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家，从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重新对知行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以开放的视角，结合自身的自然观，从广泛的认识论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和阐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时代哲学家们对于知行问题的思维定式及狭隘、片面的阐述。他结合进化论的思想，利用已知的自然科学，充实了知行观的内容，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他自觉地把知行观纳入了民主革命轨道之上，使知行观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进而显示出其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这一知行观是针对辛亥革命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提出来的，其产生是有着历史原因的。“行易知难”作为孙中山知行观演进的结果，论述了实践和认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反映论的时代表现。
关键词：孙中山；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行易知难
知行观是哲学认识论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孙中山的哲学代表作《孙文学说》，就是对知行观的专门阐述。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中国又出现了很多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复辟势力，在革命阵营中还出现了一大批右派分子。所以当时的革命党人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1]158。这些革命党人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思想的影响，轻视革命理论，畏惧革命实践，因而革命斗志涣散。孙中山认识到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革命进程中的巨大羁绊，并批判性地指出：“此说始于传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1]158，其危害“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1]158。这种知易行难的传统思想对革命党人有两大毒害：一是知易会导致人们不能深刻把握革命理论，间接影响革命的进程；二是行难会导致人们害怕革命斗争，不敢投入到革命中去。所以，孙中山把知易行难称为“心理之大敌”[1]159，并从多个方面给予了反驳，并指出它与“真理相背驰”[1]200，因为它导致革命者不愿行动。孙中山为了推动革命前行、鼓舞革命斗志、推翻知易行难观点，他在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易知难的观点。该学说主要包含三个阶段：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
1 不知而行
为了强调由行而得到知，孙中山提出了“不知亦能行”的观点。这是认识论上的一种处变方式。不知而行就是把实践经验作为认识的起点，通过这个必要的途径之后可以达到知。他曾以中国古代建筑为例进行佐证：“中国之屋宇多不本于建筑学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1]186”这里所谓建筑学，就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地质科学等为基础的各种知识的综合。孙中山强调人类在其初始草昧阶段是不懂得科学认识的，没有科学认识，却不妨碍人们去行，人们正是从不知而行当中获得的知。他所谓的不知而行就是指没有经过科学知识指导下的行。他非常重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将行看作是人类进步的起点。他认为：“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1]222”这个观点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还举了4个例子为证：“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1]222，223”在此，他突出了行的功用，并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都需要行来发挥作用，这是十分宝贵的思想。孙中山还认为，不知而行的存在时间有一定的限制：“当科学未发明以前，固全属不知而行”[1]222。他将不知而行局限于“科学未发明”之前，就是认为此后不存在不知而行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无论社会怎么发展，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知而行。他片面地认为不知而行在科学发明后就没有立足之地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
2 行而后知
孙中山坚信，“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1]69。他认为，由行可以得到知，还可以取得进步。从这个思想出发，孙中山多次号召革命党人要“黾勉力行”[1]223，要为革命奉献。他深刻地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1]198的错误思想。他坚信，只要革命党人勇于实行，自然能摸索出革命和建设的方法和规律，不能“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1]199，否则革命和建设就会没有成功之日了。孙中山一再鼓舞革命党人努力前行，这对推动革命事业是有积极作用的。
为了进一步论证行易知难哲学观点中的行而后知，孙中山列举了饮食、作文和建屋等十事为证。他认为饮食是不待教就能会的，而与饮食有关的营养学、卫生学、烹饪学却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摸索而逐渐总结出来的。“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中国之文人多矣能矣”[1]185，但是文学和语法学却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建筑也是一样的道理，“夫人类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几何年代，而后始有建筑之学”[1]186。这些都说明先有人们的行后有总结出来的知。孙中山以中国古代的传说为例，反问道：如果神农氏“不去尝百草，怎么能知道药的性质呢？”如果燧人氏“不去钻木，怎么能取出火来呢[1]69”？可见行在先而知在后，知是从行中来的。他认为，知识是随着行的丰富和积累而不断增长的，并总结出这样的认识：“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故所历之事既多，智识遂亦增长”[1]17。由此可知，孙中山对知行关系的阐述是非常深刻的，从哲学上来看，他是把“行”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根本途径。所以，先有行而后有知，即行在先知在后，认识来源于实践。他还强调：“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1]222”这就是把实践看作是认识的可靠来源。孙中山的以上观点，是对宋明理学家们“知先行后”的有力批判。
孙中山认为人类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且认识是不断前进、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他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没有止境，一切客观事物都可以通过“学而知之而得以了解”。世界上存在的各种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只是有一些事物，例如，“人身之奥妙，尚非人类今日知识所能穷也”[1]163，还需要进一步认识。人的认识不是僵化不变的，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随之发展变化。从这一点而言，孙中山坚持的是可知论。人的认识如果固步不封，那么对新的事物就会不理解，还会陷入保守。孙中山眼中的知是可以随着行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所以，他的认识论属于反映论的范畴。
孙中山不仅把行看作是知的来源，而且还初步认识到行是检验知的标准，行是知的目的。他对此指出：“不去行，便无法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1]71”可见，一种理论正确与否，需要通过实行才能得到证明；如果不去行，求得的学问也是没用的。这样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
在上述基础之上，孙中山联系实际，特别强调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大指导作用。他在总结历史，尤其是“共和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总结出了“注重宣传”[5]566的思想。他试图通过革命主义的理论宣传而对革命起到促进作用，这也是知而后行在实际中的应用。他认为，宣传革命主义能够使“人多觉悟”，还能改变“视革命为大逆不道”，而通晓“知满清之当革”。广大人民群众只要“明白了我们的主义”[5]566，必定会“为主义去革命”[5]566。同时，孙中山也模糊地认识到了要用革命理论武装群众，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去实行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如果多数人赞同革命，那么成功的概率就大，反之，成功的概率就小。这些思想充分说明，孙中山根据他多年总结的革命经验，深刻地认识到了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对于动员和组织革命群众的重要指导作用。因此，孙中山的知而后行观点，无论是在内容、范围还是作用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理论。知而后行作为他知行观理论的一部分，升华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且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相联系，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逃学失败被家中或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有时又常常罚跪至一根香时间。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此时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拔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力的机会。
由于孙中山片面地割裂了人类的知行观，将其划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这三个阶段的知行观是孙中山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却导致了知行分任的结果产生。这是因为，孙中山将知行关系割裂，不懂得知行是辩证统一的。他完全否认不知而行时期中知的能动作用，甚至把人和动物的求生本能也叫做行，这是错误的。他也否定了人们对知的理解和掌握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人类的文明史无法划出一个只有行、没有知的不知而行时期。同样地，纯粹的行而后知时期也没有。他关于知而后行的论述，也把知和行割裂了。他未从正面回答这一时期的知是从哪里来的，脱离开行去谈知，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认识路线。
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的认识三阶段说包含着一些正确的见解。孙中山认为：“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3]123”在此，他将进化论融入知行关系中，并认为行而后知是知行观的初级阶段，知而后行是知行观的高级阶段。正如孙中山所说：“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3]123，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孙中山坚信，认识的总体过程是：“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3]123，“到了成功，更再去做，所以更进步”。这就是说，认识是由行开始的，通过行由不知到知，再从知转回行。人类认识的进化过程是一个由比较盲目、没有科学真知指导的行朝向比较自觉的、在科学指导下的行发展的过程。没有单纯的知或行，而是知与行动态统一的过程：一方面，只有通过行才能产生知；另一方面只有在科学之知的指导下，人们才能自觉地行。知与行的辩证发展，构成了人类认识进化的主要内容。行在这一辩证关系中贯彻始终。在认识的总过程中，最初人们是从无知开始的，但此时人们可以行，行就成了知的前提。人们在行中获得的“真知特识”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行的进步，行是知的目的。在知行这一对矛盾中，行始终处于主要方面。孙中山已经自觉地认识到：知由行发生，又反过来指导行。行、知、再行、再知……不断循环往复，“进行不息”。孙中山在此已经朦胧地揭示出“行—知—行”这个认识论公式。他还确信，人们踏着“行之”—“知之”—“更行之”的轨迹不断实践，才能不断发现、认识真理，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获得“突飞之进步”。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所达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孙中山所理解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孙中山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并阐释“实践—认识—实践”这个精辟的辩证的认识论的公式。他并不是真正地明确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也不知道实践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6]296，更不可能总结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6]296-297。
3 知而后行
6.2 防治方法：①农业防治：降低越冬虫口基数，铲除田头地边杂草，清除枯枝落叶并集中烧毁。②药剂防治：在点片发生时及时喷洒药剂：1.0%阿维菌素乳油1000倍液；5%卡死克乳油1200倍液。重点喷洒植株上部嫩叶背面、嫩茎、花器、生长点及幼果等部位，并注意交替用药。
（3）地下水的开采量大大减少，县内水位下降幅度较大降低，石羊河流域集中区在小范围内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需要节约用水，变得更节水。普通民众创新了自己的农田节水技术，如干播和湿栽技术，以及一部电影的两用免耕技术。人们对用水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提高了水商品的认识，普遍提高了节水意识，低耗水和高效节水作物（如棉花，向日葵，茴香等）的比例已经提高，大大增加了比例。
知而后行与不知而行的区别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给予了回答。知而后行存在于认识的第三阶段，不知而行存在于认识的第一阶段。他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1]222”可见，孙中山认为，知而后行和不知而行是完全不同的。需要注意的是，不知而行与知而后行能够同时并存于科学发达时期，而不是截然分属于不同时期。
从知来源于行、行检验知的认识论出发，孙中山强调一切从事实出发，反对脱离实际，反对从书本到书本的空谈学风。他曾指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2]264”他认为，如果不遵照事实，不研究实际情况，专靠学者们的言论，是无法分析宇宙间的道理的。他还强调：“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而到了后来，“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进步呢？[1]69”他认为，这种炒陈饭的方式永远不能更新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重视经典的解释，都将精力放在皓首穷经之上，为的是学而优则仕，急切地想进入士的阶层。儒家肯定士农工商排序中士的优先性，强调专注经典的学习，将先进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这就导致了知识的保守和更新的缓慢，使得中国逐渐落后。孙中山认为，知识的更新非常重要，知识与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这是因为，人类的求知活动，不是以静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基于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生存实践活动是人类一切知识发展的依据。知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孙中山看来，知识需要不断增长和丰富，才能使社会进步。
行是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然而感性认识必须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获得科学知识。孙中山特此指出，认识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他认为理论对于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与他所说的“因知以进行”的观点一脉相承。他所谓的“因知以进行”，其基本含义就是科学知识只有经过行即实践的检验，才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孙中山同时指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1]199是一个动态不息的过程。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例如，“国家进化由野蛮而跃于文明。人类亦然，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1]55。他反对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迫切希望用新观念来改造旧观念。新旧观念的更迭也说明人的认识是一个知与行不断交替转换、由浅入深、逐步前进的辩证过程。他还进一步宣称：“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2]184”这就是说，科学的知识具有指导意义，能够使人真正发挥出主观能动的作用。他坚信：“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1]222，并且“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2]197。由此看来，孙中山极力强调尊重科学知识，反对迷信和盲从，要用科学的知识指导人们的行动。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4]，将格致之学视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并以此作为兴国利民的根本目标。知而后行对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必须持续地考验知是否能给我们的行为和正常的生活目标以指导和规范。
4 演进结果
对比治疗前与治疗48 h后的RR（呼吸频率）、HR（心率）和动脉血气分析（PH、PaO2、PaCO2）结果。
所谓知而后行是指当人类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后，近代自然科学非常发达，人类的认识也进入了“盛轨”[3]123，获得了“真知特识”[1]200。可见，孙中山强调知而后行，是为了说明近代知识重视理性认识和科学真理对实践的指导，重视行动之前的理论论证，决不意味着离开行可以知。他指出：“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1]203”“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更易于行。[1]201”这是认识论上一种处常方式。孙中山在此强调了知具有指导行的能动作用，拥有了知才能更好地行。他还进一步论证道：“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翼收事半功倍之效也。[1]204”这就是说，在科学发达之时，掌握了科学知识再去行动，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减少错误，还能大大提高效率。
在行而后知阶段，孙中山不仅把知看作是对行的理性构建，而且还把知看作是行的经验总结。知来源于行的思想对于消除意识决定论具有积极意义。孙中山提出知行观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树立革命信念、强化革命意识，消除意识决定论。对于孙中山的整体理论而言，行而后知这一过程将他的思想拉回到趋近正确的位置。
孙中山认为，“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甚远”[1]198，所以，“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1]198。他将知与行割裂，并认为世界上有些人可以知而不行，而另一些人则可以行而不知。他将人们在社会劳动中的分工不同当成是知行的分工，并把这种分工当作知行分离的依据，提出了知行分任理论。他对此论证为：“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绘图设计者为外国之工师，而结垣架栋者为中国之苦力。是知之者为外国工师，而行之者为中国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1]186”孙中山认为，他的知行分任说是科学发达时代的重大特点，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就是孙中山认识到了分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而提出来的。他认为，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知行分任仅仅是体现了分工的思想，还没总结出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概念。孙中山所提出的分工实质上就是劳动分工，即各种劳动的专业分化与协同发展，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1]198。他是借用经济学中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分知分行的，使个人的活动专业化，明显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生产的过程而言，分工应是把统一的劳动过程分解为各个劳动领域和部门，进而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孙中山的分知分行只是机械地将劳动单纯地划分为知或行，忽视了很多生产部门知行合一的关系。分知分行便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事情上，从而能够较深入地认识到事物的某些规律和性质；有利于提高技术的发展和积累生活经验，增加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非常遗憾的是，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分工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的双重属性。他更没有认识到分工不仅是生产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生产的基本形式。
整体而言，孙中山对当时反动复辟势力的进攻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不能正确地分析革命党人内部分化的阶级根源。他将存在于革命党人内部的斗争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认为这个错误来源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这就模糊了问题的本质，偏离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所以根据这种片面认识提出的行易知难，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没有、也不可能深入明确并科学解释认识对社会实践的多种依赖关系，即认识依赖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以及阶级斗争。
孙中山为了适应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在进步潮流的推动下，系统而深刻地提出了具有朴素辩证色彩的知行观。他的知行观所包含的内容和提出背景都是针对改造国民心理而论述的。行易知难并不是要降低知，而是要弥补“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以加强中国人民整体的意识转变。他的知行观是对中国旧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终结，也达到了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最高成就，更是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过渡的重要环节。孙中山的知行观最后走向分知分行，这也反映出他寻求救国出路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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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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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Yat-sen’sConceptofCognition&PracticeandItsEvolution
CHEN Yao1, HU Huilian2
(1.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01, China；2. Institute of Business Economics，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As a revolutionist, Sun Yat-sen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and practice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th an open perspective and nature view，he made a new expl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pistemology widely,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broke feudal philosophers’ mindsets of thinking about problems of cognition and practice. He consciously brought the concept of cognition and practice into the orbit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made it directly serve the realistic struggle, thus indicating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his thought. His concept of cognition and practice was based on all the problems that he had been faced with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t’s easier done than said, as the result of Sun Yatsen’s concept,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and practice, which embodied the epoch characteristic of Theory of Reflection.
Keywords: Sun Yat-sen; practice without cognition; practice first and then cognize; practice with cognition; easier done than said
中图分类号：B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562(2019)05-0069-05
收稿日期：2019-01-09；
修回日期：2019-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ZJ008)；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JD2017002)
作者简介：陈尧(1982—)，女，山东东平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哲学。
(责任编辑：柳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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