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以《农村调查文集》一书的结集出版为契机，在全党掀起了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的热潮。毛泽东指出了农村调查的重要性，并从目的性、理论、方法等方面对边区的农村调查活动进行了指导。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比如各级党员都要将调查研究当做坚持一生的事业，领导干部要重视调研活动，做好引导和示范工作等。
关键词：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方法；延安时期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调查的先驱，他对中国农村情况的熟悉，对农村各阶层的认识、对农业生产的了解，有很多都是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得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尤其如此。关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历来都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些方面：第一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实地的农村调查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并且多数调查报告都保存了下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丰富的资料加以支撑。如罗平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1］、刘伟《关于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农村调查之历史考察》［2］。第二是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成果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研究。这大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文，最近的研究论文则不多。因为本文集中收录的都是土地革命期间的调查报告，所以探讨的重点也主要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调查活动、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指导思想等。第三是对毛泽东调查方法、思想和理论的分析，但深入研究的论著也不多。
由上可知，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实践、内容、方法和理论等方面。相比较而言，抗战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人，要领导和统筹全国的抗战事业和革命运动，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不可能再像土地革命时期那样进行较长时间、较大规模、较为系统的农村调查活动了，所以留下的相关资料也比较少，相应地，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农村调查的研究成果就要少得多。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农村调查工作非常重视，也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所以对此仍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本文拟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启示进行探讨，其着眼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概述。二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基于陕甘宁边区所遇到严重经济、政治、军事困难，毛泽东更为重视农村调查，他以出版《农村调查文集》为契机，要求党政军民都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以渡过难关。三是毛泽东对农村调查的一些方法和理论进行了指导，主要是强调农村调查的重要性；指出农村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各阶层、各地方的真实情况，为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打下基础；并从一些具体的调查方法方面作了指导。四是阐发延安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的现代启示意义。
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概述
鉴于学术界对毛泽东土地革命期间的农村调查是研究的重点，所以这里只加以概述，以作为延安时期调查思想的一个背景。
毛泽东和彭湃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农民问题的专家，这主要来源于他们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问题很早就进行了调查研究。
除了彭湃最早在老家广东海丰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之外，毛泽东是中共党内系统进行农村调查的先驱。如谢老曾经总结过毛泽东的成功，“除具有沉静锐敏的脑子和伟大的人格外”，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游学，农村考察”，第二个就是博览群书，如在定王台图书馆、第一师范和北大图书馆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3］（P779）游学和考察都可以算在宽泛的农村调查之内，1917年，尚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结伴萧子升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许多乡镇，行程900多里，历时一个多月，在途中访谈了农民、船工、地主、翰林、方丈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等。第二年，他又利用寒假，到浏阳的乡下去游学考察；这年春天，毛泽东又与蔡和森到洞庭湖地区的湘阴、岳阳、平江、浏阳游历了半个多月。这些游学考察使毛泽东亲身体验了民情乡俗，丰富了他对农村基层真实情况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养成了他重视调查研究的认识和习惯［4］（P22）。
国共合作后，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暗杀，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势力逐渐增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后，国共合作的裂痕开始表面化和尖锐化，毛泽东开始认识到中共要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寻求新的支持力量，他开始将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和农民身上。蒋、汪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和瑞金等根据地坚持土地革命斗争。从1926年起直到长征之前，毛泽东到湘赣闽等省多地农村作了调查，其中，寻乌、兴国、东塘、木口村、长冈、才溪等11个调查材料保存了下来，而1927年在湖南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以及1928年在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材料都因为战争而损失了。
1931年4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红军各政治部下发了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这个《通知》将土地和各阶级对土地占有关系作为调查的重中之重，体现了毛泽东对二者的重视。同时，《通知》要求将调查作为一种制度，要求各级红军政治部和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这个《通知》就如何做好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调查作了要求和方法的指导，首先就是制作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对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进行统计。其次，就是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的同志，要把这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向下面具体执行调查的同志详细说明清楚。最后，关键的是具体执行调查的同志要不怕麻烦，在调查一个乡时，先“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的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然后，“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份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最后要做的是，再仔细的将每一项数据计算清楚，填到相应的栏目中去［5］（P12-13）。
这个《通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以土地、阶级关系为中心的农村调查的重视，同时，也注意采取正确的方法，如先要制作好详细的表格，然后下乡找到对于土地和人口情况熟悉的同志，将相关数据核算清楚之后，再填到相应的栏目中去。这些都对边区时期的农村调查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除了在毛泽东倡导下形成了下乡调查的热潮之外，张闻天、柴树藩等人的调查在内容上主要集中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调查前制作出详细的表格，以及开调查会、实地考察等方面，也都运用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调查方法。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农村调查的重视和指导
“皖南事变”之前，边区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和地主保持好合作关系、维持好统一战线，其结果是对地主妥协、让步过多，减租减息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事变之后，中共党内认识到只有依靠农民尤其是广大的贫雇农，才能有效地抵抗国民党的进攻，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和抗战后的全国胜利。为此，就需要对以前的土地政策进行调整和落实，在土地的租佃、买卖、抵押等流转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利益，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村民主革命。在确定如何调整旧政策和制定新的土地流转政策之前，首先要对农村土地的占有、租佃、买卖、典当等情况有一个真实、具体的了解，对农村各个阶级的人数比例、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农业、手工业和农村金融借贷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样，在陕甘宁边区就掀起了一个党政群机关、组织到农村去实地调查，以及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到农村基层去工作、和农民一起生产劳动的热潮。
毛泽东重视和提倡农村调查的标志性事件是出版《农村调查文集》一书。1941年毛泽东将他保存下来的的农村调查材料结集为 《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出版，除了1937年的序言，这次毛泽东又专门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要求全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重视农村调查工作，并结合自己的经验谈了如何进行农村调查，以及调查哪些方面等的方法和技巧问题。这就向全党吹响了全面进行农村调查的号角。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如何调查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方法，比如在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以及各级政府设立调研机关；对如何收集材料给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办法，如邀请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选举典型的县乡镇，在农村中着重对地主、富农、中农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做详细的调查。为了具体落实好《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日，又向全党发布了《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上一个决定的各项内容提出了具体落实的要求和办法［8］（P173-176］，P177-178）。
“我最清楚的记忆来自6岁那年的遭遇。那是一个礼拜天，母亲陪着我们兄弟俩走下公寓的台阶。我们正准备去教堂。正沿着走廊走向大门口时，我们听见巨大的撞击声，混杂着尖叫声和呼救声。三辆载着家人的轿车发生了事故。不知怎的，混乱中，我松开了抓着母亲的手。我站在路边，看见有什么东西从一辆翻转的车里滚落出来。它停在我所站的马路牙子边。那是一个小女孩的头。我弯下腰，想去触摸那张脸，和她说话——但在碰到她之前，我就被什么人拽走了。”
高校辅导员素质建设的好坏,影响着学生的未来成长,所以要高度认识自身所承担的崇高责任和伟大使命,充分认识所肩负的重要职责和为适应工作而必备的素质和能力,为高校学生教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样会增强学生走入社会的综合竞争力,满足21世纪社会的需求。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在本年3月份，迅速的将自己以前的调查材料结集付梓并分发全党。这一行动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目的性和针对性，就是要求全党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深入农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同时又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加上1937年所写的序言，本书出版时收有两篇《序言》和一篇《跋》，1937年10月16日写的为《序言一》，1941年3月17日的为《序言二》，《跋》则为1941年4月19日写成。《序言一》主要对遗存的十一份调查材料作了说明，包括：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共11个农村调查。《序言二》中说“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了解中国具体的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并指出了两个最基本的方法：第一是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要尽量找齐各个阶层和职业的人，要有调查的纲目，要有虚心的精神，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5］(P14-15)。
水旺庄矿区内共圈定金矿体70个，金矿化体101个。2号矿体为探矿权内主矿体，由43个见矿钻孔控制(包括北邻李家庄矿区3个钻孔)。赋存于208断裂影响的黄铁绢英岩化碎裂岩带及黄铁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带内，赋存标高-851m～-2282m，矿体最大走向长2560m，最大倾斜深2080m，最大控制垂深980m，矿体呈大脉状、似层状，产状与断裂蚀变带基本一致，平均走向NE 20°，倾向SE，倾角一般为15°～35°。沿走向及倾向均已控制到矿界,未封闭(图3)。
在本书的《跋》中，毛泽东对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分配给地主一份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的正确政策再次加以肯定。并提出处理土地、主佃、各种经济成分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政策；在经济成分方面，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应该发展，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要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有发展的机会，要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5］（P12-13）。
两篇《序言》指出在当前困难的局势下，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真实情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倡导大兴调研之风。《跋》则对调查中应该坚持的正确政策进行了说明和指导，比如要执行减租减息的温和的土地政策，要大力扶持富农经济，要允许私营经济和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等。这里特别提出，不能把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错误移植到经济领域，限制富农经济和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错误的，要对此加以警醒。
三、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理论和方法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设立专门的调研机构，对敌我友地区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将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同时，毛泽东还对一些调查活动加以具体的指导，比如调查对象选取的典型性方面，好的、中间的、一般的都要选一、两个典型；他还要求在具体的调查活动中要坚持对立统一、阶级分析的方法，要在尽可能多的搜集、占有各方面材料的同时，能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找出主要矛盾。
（一）农村调查的重要性
1930年5月毛泽东所写的 《反对本本主义》，将调查的重要性论述得最为系统、全面和完整，文中开始就指出调查的重要性，是对问题有发言权和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反过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了解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就没有权力讨论这个问题，更不可能解决问题［5］（P1）。 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再次重申和强调这个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要到下面去做调查，对于一些只懂得理论但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其必要。号召全党同志要“眼睛向下”，去到农村了解真实的、具体的情况，并表示自己要 “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5］（P17-18）。
一个是肥料生产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和终端市场；一个是互联网服务平台，积极与厂家、农民实现上下游的衔接和对农民的技术指导与服务，使得产品、技术、服务进行有效结合，形成合力。这种合作模式，在我国当下的农村市场中极具生命力和活力。正如高祥照所言：“服务是农资行业永恒的主题。只不过随着农业新形势的发展，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在发生变化。重新构架服务模式需要整个行业付出实践和努力。”
错因：忽视金属的变价。铝和硝酸反应生成+3价的Al3+,铁和硝酸反应生成+3价的Fe3+,所以铝和铁的物质的量相等。所以铁的质量是。
（二）农村调查的目的
毛泽东所举例证的目的是要大家深入农村，了解各阶层的土地占有和生产、生活状况，同时，要防止“左”倾，要分给地主、富农一份地，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5］（P22-23）。可见，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主张采取温和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对待地主和富农的政策上要防止过激、过火的行为。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对地主和富农的剥夺土地、“扫地出门”等“左”倾政策的危害，更能认识到毛泽东温和土地政策的可贵和卓越。
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七点具体的调查技术：（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邀请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风俗有深刻理解的人，和调查有关的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各种政治、思想观点的人最好都要有，这样调查的结果才能全面，不偏颇。关于这一点，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找哪些人调查，毛泽东在1941年结集出版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二》中说“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并结合自己的调查举例说明，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有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3）在有代表性的前提下，调查会一般人多为好。（4）要定调查纲目。（5）要亲身出马。（6）要深入，一是对专门问题的深入，如阶级问题、土地问题、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问题，都要通过访谈专门的人员了解的详细透彻；二是进入最基层的乡村，深入到农户的家庭之中，了解真实的情况。（7）要自己做记录。
1.调查各阶层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当时，就是“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具体到农民来说，“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 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5］（P5-6）。当然，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依靠哪些阶级来打倒另一些阶级的目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农村调查的目的当然不局限于此，了解各阶级土地占有、生产情况，从而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来均分土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肯定也是到农村调查研究的重要目的。
毛泽东以自己经过多次调查才弄清楚了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并制定出了适合于现状的、温和的土地政策来说明农村调查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和前提。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女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这个讲话对深入农村调查工作作了指导，并解答了调查中出现的问题。
他说在长沙、湘潭等五县的调查只是让自己看到了农村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只有上了井冈山之后，通过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地主、富农等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找到了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对于富农的土地，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土地均等。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给，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只有给富农、地主分一份地，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这样才能减少他们与贫雇农的对立，减小革命的阻力。毛泽东说当时有人骂他是富农路线，现在看起来当时只有他才是正确的。至于贫农和雇农的土地和生产情况，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从那时他才认识到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农村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各阶层的生产、生活情况，同时，也是为了熟悉各个地区不同的、具体的情况，从而制定出适合各阶层、各地不同情况的具体政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矛盾迅速尖锐，经济形势也更加困难，中共要想坚持抗战以及在抗战后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就必须最大限度的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农民阶层，需要对现有的一些农村政策加以调整，对有些政策深入落实，要给广大农民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这样才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要想使制定的政策更具有时效性、针对性，更能够深入实施，首先就需要全党真正了解农村社会状况，了解农村各个阶层包括地主、佃农、雇农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了解各阶层土地占有、租佃、买卖和典押等情况。
另外，这个讲话中特别提到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和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这两个调查对于各阶级土地关系调查得极为详尽、深入和全面，在此类调查中水平最高［5］（P41-181，P182-251）。毛泽东说通过这两个调查之后，进一步弄清了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和买卖、租佃、典押状况，号召大家用同样的方法，对边区土地的土地占有和租佃、买卖等流转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可靠的参考和保障。
2.调查是为制定适合各地不同情况的政策打下基础。在1942年底到1943年初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基层干部对本地的实际情况作周密详细的调查，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将实地调查研究的内容和政策的制定紧密结合起来的主张。
他举例说，有些地方的干部不知道结合本地的客观具体条件，提出适应本地情况的工作方法，只知道盲目的传达上级的政策和指示，这是发展农业方面最大的一个教训。如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空洞、一般性地提出开荒、深耕、修水利和增产等口号，但实际上各个分区乃至一个县的各个区、乡的农业生产条件都差别很大。如警备区除了清涧尚有少量荒地之外，根本没有荒地可以开垦，“耕地不能扩大，羊子为牧地限制，发展有限；运盐又缺乏驮牲；减租政策又不彻底；因此，那里的粮食没有增产，副业除纺织外亦未发展”。但是这里农具精良，具有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的深耕传统，可以将这些精耕细作的方法进一步地加以改良，获得尽可能多的增产。但若是将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实行精耕细作的方法施行于地广人稀的地区，“便少实效。因为这种办法都要增加劳动力。在后一种地区的农民看来，深耕不如多种地，多施肥不如多开荒；尤其在雨水少的区域，多种地是较强的。所以改良农作法的口号，现时在后一种区域一般是少实效的。在这些区域，目前真正增加产量，最主要的还是靠开荒”。
最后，毛泽东总结道，应该根据各地区和时间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工作指导方针，“由此可知，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例如一乡之中，某几村荒地多，就应鼓励开荒，某几村荒地少或无荒地，就应鼓励深耕。在时间上，尚有荒地时，该乡就应鼓励开荒，荒地开完，该乡就应鼓励深耕”。农民对于不切合实际、空洞的口号，是没有兴趣的，“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要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农业发展方法［6］（P757-758）。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大家注重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了解中国具体现状的基础一环［7］（P795-803）。这将调查的目的更进一步扩充、深化为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状，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成熟的表现，也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三）农村调查的方法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结合自己农村调查的经验对具体的调查方法、技巧等作了指导，如通过开调查会，邀请一些对调查内容非常熟悉的各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尤其是不同思想观点的人来参加座谈，力争调查的内容全面、客观。
我注定要为我的固执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有时我也会这样想，这或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也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的。不然，我怎么会去省城？又怎么会认识蒋利学？我若不去省城，蒋利学这辈子岂不是要空等我一场？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理论，包括为什么要进行农村调查，农村调查有什么作用，要通过农村调查达到什么目的，以及农村调查的具体方法。这些内容主要包含在1930年5月的 《反对本本主义》、1931年4月的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7年和1941年先后写成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9月的《关于农村调查》等文中。这些文章有的虽然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写成的，但是在1942年结集出版，其目的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得很是清楚，就是针对当前严峻的形势，号召大家大兴调研之风，深入乡村、深入农民之中，和广大人民一起找到解决当前困难的办法。这些调查材料中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用以指导当前的农村调查，其时效性和针对性都是非常显著的。
第一，在招投标阶段，招标单位要保证招标程序合法公平，尽量选择信誉度高、技术过硬、有实力且报价相对较低的建设施工单位，严禁通过不合理方式获取工程承包权及滥用私权行为的出现。第二，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承包商要结合施工合同的各项条款，采取科学有效的施工进度管理措施，加强对分包事项等的监督管理，同时监理方要充分体现出自身的监督职能作用，强化管理与控制，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第三，在竣工验收阶段，要根据合同约定的工程数量与质量，并结合相关标准进行验收，确保工程质量的合格，防止因质量不合格出现返工，甚至安全危险因素等，进而影响工程按期交付使用情况的发生。
进入抗战时期，鉴于调查研究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设立专门的调研机构，并对调查的范围、调查的内容、如何调查提出要求，进行指导。
在教学改革深入之下，小学语文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阅读和习作是语文核心素养中的重要内容，经过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与习作的训练，能够有效提升写生的核心素养，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因此，本文对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与阅读习作进行深入分析有一定现实意义。
何良诸眼睛适应了，酒馆小，火炕大，火炕上摆四张矮趴趴的炕桌，酒客们盘腿坐在热炕上。这些家伙，能从天亮喝到天黑，屁股烙糊了，也不愿挪窝儿。女掌柜小勺跪坐在炕梢，身前拥只大肚酒坛，像个孕妇。
从1926年在湖南湘潭西乡调查佃农生活起，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时为止，毛泽东在湘赣闽等省进行的规模较大的系统调查就有十几次，因为战争的原因，这些根据原始记录而整理成的材料，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幸存下来的只有寻乌、兴国、长冈、才溪等11个调查材料，而湖南长沙、湘潭等五县以及1928年在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材料都佚失了，这是毛泽东一直都感到非常可惜的事情。1937年国共双方基本达成了统一抗战的协定，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准备将这些保存下来的材料结集出版，并为此写了一篇序言，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印制出版。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在提出一些具体方法的同时，也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概括。这个讲话既有具体方法的指导，也有从具体办法升华而成的一些理论和规律，反映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在逐步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具体的方法包括怎样开调查会，怎样找调查的典型，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怎样使对方说真话等。如调查的典型性可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然后每种调查两三个，即可以知道一般的情形了。以上虽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指导意义很大，张闻天在晋陕调查中充分地遵循了这一原则，并加以补充和丰富，在选取对象的典型性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新区和老区、地主势力强大和中农为主的地区、农业为主和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地区，张闻天主张都选取一、两个或者两、三个点仔细地调查，在具体的调查对象方面，张闻天主张对各阶级、职业、年龄的人都要调查［9］（P413-414）。
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吉隆纳市的奥卡那根中学在2012-2013学年进行了＂翻转课堂＂教学实践，这种新式教学模式一经使用便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极大支持。为了提高实验效果，同时方便教师之间进行交流，该校还专门成立了＂翻转课堂＂教学网站为教师提供服务。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高中和昆士杰大学针对＂什么是翻转课堂＂、＂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教学形式＂和＂如何开展使用这种教学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究结果显示：翻转课堂能为学生提供充裕的时间发展高级思维，其结果能促进学生转向主动学习。
理论方法提出了两点：一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这里的对立统一就是要处理好分析和综合二者的关系，首先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通过细致的观察和访谈，对农村的人口、阶级、土地占有等各方面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然后，再将农村情况的各方面加以综合，对农村、农民和土地关系有一个总的认识，总括出其特征和规律；而阶级分析方法，是从土地的占有和自己是否参加劳动对各个阶级加以划分。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当然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也就是矛盾的主导方面。
毛泽东处处都重视调查，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非常注意将这种精神落到实处，他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重庆谈判归来后，他在柳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就将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都跑遍了，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10］（P234）。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倡导下，边区出现了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高潮。边区农村调查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对晋陕地区的调查。为了切实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以身作则，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长达一年又两个月的晋陕农村调查，这次调查时间长、地区广、规格高，是整个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村调查中最系统、最成功的一次［9］。此外，西北局组成了以柴树藩等人带领的农村调查团专门对绥德、米脂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统计［11］。各分区县乡党政群机关在日常都负有对农村土地、农业、阶级、人口等各方面统计的任务，这些全面、翔实的数据资料为上级机关的调查统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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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安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的启示
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理论和思想中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调查研究是各级党员干部要终身坚持的事业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始终坚持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认识到社会调查重要性的人不多，能够真正深入农村、工厂和社区调查的人则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湘赣边、赣南、闽西等地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同时，在一些乡村、市镇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访谈的形式，调查到了许多阶级、土地、农业、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等方面的真实情况，这为随时调整苏维埃的各项政策，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全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1940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困难时期，为了使全党同志正确认识广大乡村的真实情况，准确把握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状况，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战胜当前面临的财经、政治、军事困难，毛泽东开始在全党同志中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除了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多次发布调查研究的指示之外，毛泽东本人多次发表鼓励各机关团体去进行社会调查的讲话，他把自己现存的社会调查报告汇编成农村社会调查文集，作为大家进行社会调查的参考材料，同时，他为本书写了两个序言。这些调查报告和序言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的意义、调查的具体方法等多个方面，对延安时期兴起的大规模社会调查运动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继承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为了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毛泽东多次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工厂和社区，了解各行各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倾听广大人民的意见。他要求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到各省进行实地调研，检查国家政策的实施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可以说，毛泽东在终身坚持社会调查研究方面为全党树立了一个典范，各级党员干部都要认识到社会调查工作不是一时一地的暂时性的运动，更不是为了赶潮流、做样子，而是要深入基层，去做艰苦细致的走访工作，是一生都要坚持的事业。
为节约时间，乡级样本区一般选择县城附近的乡镇。检查时从手工清查表中抽出一个乡（镇）的表，到当地水管所后，首先调出水管单位及任选1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清查表数据进行核实。以乡（镇）里的一座水库为中心，检查水库及与水库有关的水电站、水闸、泵站和农村供水工程、取水口、水利单位、2000亩（133.33 hm2）以下非跨乡灌区的清查表的数据，核实相关的清查表的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检查表中数据是否有错、漏，最后计算错报、漏报率。
第二，领导人的重视对社会调查工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调查研究是一项首要的工作，它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团结社会各阶层克服面临的经济、军事困难，以完成抗战建国大业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毛泽东将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报告汇编成册，加以出版，从理论、实践和具体方法上对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进行指导。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整个陕甘宁边区兴起了社会调查运动，不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立刻行动起来，深入到绥德分区、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进行调查，而且青委、妇联、农会、工会等群众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对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等各阶层的工作、学习情况进行调查，以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在边区很快形成了一个深入广大城乡地区进行广泛社会调查的热潮，了解到了许多真实的情况和问题，为党制订出合乎实际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基层情况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开展社会调查的运动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占有突出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效应。在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全党会很快形成一个调查研究的高潮，这对于各个部门深入基层，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领导者亲自深入社会调查的必要性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思想对于全党的社会调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其意义是巨大的，这一点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既时刻担负着指挥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民主建政和财经建设的全局擘画，又经常关注着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经济建设、金融贸易等诸多的问题，同时，还要经常接待来访的国内外学者、记者、官员、军事人员，介绍中共的情况、政治主张以及边区各方面的情况等，因此，毛泽东的工作极为繁忙。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系统地深入乡村、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实地的社会调查报告现在所能见到的很少，这不能不对毛泽东了解最基层、真实、全面的社会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建国之后得到了放大，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建设挫折的一个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
这就说明，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调研具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有许多政务要处理，工作繁忙，但即使这样，也要挤出一些较为集中的时间，亲自深入基层进行调查，以了解真实情况。调查工作既是了解基层情况的过程，同时，也是检验各项政策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发现政策在实施中是否存在问题的过程。通过社会调查，领导干部就能找出政策在实施中的问题，然后随时对政策加以调整，使之更为契合现实的情况，更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有这些，都需要领导干部本人亲自去调查研究，以获取最基层的真实情况，若是仅仅听取别人的调查汇报或者看别人的调查报告，因为汇报者或者撰写调查报告者主观认识或者政治形势等客观的原因，难免会遗漏掉一些真实的情况，淡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一来，领导干部仅通过听取汇报或者看调查报告的方式，就很难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影响到所制定的政策难免出现一定的偏差，当然更会导致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罗平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J］.党史文苑,2014,（3）.
［2］刘伟.关于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农村调查之历史考察［J］.毛泽东研究，2015,（1）.
［3］谢觉哉日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毛泽东选集(5)［M］.沈阳：东北书店,1948.
［7］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0］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1］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毛泽东著《农村调查》（转引自http://image.sokcomn.）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 on Mao Zedong’s Thoughts of Rural Investigation in Yan’an Period
Huang Huiqi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Mao Zedong took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Collected Works of Rural Investigations as an opportunity to set off a wave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untryside throughout the Party.He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of rural investigation and guided the rural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urpose,theory and methods.By exploring Mao Zedong’s thought of rural investigation during this period,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Party members at all levels should regard investigation as a lifelong career,and leading officials ne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ctivities,fulfilling the guidance and demonstration duty.
Key words:Mao Zedong;rural investigation;thoughts;methods;Yan'an period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9）01-0095-09
黄会奇，男，博士，延安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陕甘宁蒙晋地区史和历史文献学。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陕甘宁边区土地流转的考察及启示”（项目编号：14XDJ002）。
责任编辑：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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