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真边将之:明治维新和政党认识——日本近代史上政党的“部分性”和公共性·爱国主义的矛盾论文](https://www.lunwen90.cn/thumb/3f900c95b209f965e6fb740f.webp)
摘 要：本论文旨在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政党认识，具体而言，通过分析“爱国公党”的成立过程和其党名中所包含的意义，来说明明治维新时期注重公议舆论的思想，给日本之后的政党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由于幕府统治时期严禁结党营私，即便到了明治初期，“党派”一词仍带有浓重的负面色彩，世人也对党派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爱国公党将结党这一行为，与明治维新时期广为渗透的公议舆论思想相关联，强调其自身的公共性和爱国主义的性格，来打消世人的疑念。然而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具有“部分性”，起着调整各方利益的作用。但受爱国公党影响，在近代日本，人们强调政党应具有公共性和国家性，否定其“部分性”。这样的政党认识同时也成为了近代日本政党发展的一大桎梏。
关键词：明治维新； 政党； 爱国公党； 国会； 公共性
2018年，为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日本国内开展了与“明治150年”相关的种种活动。海外各国的日本研究者也借此机会积极开展学术交流，7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其中一例。
因为玛丽在提取海瑞塔·拉克斯的细胞时，根据姓名的缩写写下“HeLa”这个单词，所以后来这个细胞就被叫作“海拉细胞”。
四方金矿、千家坪钒矿的实践表明，崩落法采矿的分层高度、进路间距是一对紧密联系的参数，它们决定了放矿椭球体的形态，直接影响着放矿效果。千家坪钒矿应用50 m中段高度及8 m进路间距时矿体放出率不超过25%，将中段高度改为25 m后矿体放出率仍不超过46%，建议开展分层高度12.5 m及进路间距8 m的现场放矿试验，力争大幅度提高矿体放出率。
在东亚史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会受到关注，是因为日本领先于东亚各国，最早创出了实现近代化的契机。当然近代化的判断基准并不唯一，就明治维新而言，它所实现的，是通过废藩置县等改革而创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以及通过地租改正、秩禄处分而构筑的安定的税收体系。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制度的相关知识也逐渐传入日本，制定宪法、实现议会政治的必要性开始受到重视。中央集权制度创立之后，如何实现立宪政治，就成为了日本近代化的课题。
实现立宪政治的前提，是幕末维新期盛行的“公议舆论”思想。佩里(Matthen Calbraith Perry)来航之后，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之下，日本能否保持独立的危机意识广为渗透。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对抗西方列强，不能依靠幕府的独裁政治，而必须集结日本全国之力来力挽狂澜。对公议舆论的尊重，与当时盛行的“万机亲裁”(即天皇亲政)理念并行，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关键词。在公议舆论的延长线上，制定宪法，开设议会，从一开始就是明治维新的重大目标。
直立式海岸线，指的是由于受地形的限制，由石块直立堆积或混凝土筑成的海岸线。岸线与海平面的误差很大，没有缓冲地区，没有供游人驻足的充足空间，是完全不同于缓坡式海岸线的沿海线。位于琅岐东南沿海线上的景点龙王洞，总面积可达150亩，由于受地形的限制，海岸线结构简单，主要是巨岩直立堆积而成，故被归为直立式海岸线。这里的山势临海而起，怪石嶙峋、佳镜迭现，亲水性差，人们一般只能立于堤岸高处观看海景，领越大自然给大家带来的另一番视觉享受。
(2)建议糖尿病患者炒菜时使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忌食动物脂肪,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一些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如动物内脏、鱼子、蛋黄等,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
但与之相对的是，议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在明治初期却几乎被无视了。本论文将检讨明治维新前后的政党认识，分析其特色以及和公议舆论思想的关联性，从而重新定位公议舆论思想的意义。如后文所述，与日本的政治风土完全相左的政党，最初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政党是如何被接受的，这个过程又有什么特点[注]在思想史研究里，最初对人们的政党认识进行全面探讨的，是山田央子的『明治政党論史』(創文社，1999年)。该书分析了在明治期日本的历史环境里，与政党相关的西方政治思想是如何传入日本，又是如何被日本人所接受的，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大作。但该书的考察对象仅限于一部分民权家以及福泽谕吉、陆羯南等少数人物。关于近代日本的政党认识，还有很多课题有待研究。？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会看到日本的政党认识，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
一、幕末的议会见闻和政党认识
在幕末，对刚刚打开国门的日本人来说，别说政党，议会政治本身都是难以理解的存在。1860(万延元)年，外国奉行村垣范正作为最初的外交使节前往美国，在参观了美国的国会之后，他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但是，《爱国公党本誓》和《爱国公党副誓》中都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公议舆论盛行的当时，政治上的团结是不可或缺的。这或许是因为，创立者虽然从西方的政党身上得到了启发，却并不理解为什么为了集结公议舆论就需要团结(党派)。因而他们的团结，与其说是为了构成公议舆论或者议会制度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有着浓重的精神盟约的色彩。“需培养坚韧不拔之力，哪怕遭遇艰难忧戚百挫千折，亦不屈不挠，以至诚之心、不拔之志，唯尽毕生之力，保护主张此等权理，至死不渝。在此捺印为誓。”从这段文字能看出，他们显然没能摆脱前近代盟约共同体的观念。在纲领最后联署，将其称为《本誓》，这些行为就如同近世的歃血为盟一般，充满了志士的精神主义色彩。
二、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村垣顽迷不灵。哪怕是官至幕府外国奉行的优秀人物，要他怀疑自己看来理所当然的价值观，也是难事。就算是福泽谕吉也曾坦言，最初前往欧美考察时，完全无法理解议会和政党的运作机制。在回忆录里，他豪言“理工科相关的事毫不吃惊”，却不得不承认“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事一窍不通”[注]福沢諭吉「福翁自伝」，『福沢諭吉全集』第7巻，岩波書店，1959年，第95,107—108頁。。“问西方人，选举法是什么样的法律，议院又是什么样的衙门，就被嘲笑说这种人人皆知的事情何必要问。但我们是真的一无所知，实在无从下手。党派又分为保守党和自由党，双方互相攻击，互不相让。天下太平无事却还吵个不停，算个什么事。实在是看不懂。这样真的好吗。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完全无法理解。说这个人跟那个人为敌，却能同坐一桌吃饭喝酒。一点都弄不明白。”[注]福沢諭吉「福翁自伝」，『福沢諭吉全集』第7巻，岩波書店，1959年，第95,107—108頁。就是这种状态。对于英国的政党政治，福泽表示，“在日本，三人以上互相勾结就是结党营私，是幕府在高札(写有法令的木牌)上揭示的最不可饶恕之事。而在英国，政党却在青天白日之下为夺取政权而互相争斗，直接攻击当时的政策和制度也不会被治罪，如此胡来却能维持一国治安，实在不可思议，完全无法理解”[注]福沢諭吉「福沢全集緒言」，『福沢諭吉全集』第1巻，岩波書店，1958年，第27—28頁。。连福泽这样有西学修为的人，认识也停留在这个层次，那么对一般人来说，政党自不必说、对议会政治本身也是难以理解之物。
然而在那之后，西方政治制度的相关知识迅速传入日本。佩里来航之后，在日本国内，面对欧美列强的压力，日本能否保持独立的危机意识广为渗透。为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对抗西方列强，不能依靠幕府的独裁政治，而必须集结日本全国之力。为此，政治不能仅靠幕府的私论来决断，而要立足于全国范围的“公论”。当然，最初这个全国所指的并非全体国民，而是指全国诸藩，也就是说以诸侯会议的形式来议论国事。但之后，公议舆论思想得到了发展，其参与者从藩变成了藩士，又扩展到全体国民，开设议会的必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理解。
二、“公议舆论”思想的渗透
明治维新的核心是 “王政复古”。也就是说，这场变革的根本理念是天皇亲政，用当时的话来说是要实现“万机亲裁”。1868(庆应4)年7月18日的诏书里写有“朕今万机亲裁、绥抚亿兆”，同年9月8日明治改元诏书里则用了“躬亲万机之政”[注]『法令全書·明治元年』，内閣官報局，1912年，第289頁。。天皇亲自执行一切政治，是明治维新所讴歌的重要理念。
那么，这里的“万机亲裁”和前面所说的“公议舆论”或者“公论”之间有何关联？同样在那个时期，同样使用了“万机”一词，却将其和“公论”关联在一起的，是著名的“五条誓文”。也就是1868年3月14日，在京都御所紫宸殿，以天皇向众神发誓的形式颁布的明治政府的施政方针。其内容如下：
(4)三叠系。测区三叠系仅出露下统的一部分，分布于东流—三门江林场以东以及柳城凤山向斜东端一带，面积约19.13 km2。岩石地层单位为罗楼组(T1l)。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到，村垣非但不理解西方议会，甚至视其为远比日本低劣之物，非常鄙视。评价议员的演说“如狂人一般”，认为议员们身上的西服是下等人穿的“股引筒袖”，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或许会不禁失笑。而把议会的激烈讨论比作鱼市场的拍卖，更能直观地反映出村垣当时的感受。在村垣看来，美国议会的论战情景，无疑是奇异的、下贱的。
“爱国公党”这一名字之中，就包含着如上所述的爱国主义理论。也就是说，为了从列强手中保护日本，需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而现状则是一部分有司在进行专制统治，这样如何能保护国家呢！因此，他们至诚的爱国之心才难以遏制，希望能开设议会，创立出尊重公议舆论的政治体制，从而使国家走向繁盛。
四、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注]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紀』第1，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648—649，656頁。
第一条就明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也就是说，王政复古后不久，“万机亲裁”和“万机决于公论”这两个政治理念就已同时出现。同年8月4日的奥羽处分诏书里也提及了“万机决于公论，天下之事固非一己之私”[注]『法令全書·明治元年』，内閣官報局，第241頁。。换言之，尊重“公议舆论”也是明治维新的重要理念。在高举“万机亲裁”旗帜的同时，时人认为，“万机”必须基于“公议舆论”才行。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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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油藏的原油组分含量不同，其CO2驱最小混相压力也存在差别，实际油藏的MMP与C2～C6组分具有负相关关系。
一方面，考虑到明治新政府的实际情况，年少的明治天皇当然不可能实现字面上的“万机亲裁”。这一理念其实意味着，以天皇为顶点的维新政府掌握全国政权、施行统治。它要否定的是幕府将军统领国政、诸藩割据分治各地这一前近代的统治形态。因为在割据体制之下，国家难以团结一致，难以以独立的状态与列强为伍。维新政府意在打破封建的权力分立体制，构筑起权力一元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
而另一方面，“万机决于公论”的理念则要求中央集权的“统治”基于“公议舆论”来施行。佩里来航之后，幕府在实行外交政策时无视各藩的意向，使得国内舆论沸腾，最终导致自身的统治力弱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人们才会认识到，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要尽可能集结众人之力，为此，必须广泛听取天下众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此后，议会制度的相关知识也逐渐开始渗透，等到幕府被推翻之后，新政府就从各藩召集人才，组成公议所这一议事机关。公议所后来改称为集议院，废藩置县后发展为太政官左院，随后改组为元老院。
但是，“五条誓文”发布后的第二天，新政府同时发布了取代幕府高札的“五榜揭示”。其中第二榜写道：“凡聚众议不法之事者，皆为徒党……严禁不可违。如有违反，尽早举报者皆有赏。”[注]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紀』第1，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648—649，656頁。显然继承了幕府时代针对“结党营私”的禁令。可见对“徒党”的不信任，在维新之后并没有得到改观。因此，人们虽然提倡“公议”思想，强调议事机关的必要性，却并不赞成导入“政党”。考虑到原本强调“公议”就是为了实现国内全体的“团结”以对抗列强，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在国家内部引发党派之争就会有损团结，也是理所当然。在此背景下，因征韩论政变而下野的参议们，成立了“爱国公党”，向政府提出了《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要求开设议会。这一《建白书》，成为日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开端。而本论文要关注的是“爱国公党”本身。因为“爱国公党”给日后日本的政党认识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爱国公党”的成立和其在政党导入史上的意义
“爱国公党”为什么会成立，又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该党发布的声明《爱国公党本誓》[注]《愛国公党本誓(草案)》明治7年1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古沢滋関係文書」20。《爱国公党副誓》[注]《愛国公党副誓(草案)》明治7年1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古沢滋関係文書」22。指出，在重视公议舆论的社会里，政治上的团结不可或缺，并强调其党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党派的私利[注]《愛国公党副誓(草案)》明治7年1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古沢滋関係文書」22。。后来，创始人板垣退助回顾说：“吾辈之所以取名为公党，是为了明确地区别于私党。”他解释道：“在封建政治之下，党派乃最大禁忌，人民结党即意味着与政权为敌。当时离封建之世未远，人心尚未摆脱旧习，单称党派恐怕会被误解为私党，故新党取名之时，吾辈特意选择公党之名。”[注]板垣退助「我国憲政ノ由来」，国家学会編『明治憲政経済史論』，宗高書房，1919年，第187頁。
换言之，在五榜揭示严禁徒党的当时，“党”这个词汇意味着为达成一己私利而形成的集团。为了消除这一负面印象，板垣他们才强调“公党”，主张自己的结党，是基于国家的公共利益。收录在古泽滋文书里的《爱国公党副誓》草案里，写有“古今朋党之败盖出于二因，一为人员中滥竽充数，二为得势后不知自戒”一句，以此自警不可重蹈覆辙[注]《愛国公党副誓(草案)》明治7年1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古沢滋関係文書」22。。或许其本意是要强调和古来遭到批判的“朋党”的区别，但在最终稿里这部分却被抹去了。其原因不难推测，他们自己本非“朋党”，岂可从朋党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随引领之人乘车往东约二十里，便至议事堂……议席长十二丈、宽六丈，铺木地板，设有楼座，高两丈有余，天井间镶嵌玻璃板，有金银粉色花纹。正面高台为副总统席(即vice president)，前方稍高处有书记官两名。议席呈扇形排列，桌上堆满书籍。列席者有四五十人，其中站立之一人似在破口大骂，如狂人一般，言毕又是一人起立，同样举止。问是为何事？答此乃众议国事，各人直抒胸臆，副总统闻毕裁决。楼座上男男女女侧耳倾听。虽彼人有云，有何不明之处只管询问，无奈言语不通，亦无可问，遂退出。至二楼入席俯瞰议场，众议国事之时，理应庄严肃穆，彼人却身着股引筒袖[注]日本传统的裤子，多在从事农业或山林作业时穿着——译者注。，位居副总统之上，大声辱骂，犹如我日本桥鱼市场一般，成何体统。[注]村垣范正著，阿部隆一編『遣米使日記』，文学社，1943年，第99—100頁。
爱国公党成立后不久，就向左院提出了《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注]〔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上書建白書·諸建白書(一)·明治七年一月～明治七年四月』，国立公文书馆藏，请求记号本馆—2A—031—08·建00012100。。该建白书的篇首写道：“臣等伏察，当今政权所归之处，上不在帝室，下不在百姓，唯归于有司”，即如今的政治权力不在天皇也不在人民，而是握在特定的少数政治家手里。随后又这么批判：“百端政令，朝出夕改，行政出自人情，赏罚源于爱憎，言路雍塞，困苦难达上听。”也就是说，政治方针摇摆不定，政治随个人好恶而变动，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批判，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前年的朝鲜使节派遣问题(即征韩论政变)上，一旦决定的阁议被推翻，是政府的施政运营的态度无视舆论所致。
因此即便在欧洲，在政党黎明期，与爱国公党一样，人们同样否定政党的部分性，而强调其公共性。他们将政党(party)和党派、徒党(faction)区别对待。比如埃德蒙·伯克就把政党定义为在某特定主义或者原则之下，为增进“国家利益”而通力合作的团体[注]埃德蒙·伯克著，中野好之訳『現代の不満の原因·崇高と美の観念の起源』，みすず書房，1973年，第275頁。。阐明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诞生过程的柏林布鲁克《党派论》，则是这样区别作为“国家党(national party)”的政党(party)和追求私利的“党派(faction)”的：
该研究的所有实验数据均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用（±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 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此建白书随后指出，如此下去国家迟早会灭亡，“臣等爱国之心不能自已，振兴救亡之道，唯有声张天下公议，声张天下公议，唯有设立民选议院一途而已”。为了国家，为了声张天下公议，需要设立“民选议院”，即从人民之中选出的议员组成议会。他们主张，这一要求是为了矫正前述的政治弊端，是出于爱国之心。
因而，他们提出建白书这一举动，其实和爱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在给自己命名时采用“爱国”两字的原因。
原本，这些下野的参议们，成立爱国公党、提出建白书的契机就是征韩论政变。因为内阁已经决定的内容被非正当手段所推翻，他们才愤然辞职。以往的研究，很少注重征韩论和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之间的关联，但在这些参议们看来“征韩”的意见与当时的“公议舆论”相一致。因为在他们下野之后，全国各地有很多人向政府献上了大量的建白书，其中多数都赞成征韩[注]色川大吉、我部政男監修，内田修道、牧原憲夫、茂木陽一編『明治建白書集成』第2～4卷，筑摩書房，1986～1990年。这些建白书中，有很多同时主张征韩论和设立民选议院。。舆论所趋，爱国公党的成员们自然也看在眼里。他们由此认为，少数官僚无视多数舆论的爱国意见，通过非正当手段肆意妄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有司专制”，而为了矫正这种状况，就必须开设议会。征韩论和民选议院设立论，就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爱国公党本誓》中也明言党的目的是“保护声张人们与生俱来应该享有的道义权利，使他们成为自主自由、独立不羁的人民”，从而“维持我日本帝国昌盛之道”。正因为怀有“深远宏大的忠君爱国之心”，才会主张上天将权利和自由平等地赋予人民，尊重公议舆论、保全人民权利才是“爱国”之道[注]〔愛国公党副誓(草案)〕〔明治7年1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古沢滋関係文書」22)。需要注意的是，〔愛国公党本誓(草案)〕中上述基于天赋人权论的主张，和《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中的“人民承担向政府支付租税的义务，同时享有知晓政府之事的权理”所体现的租税协议论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其根本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彻底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当然这一“爱国”的主张，和前述“公党”的名称一样，都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党并非私党、徒党，而是为了国家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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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着上述理念的爱国公党，在消除对党派的忌讳，抹去私党、徒党的负面印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全国各地结成了数量众多的“民权结社”。正如土佐的“立志社”、全国规模的结社联络组织“爱国社”等名称所示，多数结社和爱国公党一样，强调为国家公共而尽力的志士精神。他们所主张的权利，并非出自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国家公共，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广为传播，不少运动家才能号召众人组成结社。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在学术界，有人称爱国公党为日本最初的政党，也有人持否定意见。笔者认为，日本爱国公党虽带有“党”字，却不能算是政党。因为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扩张“道义权理”，而并没有对将来的议会活动持有什么展望，甚至在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之后，该组织很快就名存实亡。按照人们对议会政党的普遍理解，所谓政党，并不单指持有政治见解的团体，而应该以议会活动为前提，其成立的必要条件，是通过选举在议会占有议席。如果那之后爱国公党仍能持续活跃下去，或许会发展为以议会活动为中心的政党，可是他们的活动期间很短，或许能被评价为政党的萌芽，却很难称为真正的政党。日本最初的政党，不得不等到国会开设的诏敕发布之后，自由党成立之时方才诞生。
四、“爱国”“公党”的桎梏
如上所述，与旧时的徒党、私党不同，日本爱国公党强调其爱国性和公共性，从而促进了“民权结社”的簇生，但同时，也将肯定“公党”，否定“私党”“徒党”的图式带入了政治世界。
本来，西方的政党诞生于议会政治，即不同政见互相碰撞的过程之中。换言之，他们将自己认为符合国家、公共利益的理念，表达为具体的政治见解，并互相辩驳，政党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逐步形成的。 “政党”一词由party翻译而来，正如party的词根“part”所示，政党这个词源于拉丁语pars，直译过来就是“部分”的意思。也就是说，政党这个词原本就有全体中的一部分的含义。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持有同样的想法，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持有特定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才会形成党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具有部分性也是理所当然。
但在近代日本，政党在议会开设之前就已经诞生，又受到爱国公党所体现的盟约共同体意识和志士精神的影响，人们往往强调政党的国家性、公共性，而很少意识到其“部分性”。
众所周知，设立于1881年的自由党是日本最早的政党，他们和1882年结成的立宪改进党虽然同为反政府党、民间党，却互相展开激烈的攻击。尤其是自由党在攻击改进党时，甚至喊出了“扑灭伪党”的口号，在这背后其实潜藏着“公党”只要有一个就够了的想法。后来，政党相争时，也时常将对手视作“伪党”“私党”，而自称“公党”“真正的政党”。这里所谓的“公”，在多数场合是“国家”的同义词。打着“爱国”旗号，标榜其“公共性”的爱国公党，就这样给日后的政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其影响的不仅涉及政党政治家，还延伸到了学术世界。开创了日本政治学先河的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就是这么定义政党的：“党派以其政见可分为两种。体现个人利害则为私党、又称朋党，体现公共利害则为公党。政党亦是公党，即政治上之公党。”[注]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綱』下，博文館，1903年，第113頁。有研究指出，被视为大正民主运动旗手的吉野作造和美浓部达吉，也并非无条件地称赞政党政治，而是对政党追求私利的性格一贯抱有强烈的戒心[注]吉田博司「吉野作造の政党観」(『聖学院大学論叢』第15卷第2号，圣学院大学，2003年，第392—384頁)，空井譲「政党否定論者としての美濃部達吉」(『法学』第67卷第2号，东北大学法学会，2003年，第1—35頁)等。。有关日本政党认识的变迁，还需要更加精密的实证，这也是笔者今后的课题。但可以推测的是，正是因为有着上述倾向，所以到了昭和年代，腐败、堕落的政党成为众矢之的之时，对政党的批判才会无视政党改良的可能性，而倾向于否定政党的存在本身。
当然，比上述认识更进一步的政党认识并非不存在。比如1919(大正8)年，大隈重信就在《日本的政党》一文中写道：“政党的出现也是形势所趋，哪怕没有宪法它也会诞生，不可能将其完全扑灭……公开组织团体，展开国民政治运动并非坏事。其凭借的是文章和口舌，如果有反对党出现，也同样通过文章和口舌互相切磋便可，这样公论和舆论才会出现。”[注]大隈重信「日本ノ政党」(国家学会編『明治憲政経済史論』，第132頁)。关于大隈的这种认识，具体可参见真辺将之『大隈重信―民意と統治の相克―』(中央公論新社，2017年)。以近代日本的政党论的主流来看，这种意见非常难得。也就是说所谓公论，并非先天存在，而是要通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的议论才逐渐形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隈的论点虽可视为新的政党认识的萌芽，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近代日本的政党认识，总是毫无条件地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认为公共性、公益性是需要通过社会调整才能得以实现，所以才会要求政党具备国家主义的道义性。学术世界里的政党论，也同样受到了这样的影响。
五、西方政党论中的“部分性”和“公共性”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上述所说的，其实并非日本一国的问题。在欧洲，与日本前近代的徒党、私党类似，起初党派一词同样带有否定的色彩。比如自由民权派所依据的卢梭，对党派也抱有否定的看法。卢梭指出如果没有党派的存在，就能依据普遍共识做出决定；而一旦有了党派，人民的决议就不可能再基于普遍共识，而不得不依赖于个别意见的胜利。因此他认为具有“部分性”的党派有违国家利益，因而对其持冷淡的否定态度[注]卢梭著，桑原武夫等訳『社会契約論』，岩波文库，1954年，第46—48頁。。
完善市县配套政策，将兜底保障所需资金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为兜底保障工程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加强县乡救助队伍建设，鼓励发展壮大社会救助志愿者服务队伍，帮助困难群众在物质脱贫的同时实现精神脱贫。建立各级各部门数据互通、工作机制有效衔接、合力保障兜底的工作机制。建立社会救助“一站式”服务窗口，方便群众办事。将所有社会保障救助政策项目梳理汇编成册，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依法依规理性寻求救助帮扶。
只有不同团体之间的对立是建立在原理或政策上的实际差异时，这些团体才能被称为国家党(national party)。政治势力的分裂抗争实属不幸，事实上各政党内的有识之士也为此深感悲痛。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如果真正需要分裂抗争的时候却不被允许分裂抗争，那又是怎样的情形？人们就会陷入只能盲从于统治者的悲剧之中。这时候只会出现党派(faction)之争，而且其中一方必然会无视国家的利害，将公益置于私利之下。这就是党派的特性。[注]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ADissertationuponParties, London: Printed for E. Hill, 1735, pp. XVI-XVII.
柏林布鲁克认为，政党之所以要追求普遍利益而并非特权或少数的特殊利益，是因为政党“需要通过国家全体的舆论支持才能获得权威”。这一点与日本的“公党”和“私党”论可谓异曲同工。
给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学带来了重大影响的伯伦知理，也在其著作《政党的性质及其精神》[注]Bluntschli, Johann Kaspar,CharakterundGeistderPolitischenParteien, Nordlingen: Beck, 1869.中指出，政党虽然不是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但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而必须基于普遍的、国家的精神，实现公众福利。此外,伯伦知理还指责劳动党作为“阶级政党”，有损政党的纯粹性，是破坏国家秩序的存在。在他看来，政党组织应基于国家利益而并非特殊利益或是部分利益。
由上表可以看出，经过不同年限培养的人员，对自己预期达到党员条件的时间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列为入党积极分子2年以内者，一半以上（55.8%）认为自己在1～2年内就可以达到基本成熟条件；相反，列为入党积极分子5年以上者，却有50%的人认为自己需要再被培养5年以上才可以达到基本成熟条件。
不管在日本还是在西方，起初“党派”都带有负面的色彩。正因为存在着对拉帮结派的不信任感，所以政党为了获得世间的认同，才不得不采用“私党”和“公党”的二分法，强调自己的公共性和爱国主义。为了说明政党的必要性，就必须证明政党的存在如何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但在西方，等到政党政治步入正轨之后，人们对政党的看法就起了变化。政党不再与“徒党”“私党”等批判性的言说相关联，而是作为价值中立的学术问题被拿出来讨论[注]比如在德国政治学界，Walcker, Carl在《以格耐斯特英国宪法行政论的立场批判德国政党》一书中，将政党定义为主张特殊经济利益的团体，比如保守党追求土地利益，自由党追求货币利益，民主党追求劳动利益，诸如此类。见Walcker, Carl,KritikderParteieninDeutschlandvomStandpunktedesGneist’schenEnglischenVerfassungs-undVerwaltungsrechts, Berlin: J. Springer, 1865。换言之，他将政党视作私利的集合体，依据私利的性格对政党进行了分类。而Blume, Wilhelm von则批判这种主张，赞成伯伦知理的“纯粹政见党”概念，认为追求公共利益的团体才能被称作政党。见Blume, Wilhelm von，Bedeutung und Aufgabe der Parlamente. Parteienbildung，HandbuchderPolitikVolume1， Hrsg. von Laband, Paul. [et al.], Berlin: W. Rothschild, 1912。打破这些古典学说的是Rehm, Hermann的《德国的政党》,他指出一切政党都是特殊利益的代表，哪怕他们表面上声张公平和全体，具体到实际问题时必然会以特殊利益为准绳，再次强调了政党的逐利性。见Rehm, Hermann,DeutschlandsPolitischePartein, Jena: Gustav Fischer, 1912。在英美，学者同样围绕政党的性格展开种种讨论。比如白赉士主张“政党之所以能让党员团结在一起，是因为能通过立法来满足他们共通的欲望”。见Bryce, James，ModernDemocraciesVol.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1, pp.115-116。罗伯特·塞西尔则将政党定义为“为了同一政治目的而互相协力的人所构成的团体”。见Cecil, Edgar Algernon Robert Gascoyne,TheWayofPeace， London: P. Allan, 1928, p.15。另外，查尔斯·梅里亚姆指出：“政党的根基在于个人或集团的——一般是集团的——利益。执政党通过政府的政治过程，构建出体现这种利益的社会支配体制。” 见Merriam, Charles,TheAmericanPartySystem,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PoliticalPartiesintheUnited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p.2-3。。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所谓政党，就是将需要决策的政治问题集中化，吸引民众注意力的机关”这样机能主义的理解[注]Lowell, A. Lawrence,PublicOpinionandPopularGovernment，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3.。在美国政治学者罗威尔(Lowell, A. Lawrence)看来，政党将候选者和其政治纲领提示给民众，能使繁杂的个人意见得到统一，有利于政治的顺利运行。政党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宣传和沟通。在这里，是基于国家利益还是追求个别私利，已经不再是定义政党的前提条件。学者们更加关注政党的根本作用，即提示政策方针，交给民意来判断，然后在民意的基础上归纳出公论[注]罗威尔通过以下的案例来说明政党的这一作用：“如果所有公民都主张各自的意见，就决定不了任何事。或许这些意见会暗示出一定的思想倾向，但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见都不可能获得过半数的同意，甚至要想占据比较多数都很难。试想在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选举人没有预先商量就直接在选票上写下自己认为合适的候选人的名字，会出现什么情况？最后的计票结果，必然和国民的实际选择大相径庭，毫无意义可言。如果将公民的独立意见放任自由，除非是偶发的例外，很难就其中某个意见达成半数以上的共识。比如，或许X获得的选票会比A、B、C、D四人都多，假设这四人的得票总数占总投票数的四分之三，那么只要这四人的支持者互相妥协，就能使四人之中的一人得票超过X。在议会上对法案进行表决也是同样的道理。即便多数议员都赞成贸易保护主义，每个人所主张的保护商品名单都各不相同，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为了得出集团的意见，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出一定的议案，并对其进行表决。”见Lowell, A. Lawrence,PublicOpinionandPopularGovernment.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3.pp.67-69。。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理论，是因为在欧洲，地方政党、宗教政党、阶级政党已颇具实力，甚至能影响到实际的政治运营。在现实世界里，他们非但参与着国家政治，还能集中民意造出公论，所以才会产生机能主义的政党理解[注]英国的政党随着议会的成长而发展，与之相对的，在美国，政党在地域社会里有着坚实的根基，因而能在选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或许是罗威尔式政党理解之所以诞生的背景。。然而，在战前的日本，地方政党和宗教政党势单力薄。阶级政党，也就是无产政党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只被视为局部利益的代表者而成为批判的对象[注]前田蓮山『政党政治の科学的検討』，秀文閣書房，1936年。。
就这样，不管在现实政治里，还是在学术世界里，政党也可以追求私利的性格未能得到承认，自然不可能产生基于机能主义的政党理解。最终，像爱国公党所宣扬的那样，强调国家性、公共性的政党认识就一直持续了下来。近代日本的政党论，都毫无批判地将国家利益视作前提，没能理解到公共性、公益性要经过社会调整才可能出现，政党都强调着各自的爱国主义的道义性。在这之中，明确指出政党的本质在于逐利的高桥清吾[注]高橋清吾『現代の政党』，日本評論社，1930年，第22—33頁。和佐藤丑次郎[注]佐藤丑次郎『政治学』，有斐閣，1935年，第384—387頁。可以算是例外，但他们的见解终究只是学术界的旁流，未能动摇主流的政党认识。况且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批判政党，而不是建立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之上。昭和初期，符合“宪政常道”的政党内阁在短时期内就消亡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没能认识到，政党和议会的作用，是为了调节各种不同意见和局部私利。
结 语
正如爱国公党标榜的那样，日本的政党，是在否定党派的风潮之中诞生的。原本，在政党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确有强调“公”的必要性，这一点已经在西方的政党论史中得到了验证。但是等到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党在政治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之后，本该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政治世界里真的能完全否定部分利益或者私利吗？这时候人们才会思考什么才是“公共性”，它和国家利益是否一致，才会去质询国家和社会、全体和个别的关系。
式中,α为光在水中传输的衰减系数,其由两部分组成:α=a+b,其中a是吸收系数,b是散射系数。α是光波长的复杂函数,其因水质的不同和光本身的波长而异。
电渗析除热稳定盐设备于2016年4月21日开始运行，2016年6月17日结束，共运行57天，除盐后，系统内胺液中HSS含量大幅下降，胺液浓度也有明显的上升。在脱除HSS期间，脱硫装置运行正常，因考虑到运行期间胺液的正常损耗，期间补充新鲜胺液2 t，系统总贮量基本保持不变。在除HSS设备运行期间，相关数据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但在近代日本，这样大规模的议论并没有出现，“爱国”和“公共”这两个桎梏，长期制约着政党的发展。因其追求利益的性格，政党总是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到了昭和时代，甚至政党的存在本身也被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可谓日本政党的作茧自缚。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历史发展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本论文未能详细展开，有待日后的研究。笔者此文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量回顾近代日本的政党认识，以丰富政党研究的学术格局。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9
*收稿日期：2019—01—23
作者简介：真边将之，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院教授(日本东京)；
袁甲幸，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生(日本东京)。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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