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主题，拟剧论探讨了自我的呈现及其结构，它强调自我是情境的产物，尤其是自我作为展演性的角色在某个场景中弥漫式生成的拟剧效果。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论述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的，他真正的旨趣在于自我与互动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互动仪式成为维持自我的重要手段。情境化的自我与社会控制密切相关，与之相应地是抗争性自我。总体而言，戈夫曼至少存在两种自我观，一种是在论述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它是实质性的、主体性的；另一种是在拟剧论中呈现的自我，它是虚质性的、客体性的。这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自我观的内涵。
关键词：欧文·戈夫曼；自我；互动仪式；社会情境；互动秩序
在戈夫曼的学术生涯中，对自我的探索与追寻一直是重要的主题。许多学者认为戈夫曼毕生关注的是面对面互动及其对自我的约束，甚至认为他是一位“关于自我的民族志学者”。[1]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开山之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到60年代的《污名》(Stigma)、《互动仪式》(InteractionRitual)和《策略性互动》(StrategicInteraction)一直到70年代的《框架分析》(FrameAnalysis)，戈夫曼不断地重返自我及其呈现之主题。在《收容所》(Asylums)中，戈夫曼甚至明确指出其主要意图是提出“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2]因此，如果说面对面互动是戈夫曼研究的一条明线，那么自我则是贯穿于戈夫曼思想的一条隐线。本文在梳理西方学术界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论述之基础上，探讨戈夫曼社会学中自我观的认识论与本体论问题，包括自我的本质与构成、情境化自我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等。与很多关注行动和制度的社会学家不同，戈夫曼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互动中的自我以及它如何通过互动得以维持，因此，在迪尔凯姆式仪式观的基础上探讨自我与互动秩序成为本文的重要内容。
柔性直流电网串联直流潮流控制器及其控制策略研究………………………………………………………… 徐烁（12-88）
一、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三种解读
西方学者一直较为关注戈夫曼著作中有关自我的思想。类似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思想以及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主我(I)和宾我(Me)观念，戈夫曼的自我观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要素，并进行不同的解读。在诸多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文献中，大致可以梳理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约翰·洛夫兰德(John Lofland)的解释。20世纪60年代初，洛夫兰德曾是戈夫曼的学生，他指出戈夫曼的自我观具有三重维度。[3]第一种是正式自我，即情境化自我，它是一个人的角色或脸面，这种自我受社会情境的制约。正式自我与个人是分离的，个人通过展演将它们表现出来。正式自我是社会化的自我，它外在于个人，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控制之中。正式自我由角色丛构成，并期待着个体像外套一样穿上它，不同的社会情境有着不同的“外套”和角色，因此有着不同的自我。第二种是表演的自我，它是正处于角色扮演或印象管理状态下的自我，该自我受情感驱使，是“太人性”的自我。[4]第三种是“自我感”或个人身份，它表现为精神的或自然的自我。正式自我与表演的自我之间并不总是一致，两者需要不断地协调与磨合，这两个自我反映了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表演的自我竭力支撑着正式自我的面具，但同时又恼怒于它对创造性表达的限制与约束。正式自我与米德的宾我相一致，而表演的自我相当于米德的主我。
(二)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也认为戈夫曼对自我有三种不同的社会学阐释。[5]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与《互动仪式》(主要是《行动位置》和《论面子工夫》两篇论文)中，自我包含两个部分：作为角色和作为表演者，两者合起来是自我作为表演的角色。戈夫曼主要关注作为表演者的自我。角色的组织化和管理受作为表演者的自我决定，这与拟剧论的核心观念相一致。第二种自我观主要体现于《收容所》和《污名》，自我不仅是其拥有者与重要他人之间互动的产物，也是成员所属的组织设置和制度安排的产物。从这种视角看来，自我是社会情境之结果，但个体会采取各种方式抵抗和逾越组织制度对自我的定义。第三种是可灵活变通的、作为社会过程的自我，这种自我不是躲藏在事件背后，而是在管理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主要体现在《框架分析》里。这种自我不再仅是既定的角色集，而是一种组织化的、超越具体角色的“公式”，并产生一种使之与个人生命历程相关联的整合方式，从而恰当地调适欲望、动机与角色期待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戈夫曼似乎明显持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自我是一种脆弱的现实建构。然而，个体在互动时往往试图表现出在社会角色和身份背后存在本真的、核心的自我。那么，在受操控的表象背后究竟是否存在真实的自我？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从戈夫曼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出发，认为存在真实的自我，并且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实证主义的自我观导致拟剧论的内在紧张。例如，埃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甚至认为，戈夫曼的重要错误在于假设在角色扮演之外存在实质性的自我。[33]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从戈夫曼的建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自我不是作为真实、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它无法脱离呈现与情境。例如，斯坦利·拉费尔(Stanley Raffel)认为戈夫曼的自我观受萨特影响，它与《存在与虚无》中阐述的自我理论颇为相似。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直到《框架分析》，戈夫曼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自我，只有无止境的外在形象。[34]
首先，双自我命题。自我作为“形象”或角色是互动的产物，它是展演性的自我；而作为演员或表演者则是互动的积极能动者，它体现为操控性的自我。戈夫曼关于双自我的命题类似于米德的“主我/宾我”思想，史密斯认为，这是将米德的自我观具体运用于共同在场的互动行为分析。在戈夫曼那里，根源于个体心理和生物冲动的自发性、无自我意识的主我成为“受尽折磨的印象制造者”，即表演者，[7]他与作为社会化角色的自我(宾我)处于某种紧张关系之中：“在我们过于人性的自我和社会化的自我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作为人的存在，我们是各种情绪和活力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冲动性生物。而作为为观众而表演的角色，我们不必遭受这种(情绪性的)起伏颠簸”。[8]通过心灵的科层制化和规训过程，个体自主地戴上行为的面具，在既定的场合表现出同质性的行为。这种关于人性的自我比米德的主我具有更多的情感，它更接近于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的“镜中我”思想。[9]
其次，抗争性自我。《收容所》包含着两种自我观：一种自我人格化为全控机构对被收容者的角色行为之定义；另一种自我则对这些定义进行抵制和反抗，即抗争性自我。这两种自我观意味着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角色和表演者的观念向全控机构的组织环境转变。组织对个体自我的影响主要通过依附于组织角色的义务、职责和期待来实现的。这样的自我由组织要求决定，其构成包含组织化期待，而抗争性自我并非社会设置的构成物，在精神病院里，它是精神病人遭受被亲友背叛、自我蒙羞等各种经历的累积效应。
最后，具有立场的实体不断变化的认同。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戈夫曼将个体定义为“一种具有立场的实体”，并且“在组织认同和组织抵抗之间占据着某个位置”。[10]在史密斯看来，戈夫曼后期的思想(主要是《框架分析》和《谈话形式》)不再将自我视为隐藏的操控者或对抗社会秩序的叛乱者。[11]戈夫曼进一步发挥了“具有立场的实体”之自我，并探讨这些立场如何在日常行为过程中彰显出来。之前与角色距离相关联的“认同变化”被视为各种谈话互动形式的内在特质，并用“生产形式”、“参与框架”、“框架空间”等术语加以分析，以适应个体面对不同情境而不断调适立场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具有管理这种调适的能力。
上述这三种解释分别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西方学者对戈夫曼自我观的阐释，它们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理解戈夫曼关于自我的思想。与洛夫兰德较平面化的阐释不同，威廉姆斯与史密斯的阐释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认为戈夫曼的自我观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到《框架分析》和《谈话形式》存在递进式变化，也即从双自我命题演变为多重自我观。
二、拟剧论、情境化自我与社会控制
戈夫曼善于剖析各种自我呈现和印象整饰，将自我视为拟剧互动的结果，个体在舞台表演和人际互动中进行自我的建构。具体而言，自我是各种舞台生产和维持手段的集合，前台与后台、道具、剧班和观众等拟剧论要素是自我生成之必不可少的要素。个体专注于各种表演，向他人提供信息和材料，促成他们作出真实可信的自我之推断。表演的自我(performed self)未必是真实自我的误呈，行动者表演的往往是社会期待的想象自我。面对面互动中的“运作共识”[12]、相互合作等共同维系着对自我的一致定义。拟剧论包含了两类剧班：一类是同台演出的其他演员，他们烘托演员呈现自我；另一类是观众，他们的阐释活动也会促成演员的自我。与米德认为自我是他人对自己态度的内化和主流心理学家将自我仅仅看作是人格不同，戈夫曼强调自我是情境的产物，尤其是自我作为展演出来的角色是一种在情境中弥散性地形成的拟剧效果。在戈夫曼看来，自我并非衍生自其所有者，而是来自行动发生于其中的全景。舞台化的场景使观众将自我投射到展演出来的角色上，而这种投射与赋予是场景之产物，并非其原因。
戈夫曼区分了作为表演者的自我和作为角色的自我。角色是“行为举止的夸张肖像”[13],它不仅反映自我，而且将个体属性与道德秩序相联系，从而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结构。[14]自我是个人内心的结构，只有所属的个人才可知，而身份是一种社会属性，戈夫曼在探讨污名时区分了自我身份、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15]个体倾向于使自我与身份保持一致，但舞台表演体现的身份要素通常处于表演者的掌控之外。在戈夫曼那里，自我并非一种有机物，自我占有者的身体仅是提供了一种“挂钩”，在其上面某种协作性的产物能够悬挂一段时间，而生产和维持自我的方式并不居于挂钩之内，事实上，这些手段通常被固定在社会设置之中。自我正是这一切社会设置的产物，并且其所有构成都印上了这种源起的标记。[16]自我同时作为表演者和表演的角色而存在，“表演的角色是一次互动的产物，而表演者则是多次互动的产物”。[17]戈夫曼拒绝心理学还原主义，他不像精神分析学家和小说家那样专注于人类的动机、感受、意图和潜意识等，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探讨自我，认为自我不是心理衍生物，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并且在互动中实现其社会性的构成。总之，自我不是如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的那样由精神活动或意识构成，它也不是类似于社会机构或有机体的物质与实体，而是“在共时性的和同步发生的行为中找到的格式塔(Gestalt)、意义模式或结构”。[18]戈夫曼将社会-结构取向与心理学主义相区分，指出重要的“不是人及其时刻，而是时刻及其人”。[19]这里的“时刻及其人”(moments and their men)是对情境化个体的强调。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自我的存在依赖于呈现性秩序，这种秩序是共同在场的情境的主要约束。尽管早期的符号互动论者已经指出社会性自我的互动特征，戈夫曼进一步指出自我的社会性生产会对互动形成制约。社会性自我的呈现性特征是社会行动组织的主要约束来源，“自我与互动依赖于卷入义务，这对社会秩序产生了约束。然而，这种约束不是来自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劳动分工或文化理念，而是来源于自我和社会性要求”。[20]自我镶嵌在社会情境中，其拟剧效果亦受情境制约。戈夫曼描述了自我呈现的原则和策略，个性、情境和共同在场的他人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感知。也就是说，自我是在社会学习、互动、约制、行动者的社会经验以及操控相关符号与象征的能力中形成并得以维持的。[21]对戈夫曼而言，当个体从某种情境化的自我中撤离时，并不意味着退回到他自己创造的内心世界，而是进入其他社会性自我的领域。概而言之，自我既是拟剧互动的产物，也是拟剧的能动者。同时，情境化自我与作为能动者的自我之间存在着张力。自我的形成也涉及情境外因素，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经常根据各种传统的偏见、“常识”对个体进行判断，而不是完全根据呈现出来的个人特征与表现。同时，特定社会的文化脚本(如角色关系)会通过身份进而型塑自我。确切而言，戈夫曼的情境化自我与社会控制是紧密相关的：
自我可以被视为存在于社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为其成员确立的各种安排之中。在这种意义上，自我不是它所归属的个体之特性，而是位于社会控制的模式之中；在通过个体自身以及周围的人而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联通中，这种社会控制模式得以施展出来。作为自我的构成，这种特殊类型的制度设置并不太支持自我。[22]
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论述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的，他真正的旨趣在于自我与互动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且敏锐地注意到内在于社会秩序的组织结构以及协调这些结构和个体自我之间关系的机制。[24]在戈夫曼看来，对互动秩序的许诺是为了确保自我的整全。为此，他详尽探讨了日常生活中作为互动之基本构成的接触仪式，强调通过互动仪式和恪守互动基本规则以保护和维持社会性自我。用戈夫曼的话说，“个体可能确实有其独特的自我，但是这种属有的证据完全是共同的仪式性努力的产物”。[25]在互动仪式中，所有形式的符号化行为都可以成为维持自我一致性的手段，行动者必须遵守这些管控符号化行为的规则，充分顾及与自我相关联的情感，这是互动秩序和自我赖以存在的基础。如前所述，自我是互动之结果而非前提，但是社会性自我的要求亦会对互动秩序和社会结构产生约束。
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阐释还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戈夫曼的社会性自我是从面对面互动中产生的，确切地说，它是与情境期待相一致时产生的。这种自我不是持久、统一和自主性的实体，只是暂时创造的虚拟形象。表象背后并无真实的自我，也缺乏一种道德核心以锚定真正的自我。[35]这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解读事实上完全消解了实质性的自我。埃弗拉特·梯塞隆(Efrat Tselon)也认为戈夫曼的自我观具有后现代主义式特征，这种自我被锚定在“关于表象的形而上学之中”。[36] 而迈克尔·施瓦尔贝(Michael Schwalbe)则不同意对自我呈现的符号学进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分析，他认为自我并不是在互动过程中投射出来的形象，而是一种持久、统一和相对稳定的生物心理学实体，是受各种体征(signs)和象征(symbols)形塑的过程，它存在于面对面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感受、抵制和选择的瞬间。[37]从这种视角来看，戈夫曼的自我观又是反后现代主义的。
三、仪式、互动秩序与多重自我
已有关于研究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指标的文献中，主要考察的指标是农业机械化程度[3-4]。由于我国畜牧业机械化统计数据的缺失，本文畜牧业机械化水平也通过畜牧机械在畜牧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程度来反映，因此拟通过加权各家畜种类在畜牧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关键环节的机械化应用程度来计算其机械化水平。
这段仪式性的谈话将个体与自我区分开来，个体是“可感知的血肉之躯”，是看得见的实体；而自我却是无形的。个体会有各种不同的自我，它们构成互补或互斥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一个人作为话语接收者的角色看作是自我的投射，它显示了关于个体的可证实或证伪的宣称。自我一旦跌倒，个体就不断地变换话语接收者的角色，也即投射出不同的、甚至相互抵牾的自我，以试图避免单一的自我不断地受到攻击。仪式性谈话正是为了挽回投射出的自我的尊严。在上面这段仪式性的谈话中，它呈现出多个自我：听众的朋友、穿戴文胸的欣赏者、羡慕文胸的旁观者、作为男性的自我、扪心自问的自我、唱片骑师(DJ)以及作为“太人性”(alltoohuman)的自我。最后残存的是作为男性的自我和作为“人之常情”的自我。[31]
在戈夫曼那里，一元论的统一自我观是一种神话。有学者指出，戈夫曼关于自我结构的观念不断地发生游移和变化，甚至让人以为在整体上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例如，在《框架分析》的最后，戈夫曼说：“自我并不是各种事件背后半遮半掩的实体，而是一种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的可变公式”。[32]至此，戈夫曼已经抛弃了关于自我的二分法命题，认为并不存在本质的、同质的自我，而是存在多个自我。与认为存在坚实、稳定的自我的本质论不同，在戈夫曼那里，自我是关系性的、弥散性的，它是情境互动的产物：它可以存在，也可以消失；可以转瞬即逝，也可以长久维持；可以被掌控，也可以自我展演。概而言之，自我是一种情境性的、互动性的关系，不是客观的实体。与他人进行互动是定义社会性自我的必要条件，拥有某个自我亦需要他人和物质世界的在场。
因此，自我是一种动态演变的张力之产物。没有一成不变地可供个体倚赖的自我本质，也不存在自我的自然表达，即使有，也只是符号过程的产物。戈夫曼的自我理论随着分析互动秩序时采用的不同隐喻而发生变化，诸如自我被看作拟剧表演的产物、社会仪式的神圣物、策略性博弈的场域或者框架功能集等。[19]自我的表意能力和仪式角色对互动组织施加了技术性的和道德性的约束。在戈夫曼看来，“自我部分是一种仪式性的事物、一种神圣的客体，它必须给予恰当的仪式关照，且必须被制度化，从而个体将能够投射出独立生存的神圣自我，并在一种恰当的仪式基础上继续留在游戏里”。[29]仪式性谈话维持着“陨落之神”(即自我)的最后荣耀。对此，戈夫曼以男播音员为例加以阐释：
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根据新修订的协议，《所有权共有协议》有关项目不利事件的规定将被修订为：未来估计造价的进一步增加将不再触发对是否继续建设的表决，乔治亚电力能够随时自行决定是否取消该项目。
试试这绝妙的新款文胸……你会尤其喜爱那具有柔软内衬的文胸窝，它穿戴起来将非常地舒适。那些需要大些尺寸的女孩应该试一下718那款。它里面有轻柔的垫料，我相信你会喜欢它。我喜欢它！……我是说我喜欢它的样子……好吧……我想说的是作为男性，我自己当然不需要它……但是如果您需要，我推荐它……我怎么知道？我的确不……我只是照本宣科地读为玛丽·帕特森(Mary Patterson)准备的广告词，她正感冒在家休息！[30]
戈夫曼曾指出：“倘若我的研究方法的结果被理解为自我的‘去中心化’，那么我很乐意成为这样的先导者——如果这并不意味着对自我缺乏兴趣，而仅是试图从其他方面进行探讨”。[26]作为社会学家，戈夫曼是通过观察和分析外在可观察的行为形式研究自我，并结合角色、情境等方面展开探讨。同时，社会文化意义和话语也是建构自我的资源和材料。社会性自我端赖于面对面互动，而日常接触亦需要自我。一方面，人们不是生来就拥有自我，而是社会互动需要他们表现得具有自我，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被迫拥有一个自我。[27]另一方面，自我的显现与持存必须依附于支持物，若缺乏这些支持物与归属物，将没有稳定的自我。但是，对任何社会性事物的完全投入与依附将意味着无我：
四、本体论取向：本质论抑或建构论
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感觉来自于被卷入的更广泛的社会单元；而我们的自我感则通过抵制这股拉力的各种细微的方式而生成。我们的社会地位受外部世界坚实建筑物的支撑，而我们的个人身份感则常常处于裂缝之中。[28]
(三)格雷戈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则整合了菲利普·曼宁(Philip Manning)、爱德温·勒蒙特(Edwin Lemert)等人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论述，他将戈夫曼自我观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和《论面子工夫》中的“双自我命题”；《收容所》中的“抗争性自我”以及在《话头》(Footing)和《电台谈话》(Radio Talk)中充分展现的具有立场的实体不断变化的认同观。[6]
全控机构对自我的侵犯实质上是彻底地破坏与重构个体原先与现实情境之间建立和维持的关系。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曾认为，戈夫曼思想中的自我是高度社会压抑的，甚至无法自我实现。[23]然而，个体既可能接受也可能拒斥机构设置赋予的身份。也就是说，个体既可能以组织性的宣称作为身份建构的参照，也可能在组织结构内部的角色、关系和地位的制约下操控自我呈现，也即个体会接受、拒斥或修改组织对其成员的身份定义。正是在这样的辩证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型塑、发展自我，这一点在《收容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全控机构里，倘若未发生次级调适现象，可能表明个体已经屈从于组织对成员自我的定义。诚然，全控机构能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个体进行次级调适的机会，这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关于加强涉河建设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参加相关部门召开的协调会议，提前介入涉河建设项目前期相关工作。在具体涉河项目建设方案审查时，凡未按《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涉河建设方案及防洪评价报告编制规程》编制防洪评价报告及涉河建设方案的涉河建设项目，水行政主管部门一律不得受理许可申请。在具体批复时，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严格审核涉河方案控制坐标，要求业主单位处理好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特别是要对汛期施工及遗留物处理提出明确的要求。
戈夫曼关于自我的思想受符号互动论传统的影响，自我被视为个体内在状态与外部关系的观念化的结果。在符号互动论者看来，真实的自我在本体论上并非不证自明，它是对可感知的个体内在状态的特定阐释形式。戈夫曼的自我不是先验的(外在于社会过程)，而是处于既是社会建构的又是社会行动的结点处。自我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它的抗争性，尤其是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论述引入次级调适的概念，它是自我的重要构成要素。其次，它还体现在自我的神圣性，与之相关的包括脸面观与羞辱感。倘若没有实质性的自我，那么在精神病院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控机构中，被收容者无法被羞辱和改造。此外，即使自我是社会建构的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真实的。[38]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戈夫曼对自我特性的模糊态度可以用“框架连续统”的观点进行解释。[39]戈夫曼强调个体的自我是多重的，它依赖于情境行为的类型与层次，在不同的框架转变层次存在不同的自我。框架转换的一端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对“终极自我”的寻找永无止境。但在框架连续统的另一端，个体是社会世界中作为肉体的自然存在，在这里可以追寻到核心的自我。概而言之，戈夫曼的社会学存在两种自我，一种是在论述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它是实质性的、主体性的；另一种是在拟剧论(包括角色理论)中呈现的自我，它是虚质性的、客体性的。换句话说，当自我作为主体出场时，它是实质性的；当自我作为客体出场时，它则是建构性的、相对的和权宜性的。这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自我观的内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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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一天中午11时20分，小学四年级的女学生张小波，放学后在校门口吃肉串时，被一个头发鬈曲的中年男子叫上出租车，神秘地失踪了。
自我观是戈夫曼的研究者无法绕开的重要主题。戈夫曼认为，社会性自我是面对面互动的拟剧性产物，因此，他首要关注的并非个体的动机、感觉、意图和无意识，而是行为、角色以及互动。在戈夫曼看来，自我并非统一而稳定，不同的情境和角色扮演中存在着不同的自我。也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只关注戈夫曼的情境化自我，而忽略实质性的自我。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戈夫曼的自我观主要有这样几种批评：第一，自我的真实性应该表现为私我与公我之间的一致性，而戈夫曼的前台与后台之间的自我却明显缺乏这种一致；第二，拟剧论将自我消解为角色扮演；第三，由于自我是终产物，其存在取决于呈现性秩序，因此它无法成为社会秩序理论的本体论出发点；[40]第四，过于强调情境化自我，忽略非社会性自我(asocial self)以及跨社会或历史的自我，这些都是超越情境的自我；[41]最后，将自我视为静态的、无视互动过程中的突生性自我。[42]
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可以进行争辩。譬如，戈夫曼在《污名》中涉及自我与身份的论述时就有关于超历史与情境的论述。本文的论述其实也是对这些不同批评作出的回应与反驳。大体而言，戈夫曼在不同时期阐述了不同的自我观。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为代表，戈夫曼探讨情境化的自我与作为表演者的自我；60年代，以《收容所》为代表，论述全控机构对自我的驯化和自我的抗争，即机构化自我与抗争性自我；70年代，以《框架分析》为代表，阐述框架化自我以及框架编造；80年代，以《谈话分析》为代表，阐释具有立场的实体产生的认同变化。这些不同时期的文本呈现出来的自我之间亦存在着张力。一方面，情境、结构和社会渗透入自我，对它进行塑造、规训与控制；另一方面，也存在自我的自觉抵制与抗争。这也是戈夫曼自我观的丰富意蕴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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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fman'sviewofself:epistemologyandontology
WANG Qing-feng
(SchoolofEthnologyandSociology,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Self is the major theme of Goffman's sociology, which he emphasized self as product of situation, particular self as performed character was the dramaturgical effect, which formed diffusely in the situation. Actually, dramaturgy discussed the structure and presentation of self. Goffman's view of self was directed by interactional order, his real interes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interactional order, while ritual is important tool to maintain self. Situated self was connected to social control, and accordingly is resisted self. In general, Goffman had two kinds of self-concept: one is expressed during the discussing of total institution, which is substantial and subjective; another is expressed in the dramaturgy, which is virtual and objective. Both of them constitute the nature of Goffman's self-concept.
Keywords:Erving Goffman; self; interactional ritual; social situation; interactional order
收稿日期：2018-11-23
作者简介：王晴锋(1982-)，男，汉族，浙江绍兴人，社会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海外社会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9)01-0032-07
(责任编辑：邓 凌)
标签：自我论文; 互动论文; 情境论文; 社会论文; 个体论文;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