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埃蒂耶纳·卡贝:共产主义宣传论文](https://www.lunwen90.cn/thumb/3f51088d29ea810e9c1af82d.webp)
译者按：时至今日，翻译发表卡贝的《共产主义宣传》，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从理论方面看，包括卡贝在内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转向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经常提到卡贝的著述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有必要补强相关译介工作。从现实方面看，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过程充满艰难险阻，须辅以好的宣传，而要真正激起人民的希望和信心，宣传工作就必须直面客观的困境，采取适宜的方式，分清轻重缓急，就此而言，卡贝当年的讨论或可提供某些经验教训。
摘要:公有制只能通过争论、劝诫、宣告、舆论的力量，亦即通过宣传而得以确立。一切共产主义者都要投身于宣传。因此，很有必要确定最适宜的宣传方法和务必避免的错误，毕竟反对公有制的偏见、异议和敌意不容小觑。共产主义宣传的问题需要真抓实干，需要洞明世事，需要实践智慧，需要有的放矢，需要循循善诱。在当前处境下，我们的意见是理应采用两条主要规则：化简和集中，即化简困难，使之易于克服，同时集中我们的资源，从而更有把握克服困难。
关键词: 共产主义； 宣传； 公有制； 化简； 集中
众所周知，观点、原则、理论、学说、体系、科学或信念既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凭靠强力和暴力得到推行的。众所周知，公有制*原文“la communauté”可直译为“共同体”，但它是一种立足于卡贝乌托邦原则的新型共同体，本文按照空想社会主义的术语翻译传统译为“公有制”(译者注)。只能通过争论、劝诫、宣告、舆论的力量，亦即通过宣传而得以确立，当年的基督教亦不例外。因此，一切共产主义者都要投身于宣传。但宣传可谓鱼龙混杂：有好的宣传，也有坏的宣传；有合情合理的、开明的、审慎的、敏锐的、机智的宣传，也有不合情理的、轻率的、拙劣的、盲目的、愚蠢的、木讷的宣传。实用的、动人的、雄辩的、亲切的、投其所好的宣传，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失策的宣传让人反感、令人作呕、使人生畏，给敌人和诽谤者提供口实和武器，或者埋下混淆和分歧的伏笔，妨碍和推迟(而非促进和推动)其他人的皈依。
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南朝，是儒、道、佛交相渗杂，玄学炽兴的时代。儒学在东晋的地位，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却又因缺乏恰当的切入点而很少详尽梳理与系统把握。因而，认真考察儒学在东晋社会各层面的具体实际作用及其对该时期玄、佛挑战的应对，从而从一个侧面切实探讨其在东晋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故而，确定最适宜的宣传方法和务必避免的错误，这一主题既有益又必要，值得花些心思来研究。我们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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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压制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特权、主宰、大手大脚、游手好闲和驯顺居家，将分散的个人财产改造成不可分割的社会财产或共同财产。公有制改变了一切工商业。因此，公有制的建立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所尝试过的最伟大变革或革命。这种变化重创了自私的利益、盲目的激情和深固的偏见。这种改造遇到了最多的对手、最激昂有力的敌人，他们决意用诽谤、迫害等手段捍卫他们罪孽深重的特权。公有制的对手和敌人是数不胜数的特权者、剥削者、长官、公职人员、牧师、富豪、游手好闲者、财产所有者、资本家、全体商人和工厂主组成的大军。即便那些本应最渴望公有制降临的人——即浩浩荡荡的小占有者、工人、无产者、奴仆、军人——也全都被无知和偏见蒙蔽双眼，被谎言和诽谤扰乱心神，或许在浑浑噩噩之间最激烈地反对那套以保障其幸福为唯一宗旨的体制。该体制遭遇重重阻挠，人类虽然历经不一而足的大革命，迄今还是无法容纳该体制。建立公有制真是太艰难了，故而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它是不可能的，一遍遍煞有介事地申说公有制是怪想，是梦幻，是乌托邦，是不可践行且无从实现的事情。总而言之，反对公有制的偏见、异议、敌意和势力不容小觑，一个人若要捍卫公有制并且企盼它有朝一日得以凯旋，必须坚毅果敢、百折不挠。
如果现今有必要就公有制的确立与否和家庭的存废进行投票，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投票支持建立公有制和改良家庭。所有的反共人士也将投票支持保留家庭。在共产主义者中，所有的母亲和所有的父亲都不想听闻所谓无家庭的公有制，这一点千真万确，我们对此毫不怀疑。经过一番劝解之后，你兴许(甚至很可能)会发现没人主张扼杀家庭了。因为抨击家庭和婚姻的那一小撮人之所以那样做，几乎全都由于他们的术语用法稀里糊涂，没能比较仔细地界定自己所表达和指称的意思。一旦家庭没有世袭的特权，一旦不再有继承权或遗产，一旦不再需要婚姻宣誓或不再强求婚姻关系永续，婚姻和家庭恐将不再有什么反对者。
我们都属于发自肺腑地相信公有制绝非笑谈的人。我们没有低估偏见、障碍和危险，但仍然恪守对于“进步”和“未来”的热切信仰。在我们眼中，公有制璀璨耀眼，好似人类的光明、真理和归宿。但满腔热忱的共产主义者们纵有无比的信心，亦须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公有制大厦的建立是一桩“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事业，要求我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精明强干。我们还坚信，拙劣的宣传有可能推迟公有制。
总而言之，人们看到一些共产主义者把废除婚姻家庭、分隔男人女人和儿童宣布为公有制的法律条文。
那么，在当前处境下，我们该如何做好宣传工作呢？我们是要力求阻碍和困难的最小化呢，还是要乱上添乱？是要化简和减少问题呢，还是要把问题搞得更加纷繁复杂？是要回避所有那些可能招致混淆和争议的事情呢，还是要肆无忌惮地加以挑明？是要汇聚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资源呢，还是要使之成为分化、零碎、散落的东西？是要为联合和统一而牺牲一切呢，还是要陷于竞争和对抗而难以自拔？前者岂非理性与常识之选，后者无异骄纵与愚昧之途。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相关数据资料，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样本率比较采用χ2检验，两因素相关性利用卡方检验计算列联系数，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 化 简
因此我们迫不及待地亮明我们的意见： (1) 对于在公有制下保留家庭的问题，我们不要抨击，甚至不要质疑或争论；(2) 对该问题展开抨击和论战会使宣传陷入瘫痪，会使公有制的来临变得遥遥无期，这样就等于干了最彻底地反共反人民的事情，恰令人民之敌和公有制之敌弹冠相庆；(3) 倘若这些敌人在家庭问题上向我们挑衅，我们务必斩钉截铁地答道：共产主义者会保留家庭；(4) 若是某些共产主义者坚决要求抨击家庭，我们必须断然与之进行斗争和提出抗议。少了这一条，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什么事情都别指望！唉，仿佛所有共产主义者都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出个所以然似的！家庭的反对者净可抛出五花八门的理由；我们也会做出回应；大会将宣布决议，定下统一的宣传口径(尽管这并不妨碍大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有权予以发表)，毕竟拥护家庭的大批共产主义者甚至在看都不看的情况下就会对任何抨击家庭的出版物嗤之以鼻。
因此实践智慧提醒我们：要把议题尽可能减少，只保留那些作为公有制存在前提的绝对根本的问题，暂且搁置所有次要的议题，除非有朝一日共产主义阵营济济一堂，并且讨论这些次要议题也不再会带来麻烦。实践智慧还提醒我们，要尽可能地一以贯之，只提出公有制的那些绝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而那些可有可无、徒然招致反对意见的事情一概从长计议。
我们不可能不争论财产问题，因为以当前形态的个人财产为既定前提的话，不可能建立公有制。财产的变更或改造是公有制赖以存续的根本条件。平等、友爱、集权、新型劳动组织和新型货币体系等问题，同样也是公有制赖以存续的根本条件。
而比如家庭问题，就是个勿费口舌的次要问题。不讨论家庭问题的理由多种多样。家庭是个次要问题，而非根本问题，因为即便无家庭的公有制果真比有家庭的公有制更完善，同样正确且无可置疑的是，公有制在两种情况下都能存在，也就是说，它可以跟家庭共存，也可以脱离家庭而存在。因而这件事只是公有制的完善程度问题。
我们完全不必废除家庭，因为针对今日之万恶社会中的家庭的一切谴责，到了公有制那里都将不复存在。如今，家庭的种种丑恶并不出自家庭本身，而出自那支配着家庭的万恶社会。一切罪恶都源于贫富不均、个人财产、金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嫁奁、教育缺失、大规模的单身人群、禁止离婚。而在公有制中，不再有骄奢淫逸，不再有饥寒交迫，不再有私产，不再有嫁奁；人们完全自由地选择配偶；婚姻仅由每个人的心意决定；教育尽善尽美，让每对夫妻尽可能过上和谐美满、相敬如宾的日子；离婚是被允许的，办理起来也不麻烦；想结婚的人就能走进婚姻殿堂；孩子们的生存都是有保障的，不必求助于额外的父母之爱，后者致力于为某个孩子赋予特权地位而牺牲其他孩子的前程，这样一来，婚姻家庭就绝不会招惹是非。然而，在当今的万恶社会，人们经常唏嘘不已地看到，出身寒门的妙龄美女因为贫困和贪婪而委身于又老又矬的资本家，或者英俊潇洒的青年男子娶了年老色衰、难以激起他爱欲的贵妇人。如今通行的情况是，一个人结婚只图嫁奁、盾徽和保险箱。如今人们能够见到，青春和美貌通过婚姻而葬送给了一具死尸。当前，以金银为黏合剂的这些一心只为飞黄腾达的丑陋结合，只能导致乱象、丑闻和犯罪。请务必正视那群有钱人的饱食终日、放浪形骸，正视那群无产者无可奈何的孤独终老，正视有那么多年轻人不知羞耻地把婚姻托付给老朽之人，正视那成千上万家客栈酒馆以及那为花天酒地提供庇护和神秘感的社会乱象。当今社会鼓励腐败、引诱、卖淫、姘居和通奸，从而必然令万千家庭支离破碎。但这些恶习在公有制的社会组织中都将荡然无存。因此，今日家庭生活的可指摘之处皆不能移用于公有制下的家庭。现行的不平等社会体制，其污染和毒害作用无孔不入。未来的平等体制，其净化和完善作用亦无微不至。在公有制下的家庭那里，我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弊病纷扰，一点也没有，绝对一点也没有。相反，我们坚信，家庭倘若经过平等体制的净化且由一代代人不断加以完善，将成为最有序、最和谐、最亲睦、最符合社会友爱、最符合女人尊严与幸福(一如符合男人和孩童的幸福)的结合和制度。我们坚信，倘若婚姻极尽美满，它所萌生的道德裨益将比我们能想象的其他一切欢乐更繁多、更崇高、更势必导向幸福、更经久不息。有鉴于社会的井然有序以及各年龄段的两性美满是社会组织的两项主要宗旨，我们认为家庭是公有制的基石和构成要素。我们绝不希望公有制扼杀家庭，相反，我们恰恰希望公有制造就尽善尽美的家庭。
我国的大部分国有电力企业均具有较为庞大的机制，从而导致在开展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由于组织庞大而导致组织的管理精细化缺失问题，且许多企业均未能建立有效的高效管理体系。不同于其他工程类型，电力工程的质量问题将严重影响工程的安全性，甚至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国家和人民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3]。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许多施工企业由于缺乏高效的管理体系，导致部分施工人员的施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导致工程内存在许多安全风险，影响了施工管理质量。
3)实验结果表明,合理的苏打配比有利于钛渣中的TiO2含量的提高，焙烧温度和焙烧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对提高浸出产物中TiO2的含量有利,但过高焙烧温度和过长焙烧时间都会导致焙烧产物出现烧结现象,不利于酸浸除去钛渣中的杂质。实验得到的最佳工艺条件为苏打配比0.7,焙烧温度900℃,焙烧2 h。苏打焙烧钛渣用20%稀盐酸，在110℃下浸出1h，煅烧产物的TiO2含量比钛渣原料提高了近30%，达到了95.43%。
人们看到，有些共产主义者宣称如下举措都属公有法典：每个人都要拿出最多的时间参加公共会议；每个人只需要一间私人宿舍，用于晚上的睡眠和白天的数小时休憩；一间小卧室，一间小书房兼实验室，外加一个小壁炉就足够了(正如对于僧侣来说一间厢房便足够了)；妇女和儿童分开居住(但那些共产主义者没告诉我们如何操作)；每位公民都要料理他自己的家务事(仿佛他做不了什么更有益于社会的事)；对那些选择做其他事情的人，会安排其他公民从事收拾床铺、扫拖洗擦等工作(仿佛此举不是要造就奴仆、佣人和随从，而家庭中的所有这些零杂家务事其实可以交给儿童去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务必时刻铭记在心的是，共产主义宣传的问题需要真抓实干，需要洞明世事，需要实践智慧，需要有的放矢，需要循循善诱。
好吧！这是合情合理、审慎实用的宣传吗？
如今何必提议废除婚姻和家庭呢？有何好处呢？此举意义何在？
我们果真不可以从家庭出发建立公有制吗？保留(如果你愿意的话，暂且保留)婚姻家庭的话，会妨碍创建公有制的那代人一展身手吗，抑或会妨碍后代人一展身手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摆出一副比子孙后代更渊博、更明智、更老练的样子，并对其课以特定法律吗？要是未来人不想要家庭，我们现在保留家庭的做法会令未来人感到尴尬吗？假如未来人想要家庭，我们以废除家庭作为出发点的做法难道不是误了大事，且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吗？果真可以认为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代代人都会同意废除家庭吗？有哪位贤达人士竟会相信，要求现在废除家庭之事迫在眉睫？当代世界想要家庭，建立公有制之后也总会有时间争论家庭的存废事宜，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确定无疑的吗？
一是合理把握教材的难度．例题之间应留有合适的坡度，可以给学生探索和思考留白，但跨度太大，会对学生认知造成人为障碍．如何由“教材”转变为“学材”，中国台湾（甚至新加坡）等地的教材都能给予很好的启示．
进一步说，当下提出家庭存废的问题，难道不是极其草率的吗？在集中财产和工业的事情上，在扼杀商业、奴仆和货币的事情上，我们的宣传难道不是已经遇到足够多的困难吗？例如，当我们要求某个村庄里的财产所有者把自己的全部家当自愿交公，让大家一起更有效地加以开发利用，从而采撷博爱之便利，试想反共人士将对此类要求感到多么愤慨？但换到婚姻家庭的问题上，它难道不是最微妙最棘手的问题吗，难道不是给反共人士的诽谤和抨击留下层出不穷的话柄吗？当有人试图染指家庭问题时，大量有道德、朴实、虔诚、脆弱、易受误导和惊吓的人们难道不是厉声嚷闹吗？这难道不是留给道貌岸然之徒和骄奢淫逸之辈——他们没完没了、装模作样地尊崇家庭的神圣性，叫嚷着说公有制不讲道德——以谴责公有制的良机吗？对家庭的抨击不是已经招致极其粗暴的控诉和极其有力的非难吗？难道《自由妇女》(Femmelibre)当年没有剿杀圣西门派吗？公有制的敌人难道不正是热切地揪住共产主义杂志的某一期上抨击家庭的那几段话，就咒骂整个共产主义吗？那几段话难道不是比其他一切公有制学说惹来更多麻烦吗？
再进一步讲，对于家庭的这些批判难道不是让共产主义者群体陷入混乱和分裂吗(当年的圣西门派也正因此遭殃)？这些批判难道不是已经遭到1 600余名共产主义工人的联名《异议声明》的驳斥吗？重申这些批判难道不是必然重蹈前人混乱分裂之覆辙吗？就我们来说，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因为我们几乎全都读过相关材料)，坚定不移地确信要保留家庭，不仅当前保留而且未来也要保留，不仅暂时保留而且最终也要保留，因此我们将与任何敌视家庭的言行展开全力以赴的斗争。我们只想要保留家庭的公有制；我们不想要缺失家庭的公有制。鉴于共产主义群众无疑同样渴望家庭，抨击家庭势必意味着想搞分裂。
我们的意见是理应采用两条主要规则：化简和集中，即化简困难，使之易于克服，同时集中我们的资源和奋斗，从而更有把握克服困难。让我们速速探讨这一问题。简述如下：
不过，人们看到一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写道：在公有制下必须废除单个家庭，因其使得感情碎片化；必须废除婚姻；男人必须不断旅行，周游世界四五回(而女人不得动身)，目的是带来人类的最亲密的融合，如此便可防止男人一直跟那几个女人厮守，这种厮守将会催生个人依附，从而摧毁博爱的和谐状态[注]这里指德萨米的《公有法典》(1842)(译者注)。。
要是有人自诩为天才，认为自己的观念必定引领未来，从而通过遗留手稿的方式在私下里为后人写作，我们倒也能理解，那些年轻人被自负、虚荣、建功立业的野心所蒙蔽，走向无知的状态，进而去攻击家庭，目的是展示自己非凡的才能、新奇的想法以及不走寻常路的姿态(否则会让他们显得普通)。但我们不再能理解的是，忠诚的有识之士居然在工人中发动对于家庭的抨击，从而确定无疑地扰乱人心并造成不当的注意力转移。简直太荒唐了！
1939年12月，国民政府针对小学教育制定的《教育部第二期战时教育行政计划》，提出着力“推行义务教育”，将短期小学逐渐改为二年制，要求各地学区应设一所短期小学，到1940年使战区内的失学儿童都能入学；还强调要“改进初等教育”，编订小学各科教育科目、整理儿童读物、编订小学教育标准、由教育部延聘小学教育专家［7］120-121。
既然对此类宣传可能带来的损害深信不疑，我们难道要容忍它、深受其害而却摆出事不关己的缄默姿态吗？就不能往更好的方向做点其他努力吗？应当对一切保持沉默，永远沉默，放任所有毒素扩散，或者，我们以充当帮凶的方式放弃一切，放任不管！不，不！即便同其他共产主义者做斗争对我们而言再苦再难，我们也要向其他人提出我们的相反信念，我们也要完成我们为自己定下的义务。我们要捍卫家庭，驳斥那些抨击家庭的人。如果说那几部允许家庭存续的早期共产主义作品还不足以杜绝对于家庭的抨击，有引发新分歧的风险，那么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地抵制那些抨击，捍卫家庭并预先防范新的分歧。
历史经验表明，宣传如果只涉及少数几个简明扼要、形成共识的议题，就比较容易开展。这样一来，人心便不再彷徨；已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也不再有争执或分歧；其他那些非共产主义者也更容易转向共产主义；想诋毁我们的敌人再也找不到话柄。倘若我们增设议题，那些少有闲暇、不习惯讨论的人们难免理不清头绪。异议和争执便在群众中间流传开来。一切行动都变得稀里糊涂。宣传工作萎靡不振，我们的敌人就有了更多可乘之机阻挠我们。
家庭问题就此打住。对于宗教问题、唯物论与唯灵论的问题、首都和城市的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发表很多见解。这些全都只是次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根本，也非不可或缺，却会招致无穷无尽的纷争，因此在群众宣传中提出此类话题是不明智的。
然后，高河看到了，杨年丰向自己的脸上瞟了一眼，仅仅是一瞬，杨年丰就收回了目光，但高河还是察觉到了，那一瞬间内变得冰冷的目光。
不过人们看到有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宣称：应当摧毁城市，因为城市是压迫和腐败的中心。如今我们听闻有人将如下举措宣布为公有制的法律：公有制只允许公社存在，每个公社约有1万人口，采取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的形式[注]此处将傅立叶的独特命名作为一般术语来使用，这也暗示了傅立叶计划的盛行(译者注)。，这种法伦斯泰尔对于公有制的存续，对于尽可能迅速地消灭法国境内和全世界的城市，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位作者认为此番巨大破坏极其简明和随意，对数以亿计的非共产主义者极具诱惑力，故而宣称在此问题上没有审议协商的余地。在他看来，不可能存在有首都和城市的公有制；人们必须毫不迟疑、义无反顾、不假思索地立即决心铲除巴黎、波尔多、里昂和其他一切城市。
好吧！我们想问问，以上作为宣传的观点是必要、有益或明智的吗？果真如此吗？我们不想追究细节……我们只想说，这样的宣传和学说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似乎是无稽之谈。首先，人们对于现行体制下的城市的指责，皆不可移用于公有制下的城市。其次，我们要求随时支持那些在公有制下完全没有造成妨碍的城市。再次，鉴于公有制既不是集中也不是分裂，我们拟提出如下主张：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契合公有制的属性和本质，因为城市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它就将为智力、民情、实业、科学和人文方面汇聚更多的光、热、力。
可是那位作者装模作样地指出，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在《伊加利亚旅行记》初版中赞成保留城市的意见，我们在第二版中将我们最初的信念草草带过，牺牲了城市[注]这里是在回应德萨米《公有法典》里面的一段评论：“1837年出版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最初曾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城市和首都制度。现在，卡贝先生似乎已不那么重视这种等级形式了。在该书第二版(修道院街11号玛莱书店出售)序言中，他同意可建立有城市的公有制或无城市的公有制，等等。毫无疑义，卡贝先生对自己著作的其他若干论点，经过重新研究后，也会在第三版中赶快加以改正的，因为卡贝先生同那些心胸狭窄、虚荣心很重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那些人，即使已经知道有更好的答案，也还是犹豫而不愿放弃自己最初的成见的。就这一点来说，没有谁比我更尊重卡贝先生的聪明才智的了。”参见德萨米《公有法典》，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35页(译者注)。。可那位作者到底从哪看出这一转变的呢？他为什么不引用几段话来证明如此严肃的论断呢？尽管让他引证！事实上，《伊加利亚旅行记》的第二版正如初版那样包含着首都、省会城市和公社城市，我们对城市制度没提出一丁点反驳意见，而他坚称我们似乎对城市不以为然！我们严正抗议！在学说上，我们赞成保留城市。在宣传上，我们无法设想有哪个宣布摧毁城市的人竟会相信自己在保障公有制！
二、 集 中
若没有联合、和谐、亲睦，一切皆属枉然。若与竞争和对抗为伍，同样一切皆属枉然。集中制是公有制的原则、基础、灵魂、力量和生命。尤其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此乃一切社会学说和一切宣传的入门常识。
淘汰机制方面：与选拔方式并无太大不同，仍根据笔试成绩排名作为决定学生是否留在实验班的依据。实验班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优秀人才，仅根据考试分数的高低进行评判，显得有失偏颇。
不过我们务必在此细细思量，如果说建立公有制之后有必要实行集中制，那么在建立公有制之前或许更有必要实行集中制。因为若不集中资源和奋斗，我们将永远等不到公有制实现之日。
让我们把这条真理用于我们的宣传和报刊。人民穷困潦倒，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全部的资金汇总到一起也不太够接济和维持一份共产主义报刊的[注]这里很可能是指菲利普·毕舍(Philippe Buchez)编辑的工人报刊《工作室》(l′Atelier)(译者注)。，同样，他们的努力也不太够捍卫和宣扬公有学说的。几家报刊和几路宣传若在资源和奋斗方面各自为战、分兵出击，将会一事无成，而且可谓明知故为。这种做法偏离要害，有违公有制原则。因此请好好想想吧，你们定会跟我们一样确信，这种做法是板上钉钉的误解。
1842年4月22日于巴黎
CommunistPropaganda
Étienne Cabet, Translated byYao Yuan
(School of Law,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by debate, persuasion, conviction, the power of public opinion, that is, by propaganda. All communists should invoke propagand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most suitable method of propaganda and the errors which must be avoided. After all, prejudice, opposition, hositility and power against the Community are considerable. Communist propaganda is a question of conduct, savoir-faire, prudence, approach and skill. In this situation,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is fitting to adopt two principal rules: simplify a difficulty to make it easier to overcome, and concentrate our resources and efforts to overcome them more easily.
Keywords: communism; propaganda; community; simplification; centralisation
中图分类号：D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9)01-0051-06
DOI:10.317/j.cnki.jdskxb.2019.008
收稿日期：2018-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FX1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77)
作者简介：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1830年革命史》《1789至1830年法国革命时期的平民史》《伊加利亚旅行记》等。
译者简介： 姚 远，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法哲学编译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法学、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
① 译自Étienne Cabet, Propagande communiste ou, Questions à discuter et à soutenir ou à écarter (Paris, 1842); Paul E. Corcoran (ed.), Before Marx: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n France, 1830-1848, The Macmillan Press, 1983： 81-90。
(责任编辑 张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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