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体育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发展的，是在不同时期体育方针的指引下逐渐振兴的。比如抗战时期，为了领导人民锻造强健的体魄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提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体育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任务，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国民体质，又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而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领导创建了中华苏维埃革命政权，进行着最初的执政实践。围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党确立了“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的军事化体育方针，指导着中央苏区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体育运动，以此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一军事化体育方针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既是革命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苏区体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精髓。
锻炼好身体，才能打敌人
早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提升战斗力，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就开创了军事化的体育训练。为适应山地游击战的需要，毛泽东每隔三五天就带领红军开展爬山、行军、打野操、做游戏等军事化体育活动。特别是在下雪天，为锻造红军战士铁的筋骨，提升他们的行军速度和战胜恶劣环境的能力，要求战士们从步云山（步云山是红军的练兵场）山脚下跑到山顶上。跑得快、吃得苦、练得好的红军战士，不仅可以得到政治上的鼓励，还可以得到两片烟叶和一双草鞋的奖励。同时，毛泽东还专门制定了《军事工作大纲》，规定政治委员或支部书记要重视并负责部队的文体工作；并鼓励战士们说：“你们要加强训练，打好野操，锻炼好身体，才能打敌人。”通过体育运动练就红军强健体魄从而提高战斗力的这一体育思想，对中央苏区体育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后来，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在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仍然按照“锻炼好身体，才能打敌人”的指导思想，利用战争间隙加强体育训练。1929年初夏，红四军攻克闽西重镇龙岩，在司令部驻扎的地方有一块开阔的平地，战士们因陋就简地插上两根木桩，开辟了一个简易的篮球赛场。一到活动时间，这里就响起哨声、脚步声、争夺声，非常热闹。红军领导人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就非常热衷于体育运动。有一次，他办完军务，脱掉外衣、卷起袖子，健步走到球场。鏖战正急的队员们见了立即鼓掌欢迎，朱德随即加入了其中一队投入比赛。球场上本来你争我夺，但朱德一上场，特别是当他接住球时，“势不两立”的双方顿时变得“和平共处”了。朱德一会儿就轻松地投入5个球，他所在的那一队的分数直线上升。很快，朱德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当他再次接到球后，便停下来，对大家说：“打球双方虽然都是自己人，但打球为什么分成两个球队相争呢？就好比我们实战演习一样，假设一边是红军，一边是白军，不争球就赢不了。”说着，朱德高擎手中的球，笑着说：“我拿到球，你们不抢争，也显不出我的本领，提高不了我的球艺，是不是？”队员们觉得有理，就重新上场，无拘无束，继续争夺起来。
在光程倍增光纤陀螺的零偏实验中，奇偶时隙的输出零偏存在±0.1°/h的误差，但通常情况下，零偏可以被抵消掉.根据前面推导的偏振串扰使得陀螺奇偶时隙输出具有相关性，那么，陀螺在任意状态下均存在这种相关性，可以根据该相关性对零偏进行抵消.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开展体育运动对于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1929年12月，他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会议决定“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内建设俱乐部，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由此可见，古田会议不仅把发展红军体育写进了大会决议案，而且初步组建了红军体育工作的领导机构——俱乐部。古田会议后，红军的各项体育运动更加火热地开展起来。
红军战士不仅是战斗员、运动员，还是宣传员、教练员，红军打到哪儿，赤色体育就开展到哪儿。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赋予广大工农群众享有体育的权利和义务。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了苏区体育的领导机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健全了俱乐部组织。在农村，以乡为单位设立俱乐部；在部队，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在俱乐部的组织下，苏区各地的体育赛事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
中央苏区举办的这次全运会，为发展苏区赤色体育运动，引导工农群众锻炼强健的体格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以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 “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的体育思想和方针。当年参加过这次运动会的老红军刘家祁后来回忆说，“五卅”运动会带有军事性质，比赛项目除球类和田径项目，还设有刺杀、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这次体育盛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苏区体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苏区体育后来的发展起着引领、示范作用。尤其是中华赤色体育委员会成立后，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领导并组织赤色体育运动向地方、向各级机关部门、向工农群众普及。由此，苏区各地蓬勃举办起各种体育赛事来。
1931年1月第一次反 “围剿”胜利后，部队中有一部分人产生骄傲情绪。据红军战士严德胜回忆，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些小战士纷纷议论说：“这下可放心了，敌人再也不敢来了！”这事被朱德知道后，他让何队长在会议上告诫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认为打了一两个胜仗，活捉了一个张辉瓒，敌人就不敢来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们在思想上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而且还要加紧开展军事训练和体育活动，提高军事技术，增强部队素质，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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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is the real problem: all the wars in the world.
“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
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这次运动会的召开，在运动会召开之前特地为之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举办这次运动会的目的，同时也正式地提出了苏区时期的体育方针。
“在争取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4次围攻时，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是非常必需的。因此，决定于‘五卅’在赤色首都举行全苏区运动会，向敌人作总示威，要求各苏区于25日前派选手热烈出席 （伙食自备）比赛，特此通电。”
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会上红军学校足球队与中央联合足球队合影
因为这次运动会是为了纪念五卅运动8周年举办的，所以又被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
中央苏区军事化体育方针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上被正式确立的。1933年5月5日，临时中央通过运动会的筹备会向全国发出通电：
安全检查是一种督促、一种提醒，是保障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措施。安全检查不深入、表面化；第一，单位一般比较注重节假日及重点时间段的安全监督检查；对于日常安全检查，不深入、不仔细、不追责任；第二，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是否及时得到整改落实，较少跟踪复查，存在屡查未改隐患常在的情况；第三，检查者与被检查者相熟，即使发现安全问题，碍于情面，不处罚或处罚较轻；第四，单位赋予检查部门的惩处权利不足；第五，检查者自身安全知识储备或经验不足，不能及时发现安全问题。
在临时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经过紧张筹备，1933年5月30日下午6时，全运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参加运动会的有一、三、五军团和江西军区，中央政府各机关、红军学校，以及福建、江西各县等19个单位选派的180多名运动员。比赛项目主要有篮球、足球、排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球类运动，还有跳高，跳远，撑杆跳，三级跳，投掷铁球、铁饼、标枪，翻越障碍，50米、100米、200米、400米跑等田径比赛。大会推举博古、邓颖超、王盛荣、项英、张爱萍、何长工、杨尚昆7人组成运动大会主席团，聘请博古为总评判主任，毛泽东、洛甫、邓颖超、凯丰、项英、杨尚昆、陈云、何长工8人为总裁判。驻瑞金的各机关、部队和群众代表近万人参加了开幕式。5月31日，全体运动员休息一天，准备次日的比赛。
为备战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集结在宁都黄陂山堂村休整，号召指战员进行大练兵运动，鼓励红军练好军事本领，练好身体。红军将士每天早操时间都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游戏活动也改为刺杀、枪术、跳高、跳远、赛跑等；中午和下午则开展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练习投手榴弹、爬竹竿、爬绳、过独木桥、越障碍物等。朱德经常到实地检查训练情况，有时还亲自伏在地上，观察战士们的每一个动作；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手把手地纠正。有一次，练习撑杆跳高，有的战士双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撑不起身体，有的虽然撑起了身体，但跃不过横杆……大家正为难之时，朱德笑眯眯地走过来，拿起竹竿，起跑，点地撑杆，腾空而起，丢掉竹竿，跃身跳下，动作一气呵成。做完示范动作后，他又细心地向战士们讲述其中的要领，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据《红色中华》报道，6月1日，天空阴云密布，小雨纷纷，但是全体裁判员、运动员于早晨5点半钟已齐集运动场，个个精神抖擞。不久，银角一吹，比赛就开始了。这一天是球类竞赛，在各项球类比赛中，运动员们发扬拼搏精神和团队精神，敢于冲锋，争创第一。其中，“一军团队，红校队，中央政府队，国家保卫局队，江西队，无不身强力壮，跳跃敏捷；特别是少共中央局队人才济济，英勇善战”。在篮球预赛中，少共中央局队先以33∶1大败江西队，又在篮球复赛中，以20∶0让保卫局队吃了一个“大鸭蛋”。与此同时，足球赛场也争夺激烈，“红校足球队以2∶0也送给江西队一枚又大又圆的‘鸭蛋’，一直赛至午12点多钟方暂时休息”。下午2点钟又开始了乒乓球比赛，毛泽东担任裁判工作。在室内一张简陋的乒乓球桌上，各参赛队伍奋力拼杀，少共队和保卫局队最终获得决赛权。决赛更加激烈、引人入胜。两队旗鼓相当，比分一直咬得很紧，充满着悬念；到了关键时刻，少共队以旋转球连挫对手，取得比赛的胜利。最后，毛泽东宣布：少共队以2∶1获得乒乓球比赛的冠军。在第二日举行各个项目的决赛中，少共队获得了篮球、网球与乒乓球的锦标，保卫局队获得田径赛锦标，红校队获得足球锦标。
田径比赛也争夺激烈、精彩纷呈。个人比赛中，少共中央局的施碧辰获得三级跳远第一，五军团的黄尚武获得铁球比赛第一，中央政府的关蕴秋获得铁饼比赛第一，红校的沈荐茸、钟生顺、阮殿熏、姚宏春分别获得标枪、障碍跑、跳高、跳远比赛的第一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邓发获得100米、200米跑第一。
6月3日上午各项比赛全部结束，下午举行篮球和足球友谊表演赛。表演赛结束后，中革军委在红军学校俱乐部热烈招待全体运动员。席间，项英致词祝贺运动大会圆满成功，宣布苏区体育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正式成立，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施碧晨5人被推选为赤色体育会委员。当晚，在中央工农剧社举行运动大会闭幕式，工农剧社演出精彩节目慰劳全体运动员。大会主席团向成绩优胜的代表队和运动员颁发奖状和奖品。
五卅运动会篮球冠亚军合影
排球冠军少共中央排球队队员合影。右一为杨尚昆，左三为张爱萍。
1930年1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围剿”，红军由罗坊渡赣江，转移到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在胜利完成战略退却之后，毛泽东利用短暂的整休时间鼓舞战士们强化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他虽然在行军途中磨破了双脚，但仍然带领战士们开展抢山头的活动。他把部队分为两支，集中在山脚下；两支队伍都把对方当作假想敌，比赛抢山头。比赛之前，在山顶上插上红旗，下面放3颗子弹。两支队伍在山下两列排开，一声令下，两边队伍立即冲锋，率先冲上山头夺得红旗的队伍就获得3颗子弹的奖励。毛泽东经常对战士们说：“现在不走走爬爬，将来行军打仗，你就走不动。”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必须练就跑得快、跨得过、投得远、打得准的身体素质，以达到机动灵活作战，以一敌百、以弱制强的目的。
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迅速发展
在苏区体育方针的指引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通过广泛宣传和兴办赛事的举措来推动苏区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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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体育宣传可分为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大致包括运动会会歌、歌谣和顺口溜等，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比如苏区《少年体操歌》：“少先队员，练身体，做体操，做游戏，强壮活泼好武艺。打白狗，扛红旗，争当红军后备役，粉碎‘围剿’显威力。保卫苏维埃，少年成大器。”歌词激励着少年儿童锻炼身体，争当红军后备役，非常具有鼓动性。文字宣传有书籍、报刊、标语等。比如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刊物《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大力宣传赤色体育活动。《青年实话》还专设“赤色体育栏”，密集报道各种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影响很大。除报刊之外，苏区还出版过《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少队体操》《少队游戏》《竞争游戏》《各种赤色体育规则》和《体育教学法》等普及读物和教科书。内容丰富、语言简朴、生动活泼、主题突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渗透性和宣传效果。
在广泛而深入的宣传作用下，体育运动从学校到机关、从社会团体到工农群众，全面地普及开来。劳苦大众克服艰苦的条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由集体意识变为个人自觉，开展了大量的体育竞赛活动。
为贯彻苏区体育方针，发扬“五卅”运动会的精神，1933年8月1日至3日，由少共队江西省队部发起的“八一”江西全省运动会在宁都举行。这是江西省第一次大规模的赤色体育运动会。除省一级单位普遍参加外，还有各县的运动选手及军区的红军运动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名劳动妇女也参加了运动会。在运动会闭幕式上成立的江西省体育分会，在全国赤色体育会直接领导下，大力组织指导江西全省的工农群众（特别是劳苦青年）开展赤色体育运动，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为革命战争服务。江西省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先后举办了3次规模较大的体育比赛活动。
与江西省一样，在“五卅”运动会之后，福建省也举办了“八一”福建全省赤色体育运动会，这也是福建省首次召开规模较大的运动会。这次运动会除省级运动员参加之外，还有上杭、武平、新泉、宁化、汀东各县和福建军区的代表队参加，另外中共中央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及红军学校的球队前来助兴。竞赛项目分为军事、田径、球类3个部分，比赛成绩与“五卅”运动会相比，有较大提高。在运动会闭幕式上，宣布成立了福建省赤色体育委员分会。分会成立后不久，为迎接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召开，福建省于1933年12月27日至29日在汀州又举行了全省游艺体育运动大会，团结和鼓舞福建省工农劳苦群众积极锻炼体魄，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目前，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主要由政府决定，并非市场供求因素形成，行政体制保护下的管制利率成为银行能够获得超高收入和利润的最大保障。近几年，由于整个社会资金面相对紧张，相对借款人而言，商业银行议价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导致利差水平上升，平均上升幅度在0.3%左右[5]。所以，利息收入的增长依然是我国商业银行利润走高的主要支撑因素。
在各省级赤色体育会的影响、带动下，各地基层的体育比赛活动也纷纷兴办起来。1933年7月9日，永丰县于6月26日在藤田大操场举行了第一次赤色体育运动会；1933年8月20日，汀东县于7月20日举办了第一次赤色体育运动会。尤其是中央直属县——瑞金县，体育竞赛活动更加频繁。1933年8月20日，瑞金召开了全县第一次运动大会，大会还编写了会歌进行宣传鼓舞：“步伍整齐，歌声壮烈勇敢向前进；继续广暴精神，动员广大的工农；锻炼身体，来做工农红军后备军；赶上前去，做阶级决战的先锋；继续广暴的精神，粉碎敌人五次围攻，为着苏维埃新中国的道路而斗争。”
在那艰苦的革命年代里，为了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深入贯彻苏区体育方针，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蓬勃开展，红色的体育健儿日益增加，到处都举行着赤色体育比赛。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高度称赞苏区体育运动的开展盛况，他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题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责任编辑：张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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