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既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经济解释的深化和拓展，也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初步分析与探讨；既涉及党的成立、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开展、统一战线建立、国民经济恢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涉及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经济解释角度与方法，以及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党史；经济解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起于新中国成立止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主要集中在“文革”前的党史、革命史和经济史著作以及党的重要文献中，涉及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若干历史现象的经济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经济解释，也有了一些新进展。
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根据相应的学习视频，配合使用相应的学习资料，能够自主地控制好自己的学习进度。视频教学的时长一般不要超过8分钟，视频的时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视频内容的重要程度，为此，这就需要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进行讲解，并且逻辑性强、条理清楚，这样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充分利用视频播放的内容进行学习，最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听了几位同学的发言，全班一片静默，看得出很多孩子在消化B组几位同学的发言，在思考他们话中的观点，我的心中也颇有触动，从教这些年来，面对这样的文章，一般是一片叫好声，这样的质疑之声还是第一次听到，但细思量感觉还真是挺有道理呢。
在她看来，Adobo就是中文译为“阿道包”，最受菲律宾人欢迎的美食，也是菲律宾最传统的特色美食，用醋、酱油、黑胡椒、大蒜和月桂叶腌制的鸡肉或猪肉做成，据说也有腌制八爪鱼的，实质上与粤菜中的糖醋肉口味略似，但又更浓也更辣。
由表1可知，在超稀植模式下，对油菜进行覆膜栽培及普通不覆膜栽培，油菜茎粗有较明显的差异，与覆膜对油菜植株高度的影响类似，覆膜稀植油菜较不覆膜种植油菜茎粗在直径上大约2.6 mm。
再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解释，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认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资本主义轻工业得到了有限发展，至于重工业的发展则是极其微弱的。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依然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4]而胡华却在其《中国革命史讲义》中给这一观点提供了必要的材料支撑。他指出，1913年到1920年民族资本开设的1061家工厂中，属于轻工业的有675家，占63.6%，而属冶金工业的仅有4家，占0.37%。1913年民族资本经营的煤产量达648.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0.7%，到1919年煤产量达到1012.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2%。[1]12-13这就从民族资本经营的冶金、煤矿分别所占比重的量的变化方面，具体说明了中国重工业发展“极其微弱的”事实；同时也深刻说明了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对以往历史经济解释的深化。比如关于大革命失败的经济解释，李立三曾在其《党史报告》中，从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以及与工农群众的经济关系方面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华岗也在其《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一书中，从武汉政府的内外交困来说明武汉政府的七月反动。但前者不够具体，后者缺乏展开。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也只是提到了经济封锁、关厂怠工、工人失业、纸票跌价、日用品减少等导致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一些现象，而对此分析较为深入的应该是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该书认为大革命失败的经济原因至少有五个方面：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包围封锁导致各种商业机关陆续倒闭，从而影响到财政的收入；二是由于北伐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加深了财政危机，而武汉政府不能不发行大量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三是中国资产阶级开始逃跑，很多现银也随着他们离开了汉口，财政开支也就没有保障；四是武汉政府决定禁止现银出口并登记各银行的现银，结果又导致所有银行停止商业活动，英、美、日三国资本家封闭自己的企业，进而导致物价日益高涨和粮食及其他食品供给的断绝，使武汉政府经济陷入破产状态之中；五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劳资矛盾尖锐、农民运动高涨，在许多县份中农民用暴力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总之，“经济封锁、财政危机、工业萧条、商业破产、粮食不足、工农革命，这一切使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开始离开了革命。……武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加剧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动摇并由动摇而走上叛变的道路。”[2]122这就把武汉政府为什么滥发纸币、资本家为什么关门停业、工农运动为什么日益高涨、资产阶级为什么动摇乃至叛变等一系列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从而也就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大革命失败的经济根源。
2016年以来，谷城县资金使用管理逐步规范，建立健全了覆盖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监管和绩效评价全过程的扶贫统筹资金管理制度体系。
再比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开展土地革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蒋介石忙于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所提供的外部条件，那么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却较早涉及到这一问题。该书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中心从欧洲移向美洲，导致美亚两洲在世界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例增加起来，于是重分作为国外市场基础的势力范围，就成为帝国主义政策中的基本问题，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市场便是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主要场所。[2]130-131那么帝国主义究竟又是怎样争夺中国市场的呢？胡华进一步用数据作了回答，他指出，从战前到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在中国的资本增加了近60%，美国的资本增加近两倍，而日本的资本增加了四倍半。在对华商品输出方面，1927年中国入超为九千四百三十一万海关两，1931年便增加到五亿二千四百零一万海关两。这不仅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日益加深，而且使以美、日、英为首的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加剧，进而使不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比以前更加频繁起来。[5]这就从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尤其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揭示了国民党新军阀战争的深层经济根源。
第三，填补了以往历史经济解释的空白。例如，“四·一二”政变发生的原因在以往的经济解释中就鲜有涉及，而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却明确指出：“三月下旬，帝国主义者答应驻扎在上海的二万多侵略军，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和屠杀上海工人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大资产阶级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的经费，并答应在政变以后，将给蒋介石三千万元作为建立南京王朝的资本”[1]181，从而加速了政变的发生。那么，帝国主义者为什么支持这场政变呢？《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一书认为，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失败。该书以1925年6月的香港大罢工导致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每日损失180万元为例，解释了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便千方百计破坏中国革命，勾结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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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早已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然而就当时来看，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收获”。这是周恩来提出来的，依据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8%，而1958和1959年 （1959年是计划数——下同）两年平均增长45%。在农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4.5%，而1958和1959两年平均增长17%。在人民公社化胜利了的1958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5%。”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的上层建筑能够按照需要而不断地调整和革新。[14]603-605另一种观点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这是张闻天提出的。他的依据是，1958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1959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10500亿斤，使吃、用发生了问题。钢铁指标定得太高，1959年定到1650万吨，以至引来了全民炼钢，问题不单是赔了50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许多企业产品质量下降。至于“共产风”实行“吃饭不要钱”，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反映到财政金融上，就是靠银行增发钞票。[16]483-488
以上关于党的产生、“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等历史事件的经济解释之所以得以深化和拓展，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尽管相隔时间不长但毕竟有一段时间的沉淀，而历史沉淀愈久对历史的认识就愈深、愈透、愈客观，这是史学研究的规律；二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程在全国高校的普遍开设，出现了一批体系完整的经典教材如《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等，这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经济解释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必要载体。
二、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若干问题的经济解释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何以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经济解释。在中共历史上，较早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的是周恩来，他认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11]349而张闻天却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比还有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社会产品不够丰富，还有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差别等方面的很大不同。[16]530-533可见，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周恩来依据的只是以公有制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而张闻天依据的不仅是以公有制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还涉及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说明在经过八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之后，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涉及到后来所说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因素。
第一，北京市高校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认为，建国之初国民经济恢复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家财政面临着两方面困难。一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及长期的战争破坏，1949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大量减少；二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导致的市场混乱，造成了1949年和1950年初四次物价大波动。[6]这说明了国民经济恢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可行性。有学者指出可行性条件至少有两个：一是战后民主阵营国家缔造了经济上合作和互助协定，促进了民主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我们不仅在五年内从苏联贷款3亿美元，而且我们所需要的工业装备、器材和需要输出的农产品、畜产品、矿业品和手工业品，分别全部或大部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输入和销售。这就使我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上迅速巩固起来。[2]378-382二是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条件。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从而 “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7]17这无疑是国民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基础。
Alyn Wallace的手机上有很多app和网站，可以帮助他制定夜间拍摄计划。这些是他最喜欢的几种：
既然经济恢复势在必行，那么怎样才能使经济恢复呢？毛泽东认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三个条件。[7]18所谓土地改革，主要“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8]32革命胜利后之所以还要继续采取这种政策，刘少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因为解放后在一些未经土改地区的土地更加集中，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村市场。[8]33-34所谓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在毛泽东看来，就是逐步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合理分工，各得其所。[7]19至于为什么调整，陈云认为，不改变目前工商业发生的缩小营业、停工歇店、减产倒闭的情况，我们就不可能稳定经济和市场秩序。[9]309-311他还就“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的原因指出，现在军费、政费、预备费三项合计达到总经费的四分之三左右，所以要大量裁减国家机构的经费是不可避免的。[9]265但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着的许多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工商业界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现象得以暴露出来，于是中央在1952年1至10月期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正如毛泽东所言，仅“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就可以打一年半的抗美援朝战争。[7]67
综上，运费险的确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线上消费者的购买和退货决策。当商家主动提供运费险时，消费者更倾向于在该店铺购买产品而退货率并不会因此大大提升；当商家不提供运费险时，消费者会经过考虑产品价格、退货率、运费险价格、惰性等多种因素后再进行是否购买运费险的决策。
（一）重实验，轻学生。在实验的教学中，教师经常会将教学重点放在实验的演示上，强调学生注意观察实验的步骤和现象，之后直接给出结论，要求学生记牢。这样的实验状态，严重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性和实践体验，学生只用眼看，很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高耗低效，再加上被动接受的形式，更是无法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探究兴趣得不到发挥。
三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效果如何？正如刘少奇所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我们在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没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14]553但这却出现一个理论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大工业很不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又作何解释呢？
选择该科收治的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抽选出80例患者将其按照治疗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40例）、观察组（40例）。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观察组围手术期开展目标性护理，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患者知晓该次研究，在家属的陪同下签署知情书。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主要围绕国民经济恢复的原因、过程和效果展开的，涉及到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不仅运用数据、比较和生产关系的常见方法解释了土地改革、增产节约的必要性，还从民主市场、财政经济统一的角度回答了经济恢复得以实现的有利的国内外条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引用的数据中有的是预期的，这无疑会降低历史经济解释的信度。
第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所谓总路线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关于总路线的经济解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事实上，直到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才在工业化的前面加上“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呢？薛暮桥在其《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报告》（1954年）一文中认为，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而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为追求利润，常常先从轻工业开始，等到轻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才跟着逐渐发展一些重工业，这大约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即首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生产机器，生产各种工业设备，才能保证工业迅速发展，才能保证近代化的交通运输事业迅速发展，才能保证农业的逐步改造。这就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而且也解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关系。
二是总路线提出的经济依据何在？周恩来认为，依据在于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增加。比如工业生产总产值，1952年是1949年的2.45倍；农业生产总产值1952年的是1949年的1.48倍；机器工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7.4%上升到1952年的27.8%；工商业中的国营所占比重也从1949年的33.9%，上升到1952年的50%；私营所占比重却从62.7%下降到42%。这种情况说明，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是适时的。[11]353毛泽东也认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12]显然，这些解释要么着眼于公私比重的变化，要么强调一般规律，那么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薛暮桥与人合著的《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认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农业生产互助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原因在于，克服互助组和初级社存在的诸如土地、牲畜和农具私有权与其合理利用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却在于其经营分散、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13]这就从过渡时期的多重矛盾方面宏观而具体地回答了为什么在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中国的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半左右，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以上，煤和电的产量增加了一倍上下，钢铁的产量增加了七八倍，棉纱1952年的预期产量可比1949年增加62%。[10]这无疑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
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何以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从1953年开始进行了广泛地讨论。由于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影响，不少人认为两种所有制之间有商品交换的原因在于产品所有权的转移。甚至有学者主张，应该承认即便在全民所有制职工用其货币收入向社会主义商业机构购买消费品的交换关系中，也存在产品由社会所有向个人所有的转移。[17]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原因在于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因为每个生产企业都是一个核算单位，而经济核算却是经济计划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之一。[18]对此，有学者却不以为然。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的理由不仅仅在于它们是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单位，还在于它们必须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社会分工才是商品生产的基础。只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工人的工资其实就是作了各种扣除之后应分的实物产品的代表，这样工人用货币去购买生活资料就是商品交换。至于将经济核算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关系的原因也是不对的，因为商品生产或商品交换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既然要进行交换，就不能不按照价值规律来进行经济核算，经济核算是果而不是因。[19]至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何以存在商品生产的认识，已从所有权转移、经济核算等这些商品生产的非本质属性进入到了社会分工和交换这两个本质属性的层面。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有些现象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为什么提前了“十到十五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间又为什么由“相当长的时期”缩短到七年？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有所涉及。
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经济解释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诞生，关于社会主义的内涵、生产、交换和建设路径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解释。
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历了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那么，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动因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说，手工工场作为一种简单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这种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首先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5]132毛泽东这里尽管是泛泛而讲的，但却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并未以大工业的发展为基础却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那么，社会主义生产既然是商品生产，作为商品生产一般规律的价值规律也就一定发生作用。毛泽东在讲到价值规律的时候说过：“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5]34这无疑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价值规律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说过“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这就出现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与“不能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之间的矛盾。于是有人认为，毛泽东所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这句话，是针对1959年当时的“共产风”而说的，并不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价值规律的认可。
孙冶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毛泽东是仅仅针对着当时的“共产风”而说的，那就不会把问题提得那么高。因为仅仅针对错误比较明显且比较容易改正的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他就不会把价值法则说成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学校。他认为，毛泽东在讲“等价交换”和“伟大的学校”的时候所说的价值规律，是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规律。但当他说价值规律只能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不能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的时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市场价值规律。所谓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是指通过市场物价的涨落来调节生产和需求的那个自发过程，而何谓计划经济的价值规律？孙冶方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只是说它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也不是用“主动”调整价格的办法来刺激或是抑制生产和需求。[20]而根据薛暮桥的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规律应该是指自发性、破坏性受到国家计划限制的价值规律。[21]可见，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两个方面来理解价值规律，是正确理解毛泽东对价值规律不同表述的关键。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路径的经济解释。毛泽东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2]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一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那么如何理解这一总方针呢？有学者认为，从农业为全社会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点来看，农业劳动都是必要劳动，而其他的劳动都是剩余劳动，因为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生活资料，其他的劳动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农业劳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至于以工业为主导，主要是指以重工业为主导，因为重工业是以生产生产资料为其特点的，而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为将这一方针落到实处，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具体目标，而且制定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进而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一，对以往提到而没有解释的历史现象进行了解释。比如毛泽东早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认为，中国产业工人人数不多却特别能战斗的原因就在于“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但他只对“经济地位低下”进行了展开说明，而对“集中”却没有任何解释。新中国成立后，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和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以《中国革命史讲义》的解释最为详细。它根据相关调查统计指出，“仅上海一地就有产业工人五十万人，连同附近几个工业发达区的县份如无锡、南通等共有产业工人百万左右。武汉三镇共有四十万人，天津有三十万人，香港有二十五万人，广州有十万人，东北三省的沈阳等地有六十万人。”十三个省“五百个工人以上的厂矿有一百五十六家”，其中上海“在有五百个工人以上的企业内做工的工人，占上海工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并且大部集中在纺织、煤铁矿、造船、运输等企业。”[1]16至于为什么“集中”，《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认为是“工业的集中产生了中国工人的集中”[2]12，而《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却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国工人的分布也极不平衡。”[3]241这就从分布地区、企业类别、工厂人数和工业分布的不平衡四方面，不仅说明了中国产业工人的“集中”，而且说明了“集中”的原因。
另外，还有关于争取国民党中的英美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依据问题，在以往的解释中也少有涉及，而《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一书却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威胁到英国控制的开滦、门头沟、焦作三个主要煤矿以及大规模的日货走私和日寇对河北食盐的掠夺，导致的国民党政府税收减少并进而间接影响英美利益[3]278-279的事实描述，具体解释了我们党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国民党反动派中的英美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原因。
当然，出现这种失误也是有原因的。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15]340-341如果说这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主观原因，那么发动“大跃进”的客观条件又是什么呢？周恩来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分别提供的制度和物质技术的基础上出现的。[14]191-193可见，周恩来是从制度、物质两个层面来解释大跃进产生条件的。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曾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23]。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也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跃进。具体而言，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尤其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这说明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建立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24]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尽管不是中央提出来的，但作为改进生产关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却是以生产力的“大跃进”和中央的直接发动为前提的。
通过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解释的考察，不难看出无论是领袖还是学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上，都做出了艰辛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关注所有制到关注生产力的提升，对商品经济产生原因的认识由基于所有权转移到基于社会分工的提升，对价值规律与有计划发展规律关系的认识由相互对立到相互结合的提升等。尽管这些成果不可能对全局性的通过“一大二公”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产生实际影响，但却对后来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四、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成就与局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既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经济解释的深化和拓展，也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初步分析和探讨；既涉及党的成立、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开展、统一战线建立、国民经济恢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涉及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等重大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呈现出一些新的解释角度与方法。
第一，经济解释在文本中的位置相对集中。所谓解释位置集中，一是指在文本的每一章，也就是每一段历史的叙述中，往往都有经济背景介绍；二是指统计表格的内容集中，并集中地附在书后。前一种情况见于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该书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五个不同时期的开头，都分别设置了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或形势这一专门内容。这种将经济解释放在首位的做法尽管有一定的模式甚至重复之嫌，但就历史叙述本身而言却很有必要。后一种情况见于徐元冬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一书，该书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核对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缴获的武器装备、以及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人民在人力物力方面支援前线的具体数字，并以表格的形式集中呈现出来（见下页表一、表二、表三）。这就不仅全面、准确、系统、对比、直观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的人力和物力原因，而且在统计列表的解释方法上也是一个创新，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和兵马粮草的来源数据，在以往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中都不是很集中，顶多就某次战役或战争有一个统计，而如此集中地书后附表却还是第一次。
第二，经济解释的市场角度。刘少奇在解释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时指出，农民对大部分土地没有所有权是我们民族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障碍，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村市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尽管这里并未明确说明土地所有权与农村市场的关系，但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没有农村市场，没有农村市场就没有工业化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这就从市场角度解释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另外，北京市高校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初稿）把由财政赤字、增发纸币、通货膨胀引发的市场混乱作为国民经济必须恢复的原因之一，何干之在解释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恢复时把“民主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和“全国的经济活动和市场已经统一”作为极为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以及毛泽东把“我们控制了市场”作为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等，也都是基于市场角度分别对国民经济恢复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解释。
表一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总队主要战绩（1937年9月-1945年10月）
各种炮机枪主要缴获 长短枪汽车摩托车马匹1，952 门11，895 挺682，831 支347辆30，448 头
表二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缴获统计表(1946年7月-1950年6月)
各种炮长短枪机枪飞机舰艇子弹炮弹手榴弹54，430 门3，161，912 支319，958 挺189架200艘507，984，700 发5，527，400 发3，635，790 个坦克装甲车汽车机车马匹炸药通讯器材其他武器622辆389辆22，012 辆1，016 辆195475头1458814斤3，626 件36，881 件
事实上，早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一书中，张威遐就将“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世界经济发生严重恐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国外市场更为缩小”，作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济原因，但这是从市场的强盗逻辑角度讲的，而从市场本身逻辑尤其从所有权、财政赤字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角度进行解释的却是从建国后开始的。这无疑与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不得不主要面对经济建设，不得不面对、管理和利用市场有关。当然也应看到，这种新方法的使用也只是停留在事实描述层面上，还缺乏必要的学理分析。
表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支援前线统计表
数 目 战役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项目民工挑子担架小车大车汽车牲畜船只粮食160万人154万人13，800 付6，750 辆20，000 付20，000 辆380，000 辆30，000 头1，000，000 头7，000 万斤225万人42，400 付73，900 付410，900 辆3，070 辆250辆6，300 头13，630 条57，000万斤31，000 万斤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方法。在以往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中，多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论证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毛泽东却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因在于先进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运用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所有革命史证明了“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先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一结论，并将其上升到一般规律的高度，从而实际上在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并未以大工业的发展为基础却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四，社会分工解释法。这种方法来自马克思的“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于这一理论，卓炯认为，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国营企业之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交换都是商品交换。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就是有两种所有制也不会有商品关系。相反，就是没有两种所有制，只要有社会分工就必然会有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和经济核算的存在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关系的原因，因为按劳分配不能解决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若要进行交换，就不能不按照价值规律来进行经济核算，所以经济核算是交换引起的而不是相反。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
第五，解释学循环解释法。这是西方解释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方法。解释学循环这一概念是由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的，意思是指理解的循环运动沿着文本来回移动，在文本被完满理解时才消失。狄尔泰发展了这一概念并认为解释学循环包括单个词与文本整体的循环、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循环、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与类型的循环三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本章提到的孙冶方对毛泽东所说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不是针对“共产风”而是指的不等价交换，以及在讲“伟大的学校”的时候所说的价值规律和讲不能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的价值规律，分别指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市场价值规律的解释，恰恰符合“理解的循环运动消失”的原理。因为只有运用类似作品本身与作者心理状态的循环的方法，才能解释仅仅针对错误比较明显且比较容易改正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他就不会把价值法则说成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运用作品与它所属的种类与类型的循环的方法，才能解释不等价交换的依据在于早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问题；也只有运用单个词与文本整体的循环的方法才能解释毛泽东在讲“伟大的学校”的时候所说的价值规律，和讲不能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的价值规律分别指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市场价值规律。实际上，这种解释学循环方法在文本解释中经常会被下意识地用到，只不过缺乏应有的自觉而已。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著述篇幅的加大、经济史著作的出现、研究方法的增多，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解释自然会愈来愈全面、愈来愈接近历史的真实。但也应看到，这个时期中共党史的经济解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矛盾现象。比如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周恩来与张闻天就分别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评价的依据不同。周恩来依据的是1958年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前5年的水平，分别达到45%和17%，尤其在人民公社化胜利了的1958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5%。而张闻天的依据除全民炼钢赔了50亿元和贸易逆差7亿元的具体数字外，更多的是“比例失调”“生产无人负责”“市场供应紧张”“货币不能回笼”等现象的描述。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肯定性评价并不符合事实，这是因为尽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但当运用的数字要么虚假要么出于计划的时候，仅靠数据说话就很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张闻天的否定性评价之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在于它没完全依靠数据，而更多的是通过现象看本质。这也启示我们，历史经济解释离不开数据，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数据，有时候现象可能更能反映真实，因为现象更难造假。再比如，对中国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但却“集中”的解释，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和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都转引了农商部对13省500人以上工厂的统计，但却出现了“156家”“144家”和“181家”三个不同的数据，至今也不知道哪个是准的。当然就个案而言，这个问题可能微不足道，更何况教科书中的数据不加注释似乎已成惯例。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引用上的不规范甚至矛盾现象无疑会影响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学术水准，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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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Stag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ANG Wen-l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 in the stag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nvolves not only the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of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history,but also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nd 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It covers a series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the launching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front,the recove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the “Three Anti-” and “Five Anti-”Movement,the Three Great Remolding,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eople’s communalization movement.In addition,it involves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like the general lin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th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socialist commodities.At the same time,it also presents some new perspectives or methods for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inevitabl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s well.
Key words:socialist revolution,socialist construction,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conomic 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9）04-0035-13
DOI:10.13950/j.cnki.jlu.2019.04.005
收稿日期：2019-06-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770050）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文鸾（1964—），男，山东济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责任编辑：辛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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