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他人作为权威性来源”的观点上，列维纳斯和布兰顿这两位没有实际生活交集的哲学家有了思想上的交集。布兰顿的调和模式中存在着难以缓解的张力，因为他的理论需要一个“最小限度的他人”，而列维纳斯所描述的处于伦理关系中的他人可以很好地满足布兰顿式“最小限度的他人”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列维纳斯与布兰顿的思想可以相互补充。
[关键词]观察报告，权威性，最小限度的他人，伦理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要响应罗蒂的一个口号：“我们应该从大陆哲学传统中寻求灵感和哲学问题，但从分析哲学传统中获得我们的方法和哲学技术。”[1]208不难发现，罗蒂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是分析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一个世纪以来的分歧。分析哲学家自诩清晰，却常被批评远离重大的精神问题，沉迷于特定的技术问题而流于琐碎，反之，大陆哲学家则保持着对哲学传统的尊重，但往往被指责故意使用晦涩的语言，缺乏论证和协作。另一方面，调和这两个传统的努力也从未中断，最近的一次努力体现在德雷福斯与麦克道威尔关于“所予的神话还是心智的神话”的争论上。在这里，我们则想要选取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和分析哲学传统中的罗伯特·布兰顿，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结成奥克肖特意义上的“异邦的同胞”[2]9？①罗蒂曾引用这一说法来表达对重新联系起分析哲学家和大陆哲学家的未来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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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列维纳斯和布兰顿都没有对对方的思想做出过评论，遑论相互交流，因而将两人联系起来，并不是出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之所以选取这两位哲学家作为调和大陆哲学传统和分析哲学传统的范例，是因为尽管他们分属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但他们在基本立场上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都认为，自我与他人在语言中的关系具有首要地位，更一步说，他人，如果借用麦克道威尔的说法，“居间促成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3]21。我们可以暂时像麦克道威尔一样，用“意向性”来界定心灵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思想和语言如何指向世界”[4]3，同时，我们还可以像麦克道威尔一样，将塞拉斯对认识概念的规范性界定，即“根本在于，在将一个片段或一个状态描述为认识到的片段或状态时，我们不是在经验描述那个片段或状态；我们是在将它置于理由的逻辑空间，即证成和能证成我们的话的逻辑空间”[2]61，扩展到整个意向性概念上。这样，我们将尝试结合列维纳斯与布兰顿，或者借用罗蒂的说法，给列维纳斯的精神戴上布兰顿的脚镣②罗蒂模仿W·G·史密斯关于斯宾诺莎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甘愿给基督的灵戴上欧几里得的脚镣，他怎么会有读者呢？”，他问塞拉斯，“如果一个人甘愿给黑格尔的精神戴上卡尔纳普的脚镣，他怎么会有读者呢？”[2]8布兰顿则称自己有着“用戴维·刘易斯的链条捆绑住的罗蒂的幽灵。”[1]56，看一看他人如何成为意向性的可能性条件。
一、聚合论与分离论
我们可以从列维纳斯那里获得许多“灵感和哲学问题”，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那一个灵感可以简略地表达为：“他人是现象的原则”[5]69。很明显的是，在这一表达中，“他人”代替“物自身”“存在”“自我”等而成为了现象学的第一原则，也就是说，它是事物显现的可能性条件。为了更确切地理解这一表达，我们可以将它放入整体段落之中，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澄清出两点来：第一，使世界显现出来的是自我和他人在语言中建立的关系，“世界是在他人的语言中提供出来的，是由诸陈述（呈示活动）带来的”[5]68-69；第二，自我和他人的语言关系是首要的，“这种关系为任何符号表示（象征表示）所预设”[5]69。甚至可以说，列维纳斯批评了现象学传统赋予感知的首要地位，进而以对话取而代之，“在对话中使事物成为话题，并不是对事物感知的变更；这种使事物成为话题与对事物的客观化是一致的。”[5]45胡塞尔意义上的“客体化行为”不是感知，而是对话。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将世界的显现归诸意向性，同时将意向性理解为心灵与世界的规范性关系——认识是其中的一种典型的关系，尽管可能并非首要的关系——，那么，列维纳斯的灵感所表达的就是，是自我与他人在语言中建立的关系，或者说对话居间促成了世界向自我的显现，这一语言中的关系能够为如下事态提供辩护：自我切中了世界，而并非在思想中空转。
在封建社会当中，女性的地位一直非常低下，她们的一言一行通常都受到整个社会的制约，封建思想将她们变成奴隶，强迫她们服从，无论是她们的婚姻、感情还是生命，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祥林嫂原本是一个淳朴善良的女子，她只想在社会当中寻一处安身之所，本本分分地过自己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她，一步步将她逼上死路。祥林嫂年轻时也曾反抗过，但渐渐开始迷茫，开始将自己所有的遭遇归结于命运。
关于他人作为意向性的可能性条件的具体论证，我们的“方法和哲学技术”将从麦克道威尔出发，更具体地说，是从他所谓的理由空间的“内在化（interiorization）”[6]877出发。我们将首先遵循布兰顿的解读。
看起来混合论是布兰顿愿意接受，而麦克道威尔恰恰着力反对的一种知识思路，在麦克道威尔看来，它正是理由空间内在化的典型形态。想一想认识论中经典的错觉论证，显相可以是我的信念“事情是如此这般的”的理由，但并不是它的成真条件，“如果当事情看起来是如此这般的，那么世界就给了我一个恩惠。”[6]878错觉论证中隐含的论证就在于，证成与真是可分离的，作为证成条件的显相并不能保证事情的真，如果情况如此，那么“事情是如此这般的”的真就真的只能诉诸世界的恩惠了。
布兰顿的解读借助于传统的知识三要素定义（JTB），即，知识就是得到证成的真的信念，麦克道威尔所谓的理由空间的“内在化”将我们的目光转向证成条件与成真条件的关系。布兰顿将麦克道威尔在“知识与内在”一文中提供的知识思路总结为四种：怀疑论、独断论、混合论和极端外在主义。围绕着“它们认为证成与真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关联”[7]899的问题，这四种思路又可以归为两类：聚合论与分离论。怀疑论和独断论属于聚合论，其根本在于，它们都认为，证成与真是内在地关联着的，它们都坚持完备的证成，知识所需要的证成必须排除错误，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承认能够存在着排除错误可能性的证成。
持有可错论的布兰顿并不接受聚合论，因为他不接受完备的证成的可能性。布兰顿认为麦克道威尔也持有同样的立场，但他的善意认同并未得到麦克道威尔的回应，恰恰相反，麦克道威尔宣称自己的立场是一种特殊的独断论，他最终诉诸维特根斯坦式的确定性。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暂且搁置这一思路，转而讨论证成与真的分离论。
布兰顿谈及三种资格的传承方式，一是通过证成，通过提供理由来证明主张具有资格，即“个人内的、内容间的资格继承”；二是通过服从他人，即一个断言者的权威而继承资格，即“个人间的、内容内的资格继承”，在这里，断言者被要求能够显示出自己的资格，因为“他人无法继承一个断言者不拥有的资格”。[9]171
⑬Takashi Matsuhisa，Paul Strokan，“Bayesian Communication Leading to a Nash Equilibrium in Belief”，in Xiaotie Deng，Yinyu Ye(eds．)，Internet and Network Economics，2005，p．300．
总结来说，聚合论尝试以完备的证成来保证真，但这种独断论的立场遭致可错论的强力攻击，而可能导致怀疑论；分离论将证成视为理由空间中内在的事务，而将真诉诸对外部标准的可靠回应，它可能导致的问题是，给予和索要理由的游戏与真无关，命题的真依赖世界的恩惠。如果我们想到，传统的知识三要素定义中，知识之所以比真的信念要求更多，它还需要证成条件，其中的一个基本动机是要让知识的获得避免偶然性和运气，那么，分离论显然与这一基本动机相背离，从而让知识重新与单纯的意见混同。用布兰顿的话来说，问题在于，“怀疑论和独断论使知识的证成条件和成真条件连得太紧，而外在主义的混合版本和极端版本则让它们分得太开。”[7]899针对这同一个症状，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给出了不同的诊断，麦克道威尔认为，问题源自理由空间的内在化，他提供的出路是一种改良的独断论；而布兰顿的诊断则是，问题源自理由空间的个体化，基于此，一种可能的出路是对理由空间的社会阐明，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一种改良的混合论。
这样，布兰顿通过在知识中社会角色——报告者和归派者——的分配调和了可靠主义和塞拉斯式的内在主义，报告者依赖于他可靠的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的倾向而提供信息，从而为归派者的可靠性推论提供前提，而归派者不必亲身面对对象，他接受报告者的报告，以此为前提做出可靠性推论，“视某人为可靠的报告者（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计分者来说，就是认可如下步骤的恰当性：从归派报告者一个非推论获得的信念承诺到计分者采取相应的承诺（并且视其他承诺在类似意义上是有资格的）”[9]216，即，他自己接受相同内容的承诺，由此，报告者的报告才成为知识。在知识的获得中，报告者和归派者各司其职，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视角。
二、布兰顿的知识混合论
布兰顿从多个视角谈及理由空间的社会阐明，针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将主要考虑，布兰顿如何说明不同的社会视角对于知识的获得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首先简要地说明布兰顿的知识混合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知识是“一种复杂的混合道义身份”[9]201。所谓知识定义，首先是如何判定说出的断言是知识主张，而这就关涉知识的归派。布兰顿将知识定义置入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由此，他重新诠释了传统的知识三要素定义。他的理论的基本要素是道义身份和道义态度，“断言具有隐含的知识主张的默认身份和意义，一方面是两种不同样式的道义身份，承诺与资格，另一方面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道义态度，归派与接受道义身份之间。”[9]201根据这一模式，信念条件被代之以归派承诺的道义态度，证成条件则被代之以归派资格给承诺的道义态度。在布兰顿的知识框架中，成真条件被转变为归派者的一种态度，他不仅承认断言承诺，而且自己接受这一承诺。简而言之，“将某人视为认知者时，我们是归派一个承诺，归派资格给那个承诺，并且自己承认具有同样内容的承诺。”[9]202这样，说知识是复杂的道义身份，是说它包含了承诺和资格；说知识是混合的道义身份，则说的是它包含了不同的道义态度，即，它包含了归派承诺和承认承诺，包含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就被定义为一种复杂的混合道义身份。
现在，让我们想象情况事实上是，在你面前五尺开外有一面镜子，镜子背后没有蜡烛，你看到的只是镜中映像，我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你不知道，这样，尽管我仍然会归派给你承诺，并且归派资格给你的承诺，但是我并不会承认你的承诺并且自己接受同样的承诺。在此，证成条件与成真条件是分离的，而这一分离表现为两种社会视角，即归派者与断言者的分离。
我们可以依照布兰顿的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假设你站在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看上去看见在你面前十尺开外有一根蜡烛。我可以认为你有好的理由相信，在你面前十尺开外有一根蜡烛，因而认为你对你的承诺拥有资格。这些理由可以是我知道你的视力很好，你有基本的背景知识，等等。这就是说，我归派给你一个承诺，并且归派给这个承诺以资格。但是，这并没有穷尽知识的条件，在这里，成真条件是我承认你的承诺，并且我自己接受同样的承诺，也就是说，我也断言，在你面前十尺开外有一根蜡烛。
对理由空间的社会阐明的必要性来自知识的混合性，即，它必须包含不同的道义态度，包含归派者归派给断言者承诺，和归派者承认断言者的承诺并且自己接受具有同样内容的承诺，他人对于知识，尤其是知识的成真条件的必要性由此引入，这就是说，归派者和断言者这两种社会视角对于知识来说都是必要的。布兰顿将归派者和断言者的关系称作“我和你”的关系，它们之间社会视角的差异是“你的立场和我的立场”[7]904之间的差异。“我和你”的关系不同于“我们”的关系，在布兰顿看来，麦克道威尔的“我们”也只是我们的每一个，仍然是个体化的我们自己。布兰顿的说明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列维纳斯的类似说法：社会关系不是肩并肩，而是面对面。
现在，我们想要问的是，归派者与断言者的分离与关系，或者说，我和你的分别与关系，对于知识来说是必要的吗？难道情况不可以是，我可以既是断言者，也是归派者？
三、布兰顿需要“最小限度的他人”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回到原始状况中来考察，也就是回到塞拉斯所谓的观察报告上来。
塞拉斯所刻画的观察报告对应于经验主义基础论所诉诸的基础信念，它不是以推论的方式获得，但可以为其他信念提供证成，用布兰顿的话来说，“非推论的报告能够作为未得到证成的证成者来起作用：这些主张被认为具有可挫败的默认的资格身份。”[9]222在观察报告中，他人的视角是必须的吗？
塞拉斯持一种备受批评的内在主义立场。让我们使用塞拉斯的例子，观察报告“这是绿的”，来说明他的立场。塞拉斯认为，要使发声“这是绿的”算得上是观察报告，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发声“这是绿的”是绿的对象在标准条件下在场的征兆，“我们能从某人作这个报告这一事实推断一个绿的对象在场。”[2]60不过，一只鹦鹉也可以受到训练，在被出示一个绿的对象时发出声音“这是绿的”。塞拉斯认为，还需要补充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第二，“一个报告要表达知识，不但必须具有权威性，而且这权威性还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报告者辨识。”[2]60这一点正是塞拉斯内在主义立场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一个人，比如琼斯说出“这是绿的”，这要算得上是表达了知识，则要求不仅他的发声是绿的对象在场的征兆，而且琼斯本人知道“这是绿的”的具体发声就是绿的对象在标准条件下在场的征兆。
布兰顿在这里看到一种所谓的“可靠性推论”[2]124，即，琼斯自己做出从“他本人是可靠的断言者，在这里即报告者；他的发声‘这是绿的’是绿的对象在场的可靠征兆”到“绿的对象在场”的推论。塞拉斯自己在这里已经看到一种可能的循环，即，“可靠性推论”的前提是报告者本人知道发声“这是绿的”是可靠征兆，但是，报告者要知道这一前提，又预设了他必须知道关于发声“这是绿的”的具体事实。面对这一循环，塞拉斯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布兰顿所谓的“事后的证成”[10]104，也就是说，尽管报告者在做出观察报告的时候并不能得出可靠性推论，并且以此作为对他的观察报告的证成，但是，他可以在事后掌握了可靠性推论之后，回过头来给予他之前的观察报告以证成，或者说，给予之前的单纯发声以观察报告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塞拉斯说，“琼斯现在认识到（因而记得）这些具体事实确曾存在。它不要求这样说是正确的：他在这些事实存在时认识到它们存在。”[2]62借用布兰顿的术语来说，琼斯可以在事后作为归派者归派给自己过去的发声以报告的身份，也就是归派给过去的自己一个承诺，并且归派给这个承诺以资格。
预备党员的培养主要包括几点，第一，入党预审答辩之前的自主学习，对党的基础理论知识进一步的学习与巩固，以及深刻思考自己在入党前的多方面表现、对党员基本要求的理解、入党后自己奋斗的目标。第二，利用党员自习室、图书馆、网络自主学习等方式，深入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两学一做”提高党性修养。第三，社会实践，要求在校党员在寒暑假必须完成一项与专业相关的社会调研。
布兰顿反对塞拉斯“事后的证成”方案，在他看来，对事后证成的诉诸，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恰当。其一，说它不必要，是说塞拉斯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固然上述第一个条件，即单纯的可靠征兆并不足以区分人与鹦鹉、能够发声的测量仪器，但是补充上述第二个条件并不是唯一的选项。布兰顿认为，一种改良的外在主义可以是更好的选项，他对作为外在主义的可靠主义认识论的认可在于如下主张，“至少在某些情况中，真信念能够算作真正的知识，即便证成条件并未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候选认知者不能够产生恰当的证成），如果信念来自某些能力的实施，这些能力在它们实际上得到实施的情况下是真信念可靠的产生者。”[10]97根据这种可靠主义的立场，报告者对自我权威的承认并非观察报告作为知识的必要条件，做出可靠性推论的任务不必由报告者自己来完成，而可以由归派者来承担。其二，说它不恰当，是说它不能恰当地解释某些特殊事例，比如盲视患者。布兰顿常用的例子是小鸡性别鉴定师，他们能够拿一些鸡蛋来，告诉你这些是公鸡，那些是母鸡。他们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可靠性，或者对如何辨别给出错误的解释，但只要他们的鉴定总是可靠的，我们总可以承认他的鉴定是知识，“在这些特殊情况下，这样的不可负责的信念可以算作是知识。”[10]105这样看来，报告者不必，并且在初始语境中也常常并非同时是归派者。
广东省所强化监督做标准，不断将药检创新力转化为监管战斗力。目前检验检测能力项1733项，已参与金银花、银杏叶等应急检验案件30多起，涉案检验近200个品种，为行政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然而，布兰顿的调和模式中仍然存在着难以缓解的张力：一方面，正是为了避免陷入极端的外在主义，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区分经过训练而能够发声的鹦鹉和真正的非推论报告者，布兰顿强调，报告者必须具有理解概念的“一般的能力”[9]219，报告者具有潜在的运用概念的能力，即，他的信念潜在地能够在推论网中扮演前提或者结论的角色。基于此，他认为，上述可靠主义的情况“原则上是例外的”[10]106，这里建立在可靠性基础上的知识只会是一种局部现象；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塞拉斯式的内在主义的循环，布兰顿将报告者还原为具有可靠的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倾向的信息提供者，将知识的判定任务完全转移给了归派者，也就是诉诸语言的共同体，“非认识地描述候选报告者不足以授予该身份（即规范身份），除非且只要授予该身份（将个人当作负责任的、可靠的，等等）的共同体认为它足以如此。”[2]126这样，布兰顿出于不同的目的而给出了对报告者两种不同的刻画。为了调和两者，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报告者，这个报告者本身仅仅因为其可靠性而成为权威性的来源，也就是说，他代替世界的恩惠而成为我的，也就是归派者的知识的合理的外部限制，也就是说，他成就了认识的客观性。我们把这种报告者称为“最小限度的他人”，那么，这是如何可能的？
混合论和极端外在主义属于分离论，它们都认为，证成与真只有外在的关联。一种典型的外在主义是可靠主义，它主张用可靠的认知机制——在布兰顿那里就是“可靠的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的倾向”——来代替证成条件。可靠主义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内在主义可能带来的无穷后退问题，但它也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即，它无法区别人和鹦鹉，甚至温度计，因为它们都共享了“可靠的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的倾向”。
观察报告继承资格的方式与前两者都不同，它的权威结构是自成一类的，不可还原为推论证成和证言的权威结构。参照后两者的结构，我们可以将非推论报告的权威结构称为“个人间的、内容间的资格继承”，③一方面，它所包含的可靠性推论与推论证成的方式一致，是内容间的资格继承，④另一方面，它又和服从的资格继承一样，表达了人格间的资格继承，在其中，社会角色的分配是必要的，他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与证言不同，观察报告的权威性所需要的他人不是所要服从的他人，或者本身需要自我显示出自己的资格，我只是继承他拥有的资格，而是说，观察报告资格结构中的他人不需要具有资格，而这正是上述的“最小限度的他人”，他本身不具有资格，却能够保证我的资格，在一定意义上，断言者要“借出他不拥有的资格”[9]179，而我作为归派者恰恰继承了断言者并不拥有的资格。
四、列维纳斯的“他人”是“最小限度的他人”
布兰顿自己并未说明，上述颇为吊诡的“最小限度的他人”是如何可能，我们认为，列维纳斯以我和你的伦理关系为认识奠基，这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众所周知，在《感知现象学》的序言中，梅洛·庞蒂宣称，现象学的成就在于发现彻底还原的不可能性，这一宣称代表了几乎所有后胡塞尔现象学家的基本态度，而列维纳斯是少数的例外之一。
如果知道高压下的剪切模量，每个压力点的差应力可以由公式(4)得出.对于多晶样品，高压下的剪切模量G可以由以下公式[20]得出：
列维纳斯罕见地坚持了胡塞尔的原真还原，他的原真还原被称为“分离”，依据分离，自给自足的封闭自我是可能的。在分离中，自我并不疏离他人，而只是忽视或者遗忘他人；同样和胡塞尔一致的是，列维纳斯坚持，通往他人的道路是从自我出发的，“他异性只有从自我出发才有可能”[5]11。这一自我领域被胡塞尔称为本己领域，它的核心是我以动感方式感知着的身体，身体是“我能”。分离造就了自我，列维纳斯将意向性理解为总体化，或者同一化，一切他异性都在自我中被同一化，或者说，这种他异性仅仅是形式上的，“在一个我所逗留的世界中，这种他异性落在我的权能范围之内”[5]9-10，它的环节有身体、居所、劳动、占有、家政。在“享受”的名称下，列维纳斯详细描述了同一的自我结构，在其中，需要与需要的满足是其基本要素。
粉丝们pick偶像，就是pick平凡努力的自己；粉丝们pick偶像，某种程度也是在享受反权威的快感。正所谓，偶像养成时代，粉丝C位出道。粉丝们不再只为偶像欢呼呐喊，而是建立起分工明确、组织严谨、能够助推偶像事业发展的“团队”，甚至能直接左右偶像的商业价值。
在这里，我们无需过多地介入列维纳斯对于享受的现象学描述的细节之中，而是着眼于他人，将目光聚焦在享受的一个基本规定上，即，感受的自身意识。在这一感受的自身意识中蕴含了超越内在性的可能性，但其动机并不源于自身，而是来自他人，“对同一的质疑——它不可能在同一的自我主义的自发性中发生——由他者造成。”[5]14正是在这一点上，列维纳斯展示了与胡塞尔在他人问题上根本的差异。按照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中关于对他人身体构造的分析，“结对”是其基本环节，胡塞尔的描述将对他人意识的动机埋藏在本己领域之中，即列维纳斯意义上的源自主体的“需要”，而在列维纳斯看来，自我无法也无意超出内在性，向着他人的开放并不是自我所匮乏而产生的需要，自我一无所缺。他人是欲望，而不是需要的对象，我们必须到外在性那里去寻找打破总体性的动机，“原真领域对应于我们称作同一的东西，它只有通过他人的呼唤才能转向绝对他者。”[5]43对此，列维纳斯首先诉诸笛卡尔，笛卡尔已经揭示出，怀疑唤醒自我，而怀疑以无限观念为前提，无限观念则来自无限，即作为绝对他者的上帝。
自动驾驶技术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是在1977年由日本筑波工程研究实验室研发的[9]，此后自动驾驶技术在不同阶段的关键事件推动下，经历了阶梯式的快速发展。从全球自动驾驶技术专利公开申请来看（如图1所示），自动驾驶技术相关专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专利公开数量整体处于上升阶段。由于专利申请到专利公布具有18 个月及以上的延迟，并且2018年数据仅统计到7月份，所以2018 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事实上，我们不必将胡塞尔与列维纳斯对立起来看待，相较于其他现象学家，他们在交互主体性问题上更加一脉相承，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对立，毋宁说是互补。列维纳斯并非完全排斥从自我方面寻找向他人开放的动机，他也谈及在一种具体的道德经验中显现出的超越的可能性，“这种道德经验即：我准许对我自己要求的东西，不能与我有权对他人要求的东西相比。这种道德经验尽管很平凡，却指示出一种形而上学的不对称：从外部观看自己和在相同的意义上言说自身与他者的彻底的不可能性；因此也是总体化的不可能性。”[5]27在某种意义上，列维纳斯说出了胡塞尔没有明确说出但是可以说出的话。
现在，让我们进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自我与他人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一方面，自我的分离状态依赖于他人的质疑而开放出来；另一方面，他人作为绝对他者，拒绝自我的同一化，自我和他人之间必须维系一种距离，以便他人避免被自我总体化，从而保持为绝对他者。这样，自我和他人应当处于一种在隔绝与关联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之中，但是，“作为自我主义而产生的同一，如何能够进入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而又不立即剥夺他者的他异性？这种关联的本性究竟怎样？”[5]9借助于“形而上学”与“超越”的语义关联，列维纳斯将关系中的自我称为“形而上学者”，将关系中的他人称为“形而上者”，而将此关系称为“形而上学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从否定的层面来看，列维纳斯明确否定它是表象关系，因为表象就是将他者同一化，他者是自我的先验构造物，他者无法在表象中保持为他者。而在肯定的方面，列维纳斯引入了“话语”，只有在话语中，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状态才得以维系，“这种同时既跨越距离又没有跨越距离——没有与‘彼岸’形成总体——的真理关联，建立在语言之上：（作为）关系（的语言），在这种关系中，诸端点从关系中解脱出来，在关系内保持着绝对。”[5]39那么，语言何以能够扮演这一角色呢？
以语言为中介而建立起的自我与他人的形而上学关系也被称为伦理关系，与之相对的是传统中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首要的是认识关系，这一观点以看的直观活动为范本来描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表象是其基本特征。在列维纳斯看来，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胡塞尔，在胡塞尔那里，与他人的关系总是以对象的构造为基本样式，从而被当作了一种客观知识的关系，但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不再是绝对他者，而被自我所同一化了。与之相反，首要的与他人的关系是启示，是他人的“自行表达”，这种表达不受我的主宰，他人是主人，是老师，他在高处，教导我，是我向着他人呼唤，呼唤他向我说话，教导我，他人对自我的质疑使得我对总体的超越，对享受和占有的拒绝得以可能，而客观知识就是建立在他人的教导的基础上的，“它首先教导这种教导本身，凭借后面这种教导，它只能教授（而不是像助产术那样在我身上唤醒）事物与观念。观念从老师那里传授给我，老师把它们向我呈现：对它们进行追问；客观知识所通往的客观化与主题，已经建立在教导的基础上。”[5]45也就是说，认知不是自我的回忆，自我的认知权威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他人授予的，他人是权威的来源。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运算是一种能力和技能，运算求解能力是运算技能和思维能力的结合，在教学中要高度重视并坚持长期训练．要培养学生能够根据题设条件，合理运用概念、公式、法则、定理，提高运算的准确性．在解决问题时，要注意算理，寻求与设计合理、简捷的运算途径．
列维纳斯对于语言和表象的关系的描述展示出了一种丰富的可能性，与他人的关系不仅拒绝了自我的占有，而且将世界开放出来，事物不再仅仅是有用的，而是成为可客观认识的事物，在其中，语言的一般性，即概念使得这一点得以可能。他人的中介使得自我和世界得以保持距离，“客观性是语言的结果，它使得对占有的控诉得以可能。……主题化，这就是通过说话把世界提供给他人。”[5]195世界在语言中成为客观之物，并且向他人敞开。
五、结论：列维纳斯与布兰顿的互补
我们认为，列维纳斯所描述的处于伦理关系中的他人可以很好地满足布兰顿式“最小限度的他人”的要求。列维纳斯这样刻画了他人：“他人的超越就是其卓越，是其高度，是其主人身份，这种超越在其具体意义中包含了它的赤贫、它的无家可归与它的陌生者的权利。”[5]52他人既是赤贫的，又可以在高处，他是主人，是老师，他给予我他所没有的；而我享受、占有，我并不缺乏，无所需求，打破我的分离状态的是对他人的欲望，他人的显现使得我丧失了占有的原初合法性，从而向着共享的客观世界开放出来，我从他人那里获得我已有的，这同时是赤贫的和给予着的他人正是布兰顿式的“最小限度的他人”。
根据上述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基本精神上，布兰顿与列维纳斯是一致的：布兰顿将权威的来源诉诸社会关联，个人在社会关联中学会使用语言，从而获得语言的意义，心智状态的意向性是衍生性的，问题是，“智识如何能够从单纯感识的原初非验证软泥中生长出来”[9]626，列维纳斯也强调，自我与他人在语言中的关系才是权威性的来源，是意向性的可能性条件；简而言之，他们都同意，他人是意向性的可能性条件。
上述要点需要具体展开，但是限于篇幅，我们满足于指明，列维纳斯与布兰顿的思想可以形成相互补充：一方面，在如何从感觉到理性，以及社会关联在其中的作用上，布兰顿给出了具体的说明；另一方面，列维纳斯给予布兰顿的补充则在于，他提供了对于他人和自我的伦理关系的说明，提供了布兰顿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他人”，从而为布兰顿的知识社会阐明提供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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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3-0048-07
[收稿日期]2019-01-18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斯·舍勒全集》翻译与研究”（17ZDA033）
[作者简介]郑辟瑞（1977-），男，江西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邓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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