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行为，构建基于核心生活目标的居住地选择模型(CLGRSM)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购房和子女接受教育是高学历人口要致力实现的两个核心生活目标。为了追求最大化生活效用，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对于是否在北京实现核心生活目标将做出理性选择：一部分人决定在北京达成目标，另一部分人决定在其他城市达成目标。由于购买并居住住房以及子女接受教育具有地理位置附着性，这两部分人分别选择留居北京和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本文建议，北京市要完善和落实针对高精尖产业中就业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以及产业发展所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的住房支持和子女教育优惠政策。
关键词：高学历外来人口 再迁移 核心生活目标 居住地选择 住房 子女教育
一、问题提出
北京市的人口调控是当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对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目前学界研究最多的是农民工群体再迁移问题，学者们对此基本上持一致的观点：除少数人永久性定居城市外，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年轻时在城市打工挣钱，年纪大了回到家乡生活[1-3]。不过，北京市外来人口是一个内部结构日益分化的复杂群体[4]，与农民工相比，高学历外来人口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他们的再迁移又遵循怎样的规律呢？
高学历外来人口是北京市实现“四个中心”战略目标中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2月，北京市发布了十大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是这些高精尖产业中的重要就业群体。不过，最近几年，一些高学历外来人口选择迁离北京而去其他城市定居生活。在当前北京市着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高学历外来人口外迁无疑会削弱城市建设的人力资源支撑。因而，北京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减少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失或吸引更多人才来京工作和定居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其前提则是探明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行为规律。因此，研究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微观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将“高学历”界定为拥有大学专科(含高职)及以上学历(1)《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手册》将大学专科(含高职)纳入教育背景指标的积分核算范围，规定大学专科(含高职)学历积10.5分。详见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中的“北京市积分落户专栏”。。“外来人口”参照北京市统计局对常住人口的界定(2)北京市统计局将“常住人口”界定为：“在本市实际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不管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只要经常居住在本地，都属于本地常住人口的范畴。”，是指已经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且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口。
马斯里亚说，几年前，NIH用于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资金中，大部分用在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研究领域，现在60%多的资金用于转化研究，大约70%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卡罗尔·科尔顿（Carol Colton）说：“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探索其他的想法。”科尔顿正在将炎症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在原因进行研究。然而，她和其他研究人员补充说道：“一些学者呼吁重新审视NIH的拨款提议，有时他们的思想不如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员工那么开放，他们拒绝新领域研究的申请，他们需要转变观念。”
二、文献述评
(一)国外人口再迁移研究
依据迁移是否跨越国界，国外人口再迁移又分为国内人口再迁移和国际移民再迁移。许多学者对美国国内人口再迁移问题进行了研究。普拉内等(Plane et al.，2005)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县域间人口迁移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单身人口对大城市持有更大发展机会的预期，倾向于迁移到更大规模的城市生活[5]。林(Lim，2017)对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中的13个中心区的人口再迁移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兼职、失业、不在劳动力之列)是人口再迁移的一个重要推力因素，这个推力效应对人口在州内中心区之间迁移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人口在州际迁移体现得要弱一些；并且，教育程度越低，向外迁移的可能性越大，而州际远距离迁移的可能性较小[6]。帕特里奇等(Partridge et al.，2012)则发现，金融危机后期，美国国内地区之间非对称的劳动力需求冲击对人口净迁移量的影响力在减小[7]。
纽博尔德和贝尔(Newbold & Bell，2001)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加拿大省际人口再迁移发现，人口再迁移和回归迁移对省际经济机会的变化比较敏感[8]。库隆布(Coulombe，2006)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加拿大省际人口迁移得出类似的结论，即省际人口净迁移主要受省份的失业率、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城市”的差别结构等这些长期的地区结构因素驱动，且地区商业周期范围内的非对称冲击对省际人口净迁移的影响作用有限[9]。
VOF方法采用了流体体积函数与流场的基本数学模型结合，从而避免采用相对复杂Marker点的方法。在每一个网格中，将一种流体的体积所占网格体积的分数将其称为流体体积函数。将网格中全部含有这种流体时称之为“满”网格，包含相界面时的网格称之为“半”网格，网格中不含有这种流体时称之为“空”网格。所以，可以通过流体体积函数值构造运动界面，并在它附近进行精细处理，可提高精度。
本文采用文献参阅法和实地走访法。首先采用文献参阅法，查阅中国知网及拉萨市档案馆、工商局等相关文献数据，以期得到关于拉萨市印刷行业的各种经济、历史资料，从而为文章提供数据支持；其次采用实地走访法，通过对拉萨市城区从事印刷行业各小微企业、个体商户进行调查研究，实际走访商户50家，面向消费者发放问卷，以期得到消费者对拉萨市印刷行业的态度和建议，其中，面向来藏游客发放问卷250份，拉萨市常住居民500份。来藏游客问卷有效率97.2%；当地居民问卷有效率94%。
在1 242名被调查者中，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且已经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的个体有116人，迁入的城市共有39个。这39个城市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上海、广州和深圳三个一线城市；第二类是规模比北京小的其他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县城)。116名个体中，再迁移年份最早的是1999年，最晚的是2018年。
(二)国内人口再迁移研究
针对国内人口再迁移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增多。不过，专门以高学历外来人口为对象的研究比较少见，相关的结论散见于一些文献中。例如，刘建波等(2004)利用“五普”数据分析中国省际人口再迁移的影响因素发现，高学历人口再迁移的行为特征是教育水平较高者更有可能再迁移到其他的省份而不是自己的出生地，并且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省份[19]。
仿真过程中阶跃扰动的设定值为1。DMC控制算法中建模时域N=110，优化时域P=70，控制时域M=2。仿真结果如图5、6所示。
除此之外，现有文献几乎都是在探讨农民工的再迁移行为。王子成和赵忠(2013)假定农民工外出就业依次经历外出、回流与再迁移三个决策序列，利用2007—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常年在外务工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农民工会暂时回流，且大部分回流农民工会再迁移[20]。梁海艳和李灿松(2015)利用2014年初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和贵州的人口流动数据分析指出，进城农民暂时或永久性返乡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回家探亲等家庭因素[21]。任远和施闻(2017)基于2013年中国中西部七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相综合的过程[3]。此外，研究者对农民工再迁移的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实证分析，重要的因素包括：经济收入[3，20]、家庭劳动力状况和农地状况[20，22]、社会保险[3]、用工单位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的水平[23]，以及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变量[20，22]等。
还有一些文献对外来人口在超大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居住时间、家庭化居住、社会保障、城市归属感对他们的城市定居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25]。
综上，国内外学者针对人口再迁移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都是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框架下展开，对分析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行为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国内农民工再迁移时将家庭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对本研究是一个重要启发。不过，现有研究至少还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现有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多是探讨农民工群体或一般规模的城市，忽略了对高学历外来人口这一特定群体再迁移规律的研究，且缺乏专门针对北京等超大城市的系统性研究；二是尽管国内一些文献对城市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展开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但居留意愿毕竟是个人的主观态度，与实际情况很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如蔡鑫等(2016)调查发现，北京外来常住居民的潜在迁离意愿非常高，但实际迁离的并不多[26]。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再迁移行为的内在机制。
三、研究模型与假设
劳动力迁移的微观经济理论将个人看作理性经济人，生活在城市中的高学历人口也不例外，他们追求最大的生活效用(life utility)。生活效用是人们从社会生活中得到的满足程度和幸福程度的抽象衡量[27]。根据幸福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观点[28]，生活效用是人通过实现生活目标而获得的。那么，在城市生活的高学历人口需要通过实现相应的生活目标来获得生活效用。生活目标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范畴，通常由许多细分的子目标有机综合而成。例如，婚姻、工作、生活的物质标准、休闲、朋友关系和健康是生活的六个重要领域，许多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些领域的满意度与人的主观幸福相关联[29]。实际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上述各个领域的目标都有相应的期待。这些具体的生活目标包括稳定幸福的家庭、好的工作、自有产权住房、好的居住环境、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丰富的闲暇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的身体等。吴和洛甘(Wu & Logan，2016)指出，住房所有权是预测个体依附于某个地方的最强指标[30]。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理论强调家庭是迁移决策的主体，这得到了杜斯特曼(Dustmann，2003)的佐证，子女未来的福利是移民再迁移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子女未来的职业前景在居住国更好时，他们回迁到出生国的可能性会降低；而当在出生国能为子女提供更适宜的环境时，他们回迁的可能性增大[31]。胡磊等(2018)的调查印证了上述结论，即若按重要性程度排序，已迁离北京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与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在迁离原因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第一，前者迁离北京第一位的原因是不能在北京购房，后者则是租房成本太高；第二，除住房成本之外，“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受限”是前者迁离北京的最重要原因，而对后者来说，“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受限”排在“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之后[32]。这些研究表明，高学历人口要实现的各个具体生活目标的重要性程度存在差异，在城市购房和子女在城市接受与户籍市民同等的教育(简称子女教育)是其认为最重要的两个生活目标，本文称之为核心生活目标(core life goals)。
综上，高学历外来人口若不能实现购房或子女教育的核心生活目标，则很可能从北京迁离。
生命历程的社会“标准时间表”理论认为，社会对入学、就业、结婚、生育、退休等主要生命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合适的年龄的期待[33]，据此，在城市购房和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是高学历人口在适当的年龄要致力于完成的两个核心生活目标。因此，若将住房和子女教育都看作商品，住房和子女教育都是具有刚性需求的商品，且两者都存在着“价格”(3)这里的“价格”是指用货币衡量的总的价格，既包括购买住房和子女教育过程中需要支付的货币价格，也包括户口或稳定就业等所有准入条件折算后的货币价格。尽管后者很难用货币量化，但做这样的简化处理有利于说明问题，且不会改变基本的结论。高低不同的多个品种。在此暂不考虑城市内部的差异，只观察当前中国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则“价格”更高的住房和子女教育质量(4)需要注意的是，住房的质量不仅包括建筑本身的质量，更包括住房所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的质量。都更好，因为“价格”更高表明其是更具稀缺性的资源。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描述了具有偏好的消费者如何在约束下做出最优选择[27]。林登堡和费雷(Lindenberg & Frey，1993)指出，理性选择理论也适用于人的许多社会行为[34]。那么，对于要购买住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的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而言，存在一个偏好集合。这个偏好集合是个体对感兴趣的城市的相关信息搜寻后并通过理性判断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个体的偏好只能是单个城市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而不能是某个城市的住房与另一个城市的子女教育的组合。这是因为，住房和子女教育这两种商品具有地理位置附着性，即个体要实际购买并居住哪个城市的住房以及让子女接受教育，就只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5)本文认为，实际居住住房和子女接受教育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完成的。当然，也可能存在居住在某个城市而在另一个城市读书的情形，不过这毕竟是少数，本文暂不考虑这种情况，忽略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基本的结论。。那么，在个体的偏好集合中，偏好程度最高的是北京市的住房与子女教育(6)课题组曾对14名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进行深度访谈，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希望先努力在北京买房和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若不能实现的话，再考虑迁移到其他城市实现这两个目标。具体可参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在此不再赘述。，因为其质量最好，但“价格”也最高；接着是偏好程度依次降低的若干其他城市的住房与子女教育，“价格”也依次降低。
针对假设H1和H2，采用Probit模型检验购房和子女教育这两个核心生活目标的实现状况对再迁移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再迁移情况，解释变量除购房情况和子女教育情况外，还将家庭化居住情况、参加医保情况以及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家庭化居住情况是指是否在北京与主要家庭成员(包括被调查者的配偶、子女或配偶双方的父母)一起居住，近年来已逐渐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38]。据此，本文认为，在城市里与主要家庭成员一起居住会减小高学历外来人口迁离北京的可能性。参加医保情况是指是否参加了北京市医保，任远和施闻(2017)研究发现，参加社会保险能降低农村劳动力返乡的可能性[3]。据此，本文认为参加了北京市医保能减小高学历外来人口迁离的可能性。人口特征变量参考王子成和赵忠(2013)[20] 、胡等人(Hu et al.，2011)[22]的研究结论，选取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收入这六个变量。并且，将年龄按照30岁以下、30～40岁、40岁及以上分成三组放入模型进行分析。
按实习带教计划，将其分为三步进行临床实习带教工作：步骤1，实习学生入科后，带教老师首先发放脊柱外科实习主要病种，同学自行查阅资料，了解各疾病的临床特点。步骤2，在带教老师的带领下对新入院患者进行病史收集、查体和病历的书写。步骤3，带教老师对整个过程进行点评，并对疾病特点进行讲解。
通过同源蛋白质氨基酸比对分析，本研究构建了BR合成及信号通路主要基因的系统进化树(图1)，结果显示这6个基因在各物种间都拥有很高的同源性，部分序列同源性超过95%。3种油菜间部分基因的相似性接近100%。在甘蓝型油菜中CPD共有6个同源蛋白，DET2有2个，DWF4有4个，BRI1有7个，BIN2有7个，BZR1有11个。研究结果说明BR合成及信号通路上的基因在进化过程中非常保守。
不过，个体要购买住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这里的约束主要是收入等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等社会资源(简称经济社会资源)。个体的经济社会资源差异导致他们对住房和子女教育的购买力不同，有一部分人有能力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但总有一部分人无法实现这两个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北京的高房价超出了后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另一方面，目前北京的限制性户籍制度[2]是外来人口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政策性和操作性障碍(7)尽管北京市近期推出了“租售同权”政策，规定符合相关条件的租赁房屋居住的外来人口的子女有与户籍居民的子女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事实上，由于北京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均衡，户口、房屋所有权等资格具有优先“顺位”，租赁房屋居住的外来人口实际很难真正享受到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由此，对于不能实现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的高学历外来人口而言，继续留在北京的生活效用将大为降低，因而，为了追求最大的生活效用，他们将选择再迁移到北京以外的某个城市去实现这两个目标。简言之，为了实现购房和子女教育这两个核心生活目标，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面临着在哪个城市生活的两个可能的选择：一是继续留在北京生活，二是迁移到一个备选的城市生活(这个城市可能是或不是家乡所在的城市)。个体将在决策过程中比较留在北京与迁移到备选城市的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的大小，最后选择在期望效用大的城市里生活。现实的情况就是：一部分人在北京购房，并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他们留居北京；另一部分人无力负担北京的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成本，他们将从北京迁移到其他城市以实现购房和子女教育的核心生活目标。由此，本文构建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基于核心生活目标的居住地选择模型(core life goals based residence selection model，CLGRSM)，具体形式如图1所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竞技体育事业亦朝着全球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为体现竞技体育的宗旨“更高、更快、更强”，各项目的市场化、商业化趋势明显，逐渐形成单项目、高质量、高强度的比赛模式，学习美国的NBA、MLB以及各项目的世锦赛和职业联赛等竞赛模式。竞技体育职业化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部分项目的改革颇见成效，比如：足球的中超、篮球的“CBA”,网球“单飞”模式都是新举国体制的表现，也是职业化转变的典型体现。
由图1可知，核心生活目标的实现状况影响高学历外来人口是否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由此得到第一组假设：
H1：未在北京购房的高学历外来人口比已在北京购房的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可能性显著要大。
H2：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的高学历外来人口比没有这种情况的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可能性显著要大。
图1 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基于核心生活目标的居住地选择模型(CLGRSM)
2.核心解释变量的双变量Probit内生性检验
H3：未在北京购房且已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高学历人口在其他城市购房的容易程度显著要高。
H4：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且已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的高学历人口在其他城市实现子女教育目标的容易程度要高。
四、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做好2014年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确保大江大河、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库、大中城市的防洪安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努力保证中小河流和一般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千方百计满足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最大程度减轻洪涝干旱台风灾害损失，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防灾减灾安全保障。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主持会议，国家防总副秘书长、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介绍2014年天气形势预测情况。
网络问卷购买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公司(8)在线问卷调查公司的网址是：https://www.wjx.cn/sample/service.aspx。该公司的会员库有超过260万的成员，成员都是公司随机邀请填写网站问卷的用户加入而形成，样本服务的用户已覆盖国内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因此，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的样本服务，数据收集的具体步骤是：(1)公司随机将问卷推送到样本库中符合调查条件的对象，依据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35]，发放对象最多的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接着依次是7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口，最少的依次是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口；(2)公司通过设置筛选题项剔除没有认真填写或不符合要求的问卷，采用的手段包括系统自动检测和人工检测；(3)课题组对每份问卷进行人工排查，以保障数据的质量。问卷发放时间是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共收回问卷1 301份，其中合格问卷1 280份，问卷有效率为98.4%。根据研究需要，剔除23份在北京市居住时间小于6个月的样本、7份年龄小于16岁或大于60岁的样本以及8份学生样本，最后的总样本为1 242份。
其中， 2014—2015年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比率分别约为12.6∶1、13.6∶1，这与2014—2015年原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的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数据相符，其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比率分别约为12.0∶1、10.7∶1[36]，说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好。
被调查对象的职业类别参考仇立平(2001)对上海市居民的职业分层[37]，结合北京市外来人口的职业特征，从高到低依次分为五个层级：第一，领导干部，主要包括企业/公司厂长经理或管理者、私人企业主、外商代理人等；第二，办事员和职员，主要包括银行职员、外资公司职员、外贸公司职员、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秘书等；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包括律师、演员、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会计等；第四，商业人员，主要包括经纪人、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销售员、营业员等；第五，一般服务业人员，主要包括出租车司机、电工、建筑工人、家电维修工、厨师、快递员、宾馆饭店服务员、理发员、保育员、保姆、清洁工人、勤杂工等。
如表1所示，被调查的所有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女性多于男性，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约是研究生学历人数的7.3倍，有配偶的居多，商业人员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被调查者的平均月收入是9 359.5元，已在北京购房、有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的比例都低于20%。
本文以调查时间段内高学历外来人口是否从北京迁离来界定“再迁移情况”，分别为迁离和未迁离两种情况。迁离、未迁离的高学历外来人口分别有525人、717人，占比分别为42.3%、57.7%。迁离人口全部都迁入北京以外的城市(9)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些高学历外来人口选择移居国外，不过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故样本中并不涉及国际迁移的人口。，属于“城—城迁移”，这与农民工大多是从城市回迁到农村[20-21]有较大差异。迁离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6.6岁，小于未迁离人口的30.1岁。迁离人口与未迁离人口相比：性别比例基本相同，研究生学历人口比例、有配偶比例及月收入均值较低。迁离人口中一般服务业人员、商业人员的比例要大于未迁离人口，但领导干部的比例要小于未迁离人口，其他职业类别的比例两者相差不大。此外，迁离人口中已在北京购房的比例明显小于未迁离人口，前者有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的比例明显大于后者。
表1 总样本基本情况
总计(1 242)迁离(525)未迁离(717)统计值统计值统计值性别男554(44.6%)237(45.1%)317(44.2%)女688(55.4%)288(54.9%)400(55.8%)年龄(岁)均值28.626.630.1教育程度大学(专、本科)1 093(88.0%)489(93.1%)604(84.2%)研究生149(12.0%)36(6.9%)113(15.8%)配偶情况有配偶657(52.9%)234(44.6%)423(59.0%)无配偶585(47.1%)291(55.4%)294(41%)职业一般服务业人员84(6.8%)51(9.7%)33(4.6%)商业人员465(37.4%)216(41.1%)249(34.7%)专业技术人员348(28.0%)150(28.6%)198(27.6%)办事员和职员190(15.3%)70(13.3%)120(16.7%)领导干部155(12.5%)38(7.3%)117(16.4%)
表1(续)
总计(1 242)迁离(525)未迁离(717)统计值统计值统计值月收入(元)均值9 359.56 815.811 222.1购房情况已在北京购房214(17.2%)49(9.3%)165(23.0%)未在北京购房1 028(82.8%)476(90.7%)552(77.0%)子女教育情况有199(16.0%)116(22.1%)83(11.6%)无1 043(84.0%)409(77.9%)634(88.4%)
注：子女教育情况的取值“有”和“无”分别表示“有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和“无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为了证实上文提出的假设，下面分别验证核心生活目标实现对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行为的影响及其实现核心生活目标的决策过程中遵循的理性选择原理。
(一) 检验核心生活目标实现状况对再迁移的影响
1.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式中:ψ(x,xk)是核函数，目的是从分解信号抽取特征，将分解信号中的样本映射为高维特征空间中的一个向量，以解决原始分解信号中线性不可分的问题。
表2中的模型1包含了上述所有解释变量，其中Wald检验值为280.82，模型整体上显著(p<0.001)。接着，利用AIC标准[39]对模型1的解释变量进行选择，剔除了性别和配偶情况这两个变量，得到的模型记为模型2。其中，Wald检验值为277.48，模型整体上显著(p<0.001)。模型1和模型2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远小于10，表明都不存在多重共线性[39]。
(4)外商投资企业人均产值高。2017年河北省持证矿山企业人均产值首位是外商投资企业157.5万元，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36.05万元，第三是股份有限公司32.04万元，第四是国有企业26.74万元，其他企业类型人均产值均未超过18万元。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综合分析模型1和模型2的参数估计结果发现：购房情况对个体再迁移有显著影响(p<0.05)，系数都为负值，说明未在北京购房的个体再迁移的可能性比已在北京购房的个体显著要大；子女教育情况对个体再迁移有显著影响(p<0.01)，系数都为正值，即有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的个体再迁移的可能性比无此情况的个体显著要大。另外，与主要家庭成员居住、参加了北京市医保的个体都能减小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可能性；与30岁以下的外来人口相比，年龄大的两个组再迁移的可能性都更小；大学专科(含高职)学历的个体比研究生学历的个体再迁移的可能性显著要大；与一般服务业人员相比，领导干部再迁移的可能性更小；收入越高，个体再迁移的可能性越小。
表2 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Probit模型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1模型2购房情况-0.274∗∗(0.127)-0.275∗∗(0.126)子女教育情况1.078∗∗∗(0.128)1.089∗∗∗(0.126)家庭化居住情况-0.426∗∗∗(0.109)-0.424∗∗∗(0.092)参加医保情况-0.672∗∗∗(0.084)-0.669∗∗∗(0.084)性别0.091(0.082)—年龄(30～40)-0.664∗∗∗(0.111)-0.653∗∗∗(0.109)年龄(≥40)-0.668∗∗(0.230)-0.636∗∗(0.224)教育程度-0.289∗∗(0.140)-0.289∗∗(0.141)配偶情况0.019(0.112)—职业(商业人员)-0.347∗∗(0.173)-0.362∗∗(0.173)职业(专业技术人员)-0.257(0.180)-0.272(0.180)职业(办事员和职员)-0.369(0.189)-0.391∗∗(0.189)职业(领导干部)-0.708∗∗∗(0.203)-0.719∗∗∗(0.203)月收入对数-0.468∗∗∗(0.075)-0.460∗∗∗(0.074)常数项4.778∗∗∗(0.655)4.763∗∗∗(0.652)观察数1 2421 242自由度(df)1412Wald检验280.82[p<0.001]277.48[p<0.001]Pseudo R20.2230.222
注：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方括号里为显著性水平。*、**、***分别代表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被解释变量再迁移情况的处理是：迁离=1，未迁离=0。购房情况的参照组是未在北京购房。子女教育情况的参照组是无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家庭化居住情况的参照组是未与主要家庭成员居住。参加医保情况的参照组是未参加北京市医保。性别的参照组是女性。年龄的参照组是30岁以下。教育程度的参照组是大学专科(含高职)。配偶情况的参照组是无配偶。职业的参照组是一般服务业人员。
上文指出，北京的住房、子女教育的质量和价格相对其他城市更高，为追求最大化生活效用，经济社会资源较丰富的个体将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即留居北京。而受经济社会资源约束不能在北京购房或让子女接受教育的个体搜寻信息后比较发现，住房和子女教育在其他城市的相对“价格”比北京更低，促使他们迁移到其他城市。这是其在选择居住地的决策过程中理性选择的结果，由此得到第二组假设：
以上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并不完全准确，这是因为购房情况、子女教育情况这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可能与再迁移情况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可能具有内生性。由此，下面拟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对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的原户籍地分布在河北、山东、黑龙江、湖北、陕西和福建六个省份，是没有北京户口、曾经或仍在北京工作和居住6个月以上的大专(含高职)及以上学历的人口。选择这六个省份的依据是：2014年原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中原户籍地人口规模超过总人口数1%的省份按照比例由大到小排列依次是：河北、山东、河南、安徽、黑龙江、山西、四川、湖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陕西、江西、江苏、福建、浙江、湖南、甘肃和天津[35]。可见，上述六个省份基本覆盖了中国各个地区的样本，因此能较好地反映当前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规律。
工具变量选取外来人口刚来北京时家里直系亲属人口总数(简称家庭人口规模)及其刚来北京时家里的人均月收入(简称家庭人均月收入)。一方面，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月收入与购房情况、子女教育情况存在相关性，因为要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需要厚实的经济社会资源支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成员数量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对外来人口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给予帮助的机会多，使得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选取外来人口刚来北京时的家庭人口总数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并不会对其以后的再迁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即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概言之，选择上述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值变量，且待检验的核心解释变量也是二值变量，在此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以检验购房情况为例，构建模型3，即建立两个联立Probit方程：
W*=α1+β1fsize+β2frevenue+ε1，若W*>0，W=1；否则，W=0
(1)
Y*=X′δ+Wγ+ε2，若Y*>0，Y=1；否则，Y=0
(2)
其中，W表示是否购房，Y表示是否再迁移，W*和Y*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分别表示购房和再迁移的预期净收益。fsize和frevenue分别表示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在模型中都使用对数值。X′表示其他的解释变量。并且，两个方程的误差联合分布(ε1,ε2)符合二维正态分布，均值是(0,0)，方差是(1,1)，相关系数是ρ。若检验发现ρ≠0，说明购房情况是方程(2)的内生变量，否则是外生变量。同理，子女教育情况作类似的处理得到模型4。
如表3所示，模型3和模型4中的误差相关系数ρ都不等于0(p<0.001)，证实了购房情况、子女教育情况与再迁移情况之间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将更关注双变量Probit模型而非Probit模型的结果。对比模型3与模型2中购房情况的参数估计发现，两者符号相同，且前者在考虑了购房情况的内生性后变量对再迁移的影响作用更大。这说明，未在北京购房的个体再迁移的可能性比已在北京购房的个体显著要大，假设H1成立。接着，通过对比模型4与模型2作类似的分析发现，有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的个体再迁移的可能性比无这种情况的个体显著要大，假设H2成立。
[1]国家汉办：《关于孔子学院/课堂》，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2018年8月1日。
表3 核心解释变量的双变量Probit模型内生性检验
模型3模型4购房情况-1.639∗∗∗(0.121)-0.272∗∗∗(0.104)子女教育情况0.806∗∗∗(0.155)2.353∗∗∗(0.126)家庭化居住情况-0.346∗∗∗(0.073)-0.371∗∗∗(0.079)参加医保情况-0.558∗∗∗(0.069)-0.564∗∗∗(0.075)年龄(30～40)-0.504∗∗∗(0.092)-0.534∗∗∗(0.090)年龄(≥40)-0.491∗∗∗(0.171)-0.590∗∗∗(0.201)教育程度-0.228∗∗(0.114)-0.238∗∗(0.119)职业(商业人员)-0.314∗∗(0.135)-0.296∗∗(0.143)职业(专业技术人员)-0.244∗(0.141)-0.241(0.149)职业(办事员和职员)-0.346∗∗(0.147)-0.310∗∗(0.157)职业(领导干部)-0.600∗∗∗(0.159)-0.605∗∗∗(0.167)月收入对数-0.332∗∗∗(0.064)-0.344∗∗∗(0.065)常数项3.771∗∗∗(0.566)3.417∗∗∗(0.571)观察数1 2421 242误差的相关系数ρ0.865(0.060)-0.841(0.060)ρ=0的Wald卡方检验29.865[p<0.001]36.187[p<0.001]
注：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方括号里为显著性水平。*、**、***分别代表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参照组情况与表2相同。
(二)检验实现核心生活目标的决策过程遵循理性选择原理
上文指出，依照理性选择原理，经济社会资源较丰富的高学历外来人口将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下面将重点分析迁离北京的人口在实现核心生活目标决策过程中遵循的理性选择原理。
1.迁离北京的人口实现购房目标的决策过程遵循理性选择原理
在此检验假设H3，即检验未在北京购房且已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的高学历人口在其他城市购房的容易程度显著要高。
在1 242名被调查者中，未在北京购房且已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的个体有476人，这些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县城)在内共有91个。476名个体中，再迁移年份最早的是1991年，最晚的是2018年。
为方便论述，对每个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的个体，记T1、T2分别表示个体在北京的居住时间和在迁入城市的居住时间。R1为个体迁离北京当月的月收入与北京当月商品房均价的比率，用其测量个体在北京购房的容易程度(10)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在大城市乃至超大城市购房受到是否拥有户口的限制，只有具有购房资格的人才能买房，外来人口短期内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购房会受到影响。不过，近年来，包括省会城市在内的大城市对高学历人口的落户和购房都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即使没有城市户口，也可以先通过申请工作居住证等类似的证件来取得购房资格。对于北京而言，高学历外来人口也是可以通过申请工作居住证来获得购房资格的。因此，本文认为，不管在哪个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最终都能取得购房资格，是否能购房则主要取决于收入与房价的比率。。R2为调查时点个体在迁入城市的月收入与该城市当月商品房均价的比率。个体在迁入城市购房的容易程度用测量，其计算公式为：其中，是修正系数，表示个体在迁入城市的工作时间占在北京和迁入城市的工作时间之和的比例。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积蓄越多，购房就越容易，因此用该系数对R2进行修正。由此，每名个体都得到一条数据记录表示个体分别在迁入城市和在北京购房的容易程度大小，共得到476条记录。表4展示了整理后的部分数据，其中，城市的月商品房均价通过查寻某知名房地产信息服务平台(11)该房地产信息服务平台的网址是：https://beijing.anjuke.com/?from=navigation。获得，其他数据由问卷调查获得。对和R1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值为的均值显著大于R1的均值(p<0.001)，说明个体在迁入城市购房的容易程度显著大于在北京购房的容易程度，假设H3成立。
表4 个体在城市购房的相关数据
编号调查日期迁入城市调查日期月收入(元)调查日期迁入城市月商品房均价(元)迁出日期迁出日期月收入(元)迁出日期北京月商品房均价(元)R∗2R1102017.10沧州6 00011 4332010.57 00025 0120.7870.280142017.10郑州3 00012 9562015.84 00040 1680.2980.100182017.10孝感3 0004 8442003.102 0004 4561.1290.449222017.10秦皇岛8 5008 0032015.16 00037 2611.2140.161282017.10济南8 00015 5342012.66 50025 9480.8370.251302017.10济南6 50015 5342011.84 00026 1650.7320.153402017.10武汉9 80016 1542009.810 00014 8941.0920.6712282017.10深圳20 00051 0772014.310 00040 5540.4750.2472432017.10广州7 00028 2542016.59 00044 3870.2830.2033372017.10上海10 00050 7602015.118 00040 8510.2530.196
注：分析样本数为476个。表示在迁入城市购房的容易程度，R1表示在北京购房的容易程度。编号是在总样本中的编号。限于篇幅，只展示了10条数据记录。
2. 迁离北京的人口实现子女教育目标的决策过程遵循理性选择原理
在此检验假设H4，即检验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遇到障碍而无法解决且已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的高学历人口在其他城市实现子女教育目标的容易程度要高。具体是分析迁入城市的义务教育相关政策的要求是否比北京更宽松、条件是否比北京更容易达到。
国际移民再迁移是国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文献探讨了国际移民再迁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特征因素两大类。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济机会与收入[10]、劳动力市场状态[11-12]、劳动力市场经验和居住时间[13]、社会福利政策[14]、家庭因素[15-16]等。人口特征因素包括年龄[17]、教育程度[14-15，17]和性别[18]等，在此不再赘述。
由于户口、自有产权住房都是获得理想入学资格的重要凭据，下面从入学政策、户口政策和购房容易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的政策情况。以近五年在北京上小学为例，若外来人口没有北京户口，其子女在北京上小学需要遵照非京籍儿童、少年入学的条件和流程，即父母先要将在京就业务工证明、在京实际居住证明、无人监护证明、全家户口簿和北京居住证准备齐全，然后在相应的城区申请入学。准备“五证”和申请入学的过程并不容易。并且，上文指出，北京的高房价使得一些高学历外来人口的购房目标难以实现，且高学历外来人口获取北京户口的难度很大[40]，即他们在住房和户口这两个子女申请入学的凭据上都不占优势。因此，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子女通常难以获得理想的入学资格。由此，综合来看，北京市针对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的相关政策非常严格、条件很难达到。
接着分析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子女在迁入城市的子女教育政策。由上文分析可知，个体在迁入城市的购房容易程度比北京相对要大，这对于子女教育是利好因素，因此，下面只分析入学政策和户口政策的情况。
先来看上海、广州和深圳三个一线城市的情况。在上述116名再迁移的个体中，有3人分别于2000年、2009年和2013年再迁移到上海，有5人再迁移到广州，再迁移的年份包括2013年和2015年，有3人分别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再迁移到深圳，且迁入时这些人的户口都不在这些城市。通常来说，上述迁入上海、广州或深圳的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子女并不能立即入学，因为入学的准入条件一般包括外来人口要有一年到几年不等的社保缴纳记录。也就是说，根据推算，上述再迁移个体的子女都有在近三年入学。由于上海、广州和深圳近年来都因为人口增长压力过大而控制人口规模，可以认为，外来人口的子女近几年在这些城市接受教育的难度比以前更大。因此，在此以近几年的相关政策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入学政策方面，分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8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2016)和《深圳市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2018)中对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可知，上海、深圳和广州的外来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准入条件比北京相对宽松(篇幅所限，对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展开分析)。接着，从户口政策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目前都实施积分落户政策，但落户北京的资格条件较其他三个城市更为严格[40]。综上可知，高学历外来人口在上海、广州或深圳实现子女教育的目标比北京要更容易实现。
然后看其他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县城)的情况。首先，上述116名再迁移个体中，有65人回迁到户口所在城市，51人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由于回迁人口有对应城市的户口，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容易解决，下面来看迁入非户口所在城市的外来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情况。分析表明，他们的子女在这些城市接受教育都要比北京更容易。以省会城市武汉为例，入学政策方面，《武汉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持有武汉市居住证、就业证明(或经营许可证)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入学。落户政策方面，根据《武汉市积分入户管理办法(试行)》(2017)，落户武汉对高学历人口来说并非难事。因此，相对于北京而言，高学历外来人口要在武汉实现子女教育的目标要容易很多。
由上可知，高学历人口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后，他们的子女在这些城市接受教育比在北京要更加容易，假设H4成立。
综上所述，购房和子女教育这两个核心生活目标的实现状况是影响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两个重要因素，假设H1和H2被证实说明了这一点。购房和子女教育都与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家庭密切相关，这与现有许多文献发现的家庭因素影响人口再迁移的结论[3，15-16]相一致。同时，经济社会资源较丰富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会选择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而对经济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人而言，他们在实现核心生活目标的过程中也遵循理性选择原理(假设H3和H4被证实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印证了理性选择理论也适用于人的许多社会行为的观点[34]。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与现有文献多是探讨农民工再迁移行为的观察角度不同，本文选择高学历外来人口进行专门研究，切合当前中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实践热点。并且，现有文献多侧重于研究一般城市的情况，本文则选择北京这个超大城市作单独的重点研究，鉴于超大城市具有与其他规模城市显著不同的特征和独特重要的战略地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其次，明确提出中国高学历人口在城市生活需要实现的购房和子女教育这两个核心生活目标，这将为分析高学历人群其他经济和社会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再次，针对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这一特定群体，构建基于核心生活目标的居住地选择模型(CLGRSM)，并通过客观数据和资料证实了该模型，揭示了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行为规律。为方便表述，将本文的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在城市购房和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是高学历人口要致力于实现的两个核心生活目标。他们会遵循通常的社会规范，在相应的年龄阶段努力达成这两个核心生活目标。
二是政府部门要强化对住宅工程逐套验收工作复核工作。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对住宅工程逐套验收工作进行抽查，重点抽查实体质量、空间尺寸和分户验收资料是否一致。防范出现假验收假台账的情况发生，确实有效地督查各参建单位严格落实逐套验收工作。
第二，为了追求最大化生活效用，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对于是否在北京实现核心生活目标将作出理性选择。尽管偏好北京的住房和子女教育资源，但由于受到经济社会资源的约束，只有一部分人决定在北京购房，并让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另一部分人无力负担北京的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成本，他们在信息搜寻的基础上比较发现，其他城市的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成本比北京相对更低，核心生活目标的实现更为容易。因此，出于经济理性考虑，他们将决定在其他城市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
第三，由于购买并居住住房以及子女接受教育具有地理位置附着性，决定在北京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的个体留居北京，决定在其他城市购房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的个体将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和人才服务保障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在完善和落实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同时，北京市要制定针对高学历外来人口尤其是高精尖产业发展所需人群的子女教育的优惠政策。高学历外来人口是北京市高精尖产业中的重要就业群体；而本研究表明，部分高学历外来人口是因为购买住房或子女接受教育在北京无法实现而被迫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高学历人口的大量流失显然不利于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应完善和加快落实北京市《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2018)，加强对高学历外来人口的住房支持。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针对高精尖产业发展所需的高学历外来人口，加大公租房的供应数量，降低申请门槛，给予租金减免优惠；提高租房补贴的额度；增大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数量，降低申请门槛，给予售价优惠。除此之外，北京市还应在充分发挥工作居住证对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子女接受教育的作用的同时，针对高精尖产业发展紧缺和急需的高学历外来人口，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为他们的子女能顺利入学提供绿色通道。
第二，强化技能型高学历外来人口的住房支持和子女教育服务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本研究观察到，大学专科(含高职)学历的外来人口比研究生学历的外来人口更有可能迁离北京，前者的群体中就包括非常多的技能型人才。因此，建议北京市相关重点功能区和园区完善和落实专门针对产业发展所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的住房支持和子女教育优惠政策，减少或避免这类人才因为购买住房或子女教育困难而被迫迁离北京，从而为北京市的技术创新、企业转型以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储备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1]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207.
[2]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3]任远,施闻.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J].人口研究,2017(2):71-83.
[4]冯晓英.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的困境与出路——以北京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4 (1):26-28.
[5]PLANE D A, HENRIE C J,PERRY M J.Migration up and down the urban hierarchy and across the life course[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5,102(43):15313-15318.
[6]LIM J.Out-migration from the epicenters of the housing bubble burst during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Recession in the USA[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7,59(2):297-319.
[7]PARTRIDGE M D, RICKMAN D S, OLFERT M R, ALI K.Dwindling U.S.internal migration:evidence of spatial equilibrium or structural shifts in local market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2, 42(1-2):375-388.
[8]NEWBOLD K B, BELL M.Return and onwards migration in Canada and Australia:evidence from fixed interval data[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1,35(4):1157-1184.
[9]COULOMBE S.Internal migration, asymmetric shocks, and interprovincial economic adjustments in Canada[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6, 29(2):199-223.
[10]BIJWAARD G E, WAHBA J.Do high-income or low-income immigrants leave faster?[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08:54-68.
[11]BIJWAARD G E, SCHLUTER C, WAHBA J.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dynamics on the return migration of immigrant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96(3):483-494.
[12]BAZILLIER R, MAGRIS F, MIRZA D.Out-migration and economic cycles[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7, 153(1):39-69.
[13]BELLEMARE C.A life-cycle model of outmigration and economic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 German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51(3):553-576.
[14]REAGAN P B, OLSEN R J.You can go home again: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J].Demography, 2000,37(3):339-350.
[15]KUHLENKASPER T, STEINHARDT M F.Who leaves and when? Selective outmigr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Germany[J].Economic Systems, 2017,41(4):610-621.
[16]BIJWAARD G E.Migration dynamics of immigrants:who leaves,who returns and how quick?[Z].Econometric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s No.EI 2005-53，2005.
[17]CONSTANT A,ZIMMERMANN K F.Circular migration:counts of exits and years away from the host country[Z].IZA Discussion Paper No.2999,2007.
[18]AYDEMIR A,ROBINSON C.Return and onward migration among working age men[J].Analytical Studies Branch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2006273e,2006.
[19]刘建波,王桂新,魏星.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4(4):48-56.
[20]王子成,赵忠.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J].管理世界,2013(1):78-88.
[21]梁海艳,李灿松.为何流动人口徘徊于农村与城市？——基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六省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5(1):32-40,11.
[22]HU F,XU Z,CHEN Y.Circular migration,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1):64-74.
[23]梁雄军,林云,邵丹萍.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3-28,203.
[24]郑建明,朱春奎.上海市外来人口长期居住意愿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7):122-129.
[25]石人炳,陈宁.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再迁移决策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7(7):98-108.
[26]蔡鑫,朱俊颖,仲婧然.北京外来常住居民迁离意愿及社会心理影响研究[M]//王鸿春,盛继洪,曹义恒,等.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4-85.
[27]曼昆.经济学原理:第6版.微观经济学分册[M].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51-452.
[28]DIENER E D,SUH E M,LUCAS R E,SMITH H L.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125(2):276-302.
[29]HEADEY B,VEENHOVEN R,WEARING A.Top-down versus bottom-up theor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24(1):81-100.
[30]WU F,LOGAN J.Do rural migrants ‘float’ in urban China? Neighbouring and neighbourhood sentiment in Beijing[J].Urban Studies,2016,53(14):2973-2990.
[31]DUSTMANN C.Children and retur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03,16(4):815-830.
[32]胡磊,章岚,孙茂华,等.超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离原因分析[J].上海城市管理,2018(6):35-40.
[33]NAUGARTEN B L,HAGESTAD G.Age and the life course[M]//BINSTOCK R,SHANAS E.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1976:35-55.
[34]LINDENBERG S,FREY B S.Alternatives,frames,and relative prices:a broader view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J].Acta Sociologica,1993,36(3):191-205.
[35]李晓壮.常住外来人口社会阶层结构分析与治理对策——以北京为例[J].理论月刊,2016(4):128-132.
[36]李晓壮.北京流动人口结构性特征及对策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7(11):4-16.
[37]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3):18-33.
[38]盛亦男.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4(3):71-84.
[39]王汉生.商务应用统计分析[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16.
[40]孙婕.积分落户制度实施模式比较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38-146.
MicroMechanismofOutmigrationofHighlyEducatedFloatingPopulationinBeijing
HU Lei,LU Qiuhong,SUN Maohua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life goals based residence selection model(CLGRSM) for the outmigr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It is shown that purchasing house in city and making children go to school in city are the two core life goals that highly educated individuals strive to achieve.Furthermore,in pursuit of the greatest life utility,the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would make rational choice on whether purchasing house and making children go to school in Beijing or not.And the result is that some people decide to achieve their goals in Beijing,while others decide to achieve their goals in other cities.Moreover,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 attachment of dwelling on and receiving education,both groups of people choose to stay in Beijing and re-migrate into other cities from Beijing respectively.In summary,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should perfect and implement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housing support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for the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employed in the new and high-tech industry and also for skilled personnel urgently neede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hig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outmigration;core life goals;residence selection;housing;children’s education
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9.09.004
收稿日期：2019-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功能疏解背景下超大城市常住外来人口的迁留行为研究”(17CGL075)
作者简介：胡 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70；
陆秋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工程学院硕士生，通讯作者；
通路分析是通过对选定的基因按照公共数据库KEGG（https://www.genome.jp/kegg/）进行分类，通过离散分布的显著性分析，得到与实验目的有显著相关的通路分类，本研究利用通路在线分析平台Omicshare（http://www.omicshare. com）以P＜0.5、FDR＜0.05为参数获得钩藤散治疗AD相关基因的通路富集信息，并使用Cytoscape-v3.6.1构建靶点-通路（T-P）网络图。
孙茂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中图分类号：F061；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9)09-0054-14
责任编辑：蒋 琰
标签：北京论文; 外来人口论文; 高学历论文; 人口论文; 北京市论文;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9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功能疏解背景下超大城市常住外来人口的迁留行为研究”(17CGL075)论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