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是最早参加革命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给广大畲族乡村以深深的红色印记，这些红色印记与畲族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风俗习惯相结合，呈现出多彩的、独特的畲乡红色文化。本文拟就此做一些探讨，以期引起党史界同仁对畲族革命斗争历史和畲乡红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
对于河网数据中常见的“河心岛屿”区域，（c）图中可以看出相较于本文方法，Delaunay三角网在交汇点处存在偏差，导致多余线段产生，转折节点过于明显且呈Z字型波动，使得最终提取出的中轴形态较差。
一 风展红旗漫畲乡
畲族散居在闽赣浙粤四省的广大山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居住地域的天然特点，使畲族人民很早就参加革命斗争。
读者青青说，她就经历过无法释怀的伤害。青青出生在城市，从小多才多艺，学习成绩又好，但是父母却几乎不会夸奖她。这都不要紧，有一年看春晚时，青青看得哈哈大笑，没想到妈妈突然一声呵斥：“把嘴巴闭上！”
1926年3月，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生、共产党员蓝维仁回到家乡上杭庐丰畲族乡进行革命活动，在畲族群众中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畲族青年。8月，与蓝维龙、蓝树荣、蓝鸣岗、蓝晓园等一起创办了“东一区九堡平民学校”，实行免费入学，在很短时间内，招收300多名贫苦子弟，除了教授文化知识，还组织学生排演文艺节目，利用节日、圩期走出校门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革命宣传。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庐丰农民暴动的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员转移到农村，为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初，中共上杭县临时县委在庐丰成立，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县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武装暴动。2月，在庐丰丰康村蓝洪翔家，召开有13位同志参加的党的负责人会议，作出了3项决定：1.每人发展10个党员；2.发动群众参加互济会；3.自备武器准备武装暴动。3月4日，龙岩白土后田农民在龙岩县委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受此鼓舞，上杭县委加快了暴动准备脚步，派黄埔军校潮汕分校毕业生蓝洪翔到才溪与罗化成联系，酝酿组织农民暴动。随后，又调蓝洪翔到蛟洋，帮助蛟洋农民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6月25日和8月19日，蛟洋、稔田相继爆发农民武装暴动，推动了各地武装暴动的开展。12月省委特派员罗明来到上杭，在蓝洪翔家向县委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研究决定全面开展武装斗争，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对武装暴动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和分工。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二次入闽，为了策应农民武装暴动，在闽西各地进行大规模的短距离分兵。7月7日，庐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消灭了反动民团，缴获长短枪20多支。21日，蓝洪翔、罗化成等领导了才溪农民暴动，1000多名暴动队员到各乡村打土豪、烧契约、废债务，攻打反动民团，缴获枪支30余支。军阀钟铭清残部闻风丧胆，从才溪逃往官庄，红四军一纵队乘胜追击到官庄，策动了官庄农民暴动。与此同时，南阳、中都、峰市、湖洋等地也在红四军的帮助下，爆发武装暴动。在暴动的凯歌声中，红色政权纷纷建立。
在这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洪流中，庐丰、官庄两个畲族乡以及才溪的溪北、大贵、才民，南阳的南岭、双溪、涂坑，中都的古坊、陈和、瑞香，湖洋的碧田、新坊、加庄、文光，古田的苏家坡，蛟洋的华家等村庄的畲族群众积极投身其中，为上杭苏区乃至闽西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赣东北，八七会议后，方志敏在横峰以姚家乡的楼底蓝家畲族村为活动中心，利用亲友关系在各个自然村秘密发展农民革命团，以打猎名义准备武器，以此作为暴动的骨干力量。1927年大年三十，蓝家村畲族群众在农民革命团团长蓝长金的带领下，赶走了横峰县政府下乡勒索煤捐的委员和数名法警，揭开了弋横年关暴动的序幕。方志敏以蓝家村一民房为暴动指挥部，下达暴动命令，短短两三天内，弋阳、横峰两县170多个农民革命团纷纷响应，他们捉拿豪绅地主，搜缴契据浮财，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弋阳、横峰纵横百余里，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在暴动区域内，农民实际上掌握了乡、村两级政权。弋横年关暴动为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闽东早期畲族共产党员钟阿伱，是宁寿县委常委，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他躲进老家附近的大山里长达13年之久。村里的畲族群众无人不知，尽管国民党多次酷刑拷问群众，但没有一人告密。
有“东井冈”之称的吉安东固是畲族聚居区。1927年11月，东龙（东固和南龙）游击队和农民协会骨干100余人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畲族人钟昌艾担任军需长。第七纵队以东固为游击根据地，活跃于吉安、兴国、于都、永丰、吉水等边界地区，打击国民党“靖卫团”和地主武装。至1928年7月，红色区域发展到东到永丰龙岗、西到泰和中洞、南及兴国崇贤、北达永丰潭头、纵横50余公里的广大区域，中心区域东固建立了秘密但稳固的中共组织和政权组织。1928年2月，中共东龙支部扩大为东龙区委会，辖有包括敖上、江口、三彩、六渡4个畲族村支部在内的7个党支部，1.4万多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农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随后成立了“东固革命委员会”，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关。
吉安县东固螺坑毛泽东旧居
在这些条件均满足后,发动机正式进入闭环控制阶段。此时我们就可以根据长、短期修正值来判断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并且可以通过分析来锁定一些常见故障。在分析发动机故障时我们应该了解，发动机怠速稳定时修正值的变化范围是如何受发动机工作状态影响的。
毛泽东对东固这种“秘密武装割据”的形式极为赞赏，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说：“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
重要历史事件的旧址、遗址。1929年11月18日，红四军前委会议在上杭官庄畲族村树人村的鹧鸪塘召开，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闽西的斗争情况，研究制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方针政策，并决定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以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不仅为巩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而且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江西境内，除井冈山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之外又一个红色据点。1929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抵达东固，于20日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在畲村螺坑胜利会师。自1月中旬下井冈山以来，红四军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前后包抄和突然袭击，官兵们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身心困乏到极点。在东固，红四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和补充，东固人民热情欢迎红四军，给红四军送粮送菜送鱼送肉，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一批银元和弹药，毛泽覃、李天柱等300余名红军伤病员被安置在三彩畲族村的红军医院和桥头根据地接受治疗。
有道是“宝贝放错了地方就是垃圾”。依我看，“能量”一旦用错了地方，就是“废品”，甚至是“危险品”。我们知道，毒品中毒有急性与慢性之分，而慢性中毒更为常见。所谓慢性中毒，是指人体脏器通过吸收毒品，积少成多，慢慢累积，以致形成侵蚀和损害，且中毒所造成的疾病状态会一直伴随。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因为不了解慢性中毒的概念和危害，麻痹大意，吸毒中毒。铁的事实表明，毒品既毒害着社会，也毒害着家庭，更毒害着身体。而像吴业平这样的干部，因为“能量”用错了地方，其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毒品。
1929年11月在官庄鹧鸪塘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的中央九月来信原稿影印件
综上，当中国革命进入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之际，革命的旗帜已在畲族地区高高飘扬。据统计，在福建，18个畲族乡，11个分布在闽东苏区，7个分布在中央苏区；在江西，7个畲族乡都是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另有散居的77个行政村，有62个在中央苏区范围内。
二 畲乡的红色印记
有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必然会留下红色印记，畲乡的红色印记主要有：
第二次反“围剿”期间，3万多红军指战员隐蔽在东固的大山里，国民党公秉藩第28师和王金钰47师驻扎在与东固一山之隔的富田，相距40华里，第43师和第54师驻扎在东固北面80里的水南、白沙和中村，十九路军两个师驻扎在东固南面90余里的地方。红军隐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20多天不被发现，除了红军铁的纪律外，畲族群众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29年8月初和10月下旬，患病的毛泽东两次随中共闽西特委来到上杭苏家坡养病，这是上杭、龙岩交界处的一个畲族小山村，二三十户人家，四周是陡峭的山崖，古树参天，一条湍急的溪流从村前流过。
五色养生蔬菜汤，之所以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流行。这是因为其配方、成分和制法在许多家庭主妇之间传播，人人自己动手制作。简言之，将五种颜色的蔬菜，混合在一起，共煮成汤。所谓五色，即绿、红、黄、白、黑等色，即有5种不同蔬莱，绿色为白萝卜叶，红色为胡萝卜，黄色为牛蒡，白色为白萝卜，黑色为香菇，它们分别代表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据说，五色养生蔬菜汤，符合中医学所说的五行调和对应身体五脏六腑的原理，为人类健康的基本法。
苏家坡的“树槐堂”是闽西特委办公场所，二楼的小阁楼分别住着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和蔡协民、曾志夫妇。毛泽东看到村里的孩子几乎都没读过书，于是就在“树槐堂”正厅办起了贫民小学，请雷明新当老师。有时候，毛泽东也会给孩子们上课，讲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
“树槐堂”作为办公场所，人多嘈杂，毛泽东听说附近有个石洞，便叫闽西特委常委、当地人雷时标带他找到了石洞。石洞在陡峭山崖的中间，下面是水流湍急的溪流，仅有一条小道通往外界，十分安全。毛泽东亲自割草，打扫卫生，此后，毛泽东白天就在石洞里办公、看书，进行理论思考。一次，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毛泽东散步时，毛泽东忽然问邓子恢：“领导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邓子恢一时语塞，毛泽东说：“据我看来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根据群众意见加以总结分析做出决定，然后再传达到群众中去。”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
红军医院、枪械所等。由于畲族普遍居住在远离城镇的省际、县际交界处，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因此成为红军医院、红军枪械所、被服厂等设立的地方。地处福安、周宁交界的竹洲山，方圆数十里，散落着9个畲族村落。这里林木参天，山重水复，峰峦奇险，外人进山，三天三夜也摸不着北。山前一条深溪，形成天然屏障，自古畲民只能依靠藤条拖曳竹筏过溪。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是宁寿县委驻地、闽东特委宁屏古办事处的秘密交通站，还建起了红军医院、修械所。1936年10月，叶飞曾在此养伤。在频繁的游击战中，闽东特委领导人和游击队经常到这里作短暂休整，以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闽东是畲族最为集中的地区。由于畲族大多居住在崇山峻岭的偏僻山区，因而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和休养生息的后方，正如参加过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钟大湖所说：“每一个畲族山村都是一座红色堡垒，遍布畲山的‘红军洞’和‘秘密寮’曾经起过特殊的历史作用。那里曾是闽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又是红军、游击队伤病员治病养伤之处，还是刺探敌情、协调军事行动的交通站。”在闽东苏区的创建、发展以及随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畲族人民都作出重大贡献，付出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畲族担任县苏以上的干部20多人，区苏50多人，乡苏90多人，村苏2000多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多达5600余人，占畲族总人口的8%；被移民并村的畲村540余个，遭洗劫的畲村980个，被焚毁房屋10500余间。
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危急关头，为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组建的一支远征队伍。研究先遣队历史，我们发现在其6个多月的北上行程中，与畲族结下了不解之缘。1934年7月15日，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永安，在永安青水畲族乡的沧海、青水两个畲族村留下了大量红军标语。8月10日，在连江畲汉杂居的潘渡梧桐山，先遣队第二师与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五二二团展开激战，缴获轻机枪9挺，步枪100多支，俘虏六七十人，但迂回敌后的第一师遭敌机轰炸，伤亡七八百人；13日，先遣队在闽东红军第十三团的配合下，攻克了罗源县城，战前，连罗山面区根据地的畲族群众踊跃支前，老人负责绑担架，妇女负责做草鞋，儿童团员负责放哨。14日，先遣队开往宁德，留下400多名伤病员在连罗苏区治疗养病，罗源八井畲族村安置了部分伤员。下旬，福安霞浦交界深山里的五斗畲村红军医院又接收了100多名先遣队伤病员。22日，先遣队轻取福安西部重镇穆阳，国民党保安团、民团后备队800多人仓皇逃回福安县城。穆阳是全国畲汉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现在分为穆云、康厝两个畲族乡，有25个畲族行政村。先遣队在穆阳城乡大量散发抗日反蒋宣传品，筹措大量黄金白银及3万块大洋，畲汉两族青壮年踊跃参加先遣队。
1934年1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1935年1月，方志敏带警卫战士转移到玉山县怀玉乡太阳坑，畲族雷姓人家用苞谷饭热情招待。临别时，方志敏把自己使用的望远镜挂在屋前树上。
平面设计发展到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其作品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必然认真细致和研究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中国的平面设计立足于传统文化，伴随着历史传承至今，设计的足迹也印在了广阔的大地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些凝聚了几千年的思想语言和艺术气质，对现代平面设计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平面设计的意义在于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独特的思想性和教育性让平面设计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且带有深厚的文化韵味和审美习惯。
闽东苏区首府柏柱洋是畲汉杂居地。1935年1月，在闽东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在离柏柱洋不远的一个叫做洋面的小畲村，闽东临时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特委作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的战略决策，保存了闽东党和红军，保存了闽东革命。“洋面会议”被许多党史论著称为闽东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重要战役遗址。毛泽东说：“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1930年12月，红军在江西永丰的龙冈地区，歼灭国民党军张辉瓒师1万余人，活捉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5月，集结隐蔽东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公秉藩师大部，随后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龙冈、东固都是畲族聚居地，现为畲族乡。有中央苏区南大门之称的江西会昌筠门岭也是畲族聚居区，1934年4月，驻守筠门岭的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与国民党粤军桂军6个师展开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战斗。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苏家坡回到红四军，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做准备。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革命依托地之一——福安竹洲山
畲乡红色印记除了这些有形的物质形态外，还有许多如歌曲、故事等非物质的文化形态。在东固畲族乡就有十几首歌唱本地革命的红色歌曲，如：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两山闹革命，红旗飘西南。红天红地红满天，农民协会掌政权，抗租抗税又抗粮，穷人再不受煎熬。龙冈畲族乡也流传着《打龙冈》的民谣：龙冈小市场，红军打胜战，活捉张辉瓒，全师被缴械。还有多得难以计数在畲乡口口相传的革命故事。在闽东，广泛流传着畲嫂救曾志的故事：有一次敌人来搜山，负责照顾曾志的畲族大嫂带着一个没断奶的孩子，见敌人来了，曾志又受伤走不动，就将孩子丢在路旁的草丛里，背起曾志一口气跑到深山隐藏起来。闽东妇女工作团主任吴鸿琴在突围转移途中与队伍走散，在畲族阿姆钟淑兰照顾下隐蔽了7个月，在200多个日夜里，钟淑兰白天砍柴烧炭，卖得的钱买米做饭送上山给吴鸿琴吃，晚上到山上“秘密寮”陪吴鸿琴睡。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的胞妹马菊英在开展工作时被敌包围，畲族妇女钟廷梅上山砍柴发现后，立即带她逃到雷挺俊的单座楼。时值春荒，山下又有敌兵戒严，雷挺俊就把谷种砻成米，把鸡宰了招待。还有霞浦16岁畲族少年雷石祥把敌人引入绝路后跳潭牺牲。
三 畲乡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挖掘、整理、研究畲乡红色印记，以纪念馆、纪念地、陈列室、旧址、遗址等固化的物质形态保存下来，或以歌曲、民谣、故事、戏曲、电影、电视等文化形态传播开来，当然以物质形态保存下来的红色印记也应有陈列展示、歌曲、民谣、故事等文化内涵才能有生命力。红色印记以文化的形态保存和传播是红色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定义。在畲乡红色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中，应与畲族的图腾崇拜、民族特性、风俗习惯等结合起来，突出畲乡红色文化的民族特色。
城投公司的出现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顺应了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作为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城投公司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否认.有专家指出，城市建设开发未来几十年投资需求依然强劲，城投公司仍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城投公司如何更好更快发展，如何更好参与城市开发建设工作，也成为众多城市的政府和城投公司领导所关心的问题.由于角色定位模糊、相关政策规定不到位等原因，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投公司也积聚了一定的风险.
畲族的图腾是忠勇王，在畲族内部，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必须知晓盘瓠传说。盘瓠因杀番王、保疆土有功，被高辛帝赐为忠勇王，据此创作的《盘瓠王歌》是畲民世世代代传唱的反映本民族始祖忠勇王一生业绩的长篇历史叙事民歌。一代又一代畲族人民唱着这首歌，把忠勇二字镌刻在脑海里，融进血液中，成为他们引以为豪的价值取向。
其中，Si表示第i个地块的得分，Sj为该地块第j个因子的得分（j=1，2，3…13）， q j为第j个因子的权重（表6）。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畲族人民把这份忠勇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以闽西赣南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舞台。1929年2月红四军抵达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畲村螺坑后，在一个较为平整的地面上，用4张八仙桌拼成了个临时讲台，毛泽东、朱德在此先后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们很弱小，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有远大的前程。从全国一小部分地区的解放，我们就可以扩展到较大或更大的地区，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前中国。”朱德对红二、四团官兵说：“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了‘朱毛’了。”23日，在螺坑的“云汉堂”，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赣南、赣西、红二、红四团以及兴国、于都、吉安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听取东固斗争情况汇报，研究全军整编问题。在螺坑，毛泽东、朱德、陈毅居住在农民的土墙房里。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东固畲族村敖上村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战争。
1929年10月，毛泽东在苏家坡养病时住在村边的石洞里，当地畲族群众担心外人会顺着倒伏的草找到石洞，在给毛泽东送饭时，情愿划着竹筏逆流而上，再攀岩到洞口。
改善沿海地区人居环境，打造赋予优美、和谐又具有地域特色的滨海公共空间，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个岛屿的景观形象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提升岛民的宜居环境，提高大家的生活品位。环境的改变，休闲娱乐场所的建造，现代化地域文化景观的设计，都能从侧面反映岛上居民生活理念的转变，岛民传统生活模式的变化。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畲族群众尽管自己饥肠饿肚，仍然把少得可怜的一点粮盐送给红军游击队，实在没有粮食，就把种子或还没成熟的番薯、蔬菜献出，以解红军游击队的燃眉之急。种田人都知道，没了种子来年是怎样的一幅光景，但为了党和红军，他们义无反顾。在闽东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叶飞是这样评价畲族同胞的：“畲族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党支持很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为了坚守党和红军秘密，许多畲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献出生命。宁寿县苏主席钟日柱被捕后，敌人用锥子扎他，将他推到河里闷溺，用尽酷刑也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丝毫东西，最后惨遭杀害。福鼎双华乡的兰青改被捕后，敌人对他先是百般利诱，后是严刑拷打，但他软硬不吃，恼羞成怒的敌人残忍地将他剖腹挖心。临刑时，面对敌人的屠刀，兰青改高呼：“我们山客一定要革命到底！”红色交通站的畲族交通员李信郡被捕后，敌人用梭镖戳他的腹部，要他交出上级党的接头地点和乡苏干部名单，但他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牺牲时，梭镖还插在他的肚子里。畲族人民的这种坚强和忠贞，没有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支撑的，这股精神力量来源于坚定的革命信念，也来源于民族传统中崇尚的忠诚和勇敢。
房屋的质量问题是业主与开发商在前期购买房屋时基于房屋买卖关系而产生的，责任主体是开发商而非物业服务企业。民事合同具有相对性，即本案的房屋买卖关系只能发生在以购房合同为基础的陈某与开发商之间，业主可以基于购房合同向开发商提出请求，而不能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该合同的责任，因为物业服务企业是与该购房合同没有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物业管理服务与房屋买卖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涉及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各自对应的主体也都不同。业主不能因为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在购房前期存在某种联系，就将不属于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归咎到其身上，要求其承担本应由开发商承担的违约责任［6］304。
畲歌作为畲民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文化形式在畲乡广为流传。战争年代，革命畲歌满畲乡，畲族人民与广大汉族人民一起，创作了大量的革命山歌，如江西横峰畲乡的《土地革命歌》《送郎当红军》《楼底年关暴动》，吉安东固畲乡的《苏区山歌》《东固革命成了功》《打吉安》，兴国畲乡的《兴国山歌》等。革命畲歌鼓舞了畲族人民的革命意志。在闽东，畲歌还是传递敌情最快捷最安全的方式，畲民一旦发现敌情，就用山歌传递消息，对面山的畲民听到后，便应和着传唱，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很快就把敌情传到游击队耳朵里。
独唱、对唱、联唱是畲歌演唱的传统方式，革命战争年代基本沿用了这些形式。近年来，江西文艺工作者对畲歌演唱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创作了山歌剧的演唱方式，不仅得到畲族民众的认可，也得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欢迎。畲歌作为畲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红色文化的挖掘和传播中应作为重要一环。红色畲歌的演唱方式，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推陈出新，使红色畲歌把畲乡红色文化带向更广阔的天地。
红三军团后方医院旧址（维修前）
畲族居住在有野兽出没的偏远山区，过去深受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所以畲族具有尚武习武的传统。畲族武术主要有棍法和拳术，扁担、锄头、木棍、砍刀等劳动工具都是畲民习武、防身的武器。畲族武术的精华是畲家拳，具有“形威、力猛、马实、手狠”的特点。畲家崇尚武德，“一练筋骨二练技，三打不平四养性”是其祖训。畲家拳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江西永丰县龙冈乡大嵊村的蓝金邦武艺超群，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棍子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伐队伍，后在攻打南昌时壮烈牺牲。弋横年关暴动导火索的点燃者蓝长金早年学过武，1927年年关，蓝长金把国民党县衙来楼底蓝家催捐的派煤捐委员赶跑后，一面派人连夜去请方志敏同志，一面派人请农民革命团成员到蓝家祠堂集中，尽管暴动的准备还不充分，但导火索已经点燃，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方志敏果断下达暴动命令。罗源的八井畲族村是著名革命基点村，也是畲家拳两大系之一的八井畲家拳的发源地。每逢农闲季节，八井的青少年便拜村中武艺高强的老者为师，练习拳术，为期一个月，需连续拜3个师傅才算出师。平常的日子里，八井男女老幼都喜欢切磋武艺，因而武功高强者甚多，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畲医畲药是畲族人民为了民族繁衍和自身生存需要，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防治疾病经验的结晶，其特点是“土、简、灵”。“土”，是指以当地百草为药源，就地取材；“简”，是指方法简便，常用一二味药，以及抓挑病珠等方式，较传统中医更为简便；“灵”，是指选用药物和疗法行之有效，相当灵验。在国民党严密封锁、医药奇缺、红军医院随时面临国民党军“清剿”的革命战争年代，畲医畲药的这一特点在治疗红军伤病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中这样记录畲医畲药：
“她用手拨开我的眼皮观察了一番，又要我伸出舌头看了看，然后用手指压在我的指甲上，把指甲逐个看了一遍，然后说我的病是气血两虚。
她找了些干树根、干笋叶、干花草之类的药材，用柴刀砍碎……她详细地交代我，先把草药熬成3斤多的药汁，用药汁敖大红公鸡，睡前晨起各喝一碗……。大概吃了药的第二天半夜，腹部胀气收缩了很多，接着说话底气足了，话也连贯了，眼睛转动也比较自如了，走路也不很沉重了。
一剂毫不起眼的草药，一堆叫不上名字的树根、树枝、树叶的神奇组合，出乎意料地收到如此好的效果，真神了。
最终，温衡没能敌过自尊心和姨妈的眼泪，在高考前一周退学，她把一箱子的书丢给路边的乞丐，走了一条没人的路，笑着笑着就掉了眼泪，然后蹲在地上哭得天昏地暗。
在江西上犹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1931年，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把后方医院设在了上犹县平富乡上寨畲族村，畲族姑娘蓝阿花与村里的姑娘、媳妇们一起为伤病员洗衣被、洗纱布、换水换药。目睹几个红军战士辞医把药让给他人，阿花感动之余回家动员父亲蓝保生把祖传的主治跌打损伤的药献出。囿于“传男不传女”（畲族传统可以传给儿媳妇）的祖训，蓝保生犹豫不决。阿花找一位年轻的医生商量，决定用假招赘的办法让父亲献出秘方。期间，阿花与红军医生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为了不连累阿花，红军医生拒绝了阿花的好意。蓝保生被女儿与红军医生的真情所感动，毅然带着女儿加入了红军，以自己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这段美丽的爱情故事被上犹县歌舞团以采茶小戏的形式搬上舞台，在江西省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让人们相信，畲乡的红色文化具有多姿多彩的鲜明的特色，理应有更广阔的舞台。
责任编辑/李晓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畲族与中央苏区》阶段性成果，作者系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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