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全球的自由民主陷入了显著的衰退之中，西方世界自诩的“民主世纪”开始终结。在欧洲，民粹主义浪潮使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受到质疑。在美国，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成为诱发政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与此同时，客观上，由于“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全球的权力格局，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其作为效仿榜样的合法性和吸引力不断衰减。主观上，随着发达自由民主国家深陷各种困境及其实力的相对萎缩，转而越来越关注自身的问题，民主输出在外交政策中的优先性也随之降低。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外部推动的政权变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回潮”。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当前自由民主的全球性衰退。
关键词西方政治 自由民主 民主衰退 威权主义 民粹主义
自由民主的全球衰退
2018年5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以“民主正在死亡吗”为主题，对西方的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无独有偶，2018年第2期的《华盛顿季刊》也重点关注了“民主的脆弱性”。严格地说，“民主衰退”并不是新近才引起关注的。亨廷顿很早就指出，自1974年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场20世纪晚期的‘全球性的民主革命’，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第三波回潮。①长期致力于民主衰退研究的拉里·戴蒙德发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2006年发生了转折，此后自由民主的扩张势头明显停滞，全球进入了“民主衰退”期。在2000～2015年间，包括肯尼亚、俄罗斯、泰国、土耳其在内的27个国家发生了民主崩溃。戴蒙德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丧失了影响力，许多新兴自由民主国家不能满足民众对自由、安全和经济增长的期望，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功能紊乱也愈加恶化。②自戴蒙德抛出“民主衰退”命题以来，很多国外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自由民主现状的悲观论调。他们认为，“民主衰退”可能是个虚假命题，或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全球的自由民主仍在“缓慢发展”而非“衰退”。反对民主衰退论的学者认为，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与21世纪初期相比没有大幅减少，而且也没有出现亨廷顿所提出的每次民主扩张之后的“民主回潮”现象。③最具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列维茨基。2015年，列维茨基认为，全球民主在过去十年总体上保持稳定，并且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亦有显著的进步。④但是，此后不久，列维茨基明显改变了态度。2018年，他在新著《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书直接表达出对自由民主前景的担忧⑤。民主评估的几大研究机构对全球自由民主的现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如“民主多样性”研究团队指出，是否存在民主衰退的证据？答案毋庸置疑是肯定的。全球民主的平均水平已经下滑至2000年以前。⑥“民主多样性”2018年的年度报告《所有人的民主？》指出，民主化的逆向运动“威权化”(autocratization)在许多大国出现。2017年，全球有24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发生了下降，其中包括美国、印度和巴西等人口大国，并且民主质量下降的国家数量已经达到了取得进步的国家数量，这是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民主多样性”研究团队还发现，如果全球的民主水平以传统的国家数量来衡量的话，那么在2010年后只是轻微有所下降。但是如果通过人口来衡量的话，全球则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威权化”趋势的国家中。⑦“自由之家”最新的年度报告《民主的危机》也指出，全球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已经恶化至十几年来的最低值，自由民主进入了一个四面楚歌的漫长时期，它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受到抨击而发生了全球性的回缩。⑧
全球自由民主衰退的根源
民主化研究的著名学者马克·普拉塔纳指出，近年来，最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及其领袖的异军突起。不仅是学者，全球许多政治领袖和评论家都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正变得愈加脆弱。现在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讨论民主是否处于危险中，而是为什么民主的状况会变得如此糟糕。⑨早期的研究主要从两条路径来理解西方民主衰退的发生逻辑：一是讨论政治行为者尤其是精英在民主衰退过程中的作用；二是聚焦于经济、政治等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对民主衰退的影响。⑩但是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经济增长放缓、制度结构等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很难解释当前民主衰退的惊人速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解释在适用于新兴民主国家时具有局限性。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以及全球化对西方国家工人的冲击就无法适用于西方世界之外。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前，部分国家(如波兰等)的选举已经预示了自由民主的衰退危险。这些国家曾被视为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成功典范，在经济增长方面也表现不俗，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均选出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这些表明，自由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要超乎想象。与早期研究有所不同，近年来的研究重心则更强调欧美发达国家自身的各种困境及其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如哈佛学者皮帕·诺里斯指出，当前的这股民主衰退浪潮主要是发生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内部，在广大的非洲和拉美国家中，公众对民主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持度仍稳定保持着较高水平。
此时车内的张仲平正把车顶上的天窗摁下来，伸出头朝胜利大厦楼顶上看着。今天是个好天气,他看到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
1.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
目前全球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都被许多共性的问题所困扰，包括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跌至历史低谷，选民对主流政党感到幻灭，政府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而不断扩张行政权力，等等。在欧洲，民粹主义运动是自由民主最严峻的考验，民粹主义政党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议会里取得了议席。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在欧洲大陆受到质疑，欧盟自身的凝聚力也备受考验。2014年7月，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班在演讲中公开高度赞扬了“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奥班曾经是匈牙利自由民主转型的领导人。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领导人公开抨击自由主义，标志着自由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开始减弱。奥班指出，当前最流行的议题是试图理解那些不是西式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如何仍然使国家走向成功。他强调，“民主并不必然是自由主义民主”，“一个国家可以是非自由主义的，但仍然可以是民主国家”，“事实上，建立在自由民主的政权组织原则之上的社会往往不能维持其全球竞争性”。在奥班公开褒扬“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不久，民粹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2015年，在32个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支持率上升至12%。在匈牙利和波兰，民粹主义政党成功地赢得了大选成为执政党。在丹麦、荷兰和瑞典，则成为最大或第二大政治集团。在2016年的奥地利总统大选中，极右的自由党候选人以微弱劣势败选，但是也赢得了46%的选票。随着叙利亚内战加剧了欧盟内部的移民压力，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的核心国家中也获得了重大发展。在法国，“全国阵线”的领导人玛琳·勒庞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34%的选票。在德国，极右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赢得了13%的选票，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与此同时，反移民和反全球化思潮推动了英国的脱欧公投。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选民基础。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似之处是藐视和否定自由主义价值观，认为自己是人民利益唯一真正的捍卫者。
当前欧洲的自由民主衰退浪潮中，最令西方学者意外的是中东欧地区爆发的“不自由革命”，自由民主制度在这些地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斯泰潘·林登伯格指出，在过去十年间，欧洲先后有6个国家的政权属性发生了显著变化，匈牙利、立陶宛、波兰、斯洛文尼亚从自由民主国家蜕变为选举民主国家。部分国家的这种转变持续了好多年，但是波兰的“威权化”进程主要发生于2015～2017年间。在塞尔维亚，自由民主制度最终发生了崩溃。对许多西方学者来说，很难想象民主衰退会发生在这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主巩固的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在匈牙利，奥班呼吁，“我们必须废弃自由主义组织社会的方法和原则”。2010年上台的执政党已经连续六次修改了宪法。在波兰，执政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通过了13部法律，彻底改变了司法体系的结构，严重削弱了自由民主的制衡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胜利似乎并非偶然，而是自发和反复选择的结果。在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连续两次赢得了议会选举。
部分民粹主义的胜利似乎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如奥班2010年当选是在2009年匈牙利经济下降6.6%之后。但是这种解释难以适用于其他国家，如捷克长期是欧洲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却仍有大量选民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在斯洛文尼亚，经济上的成功与自由民主的衰退并行发生。波兰的民主衰退更是难以用经济问题来解释。在2007～2017年间，波兰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社会流动性在近年来也显著增加，很多执政党的支持者对生活感到满意并且从国家的繁荣中获益。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指出，全球正经历自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崛起以来最为严重的民主退步。欧洲的“威权化”和排外的民粹主义运动已经足够强大到威胁自由民主的长期稳健，而对威权主义和排外民粹主义支持剧增的直接原因是移民问题，是一种出于对文化变革的担忧和反对。福山也指出，欧洲民粹主义受到全球化不平等效应的驱动，但更重要的是对跨越边境的大量移民和挑战国家身份传统观念的一种文化抗争。尽管在十年前，欧洲的民粹主义就已经开始崛起，但是2016年的难民危机真正使之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性政治力量。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尤其是中东欧人对移民和难民持有敌意，认为本土的文化规范和公共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2017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5%的匈牙利人和15%的波兰人相信移民对国家有积极影响，而有67%的匈牙利人和51%的波兰人认为国界应该对难民完全关闭。移民问题加剧了欧洲自由民主国家的人口衰落。在瑞典，1970年时居民几乎完全是本土的瑞典人，现在在国外出生的人口达到19%。德国的外来人口达到了23%，瑞士为25%。从1989～2017年，拉脱维亚流失了27%的人口，立陶宛为23%，保加利亚为21%。在过去的十年间，匈牙利流失了3%。在2016年，大约有100万波兰人居住在英国。与年轻人和技术人员向外移民同时发生的是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引发了严重的人口恐慌。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西方学者将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欧洲今日的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存在某种相似之处。如民粹主义同样抨击现任民选领导人的无能、冷漠和软弱，许诺会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并非要推翻民主制度，而是主张应加以完善。它批判当前民主制度的实际运转，承诺使政府变得更强大、更有效和更加具有回应性。它主张为每个普通人发言，反对腐败的、脱离民众的精英与制度。它反对自由主义，但是并不反对民主制度本身。因此，严格说来，当前欧洲民粹主义诉求的是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对数十年来的不民主的自由主义政策作出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回应。它认同人民主权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试图将在移民等议题上的普遍观点转换成公共政策；但是否定自由主义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对阻碍多数人意志的正式制度和程序充满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并没有对民主本身构成威胁，而是反对自由主义这种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性的民主形式。
若结合时间节点来看，中央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正是在两次“宁都会议”之间形成的。此间，毛泽东不计较个人得失，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词能尽扫抑郁情绪，而洋溢着乐观、自信、豪迈的革命情怀，是因为他站在解放劳苦大众、造福工农群众的高度去看待个人际遇。词中“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一句，言在此意在彼。既描写“弹洞”装点苍翠的关山，而别有一种美丽；又诗意地表达了自己的革命情怀，即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去“装点”人民的事业。
2.美国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
西方学者曾自信地认为，美国作为经历了数个世纪的自由民主国家可以抵御民主衰退的影响，但这种自信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发展相对较晚。根据当代的标准，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能称之为自由民主国家。拉里·戴蒙德指出，当前美国民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深度极化、粗鲁、僵局、紊乱、利益纷争和对民主原则的无情漠视，导致美国民主已经不再被其他国家羡慕或效仿。因此，想要解决全球性的自由民主衰退，首先需要解决美国自身的政治极化问题。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加剧，两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同质化程度不断增强，传统的行为规范如政治妥协等已被抛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两党在对政府、种族、移民、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基本问题上的态度截然对立。特朗普当选后，两党之间的裂痕又进一步加深。在美国，党派之间的横向极化与顶层群体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纵向极化相互交织，这对美国政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随着政治极化的不断加深，国会履行立法活动的能力被严重削弱，通过的法律越来越少，许多重要的议题长期悬而不决。在不同的党派分别控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背景下，极易形成的政治僵局又刺激了总统在宪法约束的边缘诉诸单边行动。当处于“分裂政府”时，在野党派会坚决阻挠总统的立法议程，受挫的总统往往选择绕过国会，通过行政命令来扩大个人权力。同时政治极化使国会议员不能对总统的僭越作出集体的跨党派回应，结果导致国会很难对白宫行使监督权力。当某个党派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时，国会就更鲜有动机去监督总统。
Seva Gunitsky, “Democracy’s Future: Riding the Hegemonic Wave”, WashingtonQuarterly, Vol.41, No.2, 2018,pp.115～135.
在2016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福山曾乐观地指出，“激烈的竞选表明美国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比预期的要好”。“这场选举反映的真实故事是，经过数十年，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美国多数人经历的日益恶化的不平等和经济停滞。”“现在精英已经从自鸣得意中惊醒，是时候为他们不能再否认或者忽视的问题设计更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了。”然而，特朗普当选后，福山严厉地批评道，在政策方面，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将会伤害而非改善支持他的选民，同时他明显偏爱威权主义强人胜过民主盟友。在个性方面，特朗普缺少作为伟大领导人的所有美德——基本的诚实、可靠、正确的判断、服务公共利益和基本的道德准则。特朗普的当选加重了西方社会对美国政治前景的忧虑。特朗普公开赞扬威权主义，煽动支持者采取暴力行为，威胁将竞争对手关进监狱，把主流媒体视为敌人，蔑视阻止其决定的法官，攻击情报和执法部门的专业人士等。列维茨基认为，特朗普极有可能会将美国推向温和的“竞争性威权主义”。美国民主制度的蜕化很可能会通过一系列不易察觉的、渐进的步骤来完成，使竞争规则最终向执政党倾斜。各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足以对特朗普形成有效约束。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及其长久存续取决于宪法能够得到不成文的民主价值规范的有力支撑。美国分权制衡体制中有两个基本的价值规范：一是彼此竞争的党派能够接受对方作为合法的竞争者，即“相互宽容”；二是政治家在行使其制度特权时应保持克制，即“制度自制”。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期里，这两大价值规范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起到了巩固作用。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民主价值规范不断被削弱。许多共和党人质疑民主党竞争对手的合法性，同时废弃了所谓的制度自制，为了获得胜利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如共和党在数十个州进行了立法将某些抗议活动定性为犯罪。甚至在那些州议会中共和党仅占微弱多数的州中对投票权进行限制，其真实目的是降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投票率。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特朗普开启的，而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全面爆发。民主价值规范不断削弱的根源即在于党派之间极端的政治极化，而极端的政治极化最终将扼杀美国的民主。
⑩倪春纳：《民主因何而衰退》，《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
自由民主转型的经典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化最有可能发生在那些跨越了特定发展门槛的国家，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明显不符合这一理论。这一时期，非洲最有可能会发生自由民主转型的往往是最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贫困增加了它们对外部援助的依赖性，因而对外部压力的改革十分敏感。因此，理解自由民主浪潮的根源及其消亡的原因，还需要立足于个体国家之外并将国际体系视为一个整体：自由民主的起伏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取决于外部国际体系的周期性变化，即超级大国的突然崛起和衰落，反复地导致了强烈而广泛的朝向或逆向的民主变革浪潮。这种超级大国建构冲突结果的“霸权冲击”(hegemonic shocks)，创造出跨越国界和深刻改变一国发展道路的变革潮流。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苏联解体都导致了因霸权国家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全球性变革浪潮。不仅仅是“一战”和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自由民主浪潮，在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法西斯浪潮，以及“二战”之后同时朝向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浪潮。
从更为广阔的全球进程来看，对外输出不同政权类型的霸权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不仅改变了全球领导国家的等级结构，同时也塑造了自由民主及其竞争对手的扩张与收缩。20世纪里自由民主发展轨迹的反复变化与全球权力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当前全球的自由民主衰退浪潮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西方霸权的衰落有关。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西方阵营陷入了空前的民主困境和政治泥潭。在过去一百年间，自由民主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首次跌至50%以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到下一个十年内将会进一步降至三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自由民主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则在迅速上升。1990年，被“自由之家”归为“不自由”国家占全球GDP比重的12%，现在则已经达到了33%。自“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威权国家”的生活标准显著提高了。以今天的美元计算，1995年，有8亿人生活在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其中96%的人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仅有4%的人(约3400万人)不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今天已有超过3亿人生活在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威权国家”。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沿海省份，这个数字将超过8亿。过去二十年增长最快的20个国家中有15个不是自由民主国家，其中包括8个增长不是建立在石油出口的基础上。同时根据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全球最富裕的15个国家里，有接近三分之二是“威权国家”。即使是相对不成功的“威权国家”如伊朗、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人均收入也超过了两万美元。在中国，在拥有4.2亿人口的沿海地区人均收入也达到了2.3万美元，并且仍在迅速发展之中。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全球正进入了一个显著的分水岭：“威权国家”在全球收入的比重将超过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国家则将从空前强大的经济实力向空前的经济弱势转变。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大改变，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威权国家”的崛起削弱了自由主义全球吸引力，提供了一条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民族自豪感的替代性道路。随着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这些转变削弱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硬实力优势，削弱了它们通过制裁、援助和发展借款中的限定性条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角色来有效输出民主的能力。在西方阵营硬实力下降的同时，西方国家软实力的主导地位也开始瓦解。即使西方仍然在当今世界保持着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但是其霸权地位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安全无虞。西方国家自身实力的削弱成为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根源，“威权国家”的显著成功则印证了自由民主并不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
从全球权力格局变迁的角度来看，自由民主的扩张依赖于自由民主超级大国能够战胜严重的危机，否则民众和精英就会转而坚定而自然地反对自由民主制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权力迅速扩张而引起的霸权转移威胁取代停滞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制度变革浪潮也紧随着霸权转移的轨迹。随着自由民主国家权力的相对衰退，自由民主制度被越来越视为是落伍的、无效的和不受欢迎的。霸权冲击和民主浪潮突出强调了民主扩散的程度依赖于美国权力的崛起和维系之上。两次世界大战及苏联解体导致霸权向美国转移所形成的胜利，促成了全球自由民主变革浪潮的爆发。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环境对自由民主转型十分重要。如在“冷战”之后的五年间，即有15个非西方国家发生了自由民主转型。即使在那些没有受到地缘政治直接影响的国家中，这些冲击证实和加强了自由民主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对民主全球扩散最关键的贡献可能并非通过直接民主输出的自觉努力，而是通过间接的、值得学习的榜样和值得成为盟友的崇高地位。在20世纪里，美国成功地渡过了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而赋予其民主政权以合法性和吸引力，由此对其他国家加入美国阵营形成了强大的刺激。而美国的衰落将会对其作为效仿榜样的全球魅力造成深远影响。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美国作为衰落中的霸权，其强制能力在弱化，通过经济和政治杠杆诱导他国的能力在下降，作为学习对象的政权合法性也在不断耗散。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国际层面的权力天平自然向自由民主倾斜。但是当美国不再强大，向自由民主转型的国家就会骤减，已发生的自由民主转型也会昙花一现，在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更易于发生民主回潮。这意味着“霸权冲击”具有明显的“伊卡洛斯效应”，它可以暂时性地摆脱国内阻碍自由民主转型的各种束缚。一些国家发生了自由民主转型，即使是在缺少维持和巩固民主制度必要的内部条件的情况下，如成熟的中产阶级、经济稳定、族群融合或者具有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等。一般情况下阻碍民主化的国内因素，如制度惰性、社会分裂或者精英对再分配的恐惧，往往被外部冲击的压力所压倒，只有在冲击过去之后才会浮出水面。苏联解体之后，最初对自由民主强大的外部系统压力随着时间削弱以后，在那些内部环境不利的国家中，充满希望的改革者开始自由化，冲击浪潮初期形成的支持改革的联盟逐渐分裂，结果外部体系压力推动下自由民主的过分延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4.西方民主输出的收缩
与全球权力格局的变迁一样，民主输出也是从国际视野来理解民主化的波浪与回潮，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西方国家的客观能力，后者更突出西方国家的主观意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导致全球自由民主衰退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支持和输出民主的历史承诺上加速收缩了。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输出在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美国、欧盟等发达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提供援助，如为政府改革提供技术支持；对律师、记者、政党领袖和工会成员进行培训；直接针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经济援助；面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和交换项目；军事干预以及外交手段等。但是近年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外民主输出明显发生了收缩，民主输出在外交政策中的优先性已不复存在。
1.3.2 基础护理。入院当日，对患者及其家属详细介绍住院环境。室内通风保持内部的空气流通，将室温尽量控制在20～26℃，相对湿度尽量控制为50%～70%，在夏季、冬季开空调前及时督促后勤部门清洗消毒空调过滤网[4]。加强皮肤护理，每两小时协助患者翻身一次，预防发生压疮。
⑥Valeriya Mechkova, Anna Lührmann, Staffan I. Lindberg, “How Much Democratic Backsliding?” JournalofDemocracy, Vol.28, No.4, 2017, pp.162～169.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民主输出的收缩趋势变得更为明显。2017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指出，“我们将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因为一个支持美国和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世界会让美国更加安全和繁荣。我们将在多边组织中竞争并发挥主导作用，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原则。美国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承诺，是对生活在暴政下人们的鼓舞。”然而，在民主输出问题上，特朗普的意图和行动十分明确：他改变了美国过去广泛承诺积极支持民主输出的做法，这一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里根建立并被此后历届总统所追求。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其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特朗普认为，自由主义是西方特有的价值观，并非人类普世的价值追求。他的外交政策对自由主义秩序投入不足，并明确否定了民主输出政策，成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首位不将推动民主作为外交政策诉求的美国总统。“美国优先”的口号曾经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孤立主义者的“箴言”，以阻止美国卷入反法西斯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对遵守有关环境、军控和其他国际条约的敌意和怀疑态度，进一步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调整。
我找来班委一起商量对策，有的说：“他那么会画汽车，我们可以让他帮忙画，作为教室的装饰品。”另一个班委说：“可是我们往哪里贴？随便粘又不好看。”“我们可以给他布置一个地方，专门展示作品。”
所谓举象，就是引导学生将故事还原成一定的形象、印象、意象，从而实现故事视域和生命视域的融合。根据学生的心理规律大量积淀相关的感性形象，营造故事的情感场，渲染、铺陈、强化，以学生可感的画面、形象为拨动心弦的载体，或设身处地，或身临其境，或感同身受，或心驰神往，师生共同进入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例如，《谁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一课中，教师为学生讲述了民工父亲的故事，课件上展示出一幅幅画面：低矮的工棚、炎炎烈日下的脚手架、瓢泼大雨中的三轮车夫……随着故事的铺陈、画面的累积，学生被深深感动，像在，境在，情在。
美国在民主输出上的停滞不前，同时又鲜有其他西方国家和组织能够取代美国的角色。2000年成立的最具雄心的民主输出组织“民主共同体”因缺少资源和能见度而难以产生有效的影响。成立于2013年的欧洲民主基金会在2015年仅得到1100万美元经费。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曾是欧盟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逐渐成长为国际性力量之后，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变为输出特定价值，包括民主、人权和法治等。1993年，《欧盟条约》提出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五个目标，其中就包括“发展并加强民主和法治以及尊重人权”。从21世纪初，欧盟国家每年投入约13亿美元直接用于促进全球的民主与善治。2006年，欧盟成立了“欧洲睦邻与伙伴工具”(ENPI)向那些进行特定政治经济改革的资助国提供丰厚的物质奖励。2007～2013年，欧盟投入了约120亿欧元用于支持ENPI项目资助国进行改革。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造成的威胁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民主，同时也对欧盟自身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消极影响。随着该区域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非自由主义”，欧盟的内部冲突和分裂风险也在加大，进而又影响到对外输出民主的集体行动。从国家层面来看，尽管个别的欧洲国家仍继续支持重大的双边项目推进民主和提升治理，但是影响颇为有限。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当前的公共预算只有500万美元。加拿大的人权和民主国际中心已于2012年关闭。对西方国家来说，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美国和欧洲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美国，复苏的过程十分缓慢，同时在复苏过程中的收益分配极其不均等，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中获益。在欧洲，相对的停滞和极其缓慢的复苏成为一种常态。在后全球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逐渐失去了对外输出民主的主观意愿，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孤立主义倾向和更专注于国内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基本动因和出发点的，“民主辞藻的最佳用途是给其背后的物质利益穿上外衣”，当现实利益与所标榜的崇高道义原则相抵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民主”，何时与何地进行民主输出具有极大的选择性和针对性。最典型的案例是，尼克松促成了推翻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活动，取而代之的是残暴但对美国友好的军事独裁政权。
结语
“冷战”结束以后，许多西方学者曾笃信，自由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胜利，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合法性的政府形式，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替代性选择。但是，今日全球政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自由主义民主面临着多重的外部挑战和严峻的内部危机。在欧洲，移民问题触发的民粹主义浪潮，形成了一股“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潮流。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在欧洲受到质疑，欧盟自身的凝聚力也备受考验。客观地说，欧洲的民粹主义并不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它认同人民主权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试图将在移民等议题上的普遍观点转换成公共政策，但是反对自由主义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对阻碍多数人意志的正式制度和程序充满怀疑。因此，民粹主义并没有对民主本身构成威胁，而是反对自由主义这种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性的民主形式。在美国，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成为当前美国民主面临的主要问题。民权运动引起的党派重组，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社会分裂，社会媒体环境的日趋激进，以及被族群问题和代际差异加剧的“物质主义者”和“后物质主义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诸多因素进一步激化了政治极化，使之成为美国政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与此同时，客观上，由于非自由民主国家在软实力和硬实力方面的双重崛起改变了全球的权力格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变进程。“非自由民主国家”在全球经济比重即将超过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其作为效仿榜样的合法性和吸引力不断衰减，自由民主的光环逐渐消退。主观上，随着发达自由民主国家自身的困境及其实力的萎缩，转而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民主问题，对外输出民主的主观意愿下降，民主输出在外交政策中的优先性也随之减弱。尤其是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其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外部推动的政权变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回潮”。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全球的自由民主危机。当前自由民主的全球衰退表明，“冷战”结束后被奉为圭臬的“民主胜利论”事实上已经破产了。联合国民主基金会负责人罗兰·里奇在其新著《民主的危机》中指出，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脆弱的政府体制，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巩固，而且很可能被证明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在经历了制度兴衰的世界历史中，自由民主制度的维持并没有什么确定性。不能仅仅因为自由民主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分钟，就相信它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福山也无奈地承认，现代发达民主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发僵化，使制度调整变得越来越难。自由民主的体制曾是成功和稳定的，但不等于会永葆青春。甚至有学者直接宣告，历史没有终结，而是西方世界曾自诩的“民主世纪”终结了。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297页。
②Larry Diamond, “Democracy in Decline: How Washington Can Reverse the Tide?” Foreign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p.151～159.
Cas Mudde, “Europe’s Populist Surge: A Long Time in the Making”, Foreign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6,pp.25～30.
饮食治疗要点：关键在于限制进食量，降低体重。其次是限制甜食，吃糖可使甘油三酯含量增高。第三，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食物纤维，饮食不宜过分精细，主食应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和藻类。适当增加蛋白质尤其是大豆蛋白的摄入。第四，适当限制胆固醇、脂肪，尤其是动物脂肪的摄入。第五，禁酒，酒可使这类患者的甘油三酯含量增高。
④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ofDemocracy, Vol.26, No.1, 2015, pp.45～58.
⑤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DemocraciesDie, New York: Crown, 2018, p.6, pp.8～11.
美国作为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长期以民主卫道者自居。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民主输出在冷战期间是隐含于反对共产主义之下的一个目标，在冷战之后则跃升至表面，成为外交政策的公开内容。在1961年，美国就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其中含有“民主援助”的项目。1983年，美国创立了旨在支持海外民主事业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它向国外人权积极分子和“民主组织”提供直接而公开的支持，标志着美国在民主输出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此后，民主输出逐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小布什政府建立了一系列旨在推动民主输出的计划，如制定“中东伙伴关系倡议”；任命新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专司民主输出事务；成立“世纪挑战账户”等。奥巴马也坚持不懈地号召美国支持“海外民主事业”，主张输出“可持续的民主”。“美国支持海外民主的扩散和人权事业，因为反映这些价值观的政府是更公正、更和平和更具合法性的”。为配合和促进民主输出策略的实施，美国每年都在民主输出项目上开销不菲。如1990～2003年间，美国专项拨付USAID用于促进民主和善治的资金增长了5倍以上。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在民主和人权项目上的财政支出持续攀升，由2001财年的6.5亿美元增至2009财年的17.2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国在伊拉克越陷越深的军事困境和对民主输出失败政策的剧烈反弹，导致了自由和民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性逐渐减弱。在特朗普之前，美国民众就已经对向海外输出民主失去了兴趣。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不应该过多地考虑国际规范，而是应该将重心放在国内问题上。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要将民主输出置于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尽管目前美国仍在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推动民主输出，国会也增加了对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拨款，从2009年的1.15亿美元调整至2016年的1.70亿美元。但是，美国对民主输出的公开支持大幅削减了。美国的对外援助已经接近于二战后的最低水平，仅占GDP总量的0.25%左右，限制了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能力。2009～2016年间，美国政府通过ASAID在民主、人权和治理项目上的支出减少了近4亿美元。
我很少在拍摄时用超过ISO 1000的设置，所以如果我在室内进行拍摄，就会让拍摄对象坐在窗户旁边，这样就能拍出一张对比鲜明的照片了。
⑦“Democracy for All?”，https://www.v-dem.net/en/news/democracy-all-v-dem-annual-democracy-report-2018.
框架-剪力墙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框架部分计算所得的剪力一般较小。按多道防线的概念设计，墙体是第一道防线。在设防地震、
⑧Michael J. Abramowitz and Sarah Repucci, “Democracy Beleaguered”, JournalofDemocracy, Vol.29, No.2, 2018, pp.128～142, pp.128～142.
3.全球权力格局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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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销售人员的考核机制需加上应收账款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周转率等相关指标，但是考核指标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能过度依赖应收账款相关指标，如果难度系数太大反而会打消员工追回货款的积极性，应该在保证企业完成绩效目标的前提下，使员工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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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会和其他人一样，躲到西侧小楼梯间抽根烟，总听别人议论：“人资部的如芸长得还挺好看的。”“对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那个。”许元生似乎对这名字有点儿印象，至于人是哪一个，他还真分不清楚，虽然他能在密密麻麻的代码中轻松地找到错误，但面对那些女员工们，他似乎患了脸盲症，分不清谁是谁。
[美]简·迈耶：《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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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美国政治极化愈益严重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民权运动的冲击。随着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法案和选举权利法案通过之后，两党选民沿着族群界线发生了重组。南方黑人成为民主党的选民，南方白人则越来越多地加入共和党。这种选民重组推动国会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南方从民主党一党控制的区域转变成共和党的票仓。过去南方选举的国会议员多是温和的民主党人，现在选出的国会议员要么是非裔或者西班牙裔的自由的民主党人，要么是极端保守的白人共和党人。其次，贫富差距的拉大。不论是以收入水平还是财富多寡来衡量，美国的贫富悬殊都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占全国人口1%的顶层群体的收入是底层50%群体的27倍，而目前达到了81倍，1%顶层群体的收入已经占到全国收入的49%。与此同时，美国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不断降低。五十年前，美国最大雇主通用汽车公司，以2016年的美元计算，平均时薪是30美元每小时。今日美国最大的雇主沃尔玛在2016支付的平均时薪仅有8美元。随着美国经济不平等达到自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社会顶层收入的爆炸性增长,富裕选民和竞选献金者能够将经济优势转换成政治权力，不断推动维护富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如由金融寡头组成的“科赫网络”在2016年选举周期里计划投入8.99亿美元支持那些维护其利益的候选人开展竞选。与此同时，工薪阶层收入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则引发了带有种族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强烈反弹。第三，媒体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具有党派倾向的选民自我选择那些与党派倾向或意识形态偏见相符合的新闻媒体，共和党人喜欢观看福克斯新闻，而民主党人喜欢观看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普莱尔指出，意识形态观念淡薄的美国人为了避免遭受新闻“洗礼”，选择收看有线电视的娱乐节目。但是在过去，除了晚间几个小时的新闻之外，网络电视并没有其他节目可供选择。在只能观看晚间新闻的情况下，政治冷漠的美国人受到政治信息的冲击并被动员参与投票的数量比现在要多得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远在福克斯新闻、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或是其他具有党派倾向的新闻媒体诞生之前，政治极化就与有线电视的渗透率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此外，互联网使得民众搜寻与其既有价值观相一致的新闻变得更加容易。当新闻事件被碎片化和极化的媒体过滤之后，美国人通过纯粹的党派视角来看待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社会媒体在推动仇恨意识、灌输激进内容和扩散虚假新闻方面发挥了强大的腐蚀效应。第四，价值观的冲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需求的“物质主义者”和强调抽象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裂痕。这种“文化战争”因族群问题和代际差异而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移民使得西班牙和亚裔美国人成为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同时美国欧洲白裔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到2050年时将不足美国总人口的半数(47%)。这些变化趋势进一步固化了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党派鸿沟，加剧了许多白人对失去数量、文化和政治优越性的担忧。英格尔哈特发现，在美国的选举中，价值观上的分裂对投票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纯粹的“物质主义者”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是支持希拉里的3.8倍，而纯粹的“后物质主义者”投票支持希拉里的是支持特朗普的14.3倍。
2.6 真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培养出白色念珠菌292株，占分离细菌株的11.50%。对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两性霉素B、5-氟胞嘧啶均敏感。
张树华：《论新民主观与全面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西方政治话语中被污名化为“威权国家”的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新加坡、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经常被称为“非自由民主国家”。
Yascha Mounk and Roberto Stefan Foa, “The End of the Democratic Century”, ForeignAffairs, May/June 2018,pp.29～36.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在中学阶段地不断深入，学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且学校的综合发展呈现出了较好趋势，然而，其中以中学财务工作中预算管理问题为主，主要表现在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预算执行力缓慢且随意，以及缺乏完善的预算评价系统上，因此，此次课题对中学财务工作中遇到的预算管理问题展开了研究，对预算管理全新理念的丰富具有理论性意义，对中学财务实践工作的进展具有实际意义。
Roberto Stefan Foa, “Modern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ofDemocracy, Vol.29, No.3, 2018,pp.129～140.
Paul D. Miller, “Non-‘Western’ Liberalism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WashingtonQuarterly, Vol.41, No.2, 2018,pp.137～153,pp.13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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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身外之物，你们留给黄梁村。那些黑驴是他们由山东蓬莱买来的良种，仙！春夏吃山上的红豆草紫苜蓿，秋冬吃小麦秆高粱秸，髓丰肉香，筋强体壮，一头也值几百两银子，你们不见得就吃了多少亏。一人一头，牵着走吧！世上本无万花谷，无须雪夜问津渡。桃花源中千般好，无缘何必来相促。黑驴吃了好几天的草料，都是饱的。你们出山之后向南走，过了淮河，就是江南，你们怕长安有事，江南总还是平安的，江南不行，就往六诏去吧，只是现在六诏也未见得安宁。”老板娘一边说，一边由柱上取下铜钥，推门向后院走去。
Amichai Magen, Thomas Risse and Michael A.McFaul eds., PromotingDemocracyandtheRuleofLa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9,p.4.
Roland Rich, DemocracyinCrisis:Why,Where,HowtoRespo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7,p.3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0页。
作者简介：倪春纳，1987年生，法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西方民主话语输出新动态研究”(项目号：16CKS02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陈如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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