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意味着农耕与蚕桑为根本的社会生活。而从蚕桑到棉布生产、织工行业到商品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在社会劳动方面男女性别角色在社会地位上存在着不同时期的反差，但为防止商业化动摇农政根本，农桑的生产过程与技能所体现出的德行，通过根植于社会生活的生产劳动所呈现的耕织图、蚕织图和棉花图等，受到皇室的特别关注。这也意味着这类农事图像并不局限于传统社会生活与技能的再现，更在于透过图像隐喻性别角色在技能与德行之间形成的社会秩序的教化意义。
关键词：技能；德行；社会生活；性别；图像
在传统中国，对农事活动和工具的图像虽然起源较早，在宋代随着印刷文化兴起，在传播技术知识方面，农事图像成为了重要的方式。南宋郑樵所谓：“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1]农事图像相继出现在南宋初楼璹的《耕织图》、南宋高宗时期翰林图画院依据《耕织图》摹画的《蚕织图》、元代《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明万历年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清乾隆年间方观承的《棉花图》等。其中，《天工开物》与《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一样，核心思想虽以农本观念为主，但重点在生产技术知识及其技术图像，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当然，从广泛传播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来说，这些都是绝佳的教材，于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是，《耕织图》《蚕织图》《棉花图》更像风俗画，不仅仅呈现为一种技术图说，而是对“男耕女织”社会图景最为鲜活的形象呈现，也更符合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准则的教化意向。这便是本文对这类农事图像加以特别关注的缘由。
图1《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
一、传统技能与性别角色
历史地看，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对于男女性别角色的区分与男女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关系相关。对于男性而言，学而优则仕是其地位上升的标志。但耕田却依然被视为是一种君子之务。与之相反，对于女性而言，脱离体力劳动的闲暇自由，绝非是妇女地位的标志。只有勤勉地从事纺线和织布等生产性劳动，才是任何阶层妇女具有妇德的体现①。
反映“男耕女织”的农事图像，通过社会基本的生产技术呈现了技术知识和工作的性别角色和生产关系，也规定了日常工作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作为研究宋代农桑生产的图像资料，在南宋时期楼璹(1089—1162)所绘制并进献的《耕织图》，与当时宋高宗重视农桑的政策不谋而合。在宋高宗的推动之下，自宋至明，《耕织图》的绘本有了多种版本。其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生活场景，也为了解古代农桑教育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
图4清康熙三十五年内府刊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图5清代彩绘本(Getty研究所藏)
而《蚕织图》②也出现于南宋高宗时期，传为翰林图画院依据楼璹进献的《耕织图》进而摹画其中蚕织部分而成。《蚕织图》以江南一带蚕织户自“腊月浴蚕”到“下机入箱”为止的养蚕、织帛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其以一长廊式的连房展开24个场面。每个场面下有宋高宗吴皇后所书楷书小字。全卷人物形象生动，详细勾画了各种生产用具和生产过程。
应该说，对于妇女劳作的强调，并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是在经济变迁的过程中，政策上期望提倡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给自足基于男女劳动分工的农业社会的田园生活。
图6《蚕织图》(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由于社会生产影响到技术与性别的社会体系，因而在明后期至清，士族与朝廷都开始力图扭转这种状态，使妇女重新回到纺织生产的重要地位，并得到不断的强化。尤其在清代，《耕织图》和《棉花图》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
事实也是如此，正如有些学者考证所指出，如《耕织图》，“从宋至清，历代《耕织图》在画面内容上基本都是相互沿袭而少有变动，而事实上耕织技术体系一直是在发展变化的，试想怎么可能清代却去推广南宋时期的耕织技术呢?”[5]在历代《耕织图》的前后沿袭过程中，在技术描绘中表现出技术操作流程和细节上的欠缺，未能反映技术的变迁。所以，有人认为，《耕织图》并非技术绘图，因为“它更加注重场景性，而不注重精确性和细节性; 它缺乏技术细节的展示，而更像是一种基于常识的比较模糊的对特定生产方式的艺术化的描绘，意在显示某种文化取向、技术审美观”[6]。
又如，涂光启《农政全书》记载: “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2]后来元代棉花在南方的广泛种植，并取代蚕桑成为重要的纺织原料。元明之际，棉花开始自南向北输入，棉花不仅种植广泛，而且是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河北保定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棉花种植、纺织和炼染的全过程绘制图共十六幅，每图都配有文字说明和七言诗一首，装裱成《棉花图册》,呈送乾隆皇帝御览。同月,乾隆应方观承的请求,为《棉花图册》的每幅图分别题了七言律诗一首,共计十六首, 体现了乾隆帝的农本思想。同时准予将方观承所作诗句附在每幅图的末尾。方观承将经过乾隆御题的《棉花图册》正式定名为《御题棉花图》,并精心临摹副本, 清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镌刻于珍贵的端石之上⑤。在刻石之时,方观承增添了《方观承恭进棉花图册折》《方观承恭缴御题棉花图册折》《方观承御题棉花图跋》。每幅图后均有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项技术的要求。嘉庆帝为使农民能够悉知棉花生产技术，鼓励农民大量植棉，也对《御题棉花图》进行了刊刻，并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刻本。《棉花图》以图为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当时倡导和推广植棉和棉纺织技术的流传至今的可贵资料。
首先要明确翻译专业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合理的定位决定了翻译专业未来的定位和办学的方向。结合地域特点和专业特色(例如以西安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和北上广深等地区在经济政治发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MTI的研究方向也就应该有差别)。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7狩野永纳摹写和刻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图8《佩文斋耕织图》和刻本(信州大学图书馆藏)
可以说，清朝廷对《耕织图》和《棉花图》的重视，不仅在于强调农村家庭经济中两性劳动分工在提高农村家庭的生产力和非农业的家庭收入来源的重要性，而保证以农民家庭单位的生产力基础；也在于维持“男耕女织”的社会政治理想的生产策略与生产关系，并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通过农事图像，体验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的重要途径。
于2018年1月—2018年9月，选取70例志愿者（身体健康群体）作为本文对照组的观察对象，再选取我院的70例高血压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作为本文研究组的观察对象。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49：21，年龄40～73岁，平均年龄为（56.5±15.0）岁；研究组中男女比例为50：20，年龄41～73岁，平均年龄为（57.0±15.5）岁，上述一般资料并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图9《御题棉花图》刻石拓本之灌溉图、拣晒图
二、图像中的德行昭示
从上所举可见，乾隆题诗的兴趣在于成就这个长期的延续性的社会机制，技术的运用在于如何认识与维持社会秩序，而这需要让百姓明白这种责任与义务，并将这种生产活动转化为传统道德的确认，使其成为帝王与百姓之间社会契约的体现。
2.2 不同性别9种病原体阳性率分布 女性呼吸道感染患者MP、IFB和PIVS三种病原体阳性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余几种病原体男女间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对于《耕织图》推崇，不仅体现了重农耕、尚蚕织的统治理念，强调农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具有劝诫社会各阶层的作用; 也在于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正如白馥兰所指出: “楼璹的绘图流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所包含的实践讯息，而在于其所反映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3]《耕织图》之所以能够不断创作，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社会内在的道德准则与秩序。
又如宋高宗吴皇后题注《蚕织图》也与宫蚕活动相关。自古王室就有养蚕的宫馆，《后汉书·荀悦传》：“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 李贤注：“《礼记》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宫仞有三尺也。”《南史·宋纪中·孝武帝》：“(大明三年)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蚕宫于西郊。”目的正在于奖励蚕织，以示仪范于天下。明仇英绘有《宫蚕图卷》，描绘了宫中仕女的养蚕过程，包括采桑、喂蚕、上蔟、缫丝、织布等劳作场景。
图10明仇英《宫蚕图卷》
再如《棉花图》，除了每幅图谱的说明文字外，还附有乾隆帝诗和方观承诗。方观承在乾隆年间任直隶总督二十余年，勤于民事，尤为关注棉事活动。他的题诗可以看出他对棉布生产活动的熟悉，而乾隆的题诗确另有深意。我们在此可以略举一些例子。如：
一、布种。乾隆诗曰：“本从外域入中原，圣赋金声实探源。雨足清明方布种，功资耕织燠黎元。”此诗强调承继清康熙皇帝所作的《木棉赋》，布种棉花的目的是有助于使百姓身体暖和。方观承诗曰：“细将青核选春农，会见霜机集妇功。千古桑麻文字外，特摛睿藻补豳风。”此诗则是推崇乾隆帝的诗可以媲美《诗经·七月》的农事诗。
三、耘畦。乾隆诗曰：“芟密耘长遍野皋，夏畦增此冉辞劳？白家少傅瞑寒中，但识加棉厚絮袍。”诗除了表达体恤耘畦的辛劳，更是感慨当年白居易虽对百姓的饥寒表示同情，但又自叹不营劳作而无力相救，只知天寒时给棉袍絮上厚厚的棉花。方观承诗曰：“科要分明行要疏，春经屡雨夏晴初。村墟槐柳人排立，佣趁花田第几锄。”相比乾隆，方观承更重农事本身。
2018年9月25日，云南电科院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签订合作协议，依托云南省工程实验室“云南省超导电力设备技术工程实验室”，与重庆大学下属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输配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成立“应用超导电力技术联合研发中心”。这是电科院首次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联合研发中心，也是云南电网公司首个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的联合研发中心。
五、采棉。乾隆诗曰：“实亦称花花实同，携筐妇子共趋功。非虚观却资真用，植物依稀庶子风。”乾隆感叹采棉之功同样类似文采与德行并重的风范。方观承诗曰：“入手凝筐暖更妍，装成衣被晚秋天。谁家十月寒风起，犹向枝头拾剩棉。”其诗也在农时农事。
集美大学的林荣川及其团队[16-17]，在对玻纤增强型聚碳酸酯(PC)和玻纤增强型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的薄壁件超声振动注塑成型分析中发现，与未加振动相比，振动注塑制品沿熔体流动方向的玻纤取向度更高，且拉伸强度也有较大的提升。
前面所呈现的农事图像，既是技术图像也是传递社会和道德价值的图像。因为，它们更像风俗画，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展示图。尤其是在受到朝廷关注后，在朝廷的授意下，经过艺术渲染，已经转化为一种德行的昭示。
阿玉奇是土尔扈特汗国开创者书库岱青之孙、朋楚克之子，生于1642年，卒于1724年2月19日，享年81岁，执政50余年。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历史上著名的汗王，他执政期间，由于他卓越的统治才能、高超的外交策略，以及辉煌的武功战绩，不仅造就他本人一生的丰功伟业，使他成为当时遐迩闻名的游牧汗国领袖，同时也将土尔扈特国推向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托忒文历史文献《卡尔梅克诸简史》中曾对阿玉奇汗作过如下评述：他一生“帮助了许多国家和部落，没有让卡尔梅克人衰弱和受欺。让他强盛者尊重他，与他相衡者惧怕他。名义上是俄罗斯臣民，但一切事情均由自己做主，所以，他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中最有威望的一位”。
其实在古代早期，东汉班昭的《女诫》中就有所谓：“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而《礼记》中所谓“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吊之事”。女子从事缝纫、刺绣等“女红”是建立在养蚕、缫丝、纺纱、织布等工作基础上的。女性从事纺织等工作，不仅意味着生产有价值的物品，也隐喻着基本的妇德如勤奋、节俭、自律。妇女劳作是对社会生产的贡献，更是完成作为人妻和臣民责任的家庭价值观。由此，妇女的家庭工作不仅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地点，男耕女织虽说似乎有着内外的空间隔离，而妇女的贡献也使家庭与整个国家组织联结在一起。
进而，有关纺织的技术和经营上的技巧，也不仅是女性的知识技能领域，而喻示妇女美德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有着不可或缺的道德贡献。这既昭示了女性劳动在道德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塑造着女性的社会身份，正是妇女劳作构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赋予女性的手工劳作以家业兴旺的责任。尽管妇女劳作选择的技术并非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把妇女劳作技能嵌入到社会语境去看，她们承担了服务社会秩序所扮演的重要道德角色。
命题2.9 若是伪BCI-代数X的一个犹豫模糊闭滤子，则为X的一个犹豫模糊交换滤子当且仅当对任意x,y ∈ X,
纺织品生产的商业化和专业化持续发展的趋势开端于宋代，而女性的劳动却逐渐地边缘化。直到明代，商业化和专业化进一步发展，促使纺织业变成了专业化男性从事的职业，改变了性别分工原则。削弱了女性的生产者及拥有技术知识和技巧的地位，成为协助角色。这冲击了既有的社会秩序。这种冲击，一方面是与明代经济发展中商品交易货币化程度，以及白银货币的流通和广泛使用导致折银征收的“一条鞭法”的实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明代设立匠籍制度，将手工业者纳入匠籍，③强调熟练织工的世袭，突出了男性的地位。
三、社会秩序的教化隐喻
因此，农事图像的创作与推广，并不只在于技术推广，而更体现一种隐喻或象征意义：织与耕一样，既是家庭生存的重要因素，也是女德与君子之务的体现。当把这种道德义务赋予技术工作，统治者将其转化为政府与臣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把其变成了一种人们都应该期许的公共秩序和政治秩序。因而，“男耕女织”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成为了一种道德和社会契约的践行。
在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农业作为衣食之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政权稳固的根本。所以，历代统治者向来重视农业生产，清代更是如此。康熙在《御制耕织图》序中所谓“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并引西汉诏令言“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源也”。农桑之事关乎农民的衣食之本，重视农业是爱民之道。乾隆也说: “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4]耕织之事不仅关乎衣食温饱，还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与国家秩序的稳定与否。
十五、织布。乾隆诗曰：“横纬纵经织帛同，夜深轧轧那停工？一般机杼无花样，大辂椎轮自古风。”大辂椎轮指古代大车由原无辐条的车轮逐步演变而成，意在赞扬棉织的劳作保留了质朴的古风。方观承诗曰：“轧轧机声地窖中，窻低晓日户藏风。一灯更沃深宵燄，半匹宁酬竟日功。”虽也表达了农家的亭亭辛苦，却以农事描绘为主。
比如，清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时(1689)，得呈南宋楼璹《耕织图》，即命宫廷画师焦秉贞重绘耕图、织图各23幅，并亲自题序，为每幅图作诗一章。成(1696)内府刊本《御制耕织图》，用以示子孙臣庶。《御制耕织图》又名《佩文斋耕织图》④，以后又出现很多不同的版本，日本、韩国等都有《耕织图》的临摹本与翻刻本，流传甚广。
这些表现农事生活的图像经过刻意的再创造和提炼,从而使图像叙事的素材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主体参与空间，都充分运用了图像的形象、情感、看不见的“劝说”等要素，成为维系传统社会价值与道德观念最为恰切的切入点和表达方式。
当社会价值准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相关联，价值准则具体化和生活化，图像叙事便成为最能够引起每个人共鸣与理解的方式。“相较于语言叙事,图像叙事更倾向于遵守皇权秩序主导下的身份伦理规范,表现出更为明确的秩序认同、征用、维护乃至重建的取向。”[7]而技术图像作为一种具象伦理，形成了一种技术与道德整合的景观。运用图像去还原身份认同和践行价值的具体情境，使人们产生基于视觉经验的一种行为模仿，以及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而且，图像方式可以营造社会成员进行感知和想象的情境，并且有效地激活对于社会价值的情感或动机的个体内化。这如霍夫曼称之为道德内化的“移情唤醒”[8]，运用人们所熟悉的图像显然更有利于情境的营造，以及有效推动社会价值的认同和践行。
而隐喻作为一种机制与方法，其与一种内含的意义相关联。当图像的识别同社会语境连接在一起，产生本质上的类比关系，图像的阅读便成为了一种隐喻性的工具。观看者可以自身的经验并且通过图像的观看，调动阅读主体进行知、情、意、信、行转化等的主体性认知活动，从而把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转化为不同社会群体能够感知和想象的内容，产生价值认同的互动。由此，图像阅读构成了一种意义的实践，再现并确认图像隐含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
四、结 语
这里讨论的显然已经不是艺术史，而是自宋以来通过技术图像所呈现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图像教化传统。
本文通过根植于日常生产劳动和流传于政治社会生活及民俗中的农事图像解析，是力图从“可见的”历史中读解出“不可见的”历史，以及农事图像所承载的教育史实，读解其中的教育内涵。而通过对传世的农事图像“观看”和“阅读”，探讨农事图像在经济活动与道德思想等方面的关联，进而揭示农事图像是如何再现和形塑民众的社会生活、身份意识、道德与情感认同。
名人名句及故事更容易吸引并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使学生既学习了化学知识，又扩展了学科视角。如借助《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设置问题情境：诗中描述的是什么化学物质？其中发生了哪些化学反应？表达了诗人的什么情怀？
综上所述，鼻内镜术后鼻腔不填塞高膨胀海绵是安全、可行的，可显著减轻患者术后鼻塞、鼻腔疼痛等不适，提高患者术后短期内生活质量，长期恢复和填塞高膨胀海绵无明显差异。
注 释：
① 参见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定宜庄，颜宣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
②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蚕织图》，卷轴，绢本、线描、淡彩。全长1100厘米，画心纵518厘米、横27.5厘米，跋纵460厘米、横28.7厘米。
③ 唐、宋、元、明各代政府把为官府制造手工产品或修建工程的工匠人户编入其中的特种户籍即匠户。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明代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隶属于官府。工匠的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世代相袭。这种匠籍制度限制了工匠的独立自主的经营。至清顺治年间清政府加以废除。
④ 爱新觉罗·玄烨，焦秉贞.御制耕织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⑤ 《棉花图》包括乾隆的题诗被刻在二十块端石上。其中十一块长118.5厘米，宽73.5厘米，厚14.2厘米；另一块长89厘米，宽41.5厘米，厚13.5厘米。全文为阴文线刻，线条精细。河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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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andVirtue:theImageMetaphorofGenderRolesinSocialLife
DING Gang
(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men farm and women weave” means that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are the basic social lif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sericulture to cotton production, weaving industry to commercialized market, although the gender roles of men and women in social labor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order to prevent commercialization from shaking the fundamentals of agriculture, the virtues embodi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kills of Nongsang are rooted in social life. The maps of tillage and weaving, the maps of silkworm weaving and the maps of cotton presented by productive labor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from the Royal family. This also means that such farming image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social life and skills, but also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al order between skills and virtue through the image metaphor of gender roles.
Keywords: skills; virtue; social life; gender; image
DOI：10.19503/j.cnki.1671-6124.2019.05.002
*收稿日期：2019-06-20
作者简介：丁 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9)05-0004-05
标签：图像论文; 社会论文; 农事论文; 棉花论文; 乾隆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