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南入境女性散工学习汉语的文化实践过程，进而理解语言资本积累、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等生存策略与跨国流动的相关性。立足于自身的田野经验，认为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越南入境女性散工学习汉语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把自己打造成为符合市场需求的生存策略，也是越南女性利用灵活、多元的身份整合各类社会资本，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过程。
[关键词]越南；入境女性散工；语言资本；汉语习得
一、研究缘起
纵观国内学者对劳工群体研究发展脉络，从把作为经济发展前沿地带的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工人、“自由”都市边缘化的散工群体纳入人类学研究视野，到对入境散工群体的跨界流动现象的关注。这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更是研究视域的拓展。[1](P20)这体现了人类学对现实社会的人文情怀。学界将越南入境散工群体的生存适应[2](P116)与身份建构、[3](P61)族群互动作为人类学最为关切的现实议题。有学者从越南入境散工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模式发现，其跨国流动的动力机制具有“空间的劳动分工”特性，这让他们有着边缘人的特性。[4](P71)同时，越南入境散工群体在地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平衡现代民族国家主权性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张力，亦是学者最关切的问题。[5](P77)因此，倡导建构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之间的区域命运共同体，以实现文化互融与合作共享。[6](P111)从回顾现有文献来看，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研究群体的性别差异讨论甚少，容易忽视了越南入境散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差异性，他们并非铁板一块。
种箱的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排种器壁上开有滑槽，侧壁可以用手工进行转动固定，取种盘是依附在侧壁的内侧，距离侧壁内面尽可能保持在5mm左右，以减小与侧壁的摩擦。
本文力图通过对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的跨国流动过程中汉语习得的文化实践研究，以一种女性独有的人生经历和日常实践来反思当下跨国劳工的研究理论。“在后空间站世界中，流动性成了最有力、最令人垂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每天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其依据就是流动性。”[7](P9)这是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社会的全球流动对阶层两极化的深刻描绘。面对全球化的席卷，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边的人群会有怎样的人生境遇? “所谓空隙就是指，即便是——或者特别是——那些防守最为严密的边界也是很容易穿越的。”[8](P156)作边界并不意味着门户禁闭，现实经验告诉我们跨越边界的种种可能性。“两个社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区域恰恰最可能产生在所谓的‘边界’之中。”[9](P40)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能动者，可以施展自己的能动性、主体性，穿越这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边界，实现自我的价值与社会地位的流动。
云南河口与(越南)老街山水相连，边境地区跨国商贸往来、社会文化互动源远流长。现今的河口更是吸纳五湖四海的商人在此经商，随之带动了整个河口的建筑、住宿、饭店、旅游等服务产业的兴盛。[10](P48)因为地缘亲密性与区域经济上的差异，吸引了大量的越南入境散工群体来河口工作。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内部呈现以下几点特征：族群属性的多样化(以京族、沙族为主，其他越南族群次之。)、接受过中学教育的普遍化、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具备双语能力，双文化性、流动性极强。从整体上来说，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她们能够娴熟地操持双语言，甚至是多语言的使用者。从笔者的田野经历来看，汉语的习得与职业流动存在着某种契合度。本文试图通过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学习汉语的文化实践过程，以展示其职业流动内在文化逻辑。研究根据笔者在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选取了33名越南入境女性散工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的。
二、汉语习得的动机与策略
(一)汉语习得动机
从经济层面上来看，习得汉语对于她们自身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已经嫁给河口人的王姐直言不讳地说：“我最初来河口就是听说这里好挣钱，而且会汉语钱挣得多一些。我们家几姊妹里面，我是老大，我当年考取了大学，我妈不愿意供我上大学。我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离开家乡，自己出来讨生活的。”父亲很早离世，母亲一个人独自抚养三个孩子，让王姐家的生活特别拮据。为了获得人格的独立和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推动了她到河口谋求生存。同样，烧烤店的阿冷来河口打工也是为了帮助父母完成老家建盖新楼的愿望。大致了解到2016年以前在越南工作的普通服务员收入大致在800～1 000元，河口最低工资标准在1 200元以上。中越两地存在明显的工资差。河口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优越性成为拉力，推动了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来此谋生。不难看出，渴望获得更多物质财富和经济回报是大多数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选择来河口工作的经济因素。
5.6.3 屈肘功能锻炼 术后4～6周嘱患者自然下垂患肩，健侧手掌托着患肢前段，将肘关节上举屈曲至110°，必须在深吸气的同时上抬患肢前臂至屈肘位，开始时每天早晚训练20次，每天锻炼2次，以后逐渐增多，直到每天能达数千次。主要作用是加强膈神经对肌皮神经的支配，锻炼肱二头肌随呼吸作屈肘动作，由练习摸嘴、摸颈到后来的摸腰部，逐步过渡到自主屈肘锻炼。对尚未开始训练的关节严格制动。
上文我们已经大致将来河口打工的越南女性划分三种职业类型：餐饮、小吃店的服务员，商贸街的服装、日用百货等售货员，边贸公司翻译、旅游公司导游。这三种职业类型在声望评价、社会地位方面呈现逐步向上趋势。获致更高的职业类型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职业报酬以及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对于高声望的职业期待促使她们努力满足新的职业角色需求：习得更丰富的汉语知识与建构新的社会关系。
(二)学习汉语策略
第二，那些两头跑的越南入境女性散工有先前学习汉语的经验，成为她们能够实现在商贸街不停地流转、更换职业的文化资本。阿水是KN 鞋店的员工，表妹姜介绍她过来这里工作。之前她在老街的民办培训学校上过几个月的课，大致熟悉汉语的拼读规则。阿水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女性，她在鞋店上班两年多，深深体会到呆在这里自己职业晋升空间无望。她当年是从最开始只会几句简单的中文礼貌用语，到现今能自如地和中国人交流。因为自己会双语言，让她在鞋店工作发挥着比较特殊的作用。她能够同时应付中越不同消费群体。她洋洋自得地说起，“跟我们一起的中国员工都要靠我们翻译，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中文，他们不懂越南话，应付不了越南人，业绩也没有我们高。”
对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第九条、第十一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发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对于雇主责任既有交叉，又有区别。
从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跨界流动经历来看，双语能力确实成为她们能够与中国雇主讨价还价的语言资本，也成为她们自身在边贸体系之中打造自我的主体性，而发展出来的跨国实践策略。在不断地历练自己的汉语水平提升，把自己努力打造成为符合河口地方社会劳动力市场期望的“品味”。[13](P177)她们作为主体性的自我打造和历练的过程中，又巧妙地利用职业的流动性而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也在不断地穿越各种社会文化、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过程中寻找人生意义。语言资本的获得对她们来说，意义至关重要。习得的汉语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资本。她们正是通过与陌生的中国人频繁地打交道过程中，极力获取汉语知识，注重短暂而薄弱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她们认为这样的弱连接能够灵活地调动自己所需要的资本。[14](P71)但是，这样脆弱的社会关系网络相比于强联系的熟人圈子面临着随时被终止的风险。她们只有不断地建构新的弱连接来抵抗随时被中断社会关系的风险。因此，她们需要周旋与外部世界连接，来获取更多暂时的弱连接。
首先，作为底层服务行业从业者，她们通过传统的社会亲属网络流动到河口地方社会。得到来自长辈的帮助，可以依靠基于乡缘、血缘的关系来适应地方社会，这让她们很少需要单打独斗。亲属关系网络内部的紧密性，让她们能够获得长辈的帮助。因此，她们在地方社会获得一个相对稳妥的位置。稳定意味着她们与地方社会联系的相对薄弱性。就拿阿冷学习汉语过程来说，姑妈以前是边民互市点的菜贩。每天用箩筐背着一些时蔬、农副产品来河口售卖，和河口人日常接触，让她学会了一些交际用语，后来姑妈就去一家烧烤店做事。姑妈的中国老板是河口当地人，姑妈自然而然地学会说河口方言。阿冷被姑妈介绍过来以后，姑妈又将这一套知识结构，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阿冷。这样一来，阿冷学会了河口方言。从长辈对晚辈知识的传递过程中，阿冷获得了汉语能力。作为传统亲属关系网络之中的一员，同一个亲属圈子的资源相互共享。语言也不例外，这些新员工的培训职责完全被先前的越南女性所担任。先前的越南女性与后来者之间建立了一层互帮互助的传统乡土关系。汉语能力也跟随这张社会关系网流动着、共享着。作为新来的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可以获致这一份基于同乡之情的支持。但是，这种日常化的知识传递过程，挟裹在紧密团结的传统亲属支持，也面临着不能很好地向外拓展关系的局限。
那么，对于她们来说，汉语的习得就成为关乎切身利益的事情。因为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的职业分层，导致了她们之间内部的阶层化。使之走向社会分层的主要原因除了个人努力差异之外，还包括她们在获致汉语实践策略上的不同以及汉语熟练掌握程度区别。
像底层服务行业的越南女性对其双语能力要求不高，中国雇主反而是希望她们能够娴熟地掌握家务劳动，以适应繁琐的日常工作。她们大部分工作内容是家务劳动的自然延伸，这对从业者汉语技能要求不高，简短地知道客人的需求和熟悉工作环境就可以了。这样的职业环境造成了她们对汉语学习的迫切性不高。而商贸街的越南女性经常和中国顾客打交道。工作之余的夜间生活能够让她们不断地接触不同的人群，也成为她们提升自己汉语水平的机会。当然了她们在工作场所之中碎片化的语言接触成为主要的学习策略。而获致多重身份的越南女性一般经历了长时段的以学习为目的的工作经验。王姐来河口的工作初衷是挣不挣钱无所谓，能够学会汉语才是她最关切的事情。
总的来说，商贸街越南入境女性散工先前中文的学习经历，让她们能够进入这一行业，商业知识和汉语学习得益于同乡人的帮助以及不断地与中国客人短暂性的打交道过程中积累起来。她们格外珍惜这些短暂的异质性接触，来充分汲取汉语知识。笔者曾经和YRK 鞋店的一位越南女性高小姐接触时，她表示只要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大家都很愿意花时间去学。与几个越南女性一起度过2015年的夏天，笔者深切体会到她们急切渴望获得更多的汉语知识，让笔者教她们写汉字。笔者发现和她们打交道的中国人时常成为她们汉语知识的传授者。她们与中国顾客短暂的对话当中，让她们学会更多鞋类专有名词、颜色分类等汉语知识。她们是如此巧妙的语言学习者，日常生活经验时常是她们认识河口地方社会的一个通道。她们每天都忙于店铺商品售卖。而不忙碌的早上是她们唯一可以和笔者交谈的时间。她们格外珍惜这些碎片化的学习时间。
第三类学习汉语的方式是那些从底层职业不断努力往上攀爬的边贸公司翻译、边境旅游公司导游的文化实践。她们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辛苦和汗水。上文提到的高姐已经离开商贸街的鞋店，转型成为一家越南旅游公司的导游，而且又是一个挂靠边贸公司的日薪翻译。她还在老街职技学院学习相关课程，希望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学历。现今的高姐可以看懂汉字，自如地与中国人交流。她很诙谐地说，当年去私人汉语培训学校其实就是新手入门课程。在培训学校的汉语学习属于学习的初始阶段。这些民办培训机构的功能性比较明确。为了打造“来这里学汉语就可以找到工作”即时效应，他们的教材根据市场需求自己编写，越南学员十分机械地、枯燥地学习汉语。而培训学校特色在于它为中越学员建构跨文化交流的场所，来实现跨界的人与信息的交换，甚至找到一份工作。越南入境女性散工有这样的体会：在培训学校学习的这段经历，可以让她获得一份进入河口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邀请。
除了纯粹经济理性的因素之外，当地非对称性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越南女性出现恰好填补空缺。从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的自身特性来看，她们成为理想的劳工群体。这是由她们的职业特性、越南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反身性、个人选择、汉语习得能力、中国雇主雇佣偏好等因素共同促成的既定事实。第一，职业的性别化。服务行业被认为是具有女性气质的工作，因此，大家普遍优先考虑招聘越南女性。她们主要从事米线店、小吃店、酒店的服务员、售货员，边境旅游的导游、边贸公司的翻译等。而越南男性多为建筑工人。第二，越南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高期望。不管是越南传统社会的女神信仰，还是越南在反抗殖民主义对女性牺牲精神的赞颂，无不体现越南女性是家庭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11](P265)第三，越南女性自身对职业有所期待。边境导游、边贸公司翻译被认为是具有高声望的职业类型。第四，根据笔者的田野经历感知，总体来说在汉语知识掌握程度上，越南女性学习进度、语言水准大大高于男性。最后，中国雇主对越南女性来自贫困落后的第三国家、顺从、听话等传统气质的刻板印象，使她们成为比较理想的劳工形象。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成为河口地方社会的主要劳动者。
对于大多数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来说，汉语知识的正式积累在于她们和中国人的日常接触过程。汉语的习得是在日常生活中，族群之间互动的情境下汲取。中国人成为她们主要交往的对象时候，驱使她们努力学习汉语以适应当地生境。想要学会一门语言需要和中国人多打交道。河口街上随处可见的路边茶摊、现代通讯媒介虚拟网络等，扩大了异质性的族群互动。但是，她们努力在这些公共空间与陌生人的短暂性接触过程中，汲取、累积关于他者文化、汉语知识结构，以获取一张进入河口地方社会的入场券。嫁给中国人的王姐汉语学习策略更具有传奇性。王姐独自来河口找了一份在一家冷饮店做服务员的工作。因为没有亲属关系的支持，她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得知可以到私人办学点学习汉语，她和中国老板协商，让她一天工作的时间尽量安排在白天，晚上她想去学习汉语。学习汉语成为她当时主要的生活意义，她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甚至努力考取了汉语等级资格证书。语言上的成功让她的职业选择多样化，现在的王姐是多重身份的代理人，边贸公司翻译、经营边贸生意，成为一个小商人。嫁给中国人的决定也让她能够获得丈夫这边的亲属网络的支持。不同越南女性群体依附的社会网络差异性和将自己塑造成怎么样的主体性的不同期待，让她们实践着不同的语言学习策略。
不难看出获致汉语知识，让她得到了更多的自信心与优越感。她能在工作之中，找到自我价值和别人的尊重。但是，她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不太满意，感觉职业晋升空间小，一直想更换新的工作。她经常下班和朋友聚会，这让她有机会了解到边贸公司翻译、导游这类工作的自由度和收入的可观性。翻译、导游的收入普遍在4 000元左右。但是，这类职业类型对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的汉语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她给自己买了一本汉语学习教材。利用碎片化时间来学习，随时翻阅字典来拼读上面的字，希望借此认识更多的汉字，本子都是她勾勾画画的痕迹。阿水表示自己过度密集的工作时长，想靠自学汉字有所突破是十分艰难的。而对职业的疲惫感和自己职业晋升空间的无望感，让她也只能做“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
本文将提出一个实现了这两个目标的算法。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在每个选择步骤中，在所有剩余任务中选择在当前调度时刻是一个评估函数G(t,i)的值最大的任务。当评估函数G(t,i)满足特定条件时，算法序列也会有符合需求的特定性质。对于某个作业调度序列，若交换其中某两个相邻作业i和j的调度顺序后，产生的总效用降低，那么称i优先于j。将在时刻t作业i优先于的作业数记为P(t,i)，当G(t,i)=P(t,i)时，算法序列σ将会是T1T2…Tm的顺序，即，算法序列σ将与最优分解相一致。
目前国内外对路堑边坡风险评估主要研究集中在定性或半定量阶段，特别是灾害后果研究中承灾体的易损性、承灾体时空概率等很难做到完全定量风险评估。随着路堑边坡复杂程度的发展以及风险评估的普及，路堑边坡定量风险评估势必得到全面的发展于应用。
三、双语能力提升的结果
(一)多重职业身份的获致
其中，会汉语的职业特性是她们能够在河口小生境获得发展机会的根基之所在。参照孔飞力描绘的“小生境”具有的职业性：“具有职业特征，也显示其社会角色，移民可以在其间生存，因为它为移入地社会需要，并且没有被其他群体染指。”[12](P42)跨越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交往，语言成为具有文化差异性的个体交往的重要沟通工具，这成为她们在地方社会占据良好位置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会双语的能力成为稀缺资源，会汉语的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成为中国雇主理想的劳工形象。从笔者的田野观察经验来看，双语能力是她们能够与中国雇主“讨价还价”外在的语言资本，也是她们实现跨界流动的实践策略。这从比较三种职业类型的越南女性群体可见一斑。处于底层服务行业的越南女性，她们的汉语表达能力仅限于日常交际用语。没有经历过学校系统语言培训的她们，作为云南本地方言的使用者，她们在河口地方市场上表现出的被动、边缘性极为强烈。反之那些商贸街的越南女性售货员，不断地在同类型的销售行业之中兜兜转，从一家鞋店换到另外一家鞋店，从一家服装店再到另外一家服装店。频繁的流动性成为她们的日常实践策略。最后一类越南女性作为边境旅游的导游、边贸公司翻译、自主的小商人群体。她们流动的自由度大大加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主体性。她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双语能力让她们能够跨越语言、文化的藩篱，与更多具有差异性的个人打交道，进而促使她们更为轻灵地流动。
语言资本化过程中，伴随着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拓展，从而获取更多的外在有用信息。信息的丰富性成为她们获致更多职业身份的第一步。因此，为了获致更多信息和拓展关系网络，越南入境女性散工通过与更多的中国人打交道方式，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有些越南女性从普通的入境散工成功转型成为越南女商人、翻译、导游、中介商等。作为多重职业身份的越南女性，她们既是边贸公司的翻译，也是自己的老板。高导游就是这样的例子。在HKGJ旅行社上班的她，也是代办各类证件的代理商。作为越南导游的她经常可以和中国人打交道，短暂地与他人接触的时候，她们通过现代通讯设备来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以及弱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高导游说：“我带团去SAPA 旅游的时候，好多中国游客都是生意人，走了以后会加微信，问我最近越南的市场怎么样?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之类。假如遇到合适的，我会考虑看看。因为旅游公司不是天天有团接，我还在一家边贸公司挂了我的名字，有顾客就会打电话让我们过去。人只有多做一份事情，挣钱的机会才多。是自己的老板，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总之,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众多,造成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率偏低,必须强化免疫预防规划和宣传工作,有效提高接种率,以便有效改善地区流动儿童的健康全状况。
如此看来，除了个人渴望获得成功内在动机的差异性与努力程度的不同之外，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职业身份的获致并不是职业角色多样化那么简单，而是体现在她们从这些职业身份来获致更多的社会资本以及自我对社会资本的调动能力。
(二)资本的叠加效益
获致不同种类的职业身份，意味着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能够调动更加多样的资本(语言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而资本与资本会产生叠加效用。这体现在王翻译身上。她从普通的入境散工群体到小商人的身份转变，是通过自己努力获致汉语，使语言资本化的结果。一方面她努力学习汉语，通过汉语等级资格证书的获得肯定了她的语言能力，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从而实现了身份转型——除了作为边贸公司的日薪翻译，她还在一家民办越语培训学校上课。作为越语培训学校的民办老师，她经常通过在社交平台将自己取得的个人汉语资质证书展示来招揽学员。这样的实践策略给他们培训班带来不少的生源。另一方面，她作为小商人，定期去往昆明批货，采购大量中国服装、日用百货等，再发往越南，实现跨境贸易。这一阶段的越南女性笔者觉得“工人”身份不足以表达其身份所有特性。她们具有极强的灵活性、自主性，更像是一个小商人。像王翻译这样身兼多职，既是翻译，又是小老板，还是培训学校的老师。她灵活地穿梭在各个身份角色之间，能够整合语言、社会文化、跨国网络等各类社会资源，成为推动边境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
如此看来，资本在特定的场域之中发生流转。全球流动的跨界场域对资本转换关系更加深刻地体现了越南女性通过资本的运作实现资本的叠加效用。那么，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跨越边界的流动是尤待商榷的。具体来说，她们作为能动者，积极对各类社会资本积累和动用。特别是，会汉语的越南入境女性散工在职业上流过程中，汉语成为重要的语言资本，是唯一能够与中国雇主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语言资本能够带来的经济回报、社会声望、职业流动也驱使她们努力学习汉语，从而向更高的职业阶梯上流。随后，职业的流动也带动了更多语言资本积累的机会，进而推动她们进一步实现流动。在不断地职业流动过程中，越南入境女性散工实现了多重职业身份的转型。由此她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域之中表达不同职业角色，担当不同的职业身份，迅速地进入不同的职业身份情境之中。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可以是旅游公司的导游、代办各类证件的中介人，也可以是带着中越外地客商满世界跑，寻找跨国消费品与消费市场的随身翻译。在自如地穿梭于不同职业身份过程中，她们可以动用不同身份所具有的资本。如此一来，不断循环往复。多重职业身份、语言资本、职业流动三者之间成为相互促进的关系。
跨越边界流动亦成为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主体自我制造的结果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表征。[15](P207)这样灵活多变的职业身份，能够让她们在边境贸易体系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占有一席之地。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的社会地位、职业声望、主体性也得以体现。身份为导游的高姐坦诚告知，在越南本土社会当中，社会一方面要求越南女性走出家门，到外面工作。进而，越来越多的越南女性因为能够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经济上实现独立；另一方面独立的越南女性成为原生家庭的主要支持者，她们挣钱以后，将自己的部分积蓄反馈给自己的原生家庭建盖新房、供自己的兄弟姐妹上学、赡养老人、投资自己的亲朋好友、参与地方社会建设等。但是，对于那些在边贸街上原地打转的越南女性来说，她们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遭遇的人生困境。商贸街的阿偶虽有过多次更替工作的经历。她原本在一家精品店上班，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待遇不好，她就跳槽到服装店上班。在这里做了三年又换到另外一条街上的女装店。她的职业流动轨迹呈现出平行方向流动，看不出因为职业流动所带来的职业地位提升向上的迹象。
四、结语
对于越南入境女性散工群体来说，在跨越边界的实践过程中，也是自我主体性的制造过程。越南女性渴望获得现代性，她们努力学习汉语，极力希望自己通过汉语知识的充分汲取，进而实现语言资本累积，自如地在各类跨界场域流动。流动性使她们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成为可能，如影随形的是她们跨国关系网络的不断地拓展。进而，她们实现了身份地位的上流以及获致多重职业身份。“身兼多职”，扮演各类职业角色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们可以是边贸公司的翻译，又是旅游公司的导游，抑或是小商人群体。对于越南女性来说，一个成功的越南入境女性散工身份转型是个人渴望改变的内在动力机制、外在机遇、建构的弱关系以及对资本操作能力等因素共同促成的。虽然汉语习得不一定是意味着她们能够取得职业上的成功，但是这是她们获得成功最为关键因素。从而，有些越南入境女性散工转型成为越南女商人，成为边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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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Chinese by Female Casual Workers from Vietnam in China’s Borderland——a Case Study of Hekou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CHEN Min-yan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Tare increasingly showing their importance in border trade，cross-border exchanges and ethnic interactions.They have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transna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and ethnic interaction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Chinese learning of the migrant female casual workers from Vietnam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s，and then understands the relevance of survival strategies such as langua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establishment and cross-border flows.Based on the field experience，the paper holds that Chinese learning of the migrant female casual workers from Vietnam is not only a survival strategy to built themselves to meet market demand and realize their own value，but also a process for Vietnamese women to integrate various social capitals with flexible and diverse identities to achieve the social class mobility.
Key Words：Vietnam；migrant female casual worker；language capital；Chinese acquisition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5-0077-07
*收稿日期2019-07-15
基金项目：2013年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研究：跨国网络、族群互动与人文交流”(项目编号：2013ZGXM0001)。
[责任编辑 郭云涛][专业编辑 程 瑜][袁诗筌]
[作者简介]陈民炎，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南亚研究。广东广州，邮编：510275。
标签：越南论文; 汉语论文; 散工论文; 河口论文; 女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2013年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研究:跨国网络; 族群互动与人文交流”(项目编号:2013ZGXM0001)论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