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宗羲亲历了明朝覆灭和外族入侵，据此反思明朝覆灭之原因，大胆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重新审视君臣关系，否定了维护一家之利的“非法之法”，批判了“是非皆自君主出”的社会现状，进而对现存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制度重构。黄宗羲的“君客民主”的法律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下也极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天下为主；政治法律思想
0引言
(1)黄宗羲的生平。
黄宗羲在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八日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乳名为麟，表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
黄宗羲晚年评述自己的一生时，曾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三变”，即“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 黄宗羲的前半生始于东林党祸，少年丧父；继而参加复社，又遇党锢；再继明朝覆灭，为国抗清，成为游侠，奔波飘零。在经历了前半生的动荡漂泊，黄宗羲再一次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明社既屋，兴复之望既绝，乃是激而为政治上改造之空想” ，在知天命之际，面对复国无望的现实状况，他结束了自己游侠的生涯，潜心于儒林学术。
黄宗羲在他五十三岁时，开始撰著《明夷待访录》，这一举动标志着他长达三十三年的儒林生活的开始。在这期间，他四处讲学，继承并发扬老师刘宗周的学说；笔耕不辍，留下了影响深远的诸多著作。与此同时他作为明末遗老，多次拒征，不仕清朝，坚守节操。他亲书的望柱上的楹联：“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真实地反映了他晚年的精神风貌。
(2)黄宗羲所处的时代背景。
前文中已经多次对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进行详尽的论述，强调天下是天下之民之天下，民众是天下的根本。“法”作为封建统治下，社会生活中维护秩序的工具也受到了黄宗羲的关注，黄宗羲认为天下既然是天下百姓的天下，那么治理天下的法令也就应该是为天下人服务而订立的。黄宗羲就此提出立法应立“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私法”的观点。
黄宗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呼唤变革，民智亟待启蒙”的社会背景下 ，对前人所熟知并习以为常的法政观点、政治现状进行了反思，大胆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样惊世骇俗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对“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辨析
明末清初的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已经发展到了顶峰，面对朝廷腐败、皇帝昏庸无能、阉党横行作乱、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黄宗羲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大胆地疾呼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是导致这一切祸害的根源，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超前思想。这一思想振聋发聩，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的统治，而黄宗羲也因这一大胆主张，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学者们称为“中国的卢梭”。但是，对这一主张的认识，近年来在学界却是引来了不小的争议。
1.1“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辩证理解
对于“天下”一词的理解，多偏向于两种：一种认为“天下”是地域上的概念，是古语中常常提及的“普天之下”的意思；另一种认为“天下”是指民众、百姓的意思。在对这两种释义进行揣摩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将这两种释义完全割裂是行不通的。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古所谓天下者，非真谓普天之下，乃谓中国政教所及耳”。 “天下”一词的理解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以上两种释义的结合，理解为“天下之民”，即在封建王朝统治疆域内生活的所有受封建政教所约束的百姓、民众。
在对“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认识中，自然会涉及到对“天下”、“主”、“君”、“客”这些词在古汉语以及在“天下为主，君为客”语境中的含义。
以上几则有关“无文字”产生的神话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拉祜族及藏缅语族对文字的想象和文字对他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围绕着叙述主体(民族/族群)、文字来源、丢失的原因、相关民族等要素(如下表)，解读出里面包含的两层意思：一是这些民族本来是可以有文字的，但是因为“被吃掉”，导致“无文字”或“文字的丢失”，日本民族学家大林太良教授把这类神话称为“否定型的文化起源神话”[注]转引自[俄]李福清：《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二是神话中涉及的“文字”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天神赐予的、属于外来的物质。
对于“君”一字，结合语境进行理解，不难看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中的“君”是指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指皇帝。在这一释义上，学者们并无争议。
相对于前面两个词的理解，历来备受争议的是对“主”“客”二字的理解辨析。针对“主”、“客”这两个关键字的理解，学界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解说法：一种说法是以俞荣根先生为代表，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中的“主”是指主人，“客”是指客人，认为黄宗羲所提出的“民主君客”论是一种涉及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观念的“主人与客人”的关系。俞荣根先生在《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中将“君为客”理解为君主是这个大千世界里匆匆来往的客人，认为作为客人的君主应当尊重作为主人的“天下之民”，不可以反客为主，将天下占为己有，否则便会成为天下之大害。另一种说法是以刘师培先生为代表，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中的“主”是指主体，“客”是指客体，将天下之民看作是国家的根本，将君主看作是“天下之民”的衍生物。刘师培先生在《中国民约精义》中写道：“以君为国家之客体，非以君为国家之主体，以君当受役于民，非以民受役于君”，着重强调了君主的“非主体”地位，将君主看作是因百姓之需要而衍生出来为民服务的客体，是受役于民而存在的。此外，除了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黄宗羲在这句话中的“主”与“客”分别指的是地主和佃客，认为君主是在百姓手中讨生活的佃户，而这种观点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此处就不进一步赘述。 在以上不同的说法中，笔者更偏向、认可刘师培先生的观点，将君主看作是应天下之民的需要而衍生出来的存在。根据我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主人与客人之间的相处关系中，除了告诫客人莫要“反客为主”，我国古代的礼仪文化似乎更加强调主人应当欢迎、尊重、礼遇客人，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一内涵，用在君民关系上理解，似乎就将天下之民放在了君民关系的被动地位，这与黄宗羲所欲表达的意思显然不符。而相较之，刘师培先生的观点——将天下之民看作是国家之根本，似乎更加符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展现的整体情感基调。
结合以上对于“天下”、“君”、“主”、“客”的分别理解辨析，我们就可以将“天下为主，君为客”理解为：生活在王土之上的百姓民众是国家的立身之根本，而君主是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而衍生出来，为天下之民服务的衍生品。
1.2“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内在逻辑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他是吸收借鉴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和明初以来的变革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对“君与民”关系的理解上，相较于以往传统的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思想，有了巨大的突破。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民在国家中是处于根本地位，从而自然而然的将其利益看作是重中之重，而面对数量庞大的民众，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民众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呢？从这一逻辑出发，自然地推演出君主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将君主看作是因民众利益的需要而设立的，以实现民众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利益执行者。
黄宗羲通过议论三代之君为民“兴公利、除公害”而得到天下之民对其如父如天般的爱戴尊敬，与三代之后忘记自己的职分、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的君主被天下之民憎恨厌恶成为独夫民贼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肯定了“民主君客”论的同时，也深刻地论证了“设君之道”源自为民的立君缘由。此外，更是通过强烈的对比以试图警示为君者，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分——“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告诫君主要将天下之民视作是国家的根本，兢兢业业地为公众兴利除害，将天下的利益分还给天下之民，恪尽职守。
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黄宗羲将“法”分为了“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认为尧、舜、禹等圣人制定的“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三代以后之君所制定的“后世之法”是“一家之私法”，并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法律。三代的二帝、三王知道天下百姓不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教化、没有婚姻的约束，因此三代的圣人们应天下百姓的需要，授予百姓田地以耕种、植桑，为百姓开办学校，规定了婚姻之礼，编纂、修订而制成了三代之法。三代之法完全是应民所求而制定的，“赢天下于天下者也” ，不曾索取丝毫的山川之利，也不曾因疑惑“刑赏之权”的旁落而严刑峻法，更没有试图将君主与百姓割裂，轻贱天下百姓。观三代之法，完全是以天下为主而立，“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这便是黄宗羲所提倡的“天下之法”。但是反观三代之后的君主所立之法，完全违背了法的本意，违背了应有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立法原则，将天下视作是君主的私有之物，法令条文尽显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个人私利，置天下百姓于不顾，成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暴力工具。三代之后的法将君主关系本末倒置，“藏天下于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 ，极力维护君主的私产，维护君主统治权力。在这些“后世之法”中不曾见到一丝一毫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意图，而为君主敛财固权的迫切却跃然纸上，这些被称为“法”的法令条文实则是君主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这正是黄宗羲所极力批判的。
然而人是自私自利的，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这样付出千万倍辛劳却又不享受辛劳带来的利益的人是不常出现的，人的本性使得众人不愿居于此位，因此，三代之君都是禅让继位。但是，三代以后的君王忘记了“民主君客”的君民关系，反而将自己放在了主体的地位，把天下之民看作是自己的附属之物，也自然而然地汲汲于君主之位。为了夺得君主之位，不惜牺牲天下的百姓，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既已得了君主之位，更是将天下利益视作是自己的私有产业，将天下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为了将天下的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以供自己放纵玩乐，不惜将天下的祸害转嫁到百姓的手中，荼毒天下、离散天下的儿女，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天下的祸害。也正是三代之后君主的这种错误颠倒的君民观念，使得“爱戴君主，比之如父，拟之如天”的天下之人开始怨恨憎恶自己的君主，将他视作是自己的仇敌，使得君主成为了独夫，成为了天下动荡的根源。
《明夷待访录》在论证之初便指出了君主之所以存在的逻辑起点——“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正是因为人生来是处于谋求私利、忽视公利的自然状态，导致“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所以才需要一个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之人做君主，兴公利、除公害，将天下之民的利益得失看在眼里，放在心中，勤恳劳作，为人民服务。
2由“天下为主，君为客”提出的具体主张
在黄宗羲的论证中，肯定了三代之前的君主是将天下之民看作是国家的主体，兢兢业业地为民谋福祉，实现了大治，并受到人民的敬仰，但反观三代以后的君主却失去了为君者的初心，“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使得天下百姓没有安宁之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黄宗羲更加强烈地向往“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国家政治状态，更加期盼“大治”盛世的到来。与此同时，黄宗羲也深刻地认识到将希望寄托于君主身上，希望当下的君主能如三代以前的君主那般为民谋福祉，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不切实际的。面对好逸恶劳的人之本性，黄宗羲放弃了将实现“大治”的理想寄托于出现上古明君，且不说明君不可多得，人性的多变也不能使黄宗羲相信明君永远都能不忘初心，牢记“兴公利、除公害”的使命。于是黄宗羲将视野转向了国家制度设计上，将实现“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国家大治寄希望于新的国家制度上，由此提出了三个具体的理论主张。
第三，孟子做出“春秋无义战”的判断或总结。他认为，当今之世，未有行王道之君。孟子对于整个时代武力泛滥的现实加以批判：
2.1君臣共治为民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已经详细地论述了天下是天下万民所共有的，而非君主的私有之物，而君主的本质也是为天下万民服务而设立的，“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通过这一逻辑，解释了君主存在的原因以及君主进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根源，揭开了自秦汉以来给君主披上的神秘面纱。正是由于秦汉以来君主身上的神圣光环的存在，使得现世的君主常常将自己置于庙堂高位之上，“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 ，同时也造成了错误荒诞的君臣关系，使得君主彻底违背了“立君为天下”的初衷，丧失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权力合法性的逻辑根源。黄宗羲首先提出应当确定合理的君臣关系，使得君臣共治，以实现“为民”、“大治”、“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理想。
在MTM模式下，医师为患者做出诊断和最初的治疗决策后，药师为患者提供用药教育、咨询指导等一系列的药学专业服务，与其他医疗服务者合作，共同管理患者的药物治疗问题。该模式需要药师具备一定的临床专业技能，才能达到“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调整药物治疗方案”的要求。
地铁轨道的施工过程中，基标的准确性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是地铁轨道铺设的依据。做好基标的设置和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臣》开篇就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否定了现世存在的畸形君臣关系，大胆地挑战儒学所弘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纲常伦理——“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冶，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直言臣子出现的本质原因是天下的产业、事务纷繁复杂，君主难以凭一己之力进行有效治理，因此才出现臣子来和君主一起治理。而臣子出现的初衷自然也是为了服务于天下万民，从臣子出现的原因上看，其存在与君主之所以出现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一文中也提到“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认为为臣子者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分身。在论证君与臣的身份地位上，黄宗羲对臣子的身份进行了全新定位，通过援引孟子之言，说明君主与公、侯、伯、子、男一样，都是一级职位，不过是名分不同罢了，并非独有君主就是无等级的超然存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君主的本质是与臣子一般无二的，否定了君主的“超等级”地位。
接着，黄宗羲对完全不顾礼义廉耻，甘愿成为君主驱使、差遣的工具，甘愿跻身仆隶、宫妾之流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那些人充其量只是君主的宫妾、仆隶，绝非臣子。黄宗羲认为臣子与君主都是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他将“治理国家”生动地比喻为“曳木”，君臣的关系就是“共曳木之人”，是共同治理国家事务的同事关系。而两者的关系也是因为“曳木”而产生，倘若没有涉及共同治理国家的责任，没有“天下之事”的纽带，君臣之间就如路人一般陌生，毫无关系，从而全新地定义了君臣关系——君臣共治为民的同事关系。
从今年初暂停逆周期调节到8月重启，“逆周期调节因子”缺席半年有余。它对宏观经济是否有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第二产业增长6.1%；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8%；货物进出口增长7.9%；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稳中向好。虽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逆周期调节因子”的引入、暂停及重启，只是弱化了外汇市场的羊群效应。短期内看不出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2立“天下之法”之论
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变革之际：在政治方面，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王朝的交替之际，明太祖废丞相所带来的弊病日益彰显，加之君主的昏庸无能，使得明末朝廷被宦官、阉党所把持，政治上极度腐朽，最终导致了大型农民起义的爆发，推翻了明朝的黑暗统治。在经济上，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明末清初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东南沿海城市率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早期的雇佣关系，并随之产生了工商业阶层，开始不断与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发生激烈的冲撞。在文化方面，明中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所带来的，工商业阶层平等、自由之观念的觉醒，以及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先进思想都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对明王朝的传统专制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姜伟迄今还记得2009年中国中铁公司采购了山河智能7台旋挖钻机，准备赠送委内瑞拉政府，客户临时改变船期，要求24小时之内赶到上海港，如不能如期到达，会影响中国国企的声誉。姜伟凭着对高速公路路网的了然于胸，迅速组织车辆起运，走沪昆高速，23个小时就赶到了上海港。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科技路市政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合理设计施工组织，避免对人们出行及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构建绿色施工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市政工程的施工技术要求与具体措施，合理安排施工进程与施工顺序，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程，需要明确施工各个阶段的要求，合理施工[1]。
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后世之君在用“一家之法”对天下百姓进行统治的同时，又为这种“非法之法”披上“天下公法”的外衣，宣扬这些法律条文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祉的，黄宗羲通过将三代之前的“天下之法”与三代之后的“一家之法”进行深入比较，揭开“一家私法”的外衣，尖锐地抨击了“一家之法”的非法之处，同时又将矛头直指封建君主统治下法制的虚伪。黄宗羲通过对“天下之法”的肯定和对“一家之法”的批判，强调为君者要时刻牢记“君客民主”的立法原则，要立法为民，立法为公。
2.3学校——监察议政之所
“天下为主，君为客”强调了天下之民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了君主进行统一地国家治理的必要性，而我们在前文多次将“三代之君”与“后世之君”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后世之君中，大多会为一己之私利而枉顾“君客民主”的为君初衷。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如何保障天下之民的利益，确保“天下是天下之天下”呢？黄宗羲将视野放在了用于“养士”的学校上，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政治功能，让学校承担起议政监察的重担，从而对君主的权力进行一定的监督制衡，以实现“天下为主”的政治构想。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的美，它刚劲而又柔美。陶瓷工匠们需要在窑炉前等待很久。然后，在某个黎明时分，带着预期中的悲喜交集，当窑炉的门再次开启，土坯们已然露出幽微的冷光，它们像一条条蜕皮的蛇，安静地躺在窑里。轻烟翻滚，从窑洞里源源涌出，直上天穹。烧瓷人忍不住跪倒在地，顶礼膜拜……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也用了“托古言制”的笔法，写三代之时以及有三代遗风的汉、宋两朝的太学学生，敢于发表正直的言论，不畏强权，从而使得“公卿避其贬议”，从而对当时的君臣起到了约束作用。然反观当下，黄宗羲否定了三代之下专制社会中“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的合法性 ，批判了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均没有评论政治得失之权利的现状。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条件下，是非的评判标准不是普通民众，更不是通过客观实践，而是由君主决定。黄宗羲大胆地推翻了这样的是非评判标准，反其道而行之，直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提出“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观点 ，将评判是非的权力交由学校。此外，黄宗羲又主张“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将制定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纲和基本规范制度的权力交与学校，使得学校具备了舆论议政的作用。
与此同时，黄宗羲所处的时代背景，又使得他将目光转向了明末尤为猖獗的吏治腐败问题，他再次将议政监察的权柄交给学校，使得太学祭酒、郡县学官面对“政有缺差”，可以直言不讳，“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从而避免君主和官员们为了私利而随心所欲，为实现“天下为主”，“君臣共治为民”的政治构想奠基。
3“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研究意义
黄宗羲的法律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更是大胆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指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黄宗羲的这一思想振聋发聩，不论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在当下，都发人深省。
3.1“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时代进步意义
中国传统的“君主民客”、“君贵民轻”的思想，贯穿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犹如春雷惊起，以其勇敢的“异端”精神 ，尖锐的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大胆地提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的思想主张，对传统的“君臣父子”观念、“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不孝”的愚忠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否定。黄宗羲结合自身的经历，反思明朝的灭亡，细心设计构建新的社会政治体系：面对儒学所弘扬的“君权神授”观念，提出了“君权民授”、“君客民主”的思想；针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愚忠君臣观，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新型君臣关系；针对“藏天下于筐箧”的“一家之法”，提出要“立天下之法”以实现“藏天下于天下”；面对政治腐败的现状，提出了学校监督议政的设想。
黄宗羲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冲击了传统儒学所弘扬的伦理观念，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提出了一系列突破传统的社会政治体系构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早期启蒙思想的色彩，为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对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思想的产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了他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和思想根源。
3.2“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对当下的启示意义
陈来先生在《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中说过：“……认识和发展黄宗羲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发展、实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确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从陈来先生对黄宗羲思想的高度重视中不难看出，研究黄宗羲的思想对于现下的社会也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清晰明确地分析了人民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肯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之根本，启示我们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树立执政为民，行政为民的观念。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办事，重视人民的利益，对于人民提出的诉求做出及时的应对反馈，要把“万民之忧乐”作为衡量执政效果的标尺，切实做到为民乐而喜，为民忧而虑，严格落实“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 此外，贯穿于黄宗羲政治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制衡、监督思想也启示我们，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要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确立权力制衡的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同时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推行阳光政务，将权力的运行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使得权力运行透明化，从而减少权力的滥用，防止腐败滋生。
（4）120例患者中，36例患者为单支冠状动脉病变，67例患者为两支冠状动脉病变，17例患者为三支冠状动脉病变。
3.3“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任何思想都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背景中，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黄宗羲在论述其思想的过程中，常用的方式就是托古言制，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早在三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三代之君恪守这种君民关系，所以实现“大治”。只因三代以后的君主忘记了这种为君的根本出发点，才使他们成为了“天下之大害”。但是，三代是什么样子的，三代的君主又是否如他所论述的那样为君从政，无人可知。“三代之治”始终只存在于黄宗羲的理论建构之中，就如同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只是他的一种希冀，在某些方面缺乏现实的可实践性。
除此之外，黄宗羲在论证“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过程中，他虽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但是他也只是将此归结于现世的君主忘记了为君之道，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更没有想去除“君主”这一职位。他的所有政治构想都是基于君主存在而进行的，只是希望通过分权制衡来约束君权，实现天下大治。在这一方面，他的思想尚没有跳出封建权力制度思想的束缚，没有提出推翻君主专制，这就使得他的制度设想最终也只能是形式而已。
4结语
黄宗羲作为明末期初的伟大思想家，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将目光转向了“政治上改造之空想”。他明王朝土崩瓦解的缘由，总结明代的成就得失，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不同于先人的政治国家理想。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成为了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先声；他围绕“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核心提出的“君臣共治为民”、“立‘天下之法’之论”等具体主张，成为我国权力制衡思想的源头。他的这些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不仅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和清末资产阶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下我国在民主权力构建、立法精神以及权力制约监督等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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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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