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成熟标志问题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无论是论据，还是论证过程都有其合理性。但总体上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者对影响政党成熟的外在因素关注不够；对政党成熟注重自评价，对他评价的关注不够；探讨政党成熟时缺乏比较分析；对政党成熟标志形成的阶段性、不同步性的特点及形成机制分析不够。依照政党成熟的依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成熟应是在抗战时期。
关键词：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熟标志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在经历革命胜利失败反复的过程中，不断成熟起来，并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胜利。深入研究中共成熟问题，对我们知史爱党，加深对中共的了解，总结中共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有积极借鉴作用。
一、学术界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
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成熟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四类：
一是以重大事件作为中共成熟标志。有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以遵义会议为标志。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唐双宁认为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共走向成熟的标志。[注]唐双宁：《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第11页。薛庆超认为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标志着党经历曲折后，终于走向成熟。[注]薛庆超：《毛泽东中央领导地位确立的基础与依据》，《北京党史》2012年第2期，第18、19页。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时，他重申这一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注]薛庆超：《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光明日报》2015年1月31日，第11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持此说。[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但有的研究者在表述时存在不同。刘金祥、孟庆春在考察政党成熟的条件基础上，强调遵义会议只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注]刘金祥、孟庆春：《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兼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标准的基本要素》，《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64页。
第二，以长征为标志。金一南从党的领袖成熟的角度探讨中共成熟标志问题。他认为，由于博古的不成熟，可以印证党的不成熟，而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是在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崛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共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注]金一南：《苦难辉煌》下，华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陈伙成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的痛苦考验和艰难磨炼中逐渐走向成熟”。[注]《历经磨难担大任，开创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走向成熟》，《党的文献》2016年第5期，第35页。
赛十娘说着就哽咽起来，眼泪直往下掉。缓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飞机走远了，我翻过身，见我妈身上都是血，后背掀掉了一大块。我妈当时还冇断气，她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娘再也护不了你了……你已经十六了，娘是真想看着你成家啊……”
第四，以中共处理皖南事变为标志。吴永认为，通过正确处理皖南事变，中共不仅积累了与国民党做斗争的经验，也汲取了皖南事变的教训，在曲折发展中不断走向成熟。[注]吴永：《困境与危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其次，对政党成熟注重研究者自评价，对他评价的关注不够。共产党的成熟体现在其主义的正确及具体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学术界对中共成熟的评价仅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自评价，并未完全了解中共领导人的分析。毛泽东在1943年8月8日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成立二十二年了，经历了三个革命时期，但还没有造就好，我们党还不统一，水平也还低。”[注]《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页。对政党成熟的依据分析同样注重自评价。其实毛泽东1943年8月曾根据季米特洛夫对共产党人的要求，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强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四条标准的革命政党。[注]《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0、55页。这意味着党的建设的状况在整风运动前未达到四点要求，所以说在抗战前中共就成熟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进程的。而国际友人、国内民主人士甚至政治对手的评价都可从侧面反映一个政党的成熟，国际友人如斯诺及其妻子、爱泼斯坦、马海德等人对中共的评价；民主人士如邹韬奋、黄炎培、梁漱溟、赵超构等人对中共的评价；国民党人士对中共的评价也都可以用来分析中共的成熟问题。甚至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对中共的评价，也有参考价值。目前学术界尚较少关注这些方面的相关资料。
上述有关中共成熟的评价依据是有分歧的，对成熟的条件或标准的认识差异明显，但很显然，多数研究结论没有将成熟看成一个过程，对成熟的理解有很强的主观性。中共作为革命政党，其成熟既会受到内在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以及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内在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外在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因为中共的成熟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环境，与其他政党打交道的过程有密切关系。这其中有共产国际、苏共的影响，也有国内其他政党的影响，如中共与其他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思想交锋与军事斗争等都会促进中共走向成熟，民众革命实践过程及经验也同样会对中共成熟产生直接的影响。这表明如何处理好党际关系、党群关系及各种斗争形式等是中共走向成熟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从大革命失败至抗日战争时期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称大革命失败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认为“整风运动使干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了成熟”、“由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实际，从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9页。
此外，对党的成熟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研究也不很深入。其实毛泽东已给我们做出榜样。抗战时期毛泽东从反面论证了政党不成熟问题。毛泽东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之际，指出党内还存在突出的党性不纯问题，“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针对党内高层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运动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给凯丰的信》(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页。1944年12月，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指出，由于各个根据地领导对中央的信赖，并能支持真理，修正错误，“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日见成熟了。”[注]《致陈毅》(1944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毛泽东后来还将民主革命时期的党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党进行比较分析党的成熟情况，“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所以强调中共在全面抗战之前就成熟有违党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二，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说。王晓春、胡喜如从组织、战略、理论三个层面分析认为1935-1945年是中共成熟的关键10年。自遵义会议以后，党的中央领导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逐步结合起来，逐步深入地做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王晓春、胡喜如：《组织·战略·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熟的关键1935-1945》，《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1页。刘威持类似观点。[注]刘威：《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史研究》，江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All authors declared that there are no con flicts of interest.
2.2 信度与效度分析 Cronbach’s 系数为0.873，显示该测试可靠；KMO值为0.866，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2 968.74(υ=45，P<0.001)，说明本次问卷的内在信度和结构效度均符合一般要求。
第四，抗日战争时期说。虞云耀认为，“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党逐渐成为一个组织遍及全国、充满活力和政治上成熟的党”。[注]虞云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人民日报》2005年9月7日，第10版。曹永海、夏莉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通过这场战争，中国共产党成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注]曹永海、夏莉：《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刑警指挥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第8页。柳建辉、高中华持相同观点，“经过八年全国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个组织遍及全国、政治上成熟充满活力的党，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先进政党。”[注]柳建辉、高中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求是》2015年第17期，第40页。
三是根据政党成熟的内涵判断中共成熟。有以下四种观点：
鱼粉质量评价也是饲料企业关注的重点课题。鱼粉作为重要的饲料原料，其质量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等是质量控制的关键点。质量控制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有效的技术方法和评价指标反映出鱼粉真实的质量水平和质量状态，这是原料采购及在配合饲料产品中使用的基础。
其一，善于总结经验说。赵喜文认为党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成熟的标志。[注]赵喜文：《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83页。其二，领导核心成熟说。李东朗在梳理一般政党成熟标志、无产阶级政党成熟标志的观点基础上，对于关于中共成熟持多标志说。主要有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共成熟的重要标志，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共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共成熟的标志，理论联系实际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权力平稳交接是中共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等等。他强调领导核心成熟，是党成熟的主要标志，因为政党的活动说到底还是人的活动。所以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是领导核心的成熟。[注]李东朗：《领导核心成熟，是党成熟的主要标志——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为例》，《人民论坛》2013年第17期，第24页。其三，理论成熟说。廖竞从中共90年发展史中寻找政党成熟的标志，强调中共理论成熟，才是政党成熟的标志。[注]廖竞：《理论的成熟是政党成熟的标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求知》2011年第5期，第7页。其四，三大标志说。袁秉达认为中共是一个与时俱进，追求卓越，日趋成熟的政党，敢于走自己的道路、勇于理论创新和善于把握规律，是中共成为有战斗力的成熟政党的三大标志。[注]袁秉达：《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三大标志》，《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7期，第7页。
(3)新疆巴里坤膨润土矿富Al2O3、Fe2O3、Na2O、TiO2，贫Si2O、K2O、MgO。巴里坤膨润土矿床的母质为基性非富硅物质。Na2O的含量远远大于CaO，且ENa2+/CEC为83.5%，为钠基膨润土。
四是把历史过程与领导核心结合判断中共成熟。主要有一种观点：
逄先知认为：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很不成熟。在中国革命经过多次的循环往复，中共逐渐走向成熟，从一个幼年的党变成一个成熟的党。对此，许多老一代革命家都做出了贡献，其中贡献最大、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注]逄先知：《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第30页。
第三，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李云峰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独立自主地实行自己的基本路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其政治总路线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基本成熟。”[注]冯国、谢方芳：《专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成熟》，新华网西安2006年12月12日电。杨东通过分析中共应对西安事变的谣言，认为“中共处变不惊、应对有方，通过多种方式揭露谣言并最终成功化解谣言的处理足以表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年的锤炼和洗礼，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有力的政党。”[注]杨东：《西安事变后中共对相关谣言的应对》，《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第127页。
二、学术界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有关中共成熟问题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成熟及其标志情况的分析，无论是论据，还是论证过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论证过程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对政党成熟的标准及影响政党成熟的外在因素关注不够。
二是根据历史过程判断中共成熟。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三，延安时期说。梁星亮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党；党从理论准备不足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为在全国范围执政奠定了基础；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从不稳定、不成熟发展到稳定、成熟。[注]梁星亮：《延安时期党的发展与成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05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发展及其走向》，《当代陕西》2011年第7期，第20页。刘强持相同观点，他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扭转乾坤的转折时期。[注]刘强：《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精神》，《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20页。
第五，以中共七大为标志。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提出了执政的初步思路，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1945年就是成熟革命党。“七大”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熟革命党到全国执政党的转折点。[注]高继民：《“七大”是中共从成熟革命党到全国执政党的转折点》，《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0页。这是政界、学界的主流观点。
再次，在探讨政党成熟时缺乏比较分析。早在1920年8月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要“意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注]《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第58页。这里实际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要求，思想理论、革命方法策略，与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其中中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是党内共认的目标，土地革命时期“左”的领导人如王明也提出过这一目标，毛泽东在1939年同样提出“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目标。但布尔什维克化体现在什么方面，到1942年前并未有很清楚的指标，直到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学习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后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对此学术界尚未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心律失常性心肌病是指因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节律不规整及心脏收缩不同步等心律失常引起的左室结构或功能受损，经控制心室率或转复心律后，心脏功能大多可以逆转的一组心肌病。心律失常性心肌病又分为快速性和缓慢性两种，前者由房颤、房扑、阵发性室上速、室速等快速性心律失常引起。由于该类心肌病与扩张型心肌病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因此临床上极易混淆。现就该病的发病机制进行阐述，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类疾病的认识。
最后，对政党成熟标志形成的阶段性、不同步性的特点及形成机制分析不够。
移民扶持资金的专项专用，是保证资金利用效率的基础条件。一方面，相关部门领导要综合考量移民工作实际，为移民管理机构有效地解决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保证移民机构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效规避移民扶持资金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挤占和挪用问题。同时，基于移民机构与县级财政部门沟通效率的重要作用，应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保证移民机构能够将资金报账资料及时有效地上报到县级财政部门。另外，为保证移民扶持资金的专款专用，还要在资金管理中实施转账管理制度，保证资金管理的安全性与专属性。
从阶段性来说，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设过程的三个阶段，共产党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产生了很多问题，所以才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第二阶段党内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革命一度遭遇惨重失败。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的讲话中指出：“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外打倒一切。”[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6页。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只是在认真总结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掌握了中国革命规律。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0页。经延安整风运动后逐渐形成了政治上成熟、组织上坚强的中共领导集体。所以，周恩来指出：抗战时期“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1.2.1.1 患者评估 入院当天即由专责护士进行评估，主要评估内容有:①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生活习惯，评估患者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和心态，制定相应的护理和健康教育计划;②自觉症状包括肩背部酸胀不适、颈部僵硬不灵活、眩晕和头痛等;③日常生活情况，包括枕头高度及软硬、睡眠时间、睡眠质量和用电脑习惯等;④学习习惯，包括看书时间、背包方式和上网习惯等;⑤平时运动情况，包括外伤和体育活动习惯等。
从不同步上说，党的组织发展、革命阶段性任务提出及完成、掌握中国革命规律、革命思想科学化体系化等都必然经历一个过程，所以政党成熟在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表现，它不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1956年，邓小平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两次谈话中涉及他对政党成熟的理解。他认为：“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他还从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分析了全党成熟问题，“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6页。这表明中共思想成熟、政治成熟、组织成熟都必然会存在一个发展过程，且这些方面的成熟也不会是同步的。
从成熟的形成机制来说，中共的成熟与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紧密相联。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通过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与党内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通过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过程的一系列政治关系；通过处理党际关系、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一些外交关系来体现政党的成熟。同时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失败中反思，在反思中进步。总体上体现为党的组织健康成长壮大、思想统一及其影响的扩展、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和可预见的光明前景。
前述有关中共的成熟往往只关注成熟的某个方面，对政党成熟的全面性、整体性考虑不够。如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8页。而且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共才真正解决思想统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遵义会议只是集中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至于毛泽东真正确立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也是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因为此前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因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挑战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结果，毛泽东感觉到“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481页。他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所以认为在六届六中全会前毛泽东就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并不符合史实。直到1943年毛泽东才成为党的总书记。所以考察中共作为革命政党成熟需要从多层面思考，即需要从政治、思想、理论、经济等各方面分析。
三、中共走向成熟的依据
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熟有其重要评价依据。毛泽东指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0页。这意味着作为革命政党只有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党。中共成熟当然需要看它在革命进程中是否担当起领导革命重任并使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作为评判依据。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情况看，中共成熟要看它是否能做到：第一，能充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二，形成稳定的核心权威的领袖集体；第三，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产生并获得指导地位；第四，党的自身目标实现，且全党团结一致，能够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第五，取得革命领导权，且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第六，正确处理革命中的各种关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体上，评定政党成熟的依据必须是全面的客观的，不能是单一的片面的标准。综合这些依据，中共的成熟有一个过程，主要应是在抗战时期，标志是中共七大的召开。其表现在：
一是中共能充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党成熟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从中国革命形势来看，中共的成立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也是中国革命形势使然。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初期的溃败及其后续做法，证明它领导能力的不足，进而逐渐降低它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中国抗战需要有新的领导力量。同时抗战时期各种现实问题及矛盾突出，需要予以解决。中共正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走向成熟。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而促进共产党成熟的经验正是在抗战时期积累的。中共在抗战时期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从而实现了由地域性向全国性，由弱小到强大的群众化政党转变，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及根据地迅速发展发展壮大。因此中国革命有了可预见的前景。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注]《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5页。
二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成熟并取得指导地位。抗战时期中共有了总结自身历史的时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中共经过17年来的学习探索，已经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思想上政治上及工作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注]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654页。在延安整风前，中共党内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思想还不够成熟和统一。经延安整风，中共通过肃清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实现全党思想上的统一。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做了系统总结，而且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3)The main methods of improving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EHA system are increasing the maximum output torque,reducing the rotational inertia of the motor-pump group,and adopting a double-motorpump group configuration.
三是有核心权威的中共领袖集体得到党内外的高度肯定。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以前的领导都很不稳定，也是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不断确立。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注]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6页。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使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真正构建起来。1943年7月，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称中共、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3年7月)，《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中共成立20周年时，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主任续范亭与全体工作人员致中共中央的贺信中说：“延安毛泽东先生并转中共中央，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下，为民族国家之独立，苦斗二十年，不但锻炼一支雄伟之力量，抑且奠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基础，尤以坚持团结进步抗战之方针，博得全国人民之威望与拥护”[注]《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行署谨驰电祝贺》，《抗战日报》1941年7月1日，第3版。他在《赠毛主席》诗中称赞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380页。1943年边区民众送“人民救星”匾以及《东方红》歌曲的诞生都表明人民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可。1944年赵超构在延安采访时发现：在边区，毛泽东的权威是绝对，虽然共产党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但对毛泽东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注]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版，第64页。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党的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四是党自身目标的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与党内民主化程度提高。中共在建党初期就提出的党的群众化目标，通过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全党的努力，到中共七大时完全实现。遵义会议前，党内领导方式不成熟、党内民主程度不足，从遵义会议开始，这一问题才得以逐步解决。遵义会议是中共解决内部斗争和争取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转折。抗战时期中共构建了正确处理党内思想斗争的机制和领导方式，解决了相当长时期未能很好解决的党内思想斗争问题，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理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教育等方式处理思想问题。结果，中共七大实现党内空前的团结，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批评了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现象，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注]《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61，365页。邓小平后来曾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同时抗战时期通过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建设，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民族化目标也完全实现了。
五是掌握中国革命规律，引领中国革命发展。中共在抗战时期特别注重反思自身的历史与现实。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党内存在三种极坏的作风，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邓小平承认对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0-341页。但抗战时期通过学习、反思与总结，中共“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共在抗战时期不仅形成了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实力，还对未来新中国进行了摹画，其领导的政权成为未来民主中国的雏形。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民主人士开始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甚至连美国的一些进步人士也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新中国的希望。所以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自豪地宣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页。
结语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数较少，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这使得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阶级基础比较薄弱，农民成份的党员众多，中共成立之际及其后相当长时间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加之中国革命的环境十分复杂，这决定了中共成熟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事实上，中共成熟过程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反复曲折，到抗战时期才最终实现。中共成熟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新道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需要的过程；是中共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掌握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是中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过程；是中共自身目标(群众化、布尔什维克化、民族化的党)和国家目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逐渐实现的过程。在中共成熟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袖集团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得益于这一领袖集团，加深了中共对中国近代国情的理解，推动了中共自身各方面的建设，从而能够逐渐探索成功符合国情的革命新道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能在全党范围内有效贯彻实施，使全党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不仅使中共赢得人民的拥护，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也使党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从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光明。
ReviewontheMaturit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thePeriodofDemocraticRevolution
ZhangZhengke
Abstract:The academic circle has formed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maturity sig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se views have their rationality, whether in argument or in the process of argumen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general. Researcher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tur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y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self-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y lacked comparative analysis when discussing the matur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y have not analyzed sufficientl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tages and the formation asynchronism of the maturity signs of political parties.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of the matur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maturity of the CPC in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should happen in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turity signs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3.008
作者简介：章征科，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安徽芜湖 241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社会整合与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6BDJ041)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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