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法国和南斯拉夫分别地处西欧和东南欧。虽然地理位置有异，但都是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均遭受纳粹德国的入侵和占领。两国人民在国内、在海外，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开展了反对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法国抵抗运动兴起较早，中心是戴高乐在海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法国国内抵抗组织在他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是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立足本土与法西斯占领者展开周旋。虽然在两国抵抗中运动都采取了游击战，但在战略策略、任务性质，抗战规模和所起作用等方面有很大不同。虽然二者都赢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但结局却大相径庭。
[关键词]法国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比较分析
在开始比较法国与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之前，有必要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概念加以界定。学界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但笔者坚持认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是指二战期间被法西斯轴心国占领，或遭受法西斯威胁国家和地区人民进行的抵抗活动。(1)赵克仁：《英国与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是遭受纳粹德国蹂躏的重灾区。法西斯德国入侵和占领后，被占领下的各国人民英勇不屈，奋起抗战，开辟了反法西斯的敌后战场。法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开展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西欧和东南欧具有典型性。两国抵抗运动的规模巨大、作用明显、地位重要。法国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国内已有研究，(2)国内学界研究欧洲抵抗运动的专著有：文暖根等：《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延艺云：《欧洲抵抗运动》，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以及笔者拙著：《英国与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三本书中都有论述法国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章节。相关论文有于海峰：《法国抵抗运动探析：1944—1947》，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5年；朱文婧：《法国国内二战抵抗运动》，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2011年。研究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文章主要是笔者在20世纪发表的《试析英国对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政策》，《东欧》1989年第1期，还有曲阜师大郝承敦的两篇文章：《论中国抗日战争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共同特点》，《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略论中国抗日战争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差异》，《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但笔者尚未发现将二者进行比较的论著。但存在简单化倾向：叙述多分析少，特点不突出，学术性不够强。本文拟将法国和南斯拉夫两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加以比较，以便我们准确把握两国人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特点。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了解欧洲和与欧洲国家交往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两国抵抗运动的战略与策略
从战略上看，法国抵抗运动就是依靠英美国家的援助，武装自由法国的军队，同时在国内发展抵抗组织。伦敦是抵抗运动的政治中心，最后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跟随盟军反攻欧洲大陆，解放法国。从法国抵抗运动的实际情况看，海外力量起主导作用，国内抵抗组织起辅助作用。南共领导的游击队的战略则不同。在战略上，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依靠人民，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主要依靠南斯斯拉夫自己的力量，赶走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重心在国内，伦敦流亡政府所起的作用有限。在打击敌人的策略上，法国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都采取了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战争，但在实际运作方面，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别。
德军占领期间，在南斯拉夫境内活跃着两支抵抗武装：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游击队和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切特尼克。(3)“切特尼克(Cetniks)”一词的意思是 “入队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斯塔·佩查纳茨(Kosta Pecanae)领导的一个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争取民族独立的准军事组织，曾用这个名称组织队伍。二战中，为了反抗德国的占领，米哈伊洛维奇的队伍沿用了这个名称。铁托领导的游击队是抗击德军的抵抗力量。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是由战争中被打散的前南斯拉夫军队组成。政治上拥护君主制，听命于流亡政府。在抗战中采取消极的方式，保存实力，甚至与占领军合作，进攻南共游击队营地。所以真正抗战的是南共游击队。南共游击队的斗争方式是依托广大山区和农村，动员人民，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展开游击战的同时建立牢靠的根据地，再将根据地逐步发展为解放区，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机关。南共在开展游击战的同时，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将游击队逐步发展为成建制的正规军。在战略上，壮大后的南共游击队变游击战为运动战。这样就使南共游击队成为既可以打游击战，也可以打运动战的实力过硬的队伍。力量进一步壮大的南共游击队，将根据地发展为解放区，在军事上具备了打阵地战的实力。随着南共游击队力量的壮大以及作战方式的转变，1941年6月南共将游击队改编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南斯拉夫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人民，不屈不挠，根据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解放了全国80%的领土，在苏联红军的联合进攻下，收复了贝尔格莱德，赶走了法西斯，建立了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4)Vladimir Dedijer， HistoryofYugoslavia， New York: Mc-Craw-Hill Book Company， 1974， pp.584-585.
法国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由国外和国内两部分组成。国外是由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及其所属的武装，主要以非洲殖民地为依托，招募反法西斯抵抗部队。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来到非洲，成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将布拉柴维尔作为自由法国的临时首都。在戴高乐的努力下，加蓬政府表示拥护自由法国。自由法国以非洲殖民地为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可以说，自由法国在布达柴维尔成立，在阿尔及利亚壮大，最后在法国取得胜利。1942年7月，戴高乐和他在布拉柴维尔建立的政府得到了国内抵抗组织的承认，他努力吸收国内抵抗力量的代表参加到他的自由法国政府中来，并将“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
在统一国内抵抗组织的活动中，帕西(Passy)和穆兰(Jean Moulin)将军发挥了重要作用。(5)E.H.Cookridge，InsideSOE，TheStoryofSpecialOperationsinWesternEurope1940—1945，London: Published by Barker， 1966，p.24.1943年5月以穆兰为首的法兰西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穆兰被捕后，由乔治·皮杜尔接替，解放委员会下属的内地军由凯尼格将军领导。戴高乐接受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纲领，被尊为法国抵抗运动公认的领袖。(6)H.Nogneres，HistoiredelaResistanceenFrance， Vol.2，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ce， 1967， pp.150-156.内地军的活动方式虽然也采取游击战的方式，但与南斯拉夫的游击战有所区别。它的基层单位是三人小组，即由三个人组成一个活动单位。两个三人小组合在一起为一个班。3～4个班组成一个小分队。组、班和分队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既可以独立分散活动，也可以联合行动，由全国军事委员会协调其军事行动。全国军事委员会必须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游击队主要依托山区、森林，尤其是中部高原、阿尔卑斯山和其他山区建立游击队营地，称为“马基营”。马基的政治倾向各异，一直分散活动，始终未能发展成为正规军。(7)文暖根等:《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史》，第187—189页。他们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城市起义相配合，解放了包括首都在内的许多城市，发挥了配合盟军作战的重要作用。
二、两国抵抗运动的任务与性质
下面我们再看南斯拉夫的情况。第一，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比较活跃。从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到1945年5月15日战斗在南斯拉夫境内结束，南斯拉夫游击队(后改称人民军)与德国和法西斯仆从国的占领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其中粉碎了敌人7次大的进攻。7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不仅巩固了解放区，而且消灭了45万敌军，人民军在斗争中发展到80万人。
1941年春，南斯拉夫西莫维奇将军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除了保罗国王，将年轻的彼得扶上王位，同时宣布废除《维也纳条约》，退出轴心国。(15)David Stafford， “SOE and British Involvement in the Belgrade Coup D’etat of March 1941，” SlavicReview，Vol.3(September 1977)， pp.399-419.这一举动打乱了希特勒的军事部署。确切地说，巴尔干战役将希特勒的“巴巴罗莎”计划推迟了5周多。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在回忆录中说：南斯拉夫事件“在最后总清算时证明，当年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英国和自治领部队吃这一阵苦头是值得的。”他引用了德国外交部卡尔·里特的话，从反面印证了推迟德军“巴巴罗莎”计划的价值。里特说：巴尔干战役对苏德战争的“拖延使德国输掉了莫斯科冬季战役，而整个战争也就是在那里输掉的。”(16)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册，瞿同祖、赵曾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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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南共游击队要完成团结南斯拉夫境内各民族，凝聚民心的重要任务。众所周知，南斯拉夫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建立的南斯拉夫是由八个民族组成的国家。1918年12月1日国家建立的时候，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名称，就用三个主要民族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名字又长又繁琐。1929年亚历山大任国王后，才改名“南斯拉夫王国”。虽然有了统一的名称，但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很差。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只有民族认同，没有国家认同。对于刚刚成立的国家来说，南斯拉夫这个名称是相对于外国人而言的，在国内，每个民族的成员只认同本民族。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国，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被认为是塞尔维亚的分支，其他的民族则不被承认。所以国家的凝聚力很差。
从历史上看，各民族之间和睦的时候少而敌对的时候多，甚至经常兵戎相见，因此各民族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正因为如此，纳粹德国占领南斯拉夫后，利用各个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将南斯拉夫分割成不同的地区。这样就使南斯拉夫各个民族难以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从而保证充分有效的占领和统治。与此相反，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破纳粹的这种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利用打击法西斯德国和仆从国对南斯拉夫的占领，这个全国各民族公认的战斗目标，将各个民族团结起来，通过在共同战斗中结成的友谊，最后完成恢复南斯拉夫主权，民族统一的任务。由于这点常被学界研究者忽视，所以，在此很有必要加以强调。
第二，南共游击队肩负着发动人民，开展反法西斯的抗战任务。要从纳粹德军和其他占领南斯拉夫领土的仆从国手中夺回领土，解放全国，这样就使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革命的性质。
这么一想，我又感觉对不住老枣树。黑暗中我给老枣树鞠了一躬，可能弯腰的幅度大了点，我脑袋磕在了枣树上，疼得眼冒金星。我一手摩挲着额头逐渐鼓起的包，一手拎起棍子出了家门。
第三，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南斯拉拉夫王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其对外政策主要是追随协约国，1927年南斯拉夫参加了法国组建的小协约国。(8)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遏制德国，反对苏联，维持1919年巴黎和会所确定的欧洲秩序，法国分别于1924年、1926年和1927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缔结了友好条约或同盟条约，称为小协约国。所以，推翻君主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是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要完成的又一重大任务。正如南斯拉夫史学家博日奇所说，从起义的第一天起，南共中央就确定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双重任务。(9)伊万·博日奇等：《南斯拉夫史》，赵乃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77页。
综上所述，法国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任务与性质存在差异。法国抵抗运动肩负着两大任务，仅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则有三大任务，不仅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还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
护患沟通组患者的护患纠纷发生率(2.00%)明显低于常规导诊组患者(18.00%),数据对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X 2=7.1111,P=0.0076<0.05)。数据内容如表1所示。说明护患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门诊患者与护理人员之间的纠纷发生率。
三、两国抵抗运动的规模与作用
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军事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法西斯军队的牵制作用；第二是对主战场的配合作用，同时设法打乱德军的作战部署；第三，通过打击、破坏等活动，建立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瓦解法西斯政权对占领区的统治基础。然而，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德军的牵制和配合盟军反攻欧洲大陆方面。
为了配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作战，1944年6月，法国抵抗武装一夜之间就拆除了960公里的铁路。8月，法国抵抗组织袭击铁路2900次，有力地配合了盟军的正面进攻。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份报告里这样写道：“卢瓦尔河以南抵抗武装的积极活动，使德军增援诺曼底的行动延误了大约48小时。确切时间比这还要长，因为德军在他的战线后方面临着一个战场”。(12)J.Haestrup， ed.， EuropeanResistanceMovements1939—1945，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64， p.109.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由庞纳兹尔(Panzer)指挥的第二党卫师，是希特勒抱有希望的师团，在从法国西南向诺曼底的运动中竟然被抵抗武装牢牢缠住，比原计划推迟了12天才到达指定位置。经过12天的激战，盟军早已在诺曼底站稳了脚跟。法国抵抗武装的表现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刮目相看，盟军统帅部很快承认了内地军司令凯尼格(Koenig)将军，并给予他和盟军统帅部指挥之下的其他司令官平等的待遇。(1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樊迪译，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第277页。在共产党的倡议下，法国内地军发动起义，一举解放了巴黎。之后由勒克莱尔指挥的美军第二装甲师才姗姗到来。法国抵抗武装的作用比美军最高统帅部原先的估计要大得多。从此以后，美国开始组织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空运。(14)Marcel Vigneras， RearmingtheFrench，U.S.ArmyinWorldWarI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300-302.
由图2可看出Db，Dy，Dr不同作物值不同，特征明显。春小麦的特征是Dy值比其他2种作物小，莜麦特征是Db值比其他2种作物小，大麦的特征是Dr值比其他2种作物大。
当然，法国抵抗运动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逃亡伦敦的戴高乐在英国组建了3000多人的队伍，几乎没有武器装备。到7月底自由法国已获得了28艘军舰和1艘补给舰，另有一些小船。1940年8月戴高乐的部队很快增长到6000人。(11)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希特勒的欧洲》下册，孙基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727—728页。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一直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持怀疑态度。然而，在盟军登陆后，法国抵抗运动的表现令盟军最高统帅部打消了疑虑，而且对法国内地军的表现大加赞赏。
从抗战的规模上看，南斯拉夫抵抗运动无论从抗战规模还是所起的作用来讲，都要大于法国。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抵抗武装发展到50万人，而南斯拉夫人民军已达80万人，不仅可以打游击战，而且可以打运动战、阵地战。如此强大的实力是铁托敢于与英苏领导人叫板的原因所在。有学者统计，在牵制德军兵力方面，在战争期间法国抵抗武装牵制着60万德军，南斯拉夫抵抗武装牵制了40～60万法西斯军队。(10)文暖根等：《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史》，第23页。由此看来，在牵制敌军方面二者的作用旗鼓相当。
从运动的目标和性质来看，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目标就是赶走纳粹德国的军队，解放法国国土，同时防止共产党在战后掌权，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戴高乐力保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行为，使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多少具有保护法兰西帝国遗产，维护殖民统治的性质。总之，法国抵抗运动的任务是赶走法西斯，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因而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相对来说，斗争的目标和运动的任务比较简单。
Maëlle等[14]借助HPLC-UV法及响应面法（RSM）对叶黄素提取参数进行优化，取得了较好的提取效果。Boonnoun等[15]使用液化二甲醚，配合HPLCDAD法，提高了万寿菊花中游离叶黄素的提取率。Fan等[16]利用超临界CO2及HPLC，研究提取叶黄素的最佳条件，并建立模型提高叶黄素提取率。Cobb等[17]采用HPLC-PDA法及响应面法确定了玉米蛋白粉中叶黄素的最佳提取条件，并认为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提取量是强相关。Pal等[18]应用HPLC法和响应面法试验设计优化提取参数，确定了黄玉米粒中叶黄素的最佳提取方法。
第二，在与主战场的配合方面，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作用要大于法国。
从图10中可以看出，ACI取值较为保守，EC2与MC2010较贴近试验值。当试验值取值较小时，各国规范取值基本一致；当试验值取值较大时，各国规范取值的差异性较为明显。
对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来说，起码要完成三大重要任务，斗争的性质相对复杂，可以说任重道远。
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在迷惑德军，配合盟军1943年7月在西西里登陆和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1943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德黑兰会议上做出大力援助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的决定，就是看中了铁托游击队的军事价值。事实上，它确实有力地配合了盟军的战略，起到了迷惑希特勒的作用。众所周知，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极力兜售他念念不忘的盟军在南斯拉夫登陆作战的“巴尔干计划”，当时没有得到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同意，所以该方案被否决了。(17)Harry Lecher， MyThreeYearswithEisenh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6， p.373.因为罗斯福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丘吉尔的巴尔干方案，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虽然如此，由于南共游击队在巴尔干积极活动，造成盟军即将在巴尔干登陆的假象，使希特勒不敢把兵力全部抽调到西线。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法国抵抗运动对盟军战略的配合主要体现在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解放法国的战斗中。就是说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是在战役层面，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一直在战略层面。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
第三，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不仅打击了德军，而且在敌后建立了根据地，到后来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解放区。从军事角度看，南共游击队以根据地为依托，与敌人周旋，开辟了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与苏联的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德军的夹击态势。当法西斯德军在苏德战场上与红军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它不得不分兵巴尔干，对南共游击队发动了7次大规模的围剿战。可以说苏军能够战胜法西斯，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也是有功的。
法国抵抗运动不如南斯拉夫活跃，所起作用相对较小。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作为盟军的一部分参加了盟军的正面战役，如盟军在北非“火炬”登陆战、西西里战役和诺曼底登陆战役等。
四、抵抗运动与外部联系及其影响
在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谈判中，铁托和南共领导努力与两大强国的领导人周旋，没有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他们甚至拒绝执行雅尔塔决议。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抗争使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的对半分的“百分比协定”化为泡影，同时也使斯大林在丘吉尔面前丢了面子。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以为铁托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在1944年5月和10月两次奔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五月协议和百分比协定。丘吉尔希望斯大林给铁托施加压力，实现英国“丢车保帅求和”的战略。(28)丢车，即抛弃右翼抵抗组织切特尼克和它的领导人米哈伊洛维奇；保帅，即要求国王彼得二世回国，恢复君主制；求和，即要求南共中央与流亡政府在战后组建联合政府。英国这样的对南政策也是基于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的在南斯拉夫对半分的百分比协定。后来丘吉尔得知铁托和斯大林争吵的也很厉害，才明白原来莫斯科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并没有像斯大林所说的影响力。这使斯大林在丘吉尔面前丢了面子。1945年6月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信，信中抱怨说：“我们10月在克里姆林宫把苏联与英国在南斯拉夫的利益比值定为50%对50%。事实上它是90%对10%，英国的利益不足10%，我们已经屈服于铁托元帅的武力。”(29)Barker Elisabeth， BritishPolicyinSoutheastEuropeintheSecondWorldWar， pp.145-146.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开幕，斯大林与丘吉尔均出席会议，两人见面后就南斯拉夫问题交换意见。会谈中，斯大林争辩说，在南斯拉夫“英国的利益是90%，南斯拉夫是10%，而俄国的利益是零。苏联政府常常不知道铁托要搞些什么！”(30)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22页。
1940年6月法国沦亡后，德国将法国一分为二：北部由德军直接占领；南部建立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傀儡政府，首府设在维希，被称为维希政府。流亡英国的戴高乐，高举自由法国的大旗，赢得了海内外人民的拥护。当然，也得到了英国的扶植和支持。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是难以立足的。虽然戴高乐因为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抗战演说，通常被人们称为“BBC将军”，(18)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蔡鸿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59页。但这种宣传对于唤醒被纳粹占领下人民的斗志起到了激励作用。1940年8月7日，英国政府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达成协议，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定》。其中确定了英国对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以及英国给予法国的援助。(19)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273—275页。这成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前，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文献。1941年11月11日，虽然美国政府当时还不承认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是一个政权机关，仅把它视为一支反法西斯的抵抗力量，但已经将一部分租借物资转让给戴高乐。(20)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希特勒的欧洲》下册，第765页。这是法国抵抗运动接受的第一笔来自英国之外的援助。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由于抵抗运动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为自由法国装备了8个师，并为法国师和在非洲成立的300多个后勤组织，大约25万人提供物资装备。美国还装备了19个法国空军中队，60个后勤组织，约2万人。在资金上，美国给予法国28.41亿美元的援助。(21)Marcel Vigneras， RearmingtheFrench，U.S.ArmyinWorldWarII， pp.368-369.截止1944年3月，英国援助法国内地军的款项远远超过美国，大约是美国援助的10倍。(22)Marcel Vigneras， RearmingtheFrench，U.S.ArmyinWorldWarII， p.81.由于对英美资金和装备的依赖，法国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受英美政策影响很深，尽管戴高乐努力展现自由法国的独立性，不断与英美领导人发生争执，但法国战败的事实和对英美物质援助的依赖，使他不得不接受英美领导人的战后安排，自由法国被排除在一流大国之外。无论德黑兰会议还是雅尔塔会议，自由法国领导人都没被邀请参加。尽管戴高乐颇有微词，但他也不得不接受法国沦为二流国家的事实。
我笑了笑，继续关注场上的情况。威尔和艾尔对峙了几秒钟，比起之前的出手他们现在更犹豫了。威尔轻轻拂去挡住眼睛的头发。他们看了看老四，好像在等着他叫停，可老四仍然双手抱在胸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离他一两米远的地方，艾瑞克看了看表。
与法国抵抗运动不同，南斯拉夫没有殖民地可以利用。南共领导人铁托立足本土，一贯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他强调，南共中央必须回到国内，广泛团结各族人民开展斗争。如果领导层远离斗争前线，要“取得运动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等待国外的指示，用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对于每个这种运动都是非常危险的”。(23)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上册，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120、123页。1938年铁托就任南共总书记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流亡在外6年多的南共中央迁回国内。
二战期间，南共游击队的援助主要来自苏联，但在1943年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前夕，铁托游击队接到来自英美的援助。5月20日英军参谋部决定援助铁托游击队，以便使其发挥配合盟军登陆的作用。这时英军援助巴尔干游击队的物资不断增加，与春季相比，夏季英国空军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空运能力增加了480%，对中东的空运能力增加了240%。南斯拉夫游击队在1943年最后一个季度接到空中援助为113.5吨物资，海上援助为1857吨物资。(24)Barker Elisabeth， BritishPolicyinSoutheastEuropeintheSecondWorldWar，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6， p.164.美国向铁托游击队援助了10万支步枪，5万门火炮，1380门迫击炮，63万颗手榴弹，700台无线电发报机，17.5万套军服，26万双鞋。(25)Calvocoressi Peter & Wint Guy，TotalWar:TheStoryofWorldWarII，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294.1943年最后一个季度到1944年5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为了让南共游击队发挥配合盟军的作用，英美由海上提供了62458吨物资援助，通过空中提供了13695吨物资援助。(26)J.Haestrup， ed.， EuropeanResistanceMovements1939—1945， p.113. 虽然南共中央接受来自苏联和西方盟国的援助，但这不会影响南共领导人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铁托坚持在政策上不受外来势力左右。这与法国抵抗运动的情况大为不同。
五、两国抵抗运动的结局
从结局来看，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军通过斗争完成了上述三大任务。首先，南斯拉夫人民军打败了法西斯，赢得了国家的统一。其次，通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南共实现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凝聚了南境内各民族的向心力。最后，南共领导通过与英苏两国的周旋，成功地阻止了前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回国，从而在南斯拉夫废除了君主制，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南共游击队之所以能完成上述任务，有两条法宝：一是斗争策略，二是抗争精神。在抵抗运动中，南共领导人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能够分清主次，逐步推进。在抗战初期，法西斯德国占领与南斯拉夫人民反占领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赶走法西斯，解放南斯拉夫，是南共面临的主要任务。南共在动员人民参加抵抗时，并没有以最终革命目标为号召。南共没有通过任何纲领性文件，决定南斯拉夫未来的政体与国体。(27)布朗科·佩特拉诺维奇：《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政权的革命变化(1942—1945)》，第23页，转引自罗志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在与法西斯斗争初期，南共只强调反对法西斯占领，恢复国家主权，争取民族解放这一主要目标。南共这么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抵抗运动中必须分清主次，当时大敌当前，反法西斯是首要目标，至于战胜敌人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是次要目标。同时，如果过早地暴露自己未来的革命目标，会降低反法西斯纲领的实施，同时也会加速反动势力的合流。这样极不利于团结一致反法西斯，反而会使西方国家对南共领导的抵抗运动更加戒备，从而增加反法西斯斗争的困难。只是在南斯拉夫人民军壮大之后，1943年11月29日，也就是德黑兰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南共才公开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参加德黑兰会议的三国领导人得知，南共在雅伊策(Jajce)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决定后，对南共的决议感到震惊。南共的决议在盟国中引起轩然大波，也令流亡政府感到不安。至此，法西斯德国即将灭亡，南共解放了全国70%以上的领土，南人民军已发展壮大，可以说南斯拉夫大局已定。下一步是如何争取盟国承认的问题。在与盟国的谈判中，南共领导人的抗争精神发挥了作用。
从外部影响来看，双方有很大差异。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在伦敦，受英美政策影响较深，国内抵抗运动是在海外抵抗运动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中心在国内，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海外流亡政府对国内的影响力有限。法国抵抗运动接受来自英美的大量援助，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援助一开始只来自苏联，战争中后期，为了使铁托游击队配合盟军的登陆，南共游击队开始接受英美盟国的大批援助。
无独有偶，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组织检查发现，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打歪主意，授意工作人员故意实施破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行为，通过堵塞采样头、向监测设备洒水等方式，对全市6个国控自动监测站点实施干扰近百次，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达53次。最终，涉案人员分别获刑一至两年。
战后，铁托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意识形态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但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并没有复制苏联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而是建立了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南分歧由此产生，最终导致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英国学者伊丽莎白就此认为，英国对南斯拉夫的影响力“肯定超过了50%，因为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的种子就是在英国与南共游击队合作中种下的”。(31)Barker Elisabeth， BritishPolicyinSoutheastEuropeintheSecondWorldWar， p.172.战争一结束，矛盾便开始显现出来。笔者认为，这个评价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南斯拉夫的。二战后，铁托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对内，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南斯拉夫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发展道路。尽管铁托缔造的南联邦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了，但不能因此否认铁托当初的选择。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根深蒂固。
再看法国，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32)1942年6月“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1943年6月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8月全国解放后，成立临时政府。部队，1944年6月跟随盟军在西欧登陆，掌握了解放后法国的行政大权，法国进入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共产党没有能够夺取政权有以下原因：
第一，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密切关注国内抵抗运动的动向，竭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戴高乐一直担心法国共产党“以一种公社起义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宣布成立共和国”。(33)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2卷，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277页。在解放前夕，戴高乐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和国内抵抗组织协商，就擅自任命了巴黎警察总监和塞纳省省长。同时戴高乐任命巴罗迪为尚未解放地区的全权代表。巴罗迪认为起义必须在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的命令下进行，同时要征得英美统帅部的同意。戴高乐的军事代表拒绝给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费支持。为了能控制局势，不让共产党在起义中壮大，戴高乐发出密令：巴黎大起义“只能按照伦敦的命令，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发展，无论如何不应具有全民起义的性质，而应限于地方的罢工和盟军当局规定的游击行动”。(34)Aron Robert，HistoiredelalibérationdelaFrance，juin1944-mai 1945， Paris: Arthème Fayard，1959，p.140.长期以来，共产党领导的“自由射手”和“马基”组织得不到援助，装备很差，从实力来看，无法与获得英美支持的自由法国军队和凯尼格领导的内地军匹敌。
第二，法共在抵抗运动初期表现不佳，失去了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战争初期，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深受苏联影响。二战爆发后，法国共产党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从而失去了抵抗运动的领导权。纳粹德军入侵波兰后的1939年9月18日，法共没有抗议德军的侵略行径，反而发表声明抗议“法国政府没有征询议会的意见就向德国宣战”。(35)北京编译社译：《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8页。在遭受法西斯军队入侵，法国沦亡之后，法国共产党仍在宣扬和平主义，以谋求在德军占领下的合法地位。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法国共产党才逐渐改变了对纳粹德国的态度，参加到让·穆兰倡议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中来。相反，在此期间流亡伦敦的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不断发表抗战演说，高举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大旗，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英国政府和法国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可以说占尽了先机，掌握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
第三，英苏在欧洲势力范围上达成一致，斯大林不希望法国共产党轻举妄动。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可谓密切。远的不说，20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中法国都与英国结盟，共同对付德国。英国首相丘吉尔将法国看作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众所周知，丘吉尔骨子里是一个极端反共分子，他不能容忍战后在法国出现一个共产党政权。1944年5月和10月，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丘吉尔心急如焚，担心苏联会主导欧洲战后的格局，出现对英国不利的局面。他亲自出马，两次奔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五月协议和独特的“百分比协定”，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36)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上部第二分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37—339页。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法国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是个恪守条约的领导人，不管这些条约是成文的还是口头的，甚至只是达成共识的所谓君子协定。二战末期，斯大林对法共领导人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发出指令，不主张他领导的法国共产党积极活动，夺取政权。因为这将影响他与丘吉尔达成的默契，影响战时英苏合作反法西斯的大局。英国史学家福特在其著作中写道：“战争末期，人们担心，共产主义分子会来制造麻烦，然而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他们似乎被指示不许这样做。按照史学家泰勒的观点，至少，斯大林不想让共产主义者在权力上有过分的欲望。他指示多列士控制好法国共产党，后来多列士取得了谅解。”(37)M.R.D.Foot，Resistance:EuropeanResistancetoNazism1940—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45.
学术研究是一片璀璨的星空，学科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一直为这个问题苦恼和困惑。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批评说，学科的边界、它的语言和它特有的概念，使该学科孤立于其他学科和跨学科问题，超级的学科性精神变成地主精神，禁止任何外人对他的小块知识领地的入侵。在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以华勒斯坦为首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研究成果，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其建议是，生产更加开放和更扎实可靠的知识。他们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跳出传统学科的边界，甚至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要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谁。
第四，从客观上看，法国共产党放弃夺权是因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上达成了1944年5—6月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以此减轻苏德战场上苏军的压力。1944年6月6日盟军成功在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的百万大军在法国境内作战，可以说实力强大。共产党抵抗武装的任何轻举妄动都会遭到盟军的无情镇压。长期以来，英国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密切关注国内抵抗运动的发展动向，把盟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大多给了右翼抵抗组织，共产党武装和游击队得不到外来援助，所以装备很差。根本无法与盟军和戴高乐领导的正规军匹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以多列士领导的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的指示，承认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放弃对战后法国政权的觊觎。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共领导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一方面，保存了实力，避免了法国内战，另一方面，与盟军团结一致，打击纳粹德军，也赢得了民心。法共在战后参加了法国议会选举，多列士在1945—1947年间担任法国国务部长与副总理，增加了战后法国政府的民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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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法国和南斯拉夫两国抵抗运动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我们从两国抵抗运动的战略与策略看，法国抵抗运动在海外建立中心，戴高乐流亡伦敦创建自由法国。由自由法国将抵抗的烈火引向国内，这种外源性的抗战战略在西欧具有一定代表性。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以本土为根据地，与法西斯侵略者展开周旋。这种内源性的抗战战略在东南欧具有一定代表性。第二，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都存在着左右翼抵抗武装之间的矛盾与摩擦。目标决定性质，由于左右翼抵抗武装抗战的目标不同，因而双方武装具有不同的性质。法国抵抗运动中，右翼组织是抵抗运动的主力，法国在胜利后进入了第四共和国时期；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左翼性质使其战后建立了联邦制的人民民主政权。第三，从抵抗运动的规模和作用来看，南斯拉夫的规模要大于法国。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一直比较活跃，可以说自纳粹德国占领南斯拉夫后，德军在南斯拉夫就面临着一个战场。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对德军的压力远大于法国。德军对南共游击队发动的7次围攻都被击退了。南共游击队基本上是自己解放了自己的国土，苏联红军的作用处于次要地位。法国抵抗武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配合盟军登陆作战，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美英盟军解放的，抵抗运动只起辅助作用。第四，从两国抵抗运动与外部的联系看，法国抵抗运动与外部联系密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法国抵抗运动对外部依赖很深。南斯拉夫抵抗运动虽然也接受外部援助，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远大于法国。第五，从最后的结局看，双方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双方在战后安排、政治体制等方面大相径庭。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影响看，二战后，法国加入西方阵营，南斯拉夫加入东方阵营，包括二战后戴高乐反美、苏南关系破裂等，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抵抗运动中的矛盾与分歧。一言蔽之，分析和比较二战期间法国与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由于一般教科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面战场论述较多，对反法西斯的敌后战场有所忽略，所以该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全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收稿日期]2019-0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欧洲抵抗运动全史”(编号：16ZDA140)。
[作者简介]赵克仁(1963-)，男，陕西西安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9)03-0057-09
(责任编辑：郭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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