证法的利器，在现实的冲击面前，面对黑格尔哲学内含的矛盾所带来的分裂与对立时，自然不会像黑格尔那般把物质利益的对立简单划归到“理念与自身的同一”，为了使批判能够成立，此时的马克思站在了“人民理性”的立场上。
2.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
进入《莱茵报》后，马克思来到“定在”之中，面对现实世界他遇到的第一个反自由的理性存在就是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以深邃的洞察力看穿了书报检查令的实质，并借助《莱茵报》这个平台对书报检查令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写道：“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6〕虽然这种美文学的批判酣畅淋漓，但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单纯的“自我意识”立场倾向于主观性，缺少客观的内容，尤其是在“林木盗窃案”中马克思发现原本应该代表理性的法却成了物质利益的代表，不是法在立法而是非法在立法。于是，马克思开始转向理性立场，而这一立场在黑格尔那里是现成的，因为理性的立场就意味着对立面的和解。但此时马克思又不甘心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因为《博士论文》就是为了批判神，而黑格尔的理性之本质就是“绝对理性”，就是神。所以马克思一方面采用“理性”一词借以强调客观性和现实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用“人民”对“绝对理性”进行改造，从而避免理性走向神圣或神秘化。于是，就有了“人民理性”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强调思想的客观性，“思想之为客观的，思想之为理性，就在于他的‘人民性’”。〔7〕思想的人民性原则即“人民理性”。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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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年背景的差异
马克思的故乡莱茵省曾被法国占领长达20年（1794-1815），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潮给莱茵省带来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文化氛围。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信仰新教，特别推崇伏尔泰、卢梭等人道主义先驱，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家庭的环境使得马克思从小就在思想中种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马克思的邻居也是后来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是特里尔的枢密顾问官，他喜欢浪漫主义文学，能够背诵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同时关心社会问题并很早就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圣西门主义。马克思童年时期常常去他家拜访，在“‘威斯特华伦家的老宅子’里，卡尔·马克思获得了他父母的家所不能给他而学校更不能给他的精神食粮”。〔13〕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校长约翰·胡果·维登巴赫坚持激进民主的立场，在学校教育中强调理性的原则。家庭和学校的环境使得马克思很早就受到了进步思潮、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熏陶。
黑格尔出生在斯图加特一个官吏家庭，他的父亲乔治·路德维希·黑格尔是路德派基督徒。殷实的家庭使得黑格尔很早就接受了家庭教育，他涉猎广泛，尤其喜欢古希腊古典文学，崇尚自由的希腊文化，这无疑培养了他的理性主义精神。1788年黑格尔来到图宾根神学院，主修神学和哲学，在神学院时期黑格尔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神学院的经历使得上帝的神圣形象深深地埋在黑格尔心中，他不会轻易去推翻上帝。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特别是他的绝对理性的概念有着非常明确的基督教神学传统，以至于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进行批判时，把黑格尔的哲学叫做思辨神学，是“神学的最后一根理性支柱”。
三、“人民理性”思想的过渡性与当代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之所以选择“人民理性”的哲学立场，充分体现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所经历的苦心孤诣的求索，这种求索集中表现为“人民理性”思想的过渡性。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已经意识到“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并试图寻求理念与现实和解。在《莱茵报》时期，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他要寻求答案，但是黑格尔的体系却解释不了他所遇到的“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难题”。虽然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探索中将哲学立场转变为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的“人民理性”，但此时马克思并未找到客观性的真正基础，所以只能暂时借用黑格尔的“理性”，但马克思又绝不愿意回到黑格尔的“绝对”或“上帝”。因为此时这种理性是客观的思想，是具有“人民性”的思想。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特别强调了思想的人民性原则：“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14〕
马克思虽然使用“人民理性”一词，但此时马克思已然意识到这一立场过渡性的一面，而且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尤其是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哲学后马克思迅速抛弃了“人民理性”的立场，并坚定地站到了“现实的人”的立场。由此可见，“人民理性”的立场在马克思头脑中存在了不过10个月。在这10个月里马克思的思想一直在摸索中前进，一方面，他要从原来的“自我意识”立场中摆脱主观性的缺陷，这种摆脱主观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和自由人决裂这件事情上；另一方面，他又想为自己找到哲学上的基础，就当时而言，这个基础是现成的，就在黑格尔那里，但是对黑格尔他也不满意，他不能再继续跟随黑格尔走向“绝对理性”并回到上帝那个地方去，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批判的就是这样一种神学。因此，马克思用“人民性”对黑格尔的理性进行修复，试图让理性复归到现实的土壤中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他选择的是“人民理性”。此后，随着马克思转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随着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人民理性”这个过渡性的词在马克思的词典里将不复存在。
重新回顾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的这段思想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阶段“人民理性”的哲学立场虽然是姑息性和过渡性的，但恰恰是这种苦心孤诣的探索指明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方向。马克思的哲学始终是围绕着对“现实疑惑”的解答而展开的，后期的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等也都承接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例如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分析就源于马克思这一时期对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关切。他是这样描述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处境的：“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因为在自然的动物王国，是工蜂杀死不劳而食的雄蜂，而在精神的动物王国恰恰相反，是不劳而食的雄蜂杀死工蜂——用劳动把它们折磨死。”〔15〕再比如当马克思意识到对哲学、国家法的批判无法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那一度”之后，必须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就呼之欲出了，“现实的人”作为明确的哲学立场也即将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
现今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较之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有着怎样的差别两个时代依然具有同构性，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当代问题。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马克思这一阶段的思想探索，思想的光芒依然耀眼，这种耀眼不是来自于思想本身的真理性而是来自于马克思对时代的思考。诚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从马克思的作品里直接找到解决当代具体问题的钥匙，但马克思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当代问题所作出的思考与探索对于我们理解并审视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是有启发意义的。海德格尔认为，“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16〕不仅如此，且不说相较于古希腊时期随处可见在街头等公共场所讨论哲学问题的场景，就是相较于马克思时期哲学的普及程度，现今的哲学也已日益变成象牙塔里的学术，与现实渐行渐远。马克思思考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对当今哲学与现实日渐相互脱离的困境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强调理性的现实性、世界性，哲学必须进入现实世界中批判现实，哲学必须世界化。“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已经进入沙龙、教士的书房、报纸的编辑室和朝廷的侯见厅，进入同时代人的爱与憎。”〔17〕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哲学不应该脱离现实，面对当代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需要哲学融入现实。我们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不能将哲学的世界变成象牙塔里的学术，哲学研究不能变成从属于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要积极地去触碰社会现实，要让哲学通过批判现实使世界哲学化，让哲学成为“普照的光”，永远照耀着现实。
归化与异化，是根据译者不同的文化立场而呈现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采取目的语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当源语中出现目的语中的文化盲点或是有文化差异时，要用跨文化的词语来转换成读者熟悉的文化形象，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避免引起误解。而异化，则尽可能地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保留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其目的是开拓译出语的文化形象色彩，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本之“异”[3]，多采用源语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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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bsolute Rationality” to “People's Rationality”——On Young Marx＇s People＇s Thought Analysis in the Period of“Rhine Daily”
Zhu Jianwei
Abstract：“People’s rationality” is not only a clear philosophical position in the period of Marx’s “Rhine daily”，but also an important clue to understanding Marx’s early philosophical changes.In previous studies，“people’s rationality” was either obscured by the “self-consciousness”of Marx’s Doctoral Thesis period or by the “Man in Reality” after the “Yearbook of Germany and France”.On the basis of combing Marx’s ideological course in the period of“Rhine daily”，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arx’s “people’s rationality” and Hegel’s “absolute rationality”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difference in philosophical positions.This has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the inner logic of Marx’s early thought 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Young Marx，Hegel，absolute rationality，people’s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8-0009-06
［作者简介］朱建伟，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 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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