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立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潮以及实践活动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在坚定人民立场的前提下，通过对封建专制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哲学理念、宗教神学、经济思想和政治社会等各方面进行批判，从而不仅与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划清了界限，还从现实的人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建构了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概念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实现了从特指的虚假意识向一般社会意识形式的转变，但其人民立场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社会实践中。因此，坚持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人民立场及其在批判中建构新世界观的理念和方法，对新时代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保障新时代下人民的主体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虚假意识；人民立场；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之一，人民立场是马克思进行理论批判和实践活动的基本立场。在开展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并构建了唯物史观，为人们正确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是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角度展开来进行阐述和分析的，向我们展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谱系①参见郑飞：《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谱系:马克思、韦伯与卢卡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55（6）.刘冬冬：《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论略》.理论导刊，2018，（4）.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2），等。以及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②参见张志丹：《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新解》.社会科学，2018，（3）.曾宪亢：《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探源——以MEGA～2为基准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2）.刘贵祥：《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中的“复调结构”与“双重还原”》.山东社会科学，2018，（11），等。也有学者是针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具体文本来分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③参见秦志龙，王岩：《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统一性——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解读》.社会主义研究，2018，（5）.唐晓燕：《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何以实现——〈资本论〉及其手稿意识形态批判思想链接式解读》.学术论坛，2019，42（2）.徐志坚，解雨晴：《“人的解放”理论的出场路径与意识形态批判方法的现实检验——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学术交流，2017，（6），等。然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质上关涉资产阶级的多个领域，且在其早期的思想发展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并彰显出了鲜明的人民立场。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变与内容的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已成为我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人民立场亦是我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因此，面对当前网络信息复杂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等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厘清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内容和人民立场的具体体现，对新时代我党应如何站在人民立场批判和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如何实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与坚定人民立场的统一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认知与实践的耦合：马克思人民立场确立的基础
由于受到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不同时期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之对社会现状的实地考察，马克思在青年时期便将“为人民谋幸福、为全人类做贡献”作为了自己的职业使命，并致力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进行全面批判。
（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为马克思坚定人民立场提供了现实基础。
19世纪上半叶，德国无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极其贫困。一方面，在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的利益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还经常受到地主阶级以及封建贵族的挤压和剥削。另一方面，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其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加剧，却将人民再次推向了更加痛苦的深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1]（p51）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无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其由于贫困的积累而聚合的反抗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强大，面对自身基本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和基本公民权利的不断压缩，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分配，而是上升为政治上的权利斗争。基于此，工人队伍开始不断壮大，工人组织也开始互相结成同盟，以扩大自己的实力以及斗争领域。欧洲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便彰显出了极强的组织性和目的性。并且，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包括农民和城市平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开始与工人一道，合力反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现实中，马克思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实力量，从而坚定地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
（二）多种社会思潮的批判吸收为马克思坚定人民立场提供了价值导向。
发端于古希腊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首次将目光集中在了对人和对社会伦理的研究上，充分肯定了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并明确提出，哲学应当首先关注城邦社会和现实的人。这一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成为当时主流社会思潮的核心，它通过对中世纪神学中神高于人的思想、禁欲主义、宗教束缚、蒙昧主义等的批判，强调了对自我的重视和对现实人性的复归，提倡追求人的个性的解放和平等自由。正如但丁所言：“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2]（p3）在此影响下，法国启蒙运动所倡导“主权在民”思想，也彰显了人文主义精神，它要求将主权转移到人民手中，以发挥“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3]（p105）的作用。这些都成为马克思批判宗教神学、批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等的重要思想来源。随后，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则为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提供了一定的哲学基础。其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旨在批判宗教神学，指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并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一方面，他从感性的唯物主义出发，提出用人和自然两个“感性实体”来代替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通过将自然、社会和人统一起来，从而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哲学中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类”，并指出，人作为一个主体，就在于其本质是理性的而非神性的，且作为主体存在的人，应该是社会中的人。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则为马克思人民立场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劳动价值论的确立，不仅承认了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从而将财富的本质从物转移到了人这一主体身上，也初步揭示了资本家以及地主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从而为马克思深入探讨人的劳动本质，肯定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奠定了经济学基础。此外，19世纪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充分表达出了对工人阶级和广大贫民的同情，体现了对社会多数人仍处于贫穷状态的人道主义关怀，同样对马克思坚定人民立场起到了积极影响。如圣西门指出，“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最大多数人”，[4]（p163）而工人和劳动者正是社会中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是构成社会的基石，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力军。傅立叶同样认为，人民是这个“美好王国的牺牲品”，而将“幸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低阶级”[5]（p160）才应该是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欧文则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工人阶级身上，并试图探索一条切实的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6]（p788）可见，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正是在批判吸收多种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潮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三）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为马克思坚定人民立场提供了实践源泉。
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的传播是影响马克思坚定人民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外部因素，而真正决定马克思站在人民立场为大众谋利益的，还是源于其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这一内生动力。以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为例，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始终秉承“为平民办报”的原则，常常鼓励普通民众通过报纸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诉求。而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连续颁发了新的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等一系列不合理的法令，极大地损害了底层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对此，马克思开始通过不断深入社会、深入群众，逐渐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不满和利益诉求，认识到了普鲁士政府试图以法律形式压制人民群众，以维护统治者自身利益的本质，从而不顾统治势力的打击，毅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公开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当政者以及整个国家的制度方针，并引导人民群众提高对国家政治、经济等政策的关注。随后马克思还通过对摩塞尔地区人民生活的实地考察，从而肯定摩塞尔记者的报道内容，有力地驳斥了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对该报记者的指责。马克思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逐渐看到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对自己的研究做出转向，正如恩格斯回忆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7]（p446）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中，马克思更加肯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并不断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做辩护。
二、从哲学批判到制度批判：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中人民立场的体现
从博士论文开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结束，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体现在对资产阶级哲学理念、宗教神学、经济思想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批判。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其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基本立场从未改变。
（一）通过对资产阶级哲学理念的批判，探寻人类生活的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13]（p17）马克思之所以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核心缘由便在于其意识形态的非人民性，即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人民，且为自身利益做辩护的虚假的社会意识。而随着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克服和超越，以及意识形态概念的指向转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确立并日益彰显出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人民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从人民立场出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4]（p1）从而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基固本。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p170）可见，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是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6]（p192）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面临着“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17]（p6）其中，新自由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在我国思想领域越发活跃，对人民群众的影响也愈益显著。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严格地分析和批判，掌握其本质内容，并加以坚决抵制。
2.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脱离实践，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共同存在的一个弊端，对此，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对这两种哲学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首先，针对黑格尔理念化的世界观，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思辨哲学“只是对存在的经验世界进行想象中的重新描述”，[10]（p47）这种脱离实践的分析方法不足以引领人们真正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存在的人才是社会的主体，应该通过感性化的对象性活动来改变世界，而不是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因此，马克思倡导一种能够将一切“神秘”的东西置于人的实践当中，从实践的角度将问题进行“分解”从而加以解决的方法，即我们后来所说的实践哲学。其次，针对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指出，虽然费尔巴哈看到了唯心主义和思辨哲学的不合理之处，并加以否定，但费尔巴哈所倡导的唯物主义缺乏实践的观点，过于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从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且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但一进入历史范畴，便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因此，马克思称其为“半截子唯物主义”，并加以克服和超越，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立足点。
3.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先前一切哲学家对德国的批判，都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也从未考虑过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因此，马克思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隐蔽社会现实且对现实的“颠倒的认识”和“虚假的意识”。对此，马克思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p151）换言之，意识形态本就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直接产物。且“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p152）从而强调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论调。其次，马克思从价值论的角度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且这种统治阶级的意识也具有普遍的虚假性，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p180）对此，马克思认为，对思想的批判必须要与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及其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总之，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对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考察，必须首先坚持从“现实的历史的人”[1]（p155）出发，只有将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考察历史的前提，才能真正掌握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二）通过对资产阶级宗教神学的批判，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
2.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逐渐由古典学走向庸俗化，由肯定人的劳动走向否定劳动对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尤其以法国的萨斯、英国的马尔萨斯和穆勒等为主要代表，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贬低和否认工人阶级及其劳动的价值，从而试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对此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中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厘清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并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深入思考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却为大多数人带来了贫穷这一社会普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p56）劳动者和劳动产品是内在统一的，但当剩余产品出现后，物物交换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也就随之出现了，劳动逐渐成为了人们谋生或追求财富的手段，尤其是到了经济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掌握了社会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使得雇佣劳动顺势而生，人民大众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且出现了“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p53）的怪象。由此，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权益的剥削和地位的压迫，进而提出必须依靠共产主义运动，将工人从私有制的雇佣劳动下解放出来，争取实现最普遍人民的根本利益。
目前我国资产评估的主要目的还是服务于矿业权交易和政府备案，在矿业市场融资方面起到的作用很少。合理准确的资产评估对矿业市场融资是一个有力保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科学的引导，推动矿产资源资产评估在市场融资中的作用，提高评估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使矿产资源资产评估与市场充分结合，改善矿业投资环境。
检测装置安装在大型机械设备吊臂的顶端,报警装置安装在操作室内,通过低功耗无线射频进行数据交互,检测装置和报警装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和安装方便的特点。检测装置获取大型机械设备的机械臂顶端的电场数据,并通过算法计算出检测装置距离输电线的距离,通过低功耗无线射频将距离数据发送到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对距离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根据检测装置距离输电线路的距离范围进行不同等级的声光报警,提醒作业人员注意设备的操作。同时通过GPRS网络将报警信息发送到后台服务器。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管理系统进行报警状态查看。监控APP能够接收报警信息的实时推送,便于电力工作人员进行报警定位和采取事故应急预案。
（三）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1.对国民经济学“以物为本”思想的批判。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使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了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认识到了只有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批判资本主义错误的经济思想，才能最直接、最根本地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本主义角度集中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物为本”。国民经济学的思想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门关于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提高人民福利的学说。但在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学家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其不仅将物质财富作为第一位，更是把工人也当作物来看待，换言之，即工人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眼中，等同于一切商品、工具等物件。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工人只是没有感觉的生产机器或只需满足肉体生存条件的牲畜，工人的劳动即简单抽象的机械劳动，产品才是一切。因此工人的工资通常就是“同‘普通人’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12]（p223）且劳动者如同商品一样可以根据劳动力的大小，进行交换和买卖。对此，马克思立足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出，国民经济学总是把无产者“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同时又“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12]（p232）由此批判了其将人及其劳动抽象化的错误观念。并且，在马克思看来，物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东西，而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和产物，“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12]（p304）从而指明了人及其活动的优先性，发展了经济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
3.当前阶段全面免押的不良后果。从摩拜和ofo两家公司实际情况看，只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才能做到全面免押，否则新型企业很可能日益困难并走向消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目前共享租赁企业免押金就是在拼资本，最后拼不起的另一种结果就是被整合，形成行业垄断，而新兴企业的垄断明显不是好现象。
2.宗教解放与人的解放。在厘清宗教与人的关系、宗教批判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后，马克思则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宗教解放对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性及其路径。其一，马克思通过对宗教和人的自我异化的分析，指出只有揭露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从对“副本”的批判转到对“原本”的批判，即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p2）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其二，以德国人的解放以及犹太人的解放为例，马克思分别指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就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p16）由此指明了进行宗教批判和实行人的解放所应依靠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而实现犹太人的解放，不能简单归结到废除宗教上来，因为宗教的压迫归根结底来自人的压迫，只有彻底消灭人间压迫，才能真正消灭宗教的压迫。其三，针对鲍威尔将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类解放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从宗教中获得政治解放不能使人从宗教的概念中获得自由”。[11]（p140）且在鲍威尔看来，政治解放的实质是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相反，马克思指出，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
1.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不仅具备狭隘性，即将一切与自身教义相悖的东西都当作谬误，还具备鲜明的世俗虚伪性，即一方面要求世俗的法律为自身的利益做维护，另一方面又要求人民放弃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纯粹的精神满足。对此，马克思指出，德国对宗教的批判尽管已经十分持久和深刻了，然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p1）因此，为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对其进行更为彻底的批判。基于此，马克思首先从人与宗教的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了宗教的本质，并指出了宗教批判的根据和原因。马克思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来自人们对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能力的局限性认知，以致人们不得不将精神寄托于神灵、启示、救世主等虚构出来的东西上，并对其产生依赖与信仰。因此，宗教从本质上来讲不具备任何内容，只是人们基于颠倒的世界而产生的“颠倒的世界意识”，同时，随着宗教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支配愈益加深，宗教也愈体现为异己的力量，成为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对此，马克思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1]（p1）接着，马克思从宗教对人产生的影响出发，进一步明确了实行宗教批判与实现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对现实苦难的无声反抗，是麻痹人民情感的鸦片。因此，“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1]（p2）
（四）通过对德国政治制度的批判，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
当代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对世界各国极具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哲学，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起挑战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它极力倡导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和自主，倡导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干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妨碍。这种标榜着追求“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的思潮，“表面上是对全体公民理性能力的信任，其实它真正信任的是处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圈内的人们”，[18]（p603）且它看似是对每位个体的主体性的尊重，是在维护每位公民的基本权益，但本质上却是对人民精神的另一种压迫。历史虚无主义即不承认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任何主体，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有些学者常常以“反思历史”“重读历史”为幌子而恶意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他们分析问题往往脱离实际，脱离历史，仅从片面出发便否定一切。正如列宁批判所言：“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19]（p364）且历史虚无主义尽管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倡导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但不同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更加突出了功利主义的特征，将国家、社会、集体、他人等都当作是个人（资本家）利益实现的工具和手段，毫无“人民”概念，更谈不上有人民立场。
2.对资产阶级官僚政治的批判。首先，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具有最高权威性且是绝对的、必然的、永恒的存在。并将君主制看作是“国家自身成分的部分”，君主则是“国家人格和它的自我确信”。[11]（p116-117）对此，马克思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考察，揭露了黑格尔这种“颠倒了的”国家观以及“伪造内容”的君主主权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形成的基础，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君主制“把人民仅仅看作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表现”，[11]（p117）并进一步解释道，“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2]（p40）其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官僚政治思想也进行了驳斥。在黑格尔看来，官僚机构旨在协调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及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肩负着保家卫国、团结社会的任务，因此，属于社会公仆机构。对此，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在官僚机构的权势下，已经处于异化状态的人类，只会进一步加深异化现象，毋宁说实现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协调，相反，“黑格尔以‘国家’同‘市民’社会、‘特殊利益’同‘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普遍东西’的分离为出发点，而官僚政治实际上以这种分离为基础”。[12]（p58）由此，深刻地揭露了官僚政治体制将自身看作国家的最终目的，且将私人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的丑陋本质。
冯先生先列举惠施的“历物十事”，认为惠施的特点是认为一切事物皆是变动的、有限的、相对的。世俗所谓同异是具体物之间的同异，这是“小同异”。而从“至大无外”的观点看事物，自其同处看，则万物莫不同；自其异处看，则万物莫不异。故万物可谓毕同毕异，这是“大同异”。惠施倡导从大处着眼，看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由此“泛爱万物”。冯先生指出，庄子的齐物论是在惠施的基础上转进一步，惠施只说出了知识上的结论，庄子则又有无言、无知、心斋、坐忘等体会万物一体的修养方法。
三、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中人民立场的当代启示
1.对自我意识的批判。首先，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明确批判了德谟克利特将原子运动视为绝对化、机械化的观点，肯定和高度评价了伊壁鸠鲁强调原子偏斜运动的偶然性，以及他将原子视为具有能动性的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型这一哲学观点。但在肯定伊壁鸠鲁的同时，又批判其将自我意识看作是一种抽象的规定，将自由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不是消极的、孤立的，而是与人周围的环境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的，人的能动的自我意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的将思维实体化、将自我意识绝对化的观点进行了彻底批判。鲍威尔作为自我意识哲学的主要提出者，尽管对宗教批判做出了重大贡献，却“最终将自我意识哲学装扮成了新的神学……思想的批判就是实践本身，不必在意现实的社会条件和群众的力量”。[8]（p97）对此，马克思提出，哲学只有在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时才能发挥作用，且“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9]（p287）从而将哲学拉回到了现实中，并厘清了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理念的阐述，体现出了其将人以及人的自我能动性作为考察出发点的态度，并看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重要性，为之后马克思站在人民立场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1.坚决抵制以新自由主义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胡菡等[4]提出要制订详细的实习授课计划和加强对实习指导教师的培训。校方要制订统一的生产实习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规程，形成文字教材，要求带队教师进行备课和授课。实习指导教师不仅要保障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安全、对学生进行监督和管理，还要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解答学生实习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学校需要加强指导教师指导能力的培训，同时还要加大力度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和培养导师队伍；至少聘请1位实习单位业务骨干兼任企业实习指导导师，向学生传授相关业务和安全知识。
1.对德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成员不同，马克思一开始就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竭力反对德国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僵化的宗教教条，以捍卫人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更是针对当时普鲁士政府颁发的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再次猛烈抨击了德国落后的封建专制统治。马克思在其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便通过对检查令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判，从而揭露了普鲁士政府试图抑制人民群众思想的真实意图，并尖锐地指出，这个国家是与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继续指出，这些法律制定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完全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甚至是通过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满足自己的私利。接着，马克思通过对摩塞尔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及总结分析，从而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明了当地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也指明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行动以及背后的社会关系对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的制约性。总之，马克思在此时不仅看到了物质利益在支配国家和法律方面的巨大威力，深刻领悟到了人民群众在利益冲突中的劣势地位，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此更加确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1]（p696）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正是为统治者这一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是党性与人民性尖锐对立的鲜明体现。因此，面对国际上日益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必须做好防御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充分准备，做到“知己知彼”，以最有效地方式给予最有力的回击。
2.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在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外部冲击与解构的同时，也要及时有效地回应和消除由我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引起的诸如“党高于法”“党大于人民”等的错误思想，旗帜鲜明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性和人民性始终坚持统一的根本原则。
“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逐步形成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的诉求和社会共识，其本质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20]（p81）其中，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内核，我们党从来就不会对自己的利益追求寻找“遮羞布”，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从来就是一致的。且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这就要求党必须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21]（p1094-1095）因此，在新时代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始终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路线，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实际，深入把握人民的真实利益诉求，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转化为生产伟力。一方面要从经济建设入手，促进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以经济的发展推动各项民生事业的进步，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领域得到有效保障。特别是要打好脱贫攻坚战，让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增加民生福祉，使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表达形式和宣介模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提高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供给力、指导力，促使人民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主动、自觉地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转化为对民族、对国家利益的实现。
低年级写话教学是学生学习写作的基础，也是低年级学生学习语文的重点之一。在日常写话教学中，经常发现低年级学生写话往往语句不完整、用词不当，总是干巴巴的，缺少画面感。怎样让学生写话的内容变得具体生动？我觉得借助文本指导学生写话是比较有效的。
3.尊重人民群众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哲学以及宗教神学的批判中可以发现，资产阶级所吹捧的文化多是由统治阶级虚构和幻想出来的，是对现实的扭曲，甚至是颠倒的反映，严重脱离了人民的实际生活，人民不仅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反而成了受观念统治的附庸。对此，我们在建构和加强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在文化创造和理论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人民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理论的构建和创新，归根结底是从人民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要立足人民的实践活动，在不断指导、解决人民面临的实际问题中，找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此外，还要始终坚持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优先地位，坚决摒弃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私有制和对资本的崇拜。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制度的批判中，已经有力地驳斥了庸俗经济学对劳动的地位和人的劳动价值的鄙视，并做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科学论断。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在构建中必须充分体现出对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及对人民劳动成果的尊重，倡导将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的正确价值观，以更好地引领社会风尚，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体系。同时，要尊重由个体差异性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保持社会文化创造的活力。在新时代，社会意识形式的多样化、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正是对人民和社会的精神风貌的积极反映，也是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现状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扩大其鉴别能力和吸收能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多种社会思潮实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下的大放异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营养成分。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区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要格外注意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积极进步的、消极落后的、反动腐朽的等各种思想的甄别，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借鉴、吸收、批判和抵制，科学地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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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9-0011-08
作者简介：徐丹霞（1992—），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文化整合研究”（16BKS068）。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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