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主要社会力量中迅速形成并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把全民抗日的目标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逻辑与认知空间相结合，宣传与实际的政治运作相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过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过程，与基层民众朴素的民族情感相融合，从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中华民族”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与组织资源，最终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的时代旗帜。对今天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策略与传播路径的选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布；融合；生活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民族铸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在全民族的广泛传布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一传播过程的起点首先是学界和思想界、进而政界，中国共产党也适时地接受“中华民族”观念，经过逐步认知的过程，并对其历史演进、内涵及基本结构进行理论阐释，上述过程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横向传播与互动。事实上，全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不仅包括横向的传播与融合过程，也包含纵向延伸的过程，即“走向民众”的过程，使中华民族观念与基层群众朴素的民族情感相对接，上下融合凝聚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与社会动员力量。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中华民族”及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内涵确立的过程①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359页。，不同社会力量在词汇使用之间的差别与继承②参见冯育林《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考察及其建设析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8-15页。、互动③参见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41-51页。与融合④参见陈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合互嵌格局与多元一体交融》，《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24-31页。等问题都有诸多阐述。这些研究对澄清中华民族的内涵、演进、结构、特征等核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但是，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对“中华民族”学理层面的讨论上，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显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尝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民众”的过程，对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纵向传播过程中传播策略和传播路径的选择进行梳理，并进一步阐释中华民族观念与朴素的民族情感对接背后——抗日目标与民众诉求相融合——的基本逻辑，以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演进机制，并尝试寻找新时代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镜鉴。
经过上述抛渣含铅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再根据这几年一步炼铅顶吹炉的生产实践，本文将围绕炉渣渣型、氧势、温度、物料含杂质和熔池高度五个方面来提出应对措施。
一、从“反帝”到“抗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主要社会力量中确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确立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中华民族从部分自觉走向全体自觉的过程也是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恶劣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到抗日战争，中国在半殖民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日本全面侵华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正是日本的侵略，主要社会力量对帝国主义本质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从全面“反帝”到“抗日”，中华民族最终凝聚成一个整体。
第二，借助各类纪念活动宣传全民抗日的主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全民抗战局面的出现有赖于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而民族历史叙事的展开需要借助相关仪式性活动。“在民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这些叙事包括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国族）英雄的系谱。在民族起源处，我们发现民族起源的故事。”[11]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进行抗战宣传。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开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重要的政治资源，辛亥革命、孙中山、“三民主义”都成为重要的宣传符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因此，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大会、座谈会、发表纪念性文章、社论、发布通告、标语口号等各种形式，通过总结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宣传全面抗日救国的主张，进行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宣传。“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的战争。”[9]366在纪念文章和社论中，分析了民众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只有发扬民气，唤起民众，组织民力，才能动员和组织整个民族力量抵制日寇的入侵”[12]。并对如何唤起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提出具体建议：“尽量发挥人民的作用，使人民的意见，获得表达，受到尊重，人民的力量，有所表现，受到重视，使民国之为民国。”[13]同时，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明确将轩辕黄帝称为“中华民族始祖”，规定每年清明节都到黄帝陵举行祭祀活动，祭祀黄帝陵成为一种凝聚共同民族情感的国家仪式。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7年4月5日，国共共祭黄帝陵，毛泽东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中称：“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14]从而正式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之始祖，国共在中华民族的族源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共产党还将抗战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从1939年到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每年都举行隆重仪式公祭成吉思汗，将他视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民族英雄，成为号召各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1940年的祭文如下：“懿欤大帝，宇宙巨人，铄欧震亚，武纬文经，建国启疆，几倍禹迹，伟烈伟猷，今古无匹。满蒙同系，同出炎黄，祖宗之烈，民族之光。救国救种，旨在团结，阋墙燃萁，庸奴自贼，中山遗训，五族共和，尔毋我诈，我毋尔虞……奋赴同仇……愈战愈武，艰难无限，胜利在前，坚持猛进，敢告在天。”[15]
其次，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反帝”目标逐渐收缩和集中，从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明确为“抗日”。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不仅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也触犯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指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中国社会的矛盾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变化，“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5]252-253。以此为契机，在国际领域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成为可能，扩大了中国建立联盟的基础，“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5]253。
最后，“抗日”目标的确定不仅涉及到国际领域敌我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涉及到国内不同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构建……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构建，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6]在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认识和国际形势重新评估的基础上，主要社会力量对国内势力的认识也不断调整，面对日本的全面入侵，必须首先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5]3敌人越集中明确，敌我的界限也越清晰，越容易分清楚谁是朋友，也越可能找到团结的基础。在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虽然在政治主张上有分歧，但是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还有知识分子，都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刻意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去表达整体观念。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政权、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文件、报纸、杂志、著作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互动。虽然在中华民族内在结构上存在分歧，但对中华民族的边界、内涵、功能等方面都形成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主要社会力量中逐渐形成共识，正是这一点共识支撑国共合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以思想上的共识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5]253。
村长不好发作，铁青了脸，额头上的血管像两条活蚯蚓，在那里一前一后的蹿动。我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真不识好歹。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传布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成为主要社会力量努力的方向，一方面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将中华民族作为整体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国家、政党等政治力量介入，进而形成强烈的文化宣传和政治动员力量。但是，“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目标不一定被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和接受，因此，需要运动的组织者创造出一套更为容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包括组织使用多样的传播工具，以达到有效的社会动员的目的”[7]。面对日本大规模入侵，主要社会力量从他们自身定位、政治立场和目标出发，选择不同的宣传策略和路径以实现全民抗战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最为积极的倡导者，一方面，站在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分析时局，剖析日本的侵略野心，指出日本要将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状态”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在时间、空间以及中国受害的程度上，大大超过以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任何一次侵略战争”[8]。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呼吁一切阶级、一切政治派别摒弃分歧，一致对外，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9]343。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9]511。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和动员，“应向民众作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10]。突出抗战的全民性，进行积极的社会动员，强化中华民族的一体观念。同时又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宣传上，而是将宣传与扎实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实际工作是宣传的基础，宣传又使实际工作的效果得到巩固和提升，两者互相助力，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
4.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初生仔猪生长迅速，代谢旺盛，母乳和仔猪补料中蛋白质含量高，需要供给较多的水分，缺水不仅会影响仔猪生长发育，而且也可能导致喝尿液和脏水的恶癖，进而出现下痢，所以在仔猪3～5日龄时要补充清洁的饮水，并在每1 kg水中添加葡萄糖20 g、碳酸氢钠2 g、维生素0.0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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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依托根据地政权建设，广泛建立抗日组织，依托各种组织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传布。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采取“三三制”原则，中间势力和进步分子得以参与政权，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在基层政权中普遍实行参议会制度，并克服实际困难，实行“普选”制度，逐渐提高和调动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建立各种群众性组织，如民兵组织、妇女联合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作组、儿童团等社会组织大量出现，通过这些组织，将全民抗战的主张自上而下地进行宣传。又如为了动员西北回、蒙和维吾尔族群众参加抗战，1937年成立直属中共中央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次年，在边区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下设民族问题研究室，专门对西北少数民族情况进行调研，为具体的民族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为了更好组织抗日，还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回民救国分会关中支会”“延安回民救国协会”等组织，大量的民族宗教人士参与进来。民族宗教领袖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动员少数民族群众抗日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仅如此，在国统区，也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设驻各省工委，开展抗日宣传。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其他各类组织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抗日宣传，中华民族一体观念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各级各类组织的领导自上而下地向基层社会渗透。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下探，伴随着文化权力的重新阐释，以及相关思想的传播。参见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第4-25页。
与上述过程相对应，首先，主要社会力量对帝国主义的认知在不断调整，对其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深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使各种社会力量最终摒弃基本立场之争，重新走到一起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认为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此主义（民族主义——引者）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1]3-4。他认为，当某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超出了本国范围时，民族主义就蜕变成为帝国主义，而他国的民族主义又是战胜该国帝国主义的法宝。同时，梁启超又通过与古之帝国主义的比较，指出今天帝国主义的本质，“夫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与古代之帝国主义迥异。昔者有若亚历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仑，皆尝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弱国。虽然，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此则由于民族之涨力；彼则为权威之所役，此则为时势之所趋。故彼之侵略，不过一时所谓暴风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进取，则在久远，日扩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国不幸而适当此盘涡之中心点，其将何以待之？曰：彼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来者，吾可以恃一、二之英雄以相敌，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抗也。彼以一时之气焰聚进者，吾可以鼓一时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远之政策渐进者，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也。”[1]4-5孙中山也提到：“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即中国所谓‘勤远略’。这种侵略政策，现在名为帝国主义。”[2]但是孙中山又对帝国主义国家心存幻想，经过一系列失败后，在五四运动时期认识到“民族主义”的目标不仅是清政府，还有帝国主义国家，推翻清政府只实现了民族主义“消极目的”，只有获得全中国的独立才能实现“积极目的”，也才在“小中华民族”之外，构建“大中华民族”，“小民族国家”之外建立“大民族国家”，实现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3]。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历数了帝国主义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给被侵略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及严重后果，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4]，并提出坚决“反帝”的奋斗目标。可见，超出自己国家既定范围而对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侵犯和控制就是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就要将这些侵略势力驱逐出自己的国土，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种认识在当时已基本达成一致。因此，“反帝”成为近代中国进行社会动员最为有力的口号之一。但当时，“反帝”是反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同时还包括“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都是我们的敌人”[5]9。
第三，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将抗日活动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1938年3月15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要求“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上大量的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在日占区,吸收新党员的数量，“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为原则”。在后方，应“有计划的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16]。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群众性的党。”[9]523-524并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主张。“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17]到抗战结束时，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120多万”[18]，各地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的同时，及时巩固党，并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9]523。发挥支部作为最基层的党组织贴近群众的优势，党的抗战主张、政策和口号都通过支部传递给基层群众。
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众需要和生活逻辑深刻体察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的经济、政治需要和实际的生活困难入手，使民众在感受到实际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宣传，同时在宣传方式的选择上将文化作为传播策略选择的基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①中共宣传策略的选择可参见齐小林《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77-89页；齐小林《“报”的逻辑在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中的多重呈现》，《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第104-121页。使用广大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和形式进行宣传，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朴素的民族情感结合起来。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朴素民族情感相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传播过程，进而中华民族从部分自觉到全体自觉的过程，显然不是主张与思想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传递过程，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和广大群众的生活逻辑对接和融合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事逻辑中完成。
稀浆混合料加入纤维后，因其纤维比表面积的增大，能够吸收更多的油分，使得黏度得到提升，改善了混合料的交替结构。且纤维的后加入形成了空间网络结构，增大了沥青流动的内摩阻，具有一定的增黏作用。
而从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角度看，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存之本，无疑是第一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最为重要的资源。与此同时，获得政治权利，参与政治运作过程，提高政治地位，改善生活，也都是他们的基本诉求。
首先谈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早在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自己的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到了抗战时期，抗日成为压倒一切的要务，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需要全民族对抗战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获得充足的兵源和补给，也要进一步扩大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获得信任和支持，为未来的政权建设奠定基础。
围绕广大民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经济上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政策，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获得现实的经济利益，生活得到改善，针对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通过成立互助组织等措施帮助军属、缺乏劳动力的农户顺利生产。互助组的出现是与大生产、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政策密切相关，以互助组为基础，供销社、合作社、信用社等经济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政治上通过建立基层政权和阶级划分等方法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的参政意识，保障他们的各种政治权利。在上述基础上，在思想观念上，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危亡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参军、进行政治参与、支持抗战的重要宣传内容，通过建立各种组织和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思想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激发全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实现“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9]480的目的，从而实现全面抗战。
第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到：“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9]480在讲到如何进行动员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9]481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朱德也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激发人民的深切的民族意识”[19]。因此，通过报纸、杂志、戏剧、宣讲、歌曲、传单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和抗战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绝大的事”，“头等重要”。首先，通过《新华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日报》《新中华报》《群众》周刊等报纸，创办《红旗》《抗战》《战地通讯》等抗战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日的主张，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针对当时识字率较低的现实，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如夜校、识字班、黑板报、宣传板等方式一边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边宣传抗日。另外，还采取传单、朗诵诗、宣讲、讲报、唱歌、戏剧、演说、文艺下乡等方式进行宣传，一方面揭露日本的侵略本质，另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特别强调的是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在1910年代曾对白话文在文化传播中的局限性提出过看法：“因为我中国教化不讲，识字者十人中只好得一人，此书（《敝帚千金》）纵然浅显，也要识得字，才念得过。”[20]虽然到了30年代，但是基层社会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因此戏剧、演讲等非文字形式在当时的宣传中具有重要意义，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广为传唱，戏剧《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等，对鼓舞士气，团结抗战具有巨大鼓舞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抗日民族战争万岁！”等等都成为点燃民众抗日热情的响亮口号。
肌肉的绞痛，韧带、关节囊的钝痛，神经根的放射痛，神经的闪电样锐痛，交感神经的灼痛，骨的深部痛，骨折的剧痛，脉管系统的弥散性痛……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与疼痛关系友好。
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包括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要发动农民。因此，与上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横向传播和互动相对应，也要借助各种形式在广大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中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宣传，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激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
陈云曾指出：“群众工作千头万绪，究竟应该从哪一点做起呢？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针，才能变薄弱的狭小的群众工作为真正广大的群众工作呢？不是别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21]这段话无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基本逻辑，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走向民众”的过程中完整呈现了这一逻辑过程。“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到底在哪里呢？不在沿海的大城市，不在省会。它的确是在这里，在乡村里，市镇里，在这里的农民群众中，他们过了许多年无知无识的生活，经历了许多年的内战，现在正在自觉地日益加强的目标下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了。”[22]广大民众积极入党，踊跃参军，组织各种武装，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斗争，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提供各种物资援助和便利，正是中国共产党具体工作和宣传效果的集中体现。
设第i个粒子的独立位置Xi=(xi1,xi2,…,xiD)和速度Vi=(vi1,vi2,…,viD),每一次迭代中,粒子通过跟踪个体最佳位置pbest和全局极值最优解gbest,按照式(8)、式(9)更新自己的速度和位置。
最后，基层政权、基层党组织、各种爱国组织、妇女组织、儿童团等组织将分散落后的广大农村纳入到严密的组织框架下，经过严密扎实的工作，各类组织使中国农村分散孤立的状态实现了根本性改变，不仅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在实际上也逐渐被组织成为一个整体。
其次，历经几千年沉浮和传统文化的洗礼，爱国守土观念已经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而传统文化作为本能与习惯在情感和潜意识层面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特别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这样的情感极易被唤醒。另外，1840年以来，特别是经过清末和民初的启蒙运动，在遭受西方军事、经济入侵的同时，中国基层社会也接受了思想启蒙的洗礼，在乡村社会士绅、知识分子、商人、教师、僧侣、妇女领袖等群体的倡导下，再由政府力量将其制度化和组织化，已扩大并巩固，而地方政府官员或为业绩计，或为国家长远计，都会继续推动这些运动的深入，因此，或通过天足、剪辫、劝戒鸦片、女权等对个人身体的关注，或通过立宪、革命、抵制美货、收回路权等国家主权的关注，国民观念和爱国思想逐渐传播开来，并通过民族危亡的时代主题和一次一次的运动不断强化。这些都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因此，面对日本的烧杀抢掠和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国共产党实际工作基础上有效宣传感召下，朴素的民族情感被激发出来。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传布对中华民族全体自觉的助推及其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是中华民族族体从“自在”最终走向“自觉”的重要阶段，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传播则是中华民族全体自觉形成链条中关键一环。
近代中国国门渐开的过程，也是西方思想文化渐入中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相关概念传入，这些思想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解释框架，涤荡着中国传统族类观念，逐渐消解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天下”观念。因此，近代中国所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觉醒，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觉醒，进而政界人士的觉醒。“中华民族”概念从1902年首次提出，到抗战时期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期间呈现了历史与当下、西方与东方、理论与实践、情感与理智的诸多纠缠与较量，又经历了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①参见张凤阳、罗宇维、于京东《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一项基于西方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29—48页。的所有过程，最终成为一个可以被定义的“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高成就，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最大边界。但是，如果这种意识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并不能形成强大的动员力量，也无法转化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要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纵向传播过程，这样理论才能转化为行动，思想才能转化为实际力量。面临最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认识到只有全民抗战才能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通过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党组织壮大②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党员的吸纳机制可参见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4-77页。、思想宣传、文艺表演等形式深入基层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让人民群众深切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唇齿相依，进而进一步激发他们朴素的民族情感，两者相互融合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抗战胜利的72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条件、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必然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下齐心，画出最大同心圆，同心共筑中国梦。而要上下同心，就需要在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下工夫，这就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阐释和深化，更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实施，“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与实践层面实施过程相伴随的思想层面的纵向传播是一个重要方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向传播中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无产者的历史地位在西方文明进程中主要经历负面污名化、正负混沌与正面化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可以从财产收入划分的最低等级及其在近代追求政治解放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已经扬弃无产者的负面历史形象与地位，把无产者塑造为独立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本文并不仅仅停留在无产者演变的描述性层次，还进一步揭示其地位演变背后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探讨无产者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不相容性，尤其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创新，无产阶级对于超越西方文明传统的正当性及其历史意义。
首先，传播途径的选择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思想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一方面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另一方面，时下处于“封而不闭”的民族国家时代，自媒体时代也不期而至，改变了之前信息“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众界限清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信息传播结构水平化，民众随时接收来自全世界的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是新闻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现在与抗战时期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完全不同，大量信息良莠难分，会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造成一定的干扰。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播途径的选择要紧跟时代发展。
其次，战略目标与群众生存逻辑相结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全民抗战的目标与关心群众疾苦结合起来，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需要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4]。人民幸福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实现中国梦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无数个人的小梦想汇聚在一起就能助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具体传播策略和路径选择与民众认知逻辑相结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群众实际认知水平，通过各种贴近他们生活的传播方式宣传抗日主张和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他们可以接受的核心观念反复宣传，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今天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的选择同样要接近群众，针对不同的对象，要采取不同的传播途径，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也才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小 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定力量，正是对人民群众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在对基层社会的切实体察的基础上，将抗战目标与与基层社会民众生活逻辑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行事逻辑：制定和实施经济、政治政策解决群众基本生活问题的同时，通过各类组织将普通群众纳入到组织体系中，从群众的认知逻辑和生活空间出发，借助各种形式并选择适宜的宣传策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进行有效宣传，积极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对今天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选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孝悌在谈到清朝最后十年下层社会启蒙的重要作用时指出：“更重要的是，国家思想、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从此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不管是上层或下层）思想中突出的素质。”[25]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向延伸的过程何尝不是推动这一素质形成的重要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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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of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Present Significance
ZHANG Shu-juan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Jiangsu,221116)
Abstract: With the full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as rapidly formed and established in major social force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social mobilization by combining the goal of nation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nd the of life of the ordinary people with the cognitive space,and publicity with actual political operations.Through the top-down vertical communication process,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simple national sentiments of the common people,thus promoted the Chinese nation to move toward a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The"Chinese na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an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era banner of the war of nation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shoulders the historic respon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day, this chapter is significant in choosing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mmunication path for cultivating and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Spread,Fusion,Life Logic,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DOI：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19.06.00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9)06-0073-08
*收稿日期：2019-05-15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互动研究”（16BMZ003）；2019年国家民委“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开放课题”（A2019JD02）。
作者简介：张淑娟（1976—），女，内蒙古赤峰人，法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王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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