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史学家吴兢的 《贞观政要》一书中蕴含着独具特色的古代官德修养理论。以忧国安民、近取诸身、远体诸物为其官德修养的目标。以克己内省、深思正己，崇儒重学、改过迁善、谨言慎行、积善成德为主的官德修养的实施系统。其中所体现的官德修养论对于当下 “全面从严治党”环境下的执政党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吸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精华，重塑官德修养论的思想价值，促进新时代中国执政党建设，是当下急需解决的课题。因此，构建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现代政德修养理论，对当下执政党的政德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贞观政要》；官德；修养论；现代价值
《贞观政要》是唐史学家吴兢所著，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治国之道和中国传统的官德修养思想。《贞观政要》展现的官德修养理论是指唐太宗及其臣子对于自身的道德修养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君主要求臣子常修己，其大臣也在屡次谏言中反复提醒君王应该居安思危，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为臣民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使其人性通过修养而达到理想的境界，从而构建一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礼制规范的君臣关系，使社会井然有序，以至安天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其中的宝贵的文化资源能够为新时代下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其中的官德修养理论不仅能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由其思想重构的现代价值能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贞观政要》官德修养的目标：忧国安民、近取诸身、远体诸物
在唐太宗主政期间，君臣上下皆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自我修养意识，君臣齐心同德，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唐太宗及其臣子们都认识到，要做到国泰民安，必须贯以儒家的以德治国为主，以民为邦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了使李唐王朝能够长治久安，永续不断，李世民、魏徵、房玄龄等人反复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李世民身为皇帝，无论在处理政务还是个人生活，都处处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君主的唐太宗常回顾和对照历史进行反思，他认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 ”［1］（P36）书中记载着以进谏而著称的大臣魏徵之言：“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 ”［1］（P24）当国家面临危难时刻，统治阶级会居安思危，此为一种守成之正道。而君主要能做到居安思危的要求，在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是修身。
在传统官德修养方法中，首要的是君德修养。在儒家德治思想中，称之为圣人的君主就是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要求，其中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帝王如能体恤百姓，做到以身作则，以德治国，则能成为天下的表率，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权力获得道德合理性。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帝王的个人品德和治国才能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所谓“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例如，魏徵在一份上疏中向李世民陈述了为君之道的基本要点，他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1］（P16）魏徵认为，人君身居高位，对天下安危负有更大的责任，人君只有居安思危、戒奢从俭，情胜其欲，才能根深而木茂、源远而流长。
当前，农产品质量追溯功能实现的关键环节包括信息采集、信息传递、信息载体和信息查询4个方面。信息采集是实现追溯的基础，农产品质量追溯需要采集的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个体（批次）信息、生产过程信息、投入品使用信息、生产者信息、产地信息等[6]。当农产品在市场上流通时，上游生产经营主体采集到的信息还需要准确无误传递到下游生产经营主体，实现信息传递和交换的无缝对接。否则，任何一个环节断了，整个链条就断了，也就无法实现追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需要有信息载体来承载所采集到的信息，以便于信息在各个主体之间的传递和交换，追溯功能的实现还需要公共信息平台，便于农产品质量信息汇集和查询。
至于如何修身，贞观君臣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其中，魏徵向皇帝提出的“近取诸身”、“远体诸物”是《贞观政要》官德修养论总的方法论原则。魏徵说：“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 '”［1］（P2）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近取诸身”、“远体诸物”本来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易传·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描述了包牺氏（也即伏羲）创作八卦的过程，这也是易学的重要法则，其含义是从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来取象，然后判断形势的好坏或结果的吉凶。
Cd(NO3)2·4H2O,甲醇,以上试剂为分析纯,且使用前未进一步纯化.4,4′-二(1-咪唑基)苯硫醚为实验室合成.
二、《贞观政要》官德修养的实施系统
（一）克己内省、深思正己
《贞观政要》官德修养理论的修养目标是忧国安民、近体修身、远体诸物。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有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4］贞观君臣以“所贵者惟在德行”自省自觉，他们所实现的盛世与他们的克已明德、自省修身的官德修养理论是分不开的。贞观君臣的忧国安民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其为国尽职、以民为本的积极思想是值得现代官德建设所借鉴的。党员良好的道德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党员领导干部内在的官德修养是外在为民服务的依据和根本。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执政党的政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国家道德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对社会道德风尚起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官德修养，不仅是党员干部自身道德修养的根本和社会道德秩序优化的重点，而且是党的十九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环境下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内在保障，关系到人民利益、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良序的形成。《贞观政要》官德修养理论的修养目标主体上体现的就是古代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从现代官德理论来说就是要“立德”转“立功”。现代意义上的“立德”就是要履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人民利益出发，维护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立功”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建功立业。在现代的官德体系中，当然不能仅仅是“立德”转“立功”的单向转换，而应该是双向转换，即政治理念指导政治实践，政治实践后反思完善政治理念。可见，“忧国安民、近体修身、远体诸物”的传统官德修养目标思想，可为当下执政党官德建设吸收和借鉴。
对上述项目之外，现阶段无法预料的其他费用，按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利息净支出之外的其他各项费用之和的5%计算，按除折旧和利息净支出。
（二）崇儒重学、改过迁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11］（P127）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重要概念，就是“国家、民族、政党自信”。我们党植根中国大地，从中国历史深处而来，深受中华优秀传统的滋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经过了有益因子的提取，以及结合时代创新性发展和转化，已经成为中国执政党执政理论的有机成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当代发展相契合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善于继承人类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并立足现实，着眼于古代德治思想的当代阐释，以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3］（P36）《贞观政要》 中体现的官德修养理论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封建性，但继承政治文明的有益因子，扬弃其中的封建内容，其中有益的官德修养理论思想，对于我国当前执政党的建设极具借鉴价值。
唐太宗深知自己的言行对百姓的影响。例如，贞观二年，他对身边的侍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否，所以不敢多言。 ”［1］（P429）唐太宗每次在朝堂上说话，先考虑这句话对百姓是否有利，一方面说明他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自己说话相当审慎。站在旁边的杜正伦则提醒他：“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 ”［1］（P429）贞观八年，唐太宗在与大臣的对话时，又一次提及慎言：“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共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 我常以此为戒。 ”［1］（P430）由此可见，唐太宗是发自内心地认识到慎言的重要性。唐太宗及其臣子多次强调要积善成德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例如，魏徵在给唐太宗的一次谏言中就强调为君者必须“德处其厚”，即要广积厚德。就贞观年间的政治实践来说，“德处其厚”体现在诸多方面：对于普通百姓，君主要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而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百姓、威慑百姓，否则，百姓虽然心怀畏惧，但不会感恩国君的恩德，反而心存怨恨；对于臣子，则要诚心诚意，不可猜疑、轻视自己的下属。贞观君臣多次从统治的层面讨论积善成德的重大意义。例如，贞观八年，唐太宗说：“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唯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必之，则以为荣。 ”［1］（P162）从文中可知，唐太宗所认为的积善成德表现在通过仁政来积累善德，以保证国运长久不衰。他通过这一系列的历史人物的事迹来警戒和激励自己要广施仁德，积累善行。
（三）谨言慎行、积善成德
大多数自然和人造系统都能描述为网络，其中实体通过物理或者抽象边连接，这迅速增加了人们对网络理论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兴趣 [1-3].基础设施系统，如电力网、因特网、车辆运输系统、航空网等都是网络实例，这些网络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在这些网络中，非常局部的攻击或随机故障就能引发整个网络的级联崩溃，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典型的例子如，发生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中国等国家的数次大规模停电[4]，因特网崩溃以及一些大城市频繁的交通瘫痪[5].在此背景下，网络应对攻击和随机故障引发的级联故障的鲁棒性和安全性一直是网络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三、《贞观政要》官德修养论对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启示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论中，学习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方法。《贞观政要》中体现了贞观君臣将学习作为官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其中，《崇儒学》中记载了唐太宗与中书令岑文本的一段对话，就反映出君臣两人对学习问题有共同的看法。唐太宗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 ”[1](P483)岑文本也认为：“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1](P483)孔子就说，“性相近，习相远也。”个体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后天的习惯决定差别。作为君主，唐太宗自己也曾感叹读书太少。贞观九年，唐太宗在回顾自己登上帝位后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的重要业绩，其中谈及读书对于文治教化的积极影响。他说：“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正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忠诚，此又文过于古也。”［1］（P650）“改过迁善”一语首出《周易》，意思是改正错误，学习善行，去恶从善。从儒家思想来看，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迁善的动态过程。孔子又说：“过，则无惮改。 ”［2］（P6）再言：“过而不改，是为过也。 ”［2］（P190）孔子强调，人们应该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勇气，有错而不改才是真正的错误。子贡则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P230）如果能改正错误，则人人都仰慕他。可见，改过迁善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由《贞观政要》的记载可知，唐太宗就是将改过迁善视为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唐太宗有高度的自觉意识，能够听得进大臣的谏言，希望臣子提醒自己的错误言行。贞观二年，他曾对侍臣说：“明主思短则益善，暗主护短则永愚。 ”［1］（P97）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在看到“京城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1］（P456），就上疏给唐太宗，唐太宗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赶紧停止制造。贞观四年唐太宗想巡幸东都洛阳，颁布诏令征调士卒修缮位于洛阳的乾元殿。担任给事中职务的张玄素认为不可，上书规谏，认为“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1］（P115）。他陈述了不能修乾元殿的“其不可”的五条理由，将大兴土木的后果清楚地展现在李世民面前。他说：“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陛下今时之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 ”［1］（P117）张玄素的话，没有委婉含蓄，句句恳切忠诚，振聋发聩，使唐太宗幡然醒悟。以上事例充分体现了唐太宗作为君主从来不护自己的短处，而能听从旁人的劝告，知错必改。
（一）《贞观政要》官德修养论的官德修养目标对执政党官德建设的现代价值
克己内省，又可称为“自克自省”，是儒家思想所强调的道德修养方法。在《贞观政要》中，克己更多表现为帝王或君主如何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都有许多对话，反映出君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例如，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十思”，劝谏唐太宗要自我克制、自我反思。其中，“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就是从节制欲望方面劝诫李世民如何做一位明君、贤君。“思”有思考、思虑、反思等含义。君主身系天下安危、百姓福祉，所以君主克制自己的私欲、贪恋显得尤为重要。《贞观政要》也谈到君主节欲的训诫，如说“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 ”［1］（P57）贞观君臣都清醒地意识到君臣控制自己的情欲对国家的好处，常常自我反思以修正自己的政治实践。唐太宗对侍从说：“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 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1］（P51）唐太宗自言常怀忧惧之心，警戒自己，唯恐有失，并且反复斟酌臣子的谏言是否有利于政教。唐太宗虽然身为帝王，但是能够时时自觉地反思自己而达到正身治国的目的。
（二） 《贞观政要》官德修养实施系统对执政党建设的现代重构价值
《贞观政要》的官德修养实施系统主要表现为：克己内省、深思正己，崇儒重学、积善成德，谨言慎行、改过迁善。其中的修养方法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的集中展现，其中有积极的可供借鉴的因素，也有其局限性，综合将其有益价值与新时代新环境相结合，并重构加以创新，为执政党建设服务。
第二，坚持理论学习与践行群众路线相统一，使官德建设成效以人民为基点
从《贞观政要》中可以看到贞观君臣注重道德自律以求外显于德政的官德修养方法。克己内省其官德修养的根本出发点，通过向内心修炼和深层反思后达到理想的人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内省就是向内用功，不断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克己内省是儒家基于心性的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反映的是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能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自我节制。执政党的党员道德，先通过内化的道德修养，再次是化于外的道德行为，只有将积极有益思想通过自律和教育内化于党员心灵深处，凝聚意识形态方面的良好品德，方能在生活中做到严于律己、勤政为民。通过道德修养，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思想纯洁和道德品质优良是共产党一直以来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贞观政要》的克己内省、深思正己的官德修养方法，对党员干部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要考虑其时代背景和阶级背景的局限性，对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进行借鉴，将其德治思想与现代法治相结合，从而形成同向合力，以保障党员干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在强调自觉的同时，更应该强调与法制等强制手段的配合。 ”［5］（P7）党员干部良好官德的养成，是以社会的大环境为外在制约，加之自身修养或教育内化两方面共同作用而形成良效的。因此，要对《贞观政要》官德修养方法进行重塑与创新，必须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将道德自觉与法制制约相结合。所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的权力要求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党员干部的官德修养必须强化干部的自律机制，同时，为保障道德约束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必须加固法治的外在作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德有其权力特性，可以说官德就是权力道德。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党员干部在面对“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形势下，仅依靠党员干部内心的自律来维系其长久性是不行的，必须坚持道德自律与法制约束相结合，使党员干部的官德制度化，并内化于党员干部内心，形成环状合力。要注重健全完备的有关官德修养的制度或法律，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约束，形成内心不想腐、外在不能腐的保障机制。在当前巡视常态化的环境下，加强内在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使党员干部养成良好的官德以内化于心，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大巡察的力度与广度，加大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形成常态化的制度体系，使当前官德修养方法更符合当前时代形势，促使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结合更加紧密。
第一，坚持道德自律与法制制约相统一，使官德修养自律与外在法制约束双向发力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1］（P78）唐太宗自认为其统治以来，在文治方面胜过前人，主要原因在于自己勤于学习，善于从古人那里汲取经验和教训，这也是他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治国之策的重要途径。在古代汉语中，“学”的核心含义是“觉”，即觉悟的意思，在儒家思想中，更多是指道德修养上的学习或觉悟。儒家思想家们从人的本性出发，指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传统官德思想的缺陷就是缺少政治实践。在现代官德建设中要求党员干部在心系人民群众，践行群众路线基础上，坚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政治实践后再进行理论创新，形成动力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官德修养，应有别于贞观时期的官德修养，应该把理论学习与群众路线政治践行相结合。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扬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能一直坚持以史为鉴，以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为鉴，同时还注重心系群众的政治践行。这是新时代执政党官德建设的需求，也是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政治实践的体现。重学深思、改过迁善官德修养方法是一种注重学习的修养方法，其对于执政党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结性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全面从严治党注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之源。卢梭论者主张 “合法性要求正确性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人意志的最终权威的基础之上”［6］（P149）。政治合法性离不开民众的意志，只有当政治决策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时才具有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理应心里想着人民，胸中装着人民，切实把权力用来‘为民'服务，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P36）中国共产党在98年成长历程和发展实践中，形成了紧紧依靠群众，与群众紧密联系，做到为人民群众而修养官德，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官德修养，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目标的重学善践行的传统，是当下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也是其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内在动力。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宗旨，将理论学习与践行为人民服务相结合，贯彻从学习到实践、实践提升创新、创新更新理论的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使党员干部官德修养形成良性动力环。
综上，《贞观政要》所展现的官德修养的目标是：通过实行“忧国安民”的官德修养主旨实践，使臣子以具备“忠君爱国”的道德为首，要求君臣统治要以“民为邦本”的道德为本；通过对官员提出“近取诸身、远体诸物”官德修养的主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官德修养目标：一是指从现实和历史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二是从道德修养的方法去理解，“近取诸身”就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如此，才能体察天下的万事万物，即所谓 “远体诸物”。再推衍之，“近取诸身”、“远体诸物”也可以理解为儒家倡导的推己及人。“近取诸身”就是由自身做起，“远取诸物”就是由己及人。“体”就体现了推己及人的精神。其官德修养目标是将传统的道德修养理论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相统一，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
第三，保持谦虚谨慎作风与严明党纪相统一，促进官德修养与党纪双向发展
小麦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球有35%～40%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也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食之一。因此，小麦种植技术直接关系到百姓生活和农业发展，同时提高小麦种植技术，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也是目前小麦种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提高我国小麦种植水平，阐述了目前我国小麦种植存在的问题及注意事项，并提出了小麦病虫害的防治措施。
谨言慎行是官德修养的方法，体现在要求从政者言行谨慎，言行要考虑带来的后果。《礼记·缁衣》说：“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文中所述的君子为有道德、有修养者，君子以言行来引导人行善，用言行禁止人作恶，故君子言语要考虑后果，行为举止须考虑到将带来的弊端，则百姓也能够谨言慎行。同时，良好的道德修养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积累过程。这就是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的积善成德的修养方法。《尚书·旅獒》就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法家代表管子从反面说明了恶虽然小，但不可轻易为之的道理：“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不伤国，不可得也。”［7］（P13）荀子更是明确提出“积善成德”的思想。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8］（P4）此文的意义是，我们如果积累善行，就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能做到心智澄明，则圣人的思想境界也就具备了。积善成德的修养方法重在强调高尚的德行是从生活的细节、小事慢慢做起的。
《贞观政要》中的谨言慎行、积善成德的官德修养方法是值得我们现代官德建设借鉴。魏徵也多次对唐太宗进行提醒或强谏积善成德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的局限性，使唐太宗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党员干部的官德修养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加强官德修养是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长期任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最关键的是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实事求是出发，搞好‘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制度治党。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再到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价值选择。 ”［9］（P9）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坚持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让党内的政治活动和官德修养更有其明确性、强效性、稳定性。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既有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立”的机制，制定修订90多部党内法规，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的制度，实现了四个全面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党员干部严明党纪与政德修养常态化两个实践活动双向运动互促发展的态势，营造出海晏河清、风清气正的中国特色政治新生态。
把党建设好，国家才能兴旺，人民才能拥有美好生活。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不能松、不许退。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标准，我们党必将无往而不胜。“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理政，关键在党。从严治党，力在官德。从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关键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问题，关键在于党员干部。”［10］（P49）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党员的政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炼成，这要求党员干部要持之以恒、积善成德，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因素，再加之在全面从严治党环境下加强制度保障，善始善终、内外发力，共同促使新时代党的政德建设更科学、更稳定、更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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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fficial Virtue Cultivation in Zeng Guan Zheng Yao and its Modern Value
YE D an
（School of Marxism,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Abstract： Zeng Guan Zhen Yao，a historical book by Wu Jing from Tang Dynasty，is endowed with official virtue cultivation theory in ancient times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taking as the goals for official virtue cultivation caring for the fate of the state and security of its residents and making judgment with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round and beyond oneself.The executive system of official virtue cultivation in the book includes：to restrain oneself through introspection，to be upright through reflections，to show reverence to Confucianism，to be cautious in one's conduct，to do small good things and become a man of virtue.Both the cultivation theory and its executive system in the book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ling Party under the context of see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exercised fully and with rigor at present.Currently，it is urgent to absorb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al thought and remold the official virtue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ling party.Therefore，building a modern official virtue cultivation theo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enhance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meet the demand of building political virtue of the ruling party.
Key words：Zeng Guan Zhen Yao;official virtue;cultivation;modern value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4.008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4-0058-07
收稿日期：2019-01-20
基金项目：井冈山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招标课题“新时代下的习近平官德思想研究 ”(项目编号：JXYB1802)。
作者简介：叶 丹(1981-)，男，江西永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政治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石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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