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摘 要]“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针对由虚假的资本主义异化扭曲而成的共同联合体形态所构想出的一种未来理想生活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性地延续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形成的哲学基础、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的价值追求，但从目标规划、路径选择、理想状态三个方面实现了由抽象蓝图到具体方案，由社会革命到全球治理，由排斥替代到和谐共生的时代发展。
[关键词]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
继十八大初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频繁地提及这一科学构想。事实上，“真正共同体”是针对由虚假的资本主义异化扭曲而成的“共同体”形态所构想出的一种未来理想生活形态，历史性地延续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形成的哲学基础、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的价值追求，但从目标规划、路径选择、理想状态3个方面实现了由抽象蓝图到具体方案，由社会革命到全球治理，由排斥替代到和谐共生的时代发展。它是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实现马克思所推动的将来人类共同生活的“真正共同体”构想的必然选择。
一、马克思“真正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无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真正共同体”，还是形成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含着丰富合理的科学内涵。掌握两者的科学内涵对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实现“真正共同体”构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到遍布城乡的“民生工程”，从医疗改革到教育进步，从“科技兴业”到“科技强国”“科技强军”，从保证网络安全到促进网络大发展，从一条条高铁翻山越岭南北东西飞奔驰骋到港珠澳大桥零丁洋上凌空飞架惊世骇俗……方方面面的改革、建设成果，越来越惠及中国城乡亿万居民。
（一）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共同体做出过专门的论述，但仍旧从历史角度出发，站立于时代高度对人类的真正自由发展做出过合理的展望和关切。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在真正共同体内才能消灭分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即“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571。基于此，他们通过驳斥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理念构想。他们坚信每个个体的自由与解放是实现未来“真正共同体”的前提，获得自由的每个个体之间的所谓整体联合才是人们渴望追求和实现的“真正共同体”，那种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联合整体才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真切切的共同体形态，因此，对其科学内涵的理解应注重从如下3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以人为本是“真正共同体”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对“真正共同体”的理论构思是伴随着关于“人的实质”相关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而得以强化巩固的，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394。人天生具有对其他事物的需要本性，因此才会致使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人对自然和物质的强烈依赖。但作为类属性的人并不是作为一种笼统抽象的存在物存在于世界之外，相反，从自身性质上讲，作为类属性的人总结和囊括了人类社会应有的社会关系，所以，只有以国家、社会和家庭为基本存在方式，一个人才能获得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以自然和物为依赖对象的共同体形态不但不能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为全人类谋取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压抑和制约着个体的解放与发展，基于此，马克思便将其称为“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相反，马克思所描述的“共同体”却以类的存在重新占有人的本质，是一种崭新形式的社会联合体形态，它是根据人的本质塑造起来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共同体形态，旨在使单个人走出在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保有的对自然和物强烈依赖性的尴尬境地。毋庸置疑，单个个体只有在共同体内才能得以生成，未来社会的真正共同体势必要以人的本质为诉求；要实现个体的全面解放与发展的目标，就要把与“人的实质”相关的理论看作其形成的理论前提，“真正共同体”的理念构想由此而生。总之，“真正共同体”注重单个人自由的张扬，个性的解放，权益的保障，并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是关注和庇护人类命运与基本权利需要的科学理念。
其次，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是提出“真正共同体”构想的根本依据。相较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一种更为文明的且支撑着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阶段，特别在垄断经济迅猛发展的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严重扭曲和异化了人类的共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愈发突出，马克思将人类对物极具依赖性的共同体形态称为“虚假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形态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一种通过国家层面的政治共同体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的虚假共同体形态。一方面，对于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来说，因用于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资料被毫无根据地无情剥削和掠夺，为了维持生存、继续生活，他们只有唯资本马首是瞻，自愿成为资本的奴役。随着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工人完全被统治在资本之中，对资本和货币表现出极大的依赖性，人类社会中人的独立性逐渐异化为一种对物的依赖性，从而呈现出一种束缚自由、泯灭人性的社会扭曲关系。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升，整体分工日趋明显，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着眼于解决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矛盾的政治共同体应运而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利益力图挣脱共同利益的束缚，这反映了个体在追求自身发展中的必然诉求，但为了社会稳定发展，单个主体必须让渡局部个体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事实上，由不自愿让渡的个人利益组成的共同利益反而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对单个个体来说这种集体利益只不过是代表着抽象利益的虚幻共同体。实际上，这种共同体视无产阶级为其长期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但为了更好地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其假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将无产阶级“团结”在他们周围。对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者来说，这种共同体形态不但不能解放天性，使之获得新生，反而成为阻碍集体进步与发展的新桎梏，因此完全是故弄玄虚的虚假共同体形态。因而马克思说：“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假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571总而言之，基于资本主义导致的人的本质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异化所形成的“虚假共同体”，秉承着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目标，马克思对“虚假共同体”中人和社会关系扭曲和异化现象的批判，是马克思构建“真正共同体”设想的根本依据。
最后，消除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私人占有形式是实现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3。通过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具体考量，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必须以私有制的消亡为前提诉求，这才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规律和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态。一方面，“真正共同体”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使全体社会成员实现了从奴隶到自由人的解放，挣脱了社会关系对人的扭曲及异化，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权利占有和使用的共享，人成为了自身社会的真正主宰。另一方面，“真正共同体”要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分配原则。在马克思构想的“真正共同体”中，私有制被消灭，社会分工不复存在，人人有限的活动范围被打破，人们可任意选择从事的部门和职业；产品分配因私有制的瓦解摆脱了社会产品相对匮乏的限制，不以人们所付劳动的多寡为依据，而单单以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为根本依据，实行“按需分配”。除此之外，“真正共同体”需瓦解因私有制所诞生的阶级与国家。在阶级社会，每个人只是作为阶级成员隶属于阶级烙印深重的政治联合体之中；然而，在未来的“真正共同体”中，作为阶级、国家存在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将被公有制所取代。随着阶级的覆灭，长期受阶级桎梏的个人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区域性等阶级特征逐渐淡化，发展性、自由性、全面性等非阶级特征日益彰显，全球将由人人解放的“真正自由人”组成；同时，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日趋统一，它们之间的矛盾消散，因此作为调节社会矛盾工具的国家政权将失去存在价值，并日渐消亡。综上所述，在马克思所构想的“真正共同体”阶段，所要形成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彼此发展不冲突、不对立的目标，实现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阶级与国家消亡的理想社会状态，都倚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的消除，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是实现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第二，两者都以世界一体化为前提。一方面，“真正共同体”是一种以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一体化状态。马克思认为：“（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166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破除了血缘和地域等因素的限制，寻求通过人类社会一体化发展调节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将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然而，唯有建立起这种普遍交往关系，世界才会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才能够得以建成。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以世界一体化为前提的理想形态。随着全球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化和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国家的强大，任何地区的发展，任何民族的繁荣，都离不开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帮助和扶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积极倡导世界各国坚持开放与创新原则为基础，以推动人类社会一体化发展为前提，不断摆脱人类社会地域限制的理想共同体形态。
沸腾层为锌粉与溶液含镉反应形成的净化渣，当渣量自重与底部向上溶液传递的托力达到平衡时，即在反应器的小圆柱体段形成悬在液中的渣层，由于底部的渣层与进入的溶液搅拌形成切线方向，形成了沸腾层（如图2）。这种沸腾层的形成与稳定，是确保除镉效果的关键。主要与锌粉粒度、流量、絮凝剂量、渣量等有关。
首先，利益最大化是根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诉求就是追求最大利益公约数，形成利益的整体联合，各国之间因为有相同利益的存在才会有诉诸合作的可能。利益共同体主要侧重于解决经济问题，即在承认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寻求利益“共同点”，找到各国获利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各国共同利益最大化。
其次，责任共担是前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庇护下各国除了共享利益外，还必须做到权责共担。只有建立各国共担责任、共化危机的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责任共同体主要侧重于解决安全问题，即各国共同承担风险，共同面对挑战，做到安危与共。
再次，价值包容是要求。价值共同体是凝心聚力打造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明，跻身于共同体这个大家庭势必会导致某些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误会。价值共同体侧重于解决价值观问题，即在各国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倡导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和谐共生，以达到文明同生。
医技科室原本就分布在院内不同区域，在旧的服务流程之下，如果患者有多项检查，就需要在医院内跑来跑去进行预约，然后再在预约时间内就诊。黄东胜院长指出，因为检查无法集中，宣教也无法集中，患者在医院做检查时就会觉得非常麻烦。而且，如果患者在不同科室的预约时间无法凑在同一天，“时间不能整合”，就需要多次往返医院，看病成本无形中就会增加。
第二，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完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马克思认为，每个个体自由解放发展的基本社会形式包含于“真正共同体”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自由发展，不再受物和环境的限制，成为一种建立在广泛沟通基础上的共同生活形态，将极大地提升整体生产力水平，物质和精神财产将极其丰富，人类将获得全面的解放与进步。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马克思所料想的最终理想状态，但它是我们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立足于时貌、世貌、国貌而提出的符合“真正共同体”价值追求的实践载体，此形态注重厚植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对话交流、互建互享、协作双赢、沟通互鉴、绿色环保的原则，以构建一个安定、团结、开放、包容、和谐、繁荣、美丽的世界。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逐渐承担了较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探讨和实践，提出了“一带一路”等各种建设性倡议，这些都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与方案，日渐显示出具有极强责任担当意识的中国形象。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更推进了人类社会向合作共赢、自由发展的方向迈进。因此，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同质性，两者都着力于帮助全人类摆脱束缚、实现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以此实现构筑未来共同理想社会的最终价值目标。
总的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各种社会制度、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发展差距极具包容性的共同体社会模式，蕴含了利益、责任、价值、命运等共同体维度，包含了以社会民生基石、实践保障、思想引领、理想升华为关键侧重点的科学内涵。利益、责任、价值和命运等维度从不同层面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梯进程状态与特点，表现出其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进展特征，涵盖了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发展诉求，是超越了国家、地区、民族界限的并且为世界和平发展道路架桥的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科学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历史延续
（一）共同的哲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过渡形态。它不但深深植于“真正共同体”理念之中，同时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立足于客观世界，结合当代特点完成了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超越性发展，赋予“真正共同体”以伟大的现代寓意。
防治：（1）坚持自繁自养，严格预防本病病原体侵入。（2）接种疫苗：国产“猪喘气病弱毒冻干苗”可用于20～25日龄健康猪只（胸腔注射）。（3）加强饲养管理，改善饲料质量，保持猪舍的干燥、通风换气，降低饲养密度。（4）药物预防和净化，防治继发感染。阿莫西林、支原净、喹诺酮类药、强力霉素、盐酸林可霉素、大观霉素等都有一定的效果。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人民普遍交往、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时代背景，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下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和趋势，立足于解决当今世界现实问题所提出的改造世界的时代预案。显而易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基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发展，它在提出伊始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不可分割的基本关系进行了不断深入的透彻剖析。
由此可见，“真正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和前提，两者在立论的哲学基础上具有高度契合性。
第一，“真正共同体”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以生产力水平为具体划分标准，马克思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进行了依次区分，总结归纳出了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具有共同表征的共同整体联合形态，并将其分别用“自然”“虚幻”“真正”赋予不同阶段的共同体以不同的含义，更是强调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人依次表现为依附性、自立性、自由解放性的不同生活状态特征。其中，马克思坚信只有以自由解放性状态为主要特征的“真正共同体”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因此，要改变依附自然与物的共同体中的人所表现出的依赖性状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必须立足于唯物史观，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由此不断助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起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关系，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淡化以致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推动“真正共同体”摆脱地域局限，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存在物。
（二）同样的前提条件
在发电状态下，主电机运行在3 kV额定电压下，超过1.5倍额定电压下作用于跳闸。因为f=np/60（f为频率，n为转速，p为极对数），因为电机的极对数一定，即转速与频率成正比，频率高，这就显示转速高，设定当f大于1.2额定频率时，保护作用于跳闸。
第一，两者都以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为基础。一方面，马克思“真正共同体”以寰球各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起的相互交往为前提。马克思认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166。这就明确表明了因生产力高度发展而推动的世界各国快速发展是实现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必要条件。相反，如果生产力发展长期滞后，或者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全球社会因发展缓慢而引发的贫困问题就会日益普遍甚至极端化；同时，随着极端贫困问题的日趋严重，人们势必会“重操旧业”，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也会因打破现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导致暴力、动乱等无序状态，且这些无序状态会风起云涌，愈演愈烈。由此可见，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实现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存续所需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势必要以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以及由此所推动的世界各国快速发展为其构建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均衡的发展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建立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众所周知，发展问题依旧是当今寰球各国关心的首要问题。然而，随着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开疆扩土，世界逐步变成一个有机整体，西方发达国家逐渐主导着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上缺少基本参与度和发言权，从而导致南北贫富差异日渐拉大，各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要寻求通过推动各国快速发展来铲除这种不平衡机制，考虑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满足各国对于共同发展的合理诉求。
抽象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各国立足于时代基础，在遵循本国发展规律和满足本国福祉要求的情况下，兼顾别国利益，以相互依存、共享发展、协同进取、共同建构为基本特征，且表现为团结一致、和谐发展、整体稳定、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共同体。概括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集中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三）同质的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马克思“真正共同体”都着眼于人类的前程和命运。两者的价值契合点主要是它们在价值追求聚焦点上的一致性，这种价值契合体现在：
第一，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利益层面个体与集体的统一。一方面，“真正共同体”注重以建立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融合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为其最终价值导向。马克思认为“真正共同体”建立在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上，在那时，血缘和地缘的限制被彻底打破，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不会因为利益的获取而发生冲突和争执，全人类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生存、发展与变化，从而进入了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阶段，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将不复存在，“真正共同体”内部的单个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将趋于一致。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解决全球各国主体之间利益冲突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执着于追求世界各国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要寻找全球各国获取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保障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统一，是习近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上反复指出的，他强调，要以厚植各方单方面利益的互惠性为基本准则，建立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原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马克思“真正共同体”都以世界各国不断发展而建立的普遍交往为存在的前提条件。两者实现前提条件的吻合主要表现在：
最后，命运与共是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着眼于共生性发展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继承与发展。命运共同体侧重于解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在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摒弃国籍、民族、肤色等差异，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途相系、命运攸关、和谐共生。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大山深处的农村小学，孤独和贫困没能限制留守儿童的想象，可爱纯朴的他们梦里依然有诗和远方。这样的他们是幸福的，因为未来有梦。这样的我们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梦想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他们的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创造。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当代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都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矛盾是推动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
（一）目标规划：从抽象蓝图到具体方案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产生于无产阶级饱受剥削与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深刻批判依赖于自然和物的共同联合体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当抽象虚假的共同联合体消亡之后，真正共同体才能获取得以形成的现实条件，即步入因消灭私有制而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形态。在那里，广大无产阶级挣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社会的束缚与压迫，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处处萦绕着和谐轻松的社会氛围，人们的物质财富储备量也相应增加；在那里，社会分工消失，每个人没有固定职业的限制，每个人发展为更加完整的个体；在那里，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得以确立，私有制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得以消除，劳动的作用体现为生活第一需要而不是生存手段，人们摆脱了劳动的束缚，使自由生活和自主劳动常态化；在那里，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劳动的差别不会引起分配的不公，社会分配给每人的消费品，只以个人内在需要为标准，不以个人所付出的劳动量为标准，实现了按需分配，按劳分配已经丧失了它的存在基础；在那里，阶级消失，政权消亡，社会不存在阶级冲突，不会有政权争夺事件，没有需要维护的特殊阶级利益和政权利益，单个人的个体利益逐渐趋同于集体，逐步抵达了人类社会所渴望达到的最高理想境地。虽然“真正共同体”思想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只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社会前途命运深入思考所得出的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只是对“真正共同体”将来特征所做出的预测。这种思考和预测极具演绎性和假设性，它仅仅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指明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在具体实施的操作上，马克思并没能制定出一个现成的实施方案。
2.1 成绩比较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实验组的总成绩、主观题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的客观题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结果表明，翻转课堂在客观知识掌握上并无明显优势，但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确实要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相较于“真正共同体”的抽象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注重于现实方案的规划与具体举措的实施。首先，在现实方案的规划上，注重从多个层面同时发力，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架构和规划途径，“要求创建同等对待、共商共讨的朋友关系，营建公平道义、共造共享的安定方式，谋划创新灵通、交流互鉴的发展前途，推进和谐共生、兼容并蓄的文明交往，构筑顺应自然、绿色美丽的生态体系”①参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2015-9-29。。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多方面的内容，他创造性地阐释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设想与可行途径。其次，在具体举措的实施上，“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亚投行设想规划的成功创办，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成立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行动响应，是落实这一创新理念的重大举措，是对其进行进阶创设的必要平台和有力抓手。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对未来社会前景蓝图的抽象思考，也有对实现未来理想目标的相应路径规划；不但紧紧遵循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而且为全世界“真正共同体”的顺利达成准备了具体的时代方案。
（二）路径选择：从社会革命到全球治理
虽然从价值目标来看，“真正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高度契合，但是双方在实现方式上仍表现出巨大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共同体”是人人实现自由且全面进步的自由人解放联合体，即进入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了推动全人类解放，实现最高理想，推进构建人的全面解放自由发展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倡导把所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运用革命的手段打破国家机器，破除资本主义笼统且虚假的共同体形态存在。在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内部，经济危机频发，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因居于社会底层，所处生活环境日趋恶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揭露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真面目，马克思曾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捣毁资产阶级所建立的统治，也只能通过血腥粗暴的方式捣毁所有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成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目的。由此，他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强调了社会革命对实现“真正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相较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强调的社会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偏向于社会治理。这种完成方式的重塑不是对“真正共同体”的否认，而是基于当今条件对其达成方式的超越、发展与创新。当今时代，伴随着愈加深入的全球化趋势，随着国家、地区、民族相继打破的相互来往界限，全球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面对发展不能独行其事，面对危机挑战也不能独善其身，世界逐渐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显然在此背景下，推动全世界共同的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实在不太可能，也不是易事，因此，始终秉持发展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选择了倡导社会共同治理的现实路径。基于此，我们党在历史环境和“真正共同体”理念构思的推动下，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思考，发展了马克思为实现“真正共同体”而进行社会革命的路径选择，开始倡导并推行社会治理的实现方式。2017年在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习近平就强调世界各国要通过对话商议、同商同建、同建同享、同享同赢、同赢同鉴、美丽环保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要建立起一个全球高度认可的涵盖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内容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不仅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速度，同时为“真正共同体”构想的实现提供了中国方案。
（2）动力电池回收没有明确的标准，导致动力电池回收工作开展缓慢、回收成本高、经济效益不明显。需要政府制定相关引导和鼓励政策，让电池回收行业的发展更安全、规范和高效益。
（三）理想状态：从排斥替代到和谐共生
虽然“真正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对未来社会前途命运、发展前景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社会人们共同生活的联合体构想，但两者对共同体内部成员的性质要求上却存在着显著差别——在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内部不允许除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其他阶级的存在，尤其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首先，“真正共同体”针对了“虚假共同体”而提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马克思洞悉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无产阶级公然的、直接的、可耻的、露骨的盘剥和压榨，这更坚定了马克思对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志。其次，“真正共同体”是每个人均获得全面自由解放发展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下，个人不仅得不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反而成为被统治阶级任意压迫和剥削的对象。诚如马克思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3最后，“真正共同体”是抵达人类社会最高理想的必经之路。马克思曾经强调，实现最高理想绝不是要清除普通的生产生活和所有制方式，而是要消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它内部不会有异质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存在。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构想的“真正共同体”内部不允许异质性的共存，只强调排斥替代，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必将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亡，由“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状态。
相较于“真正共同体”理想状态的排斥替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注重异质的和谐共生。马克思从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达成必将经历一个长远而曲折的过程。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后，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和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对峙状态就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由此进入了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相互学习、竞相发展的“新常态”。特别自21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全球化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寰球各国渐渐演化为彼此依靠、彼此贯通、彼此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短期内存在较大困难，两者将共同存在于且长期存在于同一世界之中。在2011年颁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特色鲜明地指出，在化解国际社会的分歧问题时，在无论何种类型、身处何种发展阶段、施行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都可以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要求各国之间求同存异、包容互鉴、互利共赢。简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时代所需，主张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包容不同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9）01-0024-08
[收稿日期]2018-08-20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治理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YBZZ016）。
[作者简介]邓天宇，女，重庆涪陵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王文余，男，四川渠县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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