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概念史或理论的谱系学分析是美学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关系的一个思考角度。具体的研究路径，是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重心是马克思的经典《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此为起点，重读列宁、毛泽东的论述，并比较中国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被理解具有感性、情感(审美)、文学艺术的想象、语言符号的再现的特质。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思想体系、是政治理论和工具，更是人类表达、交流、展示价值观、主体性和认同性的重要方式。美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有益于思考与探索如何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美学；情感；意识形态；再现
美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既是一个学术话题，又是一个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题。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意义颇为重要的现实话题。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引发过多次学术争论，无论是在文艺学、文学研究或哲学领域内，还是在更广泛的文化与社会思想、文艺方针政策等方面，都颇有影响，是一个中国独特的现象。不过美学是相对抽象和理论性、专业性强的学术领域。因此，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一度有“美学热” 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反响，美学研究始终是局限在比较专门的学术圈里讨论的。换言之，美学研究者寡，关心美学者众。而言及“美”“审美”者，则无法计算，几乎无远弗届。无论是传统和新媒体还是网络流行语，“美”和“审美”出现的频率，在中国当代汉语中是极高的，远超过英、法、西等其他语言。中共十八、十九大报告均强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一词提到空前高度。最近40年来，经济建设成为国家主导，发展经济是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但关于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等的话语却始终占据着国家话语的核心位置。十九大报告“意识形态”频率跟“美丽”相同(8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审美”“意识形态”话语在中国的高频率出场，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理论或美学的范畴。两者的关系也应该放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语境内来思考，尽可能地将这种复杂历史化、具体化。学术界一般论及美学、审美等理论话题时，因话题本身的抽象，论述分析亦多抽象。本文不拟做哲学式、理论式的抽象辨析，而是从这些话题、概念和话语的历史构成、历史语境的角度做些回顾，是取福柯“知识谱系学”之意。福柯也有“知识考古学”的说法，大致思路相似，是要在知识史、思想史或话语概念史的形成过程中做些关联或不关联、交集或错位、接口(或谱系)的钩沉，以求其背后或空隙之间、断裂层中隐含的或不在场的意义。本文力图从貌似芜杂无序的各种思想、理论、行动中，探究意义形成的复杂脉络，而不是抛出言之凿凿的全称论断或普遍结论。本文的重心是当代，集中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和当代学术界)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一、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苏联理论与实践
在讨论美学与意识形态的话题时，先简要回顾其产生的西方语境与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美学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和话语主要产生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为其经典。首先使用“美学”(Aesthetica)概念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使用的是希腊“感性”一词，认为“美学的对象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美学是美的艺术的理论。”在西方语境中的“美学”aesthetics 因此跟感性、情感、文艺等范畴构成了“概念群”，类似福柯的“知识型/认识阈”(episteme)，是密切关联的话语与概念的集合。“美学”如同大部分中文的现代性话语和概念一样，是由日文的“和制汉语”首先用汉字翻译西方(德国)Aesthetik 词汇而成，由王国维等诸多中国近现代学者运用推广[1]。“美学”“审美”等在中国的传播也基本保留了西方语境的原意。但随时间的推移，美学与审美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哲学、艺术哲学和文艺理论的话语概念，而“感性”“情感”这一最为原初和核心的意义却不断淡化。但是在西方语境中，aesthetic 一词具有情感与美感双重含义，反而离抽象的理论较远。
“意识形态”(ideology)的概念和西方经典论述跟“美学”相似，来自西方。其词汇的来龙去脉及中文语境中的翻译、演变也有学者研究过[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意识形态”有多次阐释。基本上来说，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主导与支配性的思想观念，是对现实的颠倒或虚假意识，属于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存在决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不过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阐释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三篇，一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二是马克思1852—1853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三是马克思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宗明义，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紧接着就说，“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3]15另一句经典的语录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52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标明确，就是要反抗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了当时流行的照相机倒影成像的隐喻，来形容意识形态对现实世界的颠倒的反映，是另一经典名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29这个隐喻既涉及了物理反应(网眼膜)的过程，也提到了camera obscura(针孔凸镜暗箱照相机，中文简单译为“照相机”)的倒影成像的中介功能。Camera obscura这个隐喻(metaphor)在弗洛伊德和尼采思想体系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用camera obscura 来描述无意识/潜意识；尼采则用来比喻“遗忘”的心理意识。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在使用这一隐喻时，均涉及了意象(image)的极其复杂的中介(mediation)、再现(representation)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简单的反映论。他们有关camera obscura的论述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受到空前关注，跟美学话题有密切关联，法国哲学家莎拉·柯夫曼有专著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照相机”这一隐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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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52—1853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其中虽然并未直接出现“意识形态”这个字眼，但其关注的核心是波拿巴政变所透露出的国家机器、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家机器)和思想代表(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对于后者，有极其精辟深邃的分析。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左翼知识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部著作高度重视，如阿尔都塞、列斐伏尔、普兰查斯、哈贝马斯、吉登斯、德里达、霍尔等都有大量论述。但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在中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学、文艺理论问题时，更少提及。《雾月十八日》大量运用文学修辞、隐喻等叙事策略，来描述波拿巴的政变，并用许多篇幅讨论政变中的语言、符号、戏剧效果等因素，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雾月十八日》与其说是马克思对政治组织与结构的分析，毋宁说更是一部精彩地对政治符号学和戏剧学分析，或美学的意识形态分析[5]。
在剖析政变两大集团时，马克思写道：“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6]29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上层建筑有进一步阐发；在《雾月十八日》的论述中，他特别强调的是情感、幻想、回忆和思想方式等意识形态因素。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方面的代表(Vertretung)和著作即思想文化的代表或再现(Darstellung)的问题，指出了思想、理论即意识形态的复杂的阶级关联与局限，是涉及意识形态与美学再现的另一核心段落：“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6]32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王朝复辟的社会基础、法国社会最大的阶级即小农阶级时，进一步阐发了政治代表与意识形态再现的区别：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6]97-98
节能组织保证体系是节能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是实现节能工作全员参与的基础。组织保证体系的建设包括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组织机构、加强节能队伍建设和专业节能机构建设三方面。
马克思首先说小农相似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个阶级，但立即说他们因为缺少联系和政治组织，因此没有形成阶级。阶级的形成需要组织和代表。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他最重要的“代表”(Vertretung)问题。一方面马克思显然是在讲政治意义上的代表。但马克思提到的“主宰”“权威”和赐予阳光雨露的“代表”，更不仅仅是政治组织的代表，而是思想、情感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再现”(Darstellung)即“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黑体标注来自马克思原文)。只有通过对能恩赐他们阳光雨露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权威、主宰的认同，广大小农才能形成阶级认同或阶级意识，而这个权利合法性和认同感的建立，即“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再现的过程，用马克思的原话是(著作方面的代表)，是富于感性与情感色彩、能够“赐予小农大众阳光雨露”的主宰和权威。
本文用了相当多篇幅做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原典的文本分析。在以下讨论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或苏联模式)时，理论分析从简。其原因是意识形态问题在苏联更多是政治层面的实践而非理论问题，是建设苏联国家机器的政治政策与策略。而本文关注的美学与文艺再现的问题，则主要是从理论层面来考虑的。但即便苏联模式主要涉及国家政治政策，其思想脉络与实际影响，都与本文的主题关系密切，不可忽略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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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观点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十分相似。朱光潜和阿尔都塞几乎是同时平行、无交集地得出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当然，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语境。在文艺从属政治需要、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大环境下，朱光潜的思路是为“美”或“审美”、为“主体性”、感性、感情色彩等领域争取一点自主、独立性，并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内寻找合法性和理论支撑。“意识形态” 这个主流话语为他的“审美”和“(感性)主体论”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朱光潜的美学意识形态论展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的深刻理解，对马克思德文原著的逻辑脉络和话语体系的精湛解读，以及在资料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新的成果的了解。对于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个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双重批判与反思的重要契机。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兴起、苏共20大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揭露，让西方社会看到另一种工具理性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式在苏联的呈现与负面结果。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思考意识形态问题，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历史多元决定论为集大成者。“文化”和“审美”的中介、调和作用被再度启动。“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之间找到了明确的交集和接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朱光潜和阿尔都塞在不同的环境下，看到了审美与意识形态被过度政治工具化的弊端。
这段经典论述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辩论与2006—2007年的审美意识形态辩论中引发了许多争论，后文会再提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首先用“社会意识形式”和“法律政治”来对应经济基础，“意识形式”指的是德国启蒙理性哲学语境中的“意识”(Bewuβ tsein)，与“存在”(Sein)对应。但接下来提到必须区别社会变革的物质生产和思想意识两大领域的时候，则用了“意识形态的形式”(Ideologischen Formen)，涵盖了法律政治和艺术等范畴。“意识形态的形式”显然比“意识形式”(Bewuβ tseinsformen)更有广泛涵盖性。在《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提出：“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因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词汇中，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基本相同。“意识”这个概念更富有德国(及欧洲大陆)理性思辨传统。可以认为，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意识”与“意识形态”概念的区别更多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意识”和“法律、政治”是用来对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式”是用来区分物质变革与意识变革的不同范畴。情感(美学)、幻想、宗教、艺术等，在马克思那里被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形式。
后殖民主义批评主要理论家斯皮瓦克在她著名的宣言式文章“贱民能说话吗”中，用了大量篇幅来阐释《雾月十八日》里政治代表与意识形态代表(再现)的异同，并以此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起点[7]。所谓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心理、思想与情感(美学)和话语层面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政治代表与意识形态再现的关联密不可分，英文使用的representation一词包含了代表和再现的双重意义。但《雾月十八日》的分析却给了后人对理解这两者的复杂关系带来了无穷启示。我们稍后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反)本质论(不是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与18-19世纪启蒙思想相比，有了重大转变。作为极少数超越时代的思想预言家的马克思，对于20世纪思想界的影响深远。体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雾月十八日》堪称意识形态方法论与文本分析的典范。虽然没一句提到美学与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关于思想情感再现与政治代表的论述，毫无疑义是对两者关系最精辟的解读。马克思提出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再现(Darstellung)与政治层面的代表(Vertretung)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再现”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定义中，更占据了核心位置，下文再做详细分析。
商业贿赂犯罪中对于贿赂的内容，各学者之间存在争议。我国刑法将贿赂仅限于财物，将其他非物质利益排除在外。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则将贿赂的范围规定的比较宽泛，指的是财物或者其他手段。有学者认为应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来认定贿赂的范围而不能将其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其理由认为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这就要求在对商业贿赂进行界定的时候必须明确、具体，而不应作扩大解释，否则人为地造成刑法的扩张，损害刑法的保障机能［6］。因此应当将贿赂的内容从财物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
苏联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来自列宁。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俄国革命实践，建立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时，不再提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阐发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思想体系的观点。列宁的目的，是为苏共执掌苏联，提供一个“无产阶级主导的思想体系”，或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为了发动俄国革命，列宁于1903年写的《怎么办》一文中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论断，把思想、理论提到了指导政治革命运动的高度[9]23。列宁不再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幻意识，而是强调思想体系的阶级性、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性。列宁于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等意识形式的党性原则问题，主张“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9]667列宁要求文学、法律、政治等意识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彻底革命的阶级运动汇合起来”[9]667。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整个觉悟的先锋队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9]663列宁认为理论与意识形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项首要任务，因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的产生出来的东西。” 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必须领导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明确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9]489
1949年，福克纳由于“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1955年他还获得过美国普利策奖金。
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作用被继续夸大，毛泽东坚持改造客观世界时必须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意识形态与文化决定论被绝对化了。在百废待兴、正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时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至上的治国理念让中国文化领域的运动接二连三，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即便在意识形态至上与苏联文艺政策模式的主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未停止他们的探索。在1957年发表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朱光潜通过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提出了“美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本身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独创性的理论命题。朱光潜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先针对着当时主导中国思想界的苏联文艺理论的反映论。他指出，所有讨论美学的文章(实际上也包括了所有哲学与思想的论著)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套用苏联的反映论，认为意识完全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朱光潜认为：“意识形态不一定就只反映同一历史阶段的基础，因为上层建筑一般都落后于基础。这就是说，一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可能有新旧两种因素，新的反映当前基础，旧的反映前一个或几个历史阶段的残余影响。这个简单的事实牵涉到文艺上许多重要问题，例如传统形式、传统思想、对传统的承袭与反抗、作家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等等。”[15]为了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朱光潜在1979年再版的《西方美学史》长篇序论中，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做了重新翻译和重新阐释，提出了他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三个不同、相对独立的领域的观点，并为他的“美是意识形态”的论点做了新的阐述[16]30。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关怀，但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同，问题的构成相似，平行或相交，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有启发性的篇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可大致划分为从延安到北京两个时代。首先是延安时代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跟延安之前的受苏联主导的思想与实践有鲜明的区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既包含了执政党的政治政策、策略实践和主导思想、意识形态，也包括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探索。在延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中国革命是其核心。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枪杆子主要指农民革命队伍，笔杆子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发挥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观点，通过意识形态工作的推动，在中国农民中逐步树立了革命主体性和认同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动的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与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思路一脉相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形成的左翼思潮，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西欧各马克思主义流派。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回到马克思的原典和历史语境，关注和批判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他们在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两面作战。很显然，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高度关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同之处。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中国马克思主义那里受到许多启示，西方左翼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发明了西方的“毛主义”，跟毛泽东思想有复杂的关联与差异[10]。
作为中介，民族形式具有双重目标：它既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转型或具体化的解决方案，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和政治再现。它是陈述句式的(再现)，也是行为句式的(方案)，既是一种宣言，同时又是一种具体的实践(陈述句式”和“行为句式”的概念来自约翰·奥斯汀语言行为理论)[13]。第二个目标尤为复杂。它要求民族形式必须把自己再现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或反之亦然，对解决方案的再现即构成了解决方案本身。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决方案，就是以民族形式来再现马克思主义。因此，民族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或内容。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再现和情感(美学)的问题，即“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结合对马克思《雾月十八日》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和再现问题的理解，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中“民族形式”的独创性。在建构农民革命主体认同、通过民族形式来使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中国化，成为中国特色论的核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举足轻重。关于毛泽东的民族形式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毛泽东的文艺与意识形态思想，笔者有详尽的分析[14]。
意识形态与美学的关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集合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早期就认识到文化领导权(或出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重要性：“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11]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中堪称核心的《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12]326。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论述，首次从理论上将“文化革命”和文化领导权合理化。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关键就是中介(mediation)问题，它能够将革命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充满了发展不平衡性和矛盾重复性的中国的具体环境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文化革命”(两者紧密相连)的钥匙。毛泽东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通过“民族形式”这一中介的问题：“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209-210
针对大部分学生，学习是枯燥的，而针对一小部分学生却是知识的海洋和乐园。寓教于乐的方式就是让更多的学生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感受文化的魅力，让自己从心出发爱上学习。
斯大林在苏共成为执政党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确定为苏联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关系被确定下来。斯大林从强化国家机器、强化阶级斗争、强化思想灌输与管制等方面，推动了许多文化艺术领域的强制性手段。在文艺领域大力推动机械论的文艺反映论，将文艺或情感(美学)领域视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和政治工具。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扼杀人民群众的主创性、完全依赖官僚精英治国、推行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使苏式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反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采纳了苏联模式。文化领域尤其是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均全盘接受苏联模式，认为文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典范，文艺有巨大的思想改造意义，是阶级斗争的利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开始深刻反思意识形态治国的谬误，对意识形态与文艺、与情感(美学)的关系，展开了新的讨论。其实在斯大林主义苏联模式笼罩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即对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与文艺的关系就做了反思，他不仅回到马克思经典著作，而且及时吸纳了同时代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除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问题之外，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具有哪些特征？朱光潜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纯粹的认识行为，它更包含了情感和感性、想象的因素，具有审美或美感体验的特点。他的论点是反过来表达的：审美是意识形态性的。但实际上，朱光潜论证的是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感性、想象即审美的特征。他指出：“意识形态通常都伴随着情绪色彩，……必须通过个人生活经验(即个人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而起作用。……这些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16]34朱光潜还引用了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文艺理论家列斐伏尔的结论，来强调他对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关系的看法：“自然只有通过意识形态，通过阶级的解释，……才出现与艺术。”[16]42值得一提的是朱光潜反复强调“个人生活经验”在意识形态和审美体验中的作用，认为“个人生活经验千差万别而且日新月异，……这是美感差异性的客观基础。”[16]50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朱光潜又积极地参加关于“形象思维”的辩论。在辩论中，他继续坚持审美、形象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看法，对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有新的说明。
整个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深圳地区都在开发开放的前沿。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是国有经济比较重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国家的财政口袋，整个中央财政的1/4是由上海财政上交的资金贡献的，上海相当于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后卫，也因为此，整个8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比较慢。邓小平老人家在1990年这个关键的时候，推动了上海的浦东开发。老人家说过，深圳的开放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的开放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的开放是面对着台湾的，而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面对世界的。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一盘大棋中重要的一步棋。他甚至讲过，浦东的开发开放晚了5年，如果要早一点起步更好。
当然，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序言的经典论述。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意识与法律和政治结构相提并论，作为树立在经济现实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Bewuβ tseinsformen，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谈到社会革命时代到来时，马克思提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Ideologischen Formen，ideological forms)。”[8]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群体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哈贝马斯之外，对当代世界思想界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阿尔都塞了。阿尔都塞的理论深深扎根于当代世界现实中，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和拓展，都缘起于他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分析。他不仅从马克思主义左翼传统的立场分析批判资本主义，而且是双面作战，从左翼立场批判斯大林主义苏联模式，旨在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不同选择。阿尔都塞深入研究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与“文化革命”的思想理论。在西方毛主义的建构中，阿尔都塞真正地把毛泽东的理论脉络与思路内在化了，汲取了毛泽东思想的“合理内核”，成为他的历史多元决定论、结构主义的总体论与因果论、反本质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核心论据[17]。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美学等领域影响重大。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认为，文艺理论与美学界因为有了“阿尔都塞式革命”，而从此彻底改观[18]。阿尔都塞理论与思维方法对他的学生福柯有巨大的影响(福柯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都可以看到阿尔都塞的渊源)。阿尔都塞的思想贯穿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英国文化研究领军人霍尔，无不是阿尔都塞理论的继承和阐释者[19]。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阐述，有三个主要方面：(1)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学校、家庭组织、法律组织、政党、工会、新闻媒体、文艺及体育等)的主导方式，以别于国家管控镇压机器(政府、军队、法院、警察、监狱等)。(2)意识形态是个人对其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的再现。(3)意识形态将个人召唤为主体[20]67-125。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用于形容市民社会、非政府、民间、私人或公共拥有的文教机构，运用娱乐、教化等手段来传播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即马克思《雾月十八日》提出的以“主宰”“权威”面貌，呈现(再现represent，Darstellung)能赐予民众“雨水和阳光”的话语权。这一思想来自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提出了公民社会里思想道德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hegemony)，其作用即在于凝聚社会共识，建构共同价值观，与强制性、恐吓性手段相辅相成。葛兰西特别强调民族与大众文化的正面建构作用[21]。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阐发。意识形态召唤(interpellate )个人为主体的论断，认为意识形态以大的主体(如灵魂、上帝、思想体系等)来召唤个人，使个人通过与大主体的认同而成为主体。他是在强调意识形态构建认同与共识的作用，为当代世界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的“认同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论断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对其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的再现(法文：L’ideologie est une representation du rapport imaginaire des individus a leurs conditions reelles d’existence.英文：Ideology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ry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s to their re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20]79这一论断的关键词是“再现”“想象”和“现实”。“想象”(imaginaire，imaginary)和“现实”(reelles，real)是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核心概念。伊格尔顿认为：“阿尔都塞用拉康的想象概念来重新思考意识形态。”[22]拉康认为婴幼儿在“镜像”阶段，通过镜子中的自我形象，来想象其自我认同，是一个以情感为主导、尚未获得象征符号(the symbolic)即理性认知的能力的阶段，在拉康看来，理性的象征即语言系统，代表了父权与专制。“想象”“象征”与“现实”构成了三角关系，想象(情感)和象征(理性)努力寻求对现实的认知，但现实始终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彼岸[23]。阿尔都塞的论断的另一关键词“再现”更多受到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代表/再现论的启发，当然也反映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符号再现或中介的理解。总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再纠结于政治层面的负面的“虚假意识”或正面的“指导革命的理论”，而是深入到了意识、潜意识、想象(形象思维)、情感再现层面，实际上是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美学(感性、想象、再现)特质。在反思启蒙理性主义、批判本质主义的氛围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阿尔都塞得到启发，重新认识意识形态的再现、想象、感性(美感或审美)体验的实质内涵。在这点上，阿尔都塞跟朱光潜对意识形态的审美实质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
几乎与阿尔都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思想界也展开了对意识形态与美学关系的深刻反思。19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文化热”和“美学热”思潮，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情感本体”等观念。美学的思路往往成为反思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话语修辞方式。进入新世纪后的2005—2007年，中国文艺理论界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争论。童庆炳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坚持认为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他提出：“ ‘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时代学人根据时代要求提出的集体理论创新。它是对于‘文革’的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和批判。它超越了长期统治文论界的给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带来公式主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它的立场仍然在马克思主义上面。新说终于取代了旧说。”[24]众多中国学者参与了论争，童庆炳、钱中文等为一方，董学文等为另一方，发表了许多论文，展开辩论，成为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事件。童庆炳对这一争论的历史背景的概括一针见血，参与争论的各方，都反对“文革”时盛行的“文学政治工具论”，分歧在于对于文学(更广义的“审美”)的本质或本体如何界定上。
童庆炳认为：“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中一个具体的种类，它与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可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这里不存在简单的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像过去那样把文学等同于政治、把文学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的观念是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精神的。”[25]钱中文则认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20世纪80 年代提出把‘审美意识’作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的初衷，就是想改变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横向思维方式，即总是凭借过去先贤的多种既定的文学理论观念，或是以某种现成的学说来界定文学本质。”[26]争论的另一方董学文也认为：“文学的人学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和文化属性等，都需要通过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形象，或文字或口头地凝聚起来，呈现出来。”[27]
在重点抓好中央省市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同时，安徽六国公司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开展多轮次自查自纠工作，做到自查问题件件有方案、能落实、有效果、有台帐，现有环保设施完好，运行稳定有效，污染物达标排放，废弃物合法处置，辖区无扬尘、无异味、低噪音。生产现场在用设备及其附件保持齐全、完好、清洁，做到“三见三无”（即沟见底、轴见光、设备见本色，无油污、无积灰、防护装置与保护层完好无缺损）、“五不漏”（不漏料、不漏油、不漏电、不漏水、不漏气），各类管架防腐有效、无严重锈蚀，管道色标明显、正确，流向有标志。
21世纪开始，是中国学术制度化的开端。人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成为学术制度化的主导方针。2005—2006年审美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在这个语境中加以理解。曾军指出：“争议的原因则在童庆炳被任命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概论》编写组的首席专家。”[28]这场争论虽然热闹，但双方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根本冲突，都强调文艺的情感与审美特征，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相对独立性。争议的焦点基本上在于各方对马克思原典的理解，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意识形态的经典段落的理解。当然争论也有遗憾之处。多数论者并未做美学话语演变的概念史、思想史分析(或本文提倡的谱系学分析)，更鲜有涉及美学与意识形态关系在20世纪的重大理论进展。虽然诸多论文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段落做了细读，但马克思的其他重要论著，尤其是《雾月十八日》作为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典范论著，却未见提及。
结 语
本文就美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命题作了粗浅的梳理，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架下做的概念史或理论的谱系学分析。本文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植根于19世纪西欧社会发展现实与启蒙思想的深厚土壤，提出了具有深远预见性的论断。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跟感性、情感想象、语言再现的密切关系做了精湛的分析，给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从列宁到毛泽东，把革命理论、革命意识形态对于革命的指导作用付诸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重大发展。尤其是毛泽东把意识形态的民族形式这一情感与美学因素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对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式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朱光潜到2005—2006年的学术讨论，深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学关系的理论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探索有许多交集和平行。尤其是在美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对当代世界左翼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有深远影响的阿尔都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有重要的理论关联。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经过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界的广泛阐发，更加突出了情感、语言再现、美学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地位。与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所理解的虚假意识或列宁根据政治需要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相比，意识形态现在被理解具有感性、情感(审美)、文学艺术的想象、语言符号的再现的特质。意识形态从此不仅仅是思想体系、是政治理论和工具，更是人类表达、交流、展示价值观、主体性和认同性的重要方式。显然，今天我们对美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有益于思考与探索如何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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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5-00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14ZDB082)。
作者简介：刘康(1955—)，男，美国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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