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特根斯坦通过分析视知觉的特殊情况，指出“看作”不同于“看”。“看作”与“看”之间存在着概念区别，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看作”知觉中呈现出不同的“外观”（“面相”），所以“看作”虽然是知觉的一部分，但它内含着思想、经验和文化等因素。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引发了多维效应，对于美学、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视知觉；看作；面相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大多对视知觉有偏好，凸现了视知觉在人类认知中的特殊作用，因而他们主要从视知觉方面来阐释认识论。维特根斯坦承继了西方认识论重视视知觉的传统，尤其是在其后期思想中，集中分析了人类的“看”，阐释了为什么人类的“看”应当是“看作”，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视知觉认识论。维特根斯坦对人类视知觉的认识论思考，是他后期哲学研究和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发展的重要维度，不仅拓展了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的领域，加深了人们对视知觉的理论把握，而且引发了多维的哲学方法论效应，广泛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美学、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
一、视觉经验分析
从思想背景和来源上看，维特根斯坦后期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心理现象的观察和思考直接导致了他对视知觉认识论的思索。从时间上来说，自1943年起，维特根斯坦就通过阅读心理学著作转入了对心理学哲学的研究①维特根斯坦关于心理学哲学的研究体现在两卷本的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中。；1946 年至1947年，他讲课的主题就是关于心理学哲学的②根据学生笔记整理的题为《维特根斯坦1946—47年关于哲学心理学的讲座》（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46－47）于1988年出版。。其中，1947年最后一个学期的讲座集中讨论了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视知觉认识论问题③这一讲座及此后的研究构成《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在后期著作中，这一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的主要论题［1］（P354）。维特根斯坦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他在心理学哲学方面，甚至广泛言之，在整个的后期研究中，“导入了新的主题，开拓了新的领域：方面知觉（aspect－perception），并概括了整个后期的哲学方法和哲学观。”［2］（P264）①近期有的研究者认为，方面知觉或方面视觉（aspect－seeing）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核心的和持续的论题，不仅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中，而且也蕴含在早期的思想中。见William Day and Victor J．Krebs，“Seeing Aspects in Wittgenstein”，in Seeing Wittgenstein Anew，Edited by William Day and Victor J．Kreb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p．4－5。可以说，他从心理学哲学研究上得出来的视知觉认识论是他后期哲学的核心之一，也是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维度，其影响所及也远超出了哲学认识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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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体系哲学家，他不去试图构造某种哲学体系，因而我们不可能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他提出了一种系统的认识论体系。相反，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哲学家，他思考哲学问题的特点是一下子抓住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认识论研究上，正是由于视知觉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恰恰表现了他要研究的哲学问题，所以他的视知觉认识论主要集中于他对某种“看”（“看作”）的分析和反思中。
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基于分析“看”的一种特殊情况。当时的心理学研究为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丰富可用的实证材料，因此，从心理学的材料出发，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的视觉经验常有这样的情况：例如，面对一个长方形的图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各种不同的形象：一个玻璃立方体，一个倒置的开口的盒子，一个长方形的铁丝框子，或者由三块平板构成的一个立体角。再例如，面对一个三角形的图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固定的三角形的物体，一个三角形的孔，或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的几何图形；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箭头形指示标志，一座三角形的山，或一个楔形的物体；还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一半，或其他多种多样类似三角形的事物［3］（P305）。
在这个方面，心理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心理学家们收集了大量的例证并进行了分析，进而说明这种视觉经验的特殊性。比如，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的实验说明了这种视觉经验：不同的人在面对一个鸭—兔一头图时，有的人可能把它看作是鸭子头，而另外的人则可能把它看作是兔子头；有的人此时把它看作是鸭子头，而彼时则又把它看作是兔子头。
鸭—兔一头图
由上可见，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所谓概念的东西实际上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不仅仅是指“思想”，还包括着“视觉经验”和“文化”。维特根斯坦通过对“看作”的分析得出了他的视知觉认识论的结论，这就是：人们的视知觉经验并不是像动物的视知觉一样的纯粹知觉，而是在其中渗透着思想、文化和经验；我们在某种面相的突然闪现中所感知到的不是对象的表面现象，而是内蕴于其中的思想、文化和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看对象，而且在理解、解释对象。我们一会儿把它看作这个东西，一会儿把它看作是另一个东西，“因而我们解释它，并且像我们所解释的那样来看它”［3］（P295）。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概念的东西，类似于著名诠释学家海德格尔所谓的“前结构”和伽达默尔所谓的“前见”。但是，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由此进入诠释学的领域，而仍然坚守在哲学认识论的领域中①不可否认，从理解和解释的角度来分析“看作”，或者把“看作”当作理解和解释，本身具有深刻的诠释学意义，所以，如果抛开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立场，虽然维特根斯坦本人没有诠释学的自觉意识，但在推进和深化当代哲学诠释学方面，维特根斯坦就站在了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同样的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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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为此举了一幅人的脸部图画来说明这种情况。面对一幅人脸图画，我们像对待现实的人的脸那样来对待这个人脸图画：我们不是把它看作一幅人脸图画，而是把它看作真实的人的脸。“我可以研究它的表情，能够像对人的脸部表情作出反应那样对它作出反应。”［3］（P296）比如，在牙牙学语的儿童那里，更能说明这种情况。儿童往往对着描绘人的画说话，对着描绘动物的画说话；他们实际上把画“看作”了活生生的人或动物；在幼小的儿童那里，布娃娃不是单纯的玩具，而是娃娃、玩伴。著名的鸭—兔一头图也是一个“图画—对象”，它典型地表现了人们的视知觉的特性：同一幅图画，人们一会儿看作是鸭，一会儿又看作是兔。在这里，毫无疑问人们所看的是同一幅图画，但同时人们又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图像。如何从哲学上理解这种视觉现象呢？
二、心理学上的“看作”与哲学上的“看作”
由上可知，引起维特根斯坦注意的这种视觉现象并不新鲜，而且早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心理学家就已经发现此类现象并做了许多经典实验加以证实。在维特根斯坦那个时代，德语国家流行的心理学是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一反先前心理学从单个感觉经验组合成知觉经验整体的构造主义，而是重视视觉经验的研究，强调经验现象的整体性。为了研究视觉经验整体性所蕴含的丰富意义，格式塔心理学家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鸭—兔一头图似的图形，从心理学上作了实验研究和解释。维特根斯坦十分熟悉格式塔心理学的学说，了解当时著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工作。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家的研究和解释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但是心理学家们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了经验上的解释和说明，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重新从哲学上予以解释。
当代不同形式的艺术似乎都有试图消解与观众之间距离的倾向，公共艺术在这方面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更具优势，公共艺术因其”公共性”的特征，决定了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具“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一方面体现在创作开始阶段就要考虑设计出大众可以充分互动的作品，使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还可能让公众成为艺术创作的参与者和艺术家一起完成公共艺术实践。公共艺术方案的确定、实施过程以及最终结果，可以让大众充分参与，大众和艺术家一起成为创作主体，展现自己的艺术潜质，获得创造与表达的快乐。这样就使艺术与公众始终处于共存互动之中，最终呈现出丰富、包容的艺术形态。
维特根斯坦本人对他的视知觉认识论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已有说明。他首先谈到了这种视知觉认识论的美学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视知觉与听知觉是相通的。从视知觉分析出来的认识论完全适用于听知觉，所以也可以用听知觉的例子来说明视知觉的问题。譬如，我们可以据此解释我们的音乐欣赏。音乐欣赏之所以成立，就在于我们有能够欣赏音乐的听觉；而这种听觉之所以成立，就在于我们的听觉中蕴藏着思想、概念、感情等因素。当我们听《国歌》时，我们听到了振奋人心的旋律；当我们听《梁祝》时，我们听到的是哀怨的旋律。同时，面对相对的单曲，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听出不同的旋律。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能欣赏音乐与“面相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乐感的缺失就类似于面相盲。维特根斯坦把面相和意象联系起来，进而强调音乐欣赏中想象力的作用。他说：“面相的概念类似于意象的概念。换言之：‘现在我把它看成是……’这一概念类似于‘现在我有这个意象’这一概念。是不是需要想象才能把某种东西听成特定主题的变奏呢？然而人们在这样听的同时知觉到了某种东西。”［3］（P325）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为我们的审美经验提供了知觉认识论方面的根据［5］（P140），为我们论证审美经验提供了理论论据。
维特根斯坦从视知觉入手，揭示了我们的知觉的本质和特点，因此，他所阐发的视知觉认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引发了多维效应。
其二，格式塔心理学家之所以研究此类视觉经验现象，其目的仅仅是要解释出这类视觉经验的原因，所以它们产生的各种原因是心理学家的兴趣所在。心理学家研究这种视觉经验的兴趣限制了他们的视域，忽视了进入到更高的层面，从而解释其实质和意义。与之不同，维特根斯坦跨出了心理学的领域，突破了心理学家的学科束缚，把一个普通的心理学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来解读和分析。因此，维特根斯坦在研究这种视觉经验时，更加注重的是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即他所说的概念（范畴）问题。他指出，在这种视觉经验中，“有许许多相互联系的现象和可能的概念”［3］（P303）。为了明确他的研究与心理学家的研究之间的不同，维特根斯坦一再强调，我们的问题不是心理学家的问题，我们要弄清楚的不是心理学家心目中的单纯因果问题，而是哲学上的概念问题；换言之，他所感兴趣的是视觉经验中体现出来的概念和它在经验之中的地位。
那么，使“看作”与“看”区别开来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首先把这种东西称作是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种“看”中，内涵着概念的东西，不是“看作”这个行为本身，而是概念的东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看”的方向。“在这儿，困难的是看出问题的关键是概念的决定。一个概念把自己强加于人。”［3］（P312）所谓概念的东西又是指什么呢？维特根斯坦首先指出，概念的东西就是思想。所以在这种特殊的“看”中，我们把对象看作这种东西或那种东西，不是取决于内在的心理过程或外在的对象，而是我们的思想。虽然这种“看”是一种知觉的表现，但从根本上来说它表达了思想，是一种思想的表达。因此他说：“如果你在看这个对象，你用不着思考它；但如果你有由惊呼表达出来的视觉经验，那么你也就在思考你看到的东西。”［3］（P300）例如，一个儿童在玩一种游戏，他会把立柜当作一间房子。儿童在游戏中，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细节上，他都会把立柜解释为房子。他在看这个立柜时加入了他的想像，注入了他的思想。他沉浸于其中，完全忘记了面对的是一个立柜，对他来说立柜不是立柜，就是一间房子。维特根斯坦认为，儿童把柜子看作屋子就表达了一种“面相的突然闪现”。所谓的“面相的突然闪现”实际上就是“一半是视觉经验，一半是思想”［3］（P300）。
如果简单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看作”，似乎人类的认识完全由人本身的认识行为所决定，不受其他任何事物的制约，那么就会认为他会陷入语言的唯心主义［4］（P285）。但是，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把“看作”解释成纯粹主观的东西，尤其不是把“看作”解释成主观任意的东西。正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从哲学认识论入手，维特根斯坦不仅说明这种“看”（“看作”）是完全可能的，构成了我们认识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且在这种“看”中一定会有一种东西与众不同，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使它与一般的“看”区别开来。
三、“看作”认识论
为此，维特根斯坦区分了两种“看”：其一是“看”（to see），如我们看一个人，看一个物，看一幅画；其二是“看作”（seeing…as），如我把它（鸭—兔一头图）看作鸭头，或看作兔头。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在把鸭—兔一头图上对象看作一只兔子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那些画着的线条、形状和颜色，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实物，一个某种像兔子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无视这种视觉经验的特殊性。例如，当我看到一副刀叉时，我不会随意地把它看作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我只是说“现在我把这看作一副刀叉”，也毫无意义。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区分开“看”与“看作”两种不同的范畴。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把“看”和“看作”两个语词在同一意义上不加任何区分地使用，但是后一种“看”（即“看作”）才是维特根斯坦思考的对象：“但这是看！在何种意义上说这是看呢？”［3］（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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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种特殊的视觉经验的对象而言，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它表现为一副图画，而不是现实的对象，但是它又与现实的对象不可分。普通的语词概念似乎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现象，为此，维特根斯坦像许多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哲学家一样，特意地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图画—对象”（picture－object）。通过“图画—对象”这个新的概念，维特根斯坦试图表明，虽然它们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图画表现出来，然而，当我们看它们时，我们却不是在看图画，也就是说，不仅仅把它们看作一个单纯的图画，而是看作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一个现实的物。
维特根斯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在他看来，只有人们有了特定的思想、文化和经验时，才会有某种视角，才会把“它”“看作”某种东西。例如，仅当你实际上已经熟悉了鸭子和兔子这两种动物、知道它们的形状时，你才会在鸭兔图中看到鸭子或兔子的面相。对于从未见过鸭子和兔子的人来说，他绝不会在鸭兔图中看出鸭子或兔子。再如，一般而言，人们在看一个简单的三角形图形时，一望即知，不会产生任何困惑。但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同一个三角形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象。因此，“现在他像这样来看它”，“现在他像那样来看它”这些只能用于那些在实际生活中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经验的人。从实践层面来说，则体现为仅当某人实际地做某事、能够做某事，或者学会做某事时，才能说他具有了某种经验。
维特根斯坦所处的时代，正是生理学迅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生理学的成就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和哲学的探索。维特根斯坦熟悉当时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毫无疑问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但科学的成果只是为维特根斯坦提供了材料和启示，并没有限制他的哲学反思。维特根斯坦问道，一个人不能把它看作某种东西，是不是视觉的生理结构出了问题，是由视觉缺陷造成的吗？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往往对某些事物熟视无睹或视而未见。这种情况可能由多种多样的原因所造成，但并不总是只有视觉缺陷这样一种情况所造成。从生理学上来说，一个人的视觉结构可能完好无损，但他确实可能看不到某种东西。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方面的问题。在这里引进生理学的解释不但不能正确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把真正的问题掩盖了起来。生理学的理论和概念处在这一解释达不到的地方，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这里有比生理学更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思想、文化和经验的问题；缺乏某种思想、文化或经验就是缺乏某种视角。维特根斯坦把缺乏某种视角称之为“面相盲”，即看不到体现何种对象的“面相”。他说：“现在产生了这个问题：是否可能有一些人欠缺把某些东西看成是某种东西的能力？而这会是什么样子呢？会有什么结果呢？——这种缺陷是不是能同色盲或同不能辨别绝对音高相比呢？我们将把它称为‘面相盲’——并将接着考虑这意味着什么。（一种概念性的研究。）”［3］（P325－326）面相盲的“看”不是“看作”，他的视觉中的图像完全不同于我们视觉中的图像。
四、方法论效应
既然不存在内在对象和过程，内在经验也没有随之变化，那么是不是外在对象发生了变化呢？维特根斯坦指出，对于一幅鸭—兔一头图，我一会儿看到的是一只鸭头，一会儿又看到的是一只兔头。在这里，我确实看到了相当不同的东西，我也完全可以说我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我看到的那个对象本身不是那个对象本身了，它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事实上，那个外在的对象还原原本本地在那里，它仍然是那个对象，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在我看的时候，变化确确实实地变化了。维特根斯坦认为，发生变化的不是那个外在对象本身，而是我的观看方式。为了说明我看到的东西，维特根斯把它称之为“面相”（Aspekt）。因此，看到不同东西的视觉经验就是“注意到一个面相”。总之，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在这种特殊的视知觉中，发生变化的既不是外在对象，外在对象在那儿丝毫未变，也不是内在对象，内在对象不会随意变化，发生变化的乃是“面相”。“面相”的变化就是“面相转换（Aspektwechsel）”［3］（P298）。“面相”是一个既与外部对象相关又与外部对象不同的东西，它表现了我们的视知觉的特点。
其一，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视觉经验中存在着一种“内在图像”，这种“内在图像”相对于确定的“外在图像”发生了某种变化。维特根斯坦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内在图像”和“外在图像”并非明确的概念，没有什么“内在图像”和“外在图像”之分。区分内在图像和外在图像只不过是我们主观随意的产物，使用这些概念只能带来更大的混乱。事实上，心理学家的这种观点把视觉印象或经验当作一个内部对象来对待，或者当作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来对待。维特根斯坦坚决不承认存在这种内在的对象和过程，他认为心理学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唯我论，所以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指出：“不要企图分析你自己的内在经验。”［3］（P311）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在英语国家的美学家中流行开来，他们把这个理论应用于阐释审美知觉和审美客体。比如，英国美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和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①Cf．Roger Scruton，Art and Imagination，London：Methuen，1974；Richard Wollheim，On Art and the Mind，Harmondsworth：Allen Lane，1973；Art and Its Objects（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特别是美国著名美学家维吉尔·奥尔德里奇（Virgil C．Aldrich），都将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看作是解决美学难题的有效的理论工具。奥尔德里奇较早把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运用到美学中，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知觉论至今仍然支配着英美人对哲学性美学的研究，他正是依据这个学说提出了他的审美知觉论：“启发我形成下述审美知觉理论并要求我进一步发展经验概念的东西，正是那种使冈布里奇和维特根斯坦感兴趣的现象：一种在鸭—兔图画、楼梯素描和立方体图表中存在的‘外观’变形的现象。”［6］（P28）在奥尔德里奇看来，客观事物即“物质性事物”（material thing），或者表现为物理客体，或者表现为审美客体；物质性事物所表现的不同种类的客体就是它的“外观”（aspects，即面相）①维特根斯坦的术语Aspekt在国内尚未有统一的译名，所以有的译为“面相”，有的译为“外观”，有的译为“面貌”，还有的译为“方面”。。“虽然你所看到的东西要以你心中所具有的东西为条件，但外观不只是一种思想甚至不只是一种主观意象；它是某种知觉的客体。”［6］（P28－29）同一个物质性事物，有时被知觉为普通的物理客体，有时又被知觉为审美客体，但这两种情况下那个物质性事物本身没有变，而是它的外观发生了变化。物质性事物的外观在不同的知觉中表现为不同的样式，所以外观的变化预设了不同的知觉方式，审美客体的存在就预设了审美知觉的存在，换言之，审美客体就是在审美知觉的观照下物质性事物的外观显现。
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为宗教哲学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尤其是使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们从新的角度解释了宗教信仰，进而继续捍卫宗教信仰。有的宗教哲学家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其实是一种对上帝的体验，而这个体验就是“体验作”（experiencing－as）。因此，没有什么中性的体验，宗教体验和维特根斯坦所讲的视知觉并无实质的不同。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指出，宗教体验并非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或神秘的与上帝“交往”的体验，而是普通的体验。宗教体验之所以与非宗教体验不同，不在于体验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而在于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到这同一个世界［7］（P23）。当代神学形而上学家利奇蒙德（James Richmond）指出，维特根斯坦在描写鸭—兔一头图时提出的论点对宗教认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利奇蒙德认为维特根斯坦视知觉认识论的要点是，两位观察者并没有事实的分歧，一位观察者并没有看见一件（或若干件）对另一位观察者隐藏起来的事实。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纸，排列在纸上的同样的线与点。然而，两位观察者的确在他们所看见的东西上有意见分歧：一位看见一只兔，另一位看见一只鸭；一位看见一个玻璃立方体，另一位看见一个倒置的盒子。总之，面对同样的事实，两位观察者却把整个东西看作大不相同的东西；从外貌上看，他们看见的东西是大不相同的。表面上看，似乎产生了矛盾；但实际上却表现了人类视知觉的特殊性［8］（P56－57）。作为一位有神论的宗教哲学家，利奇蒙德在把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认识论运用于宗教领域时得出了有神论的结论。利奇蒙德的思路与希克的思想是一样的，在他看来，有神论的世界观类似于一种知觉方式，它和无神论面对同样的世界，但是它把这个世界“看作”是神创世界。只有“自然神学”才能把世界看作是秩序井然的世界，才能赋予世界以意义。无论是阐释宗教经验，还是建构上帝存在的论证，当代神学家无疑或多或少地受到维特根斯坦视知觉认识论的影响，捍卫一个以神为最高统治者的世界。
在科学的研究和探索中，也会出现同样的知觉情况。科学哲学家们发现，面对同样的事实，不同的科学家看到的可能是不同的东西：鸟类学家看到的可能是鸟，而人类学家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人。同样，面对同一只灯管，在物理学家眼中，那是一只具有专业用途的x射线管，而在小孩眼中，则是五彩缤纷的霓虹灯管；在显微镜观察中，熟练的显微镜学家看到了纷繁多样的细菌和病毒，而刚刚学习观察的新手看到的则是许多粘滞的液体和斑点；在天文观测中，早期的天文学家看见的是丝毫不动的太阳和星星，而后来的天文学家看见的则是不停运动的各种天体［9］（P20）。鉴于以上情况，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认为，他们之所以面对相同的东西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不同的经验、知识和理论。汉森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的根据，正是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学说。从维特根斯坦的视知觉学说出发，他明确地指出，“看”（观察）中存在着知识和经验。因为我们是用蕴含着理论、知识和经验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看到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事物。我们是科学家，而不是一架照相机；我们是作为物理学家来来观察、收集和整理新的资料，而不是像照相机那样仅仅把目光所及的事物单纯地反映出来。由之，汉森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的著名观点。他说：“看是一件‘渗透着理论’的事情。x的先前知识形成对x的观察。表达我们知道什么所使用的语言或符号也影响着观察，没有这些语言和符号也就没有我们能认作知识的东西。”［9］（P22）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成为20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也为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反实在论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反实在论一方对维特根斯坦视知觉认识论的过度解读，也为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约定主义和不可知主义提供了新的论据，使得非理性主义科学观仍然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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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genstein’s Epistemology of Visual Perception and its Methodological Effects
WANG Wei－xian，TIE Sheng－lin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PublicAdministration，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276826，China）
Abstract：Wittgenstein pointed out that‘seeing…as’is differ from‘to see’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unusual instance in the visual perception．There is a conceptual difference between‘seeing…as’and‘to see’．The same thing presents the different aspects in the different perception of‘seeing…as’，so while‘seeing…as’is a part of perception，it contains some factors such as thought，experience，culture，etc．Wittgenstein’s epistemology of visual perception has caused many effects，which ha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aesthetics，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Wittgenstein；visual perception；seeing…as；aspect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3－0049－07
收稿日期：2018－11－14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多元社会思潮背景下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BEA160080）
作者简介：
1．王维先，男，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导师；
（1）绿色科技创新与传统科技创新的区别。传统科技创新把主要目标集中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上，而且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不断探索，不断把握自然规律，会更好的操纵控制自然界，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从而不考虑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社会、环境及自然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绿色科技创新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通过科技创新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兼顾社会和生态效益，使社会、经济和自然效益达到全面的和谐。绿色科技创新受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重系统的约束，同时能不断协调和推动各个系统的发展，使他们始终处于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发展过程中。
2．铁省林，男，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导师。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有序扩张和集约利用对于农用地等非建设用地面积的调控和粮食供需差值水平的下降具有积极意义。集约利用情景下农用地和其他土地面积占比年均下降率与基准情景相比依次减少了3.553%和3.003%，相应地，粮食供需差值年均增长率则下降3.669%，这对于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粮食需求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至于比赛，“说实话，比赛是我一直有打算的，包括考试。我的目标很明确，刚学葡萄酒，就知道我一定要考MS，这个我是看到这一天的，比赛也是，我一直想去。”他第一次参赛是2008年，当时还在加拿大，因为赛制的原因，他回国参赛，也拿了人生中第一个冠军。“肯定要比赛，因为我知道一个比赛能逼着你去更专注一点，学更多东西，推着往前走，谁都不想丢人嘛，对吧？”
责任编辑：赵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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