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张卓元(1933—)是中国当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和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先后担任《财贸经济》、《经济管理》、《经济研究》主编，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主要社会兼职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学会、中国物资流通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是一个学术上永不满足的开拓者。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翻越过一个个在别人看来是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他以敏锐的战略目光审视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理论难题。他虽年逾七旬，仍然用犀利的笔锋剖析着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经济肌体。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他始终站在经济理论的最前沿。他清癯而庄重，低调而严谨。他坚持原则，但绝不故步自封，常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他拥有一流的组织能力，能够把观点各异甚至对立的经济学家组织在一杆大旗之下讨论问题，他是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秘书长”。
作为一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和看法，对于我们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未来，都很有教益。
时值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就几位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举行研讨会，介绍和探讨他们三十年来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在此，谨就他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并作扼要介绍。
由于张卓元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宏观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这里从五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
改革伊始，与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张卓元热切地投入到改革开放事业中。他提出，中国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只是市场经济概念的俄国叫法而已)，并就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87年，张卓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戴园晨、陈东琪等经济学家一道，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名义，向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提出了改革和发展都要“稳中求进”的思路后，他便以“经济改革稳健派”的代表人物著称于世。他认为，只有在宏观经济比例重新协调后，改革才能大规模地深入展开。在稳定经济期间，改革只能有选择地进行，推进有利于稳定经济的改革。同时，稳中求进还要求改革本身要稳步推进，不能企求一次到位，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相互协调和配套、互相促进。他说，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求多方面的协调和配合，个别方面孤军突出会搞乱阵脚。更重要的是，改革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全局系统的改善和变革，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地区间、部门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尤其需要慎重对待。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出现理论上的徘徊局面。针对市场发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怀疑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声浪此起彼伏。市场取向改革论、市场化的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批评，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由此持市场化观点的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对此，张卓元则公开为市场化和市场经济辩护。他认为，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借助市场的力量来使国民经济活跃起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他看来，市场取向改革对于传统的计划体制和计划工作来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明确提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在不同场合表述自己的观点，与相反意见进行争论。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必须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
时至今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尽管还很不完善，因此，新世纪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宏观上讲，到200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微观上讲，我们已经走出短缺的窘境，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我们可以在这个“功劳簿”上列出一个“贡献者”的清单，但可以肯定，最终都是市场化带来的结果。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列车还在向前飞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坚持市场化，就一定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二、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历来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它是在社会上和理论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对此，张卓元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关于国企改革的部署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改革的成效明显，方向正确，应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又认为，改革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经验不足，被一些人钻了空子，造成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有些还触目惊心，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和早期退休职工生活困难等，但决不能把国企改革概括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事实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2007年发布的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22家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也大幅度增加。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总体看是成功的，不容否定。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经过深入研究，张卓元提出了几个基本观点：
1.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过程中要继续适当收缩战线，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使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降到20%，只要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2.要着力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特别是大力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改变迄今为止大量特大型中央企业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和国有独资状况，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
3.将来保留国有独资和控股的主要是百家左右的中央企业，它们是国有经济的主干，各省市分别保留二三十家大中型有优势的骨干企业。
4.要加快推进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中要放开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而且即使属于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可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与此同时，要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5.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将迅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逐渐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主要形式。
三、关于推进市场化价格改革的研究
价格问题和价格改革是张卓元经济研究的重点。这一方面是由于价格问题的重要性决定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离开价格和物与物交换的比例，留给我们的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以计划外价格形成为起始点的，价格问题一直困扰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张卓元在1983—1993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主要研究价格改革问题。他认为，价格理论研究的深化依赖于价格实践的发展，而引导价格改革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是价格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实现价格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深化价格理论的研究，必须实现价格理论研究的具体化、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如果把理论研究停留在抽象的一般论述的水平上，就会削弱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为此，他根据中国价格改革实践的进程，具体研究了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经济转轨时期的价格结构、生产资料的双轨制价格问题以及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价格模式转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1.针对经济学界出现的所有制改革单项突破的改革思路，他指出，经济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运行机制和所有制关系，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经济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会一举成功。在改革中，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就成为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互相交叉，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因此，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两条主线，不可偏废；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他明确表示，价格改革不能绕开。
2.针对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双轨制的选择。双轨制选择是否有误，能否马上取消，单靠“诗人的义愤”是难以做出正确回答的，需要进行缜密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分析。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臆造，而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之举。价格双轨制是双重经济体制特别是双重经济运行机制并存的集中表现。工业生产资料走上双轨制价格的道路，是实行渐进式改革不可避免的选择，是从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条途径对于原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很差的中国来说是合乎逻辑的。
3.在经济结构研究的基础上，他研究了价格结构问题。价格结构是各种价格(包括服务收费)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他认为，价格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或变动性)和自身调整性三个特征。决定价格结构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他结合80年代的价格改革实践，具体分析了价格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⑴价格结构已经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但仍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⑵价格形式结构的改革进展较快，日益成为改善比价和差价结构的推动力量；⑶价格结构的合理调整和改革将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只能分步改革、走小步和配套进行；⑷随着对价格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幅度有逐步拉大的不良趋势，应该设法尽力避免。
4.经济改革伊始，随着价格改革的逐步展开，他就开始思考中国的价格模式问题。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国家对价格从直接管理逐步转变为主要进行间接管理。在他看来，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具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要求价格模式转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要求价格模式转换，而且价格理论的突破也有力地推动着价格模式的转换。中国的价格改革不是个别价格的调整和完善，而是整个模式的转变，它要求，价格不再由政府制定，它应由市场交换中形成，应该恢复价格的本性。
5.结合中国价格改革实践，他对价格改革的规律性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他认为，价格改革的规律性主要有：价格改革主要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要点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为主到市场定价为主的过渡；放活微观价格和控制宏观价格有机结合；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一调(调整价格)二放(放开价格)三挂钩(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既要理顺价格关系，又要稳定价格水平；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广义价格改革；等等。
6.他认为目前应着力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实现资源节约，节能减排，都必须着力推进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产品价格，这是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
四、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孙冶方(1908—1983)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整理和继承孙冶方的学术思想是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张卓元从20世纪50年代深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60年代紧紧追随孙冶方；“文革”后学习孙冶方精神，发展创新经济理论。可以说，他的经济学生涯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革伊始，张卓元就积极加入到抢救孙冶方经济学遗产的行列中。由于他曾几度出任孙冶方的助手，了解孙冶方的学术思路，也颇得孙冶方的信任。1975年4月，孙冶方获得平反，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为了及时挖掘孙冶方的研究成果，经济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张卓元和吴敬琏负责的小组，协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1979年4月，孙冶方带着张卓元等写作小组成员到无锡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四个月后孙冶方被查出患了肝癌。为了集中抢救孙冶方的学术遗产，张卓元等抓紧时间在病房旁听孙冶方口授和录音，经过一年的录音整理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20余章的初稿写作。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末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因精力不济，只好向张卓元口授了他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张卓元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给孙冶方念，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经过几次反复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
孙冶方去世以后，张卓元用了大量的精力，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他研究了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孙冶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精髓等，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史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不仅如此，由于身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他本人也长期担任中国最权威的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的编辑部主任和主编工作，张卓元每过一个时期，就会组织人员对经济思想的发展进行梳理，厘清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脉络。他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人员，撰写了关于建国以来社会主义若干经济问题争鸣的著作，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他在20世纪末主持的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50年回顾与展望的研究，就中国建国以来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问题，如市场经济问题、体制改革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流通与价格问题、财政与金融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把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充分展现聪明才智的绝好舞台。
五、积极推进理论向政策的转化
经济理论的魅力，不在于自身的完美和精雕细琢，而在于把它上升为经济政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由于在经济学界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张卓元先后参与了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呕心沥血，使经济学家的声音体现在政府决策中，使经济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政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经济学家，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到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张卓元经历了几代中国领导人的更替，他多次参与起草重要报告工作，但却鲜为人知，他是一位低调的智囊人物。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当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因年龄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逾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改革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1999年，张卓元参与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工作。“十五”计划是进入21世纪后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它不仅是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争取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也是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远景目标，“十五”计划期间，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在起草过程中，张卓元提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商业、服务业以及高科技都发展迅速，但优先发展农业仍要在“十五”计划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建议国家在如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建设稳定商品粮基地、建立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说明，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张卓元参加了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设计，该方案决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即国资委)，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商务部，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最大的亮点是，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监督和监管力度。张卓元认为，设立“国资委”，是破解政企不分的重大创举，其目的是为了终结原来国有资产管理“五龙治水”的局面。所谓“五龙治水”，就是多个部门对国有大型企业分割行使职能。中央企业工委负责企业领导人的任免，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则掌控着“资产”和其他权力。如果按照出资人的三大权能——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来细分，则有多达九个部门在负责。
2005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详解了报告的思想。他提出，中央在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首先应从抓深化改革、完善体制入手，这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为，当前存在很多现实中急需解决的体制问题，妨碍了经济发展。所以，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从改革体制问题入手。譬如，只有解决关于城乡分割的体制，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只有改革审批经济的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只有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才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张卓元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论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的时候，提出了“五个统筹”，就是要以此来完善新的体制。这表明，对当前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是发展观的创新带动了改革观的创新。当然，他也深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大会就全部解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但它的意义就在于与十六大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相呼应，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
2007年，鉴于他在中国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作为特邀专家，张卓元列席了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
结语
张卓元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同他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和矜持独立的学术品格，以及勇于探索、积极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否则就没有出路；经济理论研究离开了中国经济的土壤将一事无成。他始终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遵循改革的发展趋势，按照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展开理论研究，从而取得了累累硕果。“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他如是说。
张卓元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教育家。他承传师长学风，奖掖后学。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经济研究》主编期间，常常力推年轻人的新作，成就了众多的青年经济学家。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近30年来，他培养了几十位硕士和博士，其中有些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卓元言传身教且不辞辛劳地提携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研究人才。
现在，张卓元已经年逾古稀，但他笔锋正健，依然活跃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而不懈地努力着，成为后辈学人的楷模和典范。
祝张卓元先生健康长寿！祝各位经济学家健康长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共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党委书记)
张卓元主要著作：
张卓元著，《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张卓元主编，《社会主义商品价格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张卓元等著，《第三产业经济理论探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张卓元著，《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张卓元著，《张卓元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张卓元著，《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张卓元、李晓西、边勇壮、石小抗著，《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张卓元主编，《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张卓元、黄范章主编，《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理论探索》，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
张卓元、王绍飞主编，《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张卓元著，《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张卓元著，《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张卓元主编，《新价格模式的建立与市场发育的关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张卓元、黄范章、利广安主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张卓元著，《面对发展之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张卓元主编，《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张卓元主编，《国企改革建言》，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张卓元、胡家勇、刘学敏著，《论中国所有制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张卓元著，《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张卓元著，《张卓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张卓元著，《张卓元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