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人物评价，始终坚持鲜明的党性立场与人民本位，服务于欧洲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历史的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物评价的基本方法。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评价的价值基准显然是有区别的。对于政治首脑、党派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的是他们的利益集团属性和政治品格；对于哲人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他们的精神劳作的内在逻辑、社会效用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对于文坛巨匠，马克思、恩格斯更关注的是他们的作品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折射人性本质的深刻程度及其独特的艺术才华。
关键词:人物评价；党性立场；人民本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多元价值基准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专业的史学研究者，但是他们的著作里，无数次涉及人物评价问题。其中既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关于当下人物的评价。仔细研读这些内容，对于专业史学研究中的人物评价，无疑具有方法论层面上的重要启示意义。
一、党性立场与人民本位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激动人心的时代。特别是1848年欧洲革命高潮的到来，更加鼓舞了他们积极投身并指导工人运动的热情。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诱导。为了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马克思、恩格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展开坚决的斗争，并对其代表人物提出了尖锐的评价意见，体现出鲜明的党性立场与人民本位。
第一国际成立后，蒲鲁东主义者控制了巴黎支部，严重干扰了“国际”正常活动的开展。批判蒲鲁东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头等工作。
应用智能化技术到电气工程自动化当中，可通过网络来对工程控制系统的运行状况做好实时监控与检测，给系统控制的自动化带来技术上的支持。在实际工作中，通过智能化技术设置所需参数，可以使定位时间大大降低，让电力工程系统维持高效运转，给工程自动化得管理给与了稳定的工作空间。除此之外，智能化技术还具备一致性以及抗噪性，电力工程自动化系统中应用智能管理技术，可以自动识别电气设备的工作过程，对信息自我处理，这极大了降低了成本，使得工作效率提高。
马克思批评蒲鲁东，“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3页。。在蒲鲁东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注]马克思：《致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9页。。“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6页。。恩格斯总结道：“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致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5页。“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8页。。
高校教师应积极参与校级、省级或全国范围内的各种教学竞赛，如课件制作竞赛，微课教学竞赛，“翻转课堂”教学竞赛等。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教学竞赛，对参赛教师都有一定的要求，都需参赛教师进行认真的准备。另外，参赛教师可通过赛事进行交流、借鉴和学习，教学水平和信息素养能力也会因此而得到一定的提高。
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针锋相对，写出“机智而又严正的”《哲学的贫困》批驳蒲鲁东，“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说，要比蒲鲁东那部矫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至于谈到蒲鲁东关于社会改造的计划，那末，如前面所说的，它们只有一个优点，即它们早在许多年前就在英国的无数次破产中光辉地表现了自己。这就是革命前的蒲鲁东”[注]恩格斯：《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70页。。
马克思称《什么是财产》无疑是蒲鲁东“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这本书“激动了读者”的是“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1页。。
蒲鲁东去世多年之后，恩格斯评论道：“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2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充分研究了欧洲思想界过往的所有精神遗产，予以批判、吸收、扬弃。对于其中特别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在历史的与逻辑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框架下，肯定其思想价值，揭示其理论缺弊，厘清来龙去脉，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于拉萨尔，马克思评论道：“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注]马克思：《致施韦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1页。。恩格斯称拉萨尔是“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注]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9页。。“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抄袭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8页。。189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二十六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恩格斯特别声明，“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注]恩格斯：《致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8页。。
在预习的过程中，有时候为了理解新的知识，需要我们积极地追忆与新知识相关的旧知识，如果追忆不出来，就会逼迫我们自己去翻阅前边所学过的课本或者笔记，这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复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但预习了新知，而且复习了旧知，这就是预习的另一个效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同时，预习中通过自己认真琢磨理解的东西，要远比只听教师讲印象深刻得多。另外，在预习中理解错误的，可以通过课堂上有目的的听讲得到纠正，从而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1860年代末，左倾的巴枯宁主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主要理论危险。马克思尖锐指出：“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注]马克思：《致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6页。恩格斯则说：“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巴枯宁“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注]恩格斯：《致库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0页。。
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代谢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甲状腺功能发生异常，则人体系统的整个正常运转都会和出现紊乱[2] 。对于这类疾病来讲，女性患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且药物治疗是常见的有效方法，但西药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一性的不足，加入中药的干预调理性治疗，对于疾病的恢复会有更加显著的辅助作用。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魏特林，恩格斯称他“可以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曾不断地努力把自己对于社会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综合成一种完整的共产主义体系”[注]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6页。。“魏特林同我们的决裂是在关系密切的同志组成的小团体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如果他的计划实现，“这一切正是我们当时应当加以批判和与之斗争的”[注]恩格斯：《致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11页。。
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虽然他们曾在与拉萨尔派合并等问题上存在糊涂认识，犯过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专门写出《哥达纲领批判》予以警醒和纠正，但其基本评价，还是充分肯定的。马克思称倍倍尔“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注]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92页。。恩格斯称“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绝对可靠，从不茫然失措”[注]恩格斯：《致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8页。。
黑城，是蜚声中外的“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遗址。戈壁、大漠，蓝天、流云，黑城就在这幅浑厚的背景下，满目沧桑，静静伫立。狂风不时吹过，似乎在演示黄沙将以怎样的傲慢姿态把这里吞噬。明朝至今，它空荡荡的身躯与黄沙独自交战700余年，人类的印记在沙漠面前显得这么渺小。
对于威廉·李卜克内西，恩格斯的批评亲切而幽默：“他按其本性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美妙。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勃勃，这是他受人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他的阴暗面。在我和他一个人通信的时候，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而对我们的询问却回答得那样轻率和马虎，总是令人非常恼火。他竟把我们当成可以任意捉弄的傻瓜!”“他还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但是，“如果把抉择真正摆在他的面前，他无疑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他宁可明天做，而不在今天做，而且最好不是明天做，而是过了一年以后做”[注]恩格斯：《致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页。。“李卜克内西在说话的时候，总是相信自己的话有道理，可是一同别的什么人说话，又相信别的了。他一会儿十分革命，一会儿十分谨慎。这不会妨碍他在决定性的日子同我们站在一起，并且对我们说：我一向就是对你们这样说的”[注]恩格斯：《致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5页。！
马克思、恩格斯人物评价的人民本位立场，还表现在对于不同政治领袖人物的爱憎分明的态度上。
对于废除黑奴制度的美国总统林肯，马克思、恩格斯予以高度肯定：“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注]马克思：《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2页。林肯“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像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马克思评论道：“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注]马克思：《北美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87页。马克思高度赞扬林肯：“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逊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09页。
对于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马克思、恩格斯予以严厉的批判：“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7页，360页，。恩格斯评价“这个矮小的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注]恩格斯：《致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8页。。
二、历史的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婓迪南·拉萨尔出任主席。他将自己的一系列机会主义主张贯彻到政治活动中，误导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方向。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创造的重要理论来源。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更给了他们直接的、珍贵的理论启示。对这两位哲学巨匠，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黑格尔，恩格斯论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注]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8页。恩格斯特别强调：“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的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尔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1页。。恩格斯同时又批评道：“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用人气味。”“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4、216页。。
现代学徒制是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教师与师傅的联合传授，对学生以技能培养为主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式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对传统学徒制的发展，是对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其目的是培养行业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恩格斯称费尔巴哈：“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7页。“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3页。。“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页。
关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0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布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2页。。“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3页。。
恩格斯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1页。“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者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1页。。1843年，恩格斯说：“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想到它，没有一个人谈起它；它的时代过去了。”“和圣西门差不多同一时候，还有另一个人——傅立叶——用自己非凡的智慧研究了人类社会制度。虽然傅立叶的著作不像圣西门及其门徒的著作那样闪耀出天才的光芒，虽然他的文体有些晦涩，而且作者在表达法文还没有适当字眼表达的那些看法和思想的时候常常显得非常吃力，可是我们却更乐于读他的著作，并且从中看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更多。固然这些著作也并不是没有最荒唐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可是，把它剔除以后，剩下来的就是圣西门派的著作所没有的东西，也就是科学的探讨，冷静的、毫无偏见的、系统的思考，概括地说，就是社会哲学；而圣西门主义只能叫做社会诗歌”[注]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78页。。“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5页。。“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5页。。恩格斯分析道：“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4页。
Limited experience with docetaxel[27], paclitaxel[28],and eribulin[29] monotherapies has not yielded satisfactory results.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创造的重要历史资源，对其代表人物，他们进行了透彻的研究。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诸大师，也有精当的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对拿破仑叔侄的评价，是坚持历史的与逻辑的辩证统一的精彩标本。
关于法国皇帝拿破仑，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他“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的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7-158页。。恩格斯认为：“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注]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6页。马克思强调：“拿破仑是充分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要宣布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9页。恩格斯说：“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恩格斯指出，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在于“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注]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6页-638页。。
关于法国革命家布朗基，恩格斯称“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注]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8-589页。。
对于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相反的严厉负面评价。
马克思称：“在波拿巴身上，帝位僭望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1、652、694页。。恩格斯更直接怒斥“这个波拿巴真是一头不可救药的蠢驴。这个畜生对历史运动毫无概念，全部历史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大杂烩，没有任何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老江湖骗子的小骗术，而且是什么样的骗术呵！对付任何事变，总是只用一个处方”[注]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3页。。
发动政变，恢复帝国，使波拿巴一时成为风头正劲的强势人物，引来众多的关注和评价。马克思在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写的序言里，比较了自己与雨果、蒲鲁东对波拿巴评价的根本区别：“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论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在他和恩格斯看来，拿破仑是历史悲剧中的英雄，而波拿巴则不过是历史闹剧里的小丑。
三、不同类型人物评价的多元价值基准
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人物评价论述，涉及不同类型，有政治首脑，党派领袖，也有哲人学者，文坛巨匠。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他们评价的价值基准显然是有区别的。
其次，线路传输方面减少损耗。在线路传输中，导线的长度、材质、粗细度等都会对传输功率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线路的设计上，要尽量避免线路过长的现象，以免造成电力资源的浪费；在线路的选择上，宜选择电阻低、性质稳定的导线，来节省电力资源。
(一)对于政治首脑、党派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的是他们的利益集团属性和政治品格。
对于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马志尼，马克思说：“尽管人们对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品格看法多么不同，但谁也不会否认三十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在欧洲所有非官方人士中，马志尼具有最广泛的手段来洞悉各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的见不得天日的秘密”[注]马克思：《马志尼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06页。。马克思批评马志尼的作品“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噜囌和故弄玄虚”，“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领袖。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注]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的活动只是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忘记了，他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注]马克思：《致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2页。。
关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恩格斯说：“完全像路易-拿破仑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俾斯麦的特点是眼界狭隘，“这种狭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鲁士观点出发去设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与拿破仑相比，俾斯麦行事更少顾虑，“他从来没有失掉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统治阶级，不论是容克还是资产者，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意志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们中间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他们的最伟大人物和统治他们大家的暴君”[注]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7页。。
要对高速公路的桥梁状况进行及时评价，评价方法可采用检查分析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高速公路桥梁的尺寸计算出桥梁的承载能力，然后扣掉恒载内力之后计算出活载内力数值，最后分析出鉴定系数。对高速公路桥梁结构的评价则需采用现场试验的方式。静载试验主要针对的是桥梁的扭转度、结构稳定性等等指标，而动载试验则针对桥梁的结构振动频率等。待上述测试完成之后再根据最终测试结果对桥梁的状况进行整体分析并且进行分类。
阿东没有回答老巴的话，却在心里说：阿里比我的前途重要得多。他让老巴把母亲所有的照片都找了出来。第二天，他带着这些照片到机关。机关资料室有扫描仪。阿东跟资料员讲述了哥哥阿里思念母亲的事，然后告诉她，他想在此扫描这些母亲的照片，为阿里做一个母亲的短片。资料员叫小丁，个子不高，眉清目秀的，说着一口荆州普通话。她立即满口答应了阿东的要求。她让阿东去忙自己的，她来帮他扫描，并说会直接刻成光碟给他。
马克思、恩格斯人物评价的党性立场和人民本位，还体现在他们对革命战友的评价之中。
(二)对于哲人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他们的精神劳作的内在逻辑、社会效用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影响。
关于亚里士多德，恩格斯说：“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形式。”[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9页。“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恩格斯认为：“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霍布斯是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提供了这种论证”。“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学派的前辈”[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2页-385页。。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此外，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所以他的观点就更加重要”[注]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3页。。“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他也接受了朗兹的挑战”[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8页。。
关于孔德，马克思说：“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的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布知道伟大多少倍)。”[注]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6页。恩格斯注意到，“孔德曾经给圣西门做过五年秘书，而且是挚友。圣西门确实吃了思想丰富的苦头；他既是天才，又是神秘主义者。明确透彻的表述，条理化、系统化，非他的能力所及。因此，他就为自己找到了孔德，此人在师父死后应能把这些盈盈欲溢的思想条理化而后公之于世；和其他喜爱幻想的学生相反，孔德的数学修养和思维方式看来特别适于完成此项工作。可是，孔德突然和‘师父’决裂，退出了这个学派”。“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他剥去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义外衣，同时也就把它们降到更低的水平，尽自己的力量按庸人的方式把它们加以改作”[注]恩格斯：《致滕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4页。。
对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杜林，马克思称他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注]马克思：《致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5页。。恩格斯讽刺道：“‘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页。杜林“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5页。。恩格斯总结道：“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以及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地去批判的这位作者的总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时候，可以把从他的为人这方面的考虑提到首位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总结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4页。
对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恩格斯肯定他的理论：“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20页。马克思严厉批评“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非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4页。。
回顾文献结合病例资料显示，MS可发生于任何部位，既可作为白血病的首发表现，也可作为APL复发的临床表现[14]。部分患者血常规和骨髓涂片并未发现异常，但可以检测到PML/RARα融合基因或是APL的特征性染色体易位。因此，对于MS患者的诊断，应结合形态学、细胞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包括外周血，骨髓涂片、流式、基因、染色体、肿块病理、免疫组织化学和FISH等检测，以期避免漏诊和误诊。通常MS被认为是一种预后较差的肿瘤[15-16]，未经治疗的孤立性MS大多在6个月左右转化为急性白血病。对于MS的治疗主要采取手术切除、放疗、全身性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法[17]。
关于《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卡贝，马克思、恩格斯说：“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他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的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卡贝自称《伊加利亚旅行记》是“哲学小说”。“我们在把卡贝作为一个派别的首领来加以评价时，不应当根据他的体系，而应当根据他的论战性的著作和他的整个活动。在这些小说中间，有一些，例如傅立叶的体系，充满了真正的诗的色彩；另外一些，例如欧文和卡贝的体系，则缺乏任何的幻想，而带有商人的斤斤计较的痕迹，或者从法律上狡猾地迎合那个需要感化的阶级的观点。在派别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体系失去了任何意义，最多不过作为口号在名义上保留下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3页。。“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计划吸取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计划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因此他们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法国共产主义者。至于对婚姻制度的态度，那他们和英国人是完全相同的。他们尽一切可能来保证个人自由。刑罚必须废除，代之以对青年人的教育和对成年人的正当的精神影响”[注]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2页。。
关于杰出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注]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3页。马克思说：“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注]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0页。他认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注]马克思：《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4页。。
(三)对于文坛巨匠，马克思、恩格斯更关注的是他们的作品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折射人性本质的深刻程度及其独特的艺术才华。
恩格斯评价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注]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9页。
对于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马克思、恩格斯予以高度评价。马克思称“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开场白的任务”[注]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8页。。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赞扬“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注]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08页。。在另一封信中，恩格斯强调：“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注]恩格斯：《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4页。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的作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赞“巴尔扎克曾对各色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6页注。。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爆发户的逼攻下逐渐灭亡”。恩格斯认为，自己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年—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注]恩格斯：《致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2-463页。。
腐殖酸盐由褐煤、风化煤加氢氧化钠和水反应制成，腐殖酸结构中羟基，酚基等功能团与NaOH反应生成。腐殖酸盐作为一种降失水剂，兼有调节流变性效果，并具有较好的抗温性，可取代部分常规聚磺体系。本文对腐殖酸盐钻井液进行了初步的评价。腐殖酸盐钻井液配方：4%BTJ+0.2%TSN+0.5%SP-8+0.5%FA367+0.5%FN-2+2%KR-n+BA+2%FZSN，评价实验结果见表1。
对于德国作家歌德，恩格斯的评价是：“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注]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2页。还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注]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6-257页。
略感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基本没有涉及对于中国人物的评价。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们丰富的、精当的各类人物评价中，吸取科学的方法论启示，用于中国历史、中国人物的研究。我以为，在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学习、领会马克思、恩格斯人物评价的方法、理论，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作者简介:何晓明(1951—)，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近代知识分子及史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9)04-0001-10
收稿日期：2019-02-10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4.001
[责任编校 王记录]
标签：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论文; 人民出版社论文; 选集论文; 黑格尔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