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亨迪卡的众多研究项目之一名为“人类思维的逻辑工具及其历史”，这实际上是对这位逻辑学大师一生工作的恰当总结。他开创了数理逻辑和哲学逻辑中的几种新方法和新系统，其中包括分配范式、模型集、可能世界语义学、认知逻辑、信念逻辑、归纳逻辑、语义信息、博弈语义学、探究的询问方法和独立友好逻辑。他将其用于研究语言哲学、形式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问题。他将系统性的工作与对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皮尔士和维特根斯坦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全新解释相结合。亨迪卡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他对逻辑和哲学的影响，还在于他是一位成功的教师和期刊《综合》（Synthese）的长期主编。
关键词：认知逻辑；博弈语义学；独立友好逻辑；归纳逻辑；探究的询问模型；可能世界语义学
一、生平简介
雅科·亨迪卡（Jaakko Hintikka）1929年1月12日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的万塔。他的父亲托伊沃获得过植物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博士学位，他的母亲兰佩是一名小学教师。他的两个叔叔拥有技术博士和数学博士学位。1947年，在凯拉瓦读完高中之后，亨迪卡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直到博士毕业。他的主修专业是数学，影响他最深的教授是著名的函数理论家罗尔夫·奈望林纳（Rolf Nevanlinna）。但与此同时，在魅力非凡的哲学家艾洛·凯拉（Eino Kaila）的影响下，亨迪卡开始以第二专业的身份学习理论哲学。早在1947—1948年，他就听过年轻的冯·赖特教授的逻辑学课程，后者很快成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继任者。亨迪卡在1953年春天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其导师就是冯·赖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亨迪卡将冯·赖特为一元谓词逻辑开创的所谓分配范式扩展到整个一阶逻辑。冯·赖特曾说：“对大学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说，培养一个这样的学生已经足够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组间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法；对于不满足χ2检验条件的计数资料，进行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组间等级计数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为0.05。
1948—1949年，亨迪卡以本科生的身份在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待了1年。他回家时途经剑桥，在那里遇见过暂住在冯·赖特家中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54年博士毕业后，他在哈佛大学工作了一个学期。1956—1959年，他以初级研究员的身份回哈佛待了3年，积极从事模态逻辑及其语义学这个新领域。他在1962年出版的关于认知逻辑的开创性工作的想法，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在这段时间里结识的朋友，有很多后来都成了他的同事，比如伯顿·德雷本、达格芬·弗莱斯达尔和朱利叶斯·莫拉夫西克。
1959年，30岁的亨迪卡被任命为赫尔辛基大学实践哲学（道德和社会哲学）教授。1964年，他与帕特里克·苏佩斯和弗莱斯达尔一起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哲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当时是科学哲学和哲学逻辑的主要中心之一。亨迪卡新的研究兴趣包括归纳逻辑和语义信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一半时间都待在斯坦福大学，一半时间待在赫尔辛基大学。1965年，亨迪卡开始了与荷兰的赖德尔出版社（后来的克鲁维尔学术出版公司）合作，担任期刊《综合》和丛书《综合文库》的主编。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2002年；甚至在那之后，他也是该期刊的名誉主编，这使亨迪卡成为英语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著作编辑之一。
1970年，亨迪卡被任命为芬兰科学院的研究教授，这使他得以建立一个由年轻的芬兰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主要研究逻辑、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名教师和导师，亨迪卡因其丰富的新思想和研究的积极主动而影响深远。他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写了很多书和文章。亨迪卡以前的许多学生现在都被任命为哲学教授（Risto Hilpinen,Raimo Tuomela,Juhani Pietarinen,David W.Smith,Ronald McIntyre,Ilkka Niiniluoto,Simo Knuuttila,Veikko Rantala, Juha Manninen, Lauri Carlson, Esa Saarinen,Jack Kulas,John Symons,Matti Sintonen,Leila Haaparanta, Gabriel Sandu, Ahti-Veikko Pietarinen）。
亨迪卡设计这些范式是为了研究逻辑真理和逻辑证明，但它们也可以用来研究模型之间的同构关系和初等等价关系。在这里，对深度为d的成分句进行比较的技术相当于Fraisse（1954）和Ehrenfeucht（1957）的博弈。在初等等价的意义上刻画了模型的完全理论，可由成分句C（d）（d=1，2，…）的单调序列来公理化，其中后一个成员衍推前一个成员。在1970年代，亨迪卡（与Veikko Rantala一起）将他的范式应用于可定义性理论（贝思、克雷格和斯维诺尼乌斯的定理）的系统化，并研究允许无穷深度公式的形式语言。这些结果对理论计算机科学来说是很有趣的。
除在研究、教学和出版方面的活动之外，亨迪卡在交流方面也卓有成效，并在国际组织的许多重要职位上任职。他1968—1971年任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1975—1976年任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1971—1975年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国际联盟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DLMPS/IUHPS）的副会长，1975年任会长，1993—1998年任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FISP）副会长，1997年任查尔斯·S.皮尔士学会会长，1998年任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组委会主席，并于1999—2002年任国际哲学学院（IIP）主席。
亨迪卡对自然语言中的偏序量词的兴趣导致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逻辑体系。这种“独立友好的逻辑”，或者说IF逻辑，在量词管辖个体的意义上仍然是一阶的，但是它比传统的弗雷格式的一阶逻辑强大得多，因为它允许量词在信息上相互独立。举个例子，在对包含前缀（∃x）（∃y/x）…的公式的博弈论解释中，首先为x选定一个值，然后为y选择独立于x的值。事实上IF逻辑与二阶逻辑的存在片段一样强。根据亨迪卡1955年的结论，后者又可以归约到有穷类型论（Väänänen 2007）。亨迪卡在1996年的《数学原理再探》以及与桑杜合著的几篇论文中指出，IF逻辑是逻辑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革命（参见Kolak 2001）。在其他方面之外，它将哥德尔和塔斯基的不完全性和不可定义性的结论放在了一个新的角度，因为有可能在同一语言中为IF逻辑的句子构建一个真定义。亨迪卡的设想是，他还将澄清集合论的经典问题，比如连续统假设（参见Hintikka 2004）。
亨迪卡获得过八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列日、克拉科夫、乌普萨拉、奥卢和图尔库等。2005年，他因在模态逻辑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瑞典的罗尔夫·肖克奖。作为对亨迪卡工作的欣赏的证明，《在世哲学家文库》在经过8年的准备之后于2006年出版了亨迪卡卷。
自2010年以来，亨迪卡主要在芬兰工作，先是杰出访问学者，后来是赫尔辛基高等研究院的荣誉研究员。他2014年从波士顿大学退休，时年85岁。亨迪卡一直活跃在哲学领域，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在短暂患病之后，他于2015年8月12日在赫尔辛基附近的波尔沃去世，享年86岁。
二、主要工作：逻辑和语言哲学
从关于语言和命题态度逻辑理论得出的见解对亨迪卡处理经典的认识论问题也有重要作用。在《逻辑、语言游戏与信息》（1973）中，他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分配范式证明了逻辑哲学中的“康德式”论题是正确的。表层信息的概念表明演绎推理可以在客观的非心理意义上给予我们新的信息，但这只是关于我们的概念框架的信息。由于一阶逻辑的不可判定性，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分离出平凡一致和不一致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描述现实的尝试总是涉及我们概念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康德的“物自体”只是非常普通的物体，不过是用深层信息而非表层信息来讨论的。但表层信息也是综合的，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词的一些信息。另一方面，分析的推论是平凡的或“表层重言式”，因为它们不会增加表层信息。亨迪卡从这个新的角度来为康德的论题做辩护，数学真理和非平凡的逻辑真理是先天综合的。
亨迪卡的博士论文《谓词演算中的分配范式》（1953）表明，一阶逻辑中的每个公式都可以转化为成分句的析取。在命题逻辑中，这相当于析取范式。在一元谓词逻辑中，成分句告诉我们论域中哪些个体存在，哪些不存在。逻辑真理的范式的析取支包含了所有成分句。亨迪卡意识到，在带有关系的多元谓词逻辑中，成分句必须相对于为相关公式所选定的量化深度d（即量词嵌套的层级）：一个深度为d的成分句C（d）是对从论域中抽取的个体的所有d元序列的系统描述。深度为d的句子的范式可以被扩展为具有更大深度的析取式，但由于一阶谓词逻辑的不可判定性，这种方法无法有效地实现。
1978年，亨迪卡与第一任妻子索伊丽（Soili）离婚，并与美国哲学家梅里尔·布里斯托·普罗旺斯（Merrill Bristow Provence,1939—1987）结婚。同年，雅科和梅里尔被任命为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亨迪卡于1981年辞去了在芬兰的研究职务，但仍与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保持密切合作。1987年梅里尔去世后，亨迪卡与芬兰哲学家吉塔·霍尔姆斯特罗（Ghita Holmström）结婚。亨迪卡1990年成为波士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并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马尔堡，他在那里主要研究博弈语义学以及新的独立友好逻辑。
太子参抗心肌细胞缺氧/复氧损伤的活性部位筛选及作用机制研究 ………………………………………… 杨 馨等（14）：1958
但我也相信教化的力量，我们从小接受道德礼仪的教化，教我们要善良，要友爱，要用所谓的善，来压制我们本性中的恶，我一直以为我们都被驯化得很好，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但是，这场荒谬又邪恶的演出，将我们道德的外衣狠狠地撕破，将我们的本性赤裸在人前。
1957年，亨迪卡独立于斯蒂格·康格尔（Stig Kanger）在同一年的提议，提出了模态逻辑（可能性和必然性）和道义逻辑（许可和义务）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基本思想。一个模型系统是一组带有替代选项（alternatives）关系的模型集，陈述“必然p”在世界M中为真，如果p在M的所有替代选项中都为真，陈述“可能p”在M中为真，如果p在M的某个替代选项中为真。与克里普克在稍晚一些的处理的区别在于，克里普克在他的框架中采用的是整个模型或可能世界，而不是模型集。在经典的《知识与信念》（1962）中，亨迪卡运用模型集和模型系统的技术奠定了认知逻辑和信念逻辑的基础。知识和信念被当作命题态度Kap和Bap，其中a是一个人，p是一个命题。在他对知识和其他命题态度（如知觉）的处理中，亨迪卡不得不面临对模态语境内部进行量化以及不同可能世界中个体的跨界识别的哲学难题。例如，要将形如“a知道b”和“a知道b是谁”的陈述形式化，他不得不证明形如（∃x）Ka（x=b）的公式是有意义的，而且可以用与两种不同的跨界识别方法相关的两种量词来解释，一种是通过透视，另一种是通过物理标准。这导致了他与蒯因、弗莱斯达尔、克里普克和大卫·刘易斯等人的争论，相应主题在《模态的模型》（1969）和《意向性的内涵》（1975）中都有讨论。为了避免“逻辑全知”问题，即一个主体知道她的知识的所有逻辑后承，亨迪卡建议引入“不可能的可能世界”。在对意向性的内涵分析的基础上，亨迪卡还探讨了艺术中的绘画表征。认知逻辑和信念逻辑已经成为哲学逻辑、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
虽然分配范式和模型集是从语言实体建构模型的方法，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亨迪卡开始使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来描述在语言世界之外“寻找个体的游戏”。与保罗·洛伦岑（Paul Lorenzen）的对话等“室内游戏”不同，这类活动是室外游戏。根据亨迪卡的“逻辑语用学”方案，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人造的，因而依赖于语用学。这一观点的一种形式表述是博弈语义学，其中一个句子的真被定义为存在一个语义游戏玩家的必胜策略（见Sandu 2015）。这个提议很好地符合形式逻辑，甚至是无穷逻辑。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它被亨迪卡与几个合作者（包括Saarinen，Carlson，Kulas和Sandu）一起发展成了一个全面的自然语言研究框架。应用这个方法的重要主题包括量词（每个、一些、任何）、介词、代词、限定摹状词、回指、问句和隐喻。
参考让·范·海耶诺特（Jean van Heijenoort）在逻辑上的类似区分，亨迪卡将他的语义学工作概括为这样的一种观念：语言是一种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和再解释的“演算”。这一观点可以在乔治·布尔、查尔斯·皮尔士、大卫·希尔伯特和后来的鲁道夫·卡尔纳普那里找到；亨迪卡将其与下述论题相对照，语言是一种“普遍媒介”，它与语言以外的实在的关系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亨迪卡认为这种区分是20世纪哲学的“终极预设”。这种普遍媒介观导致了下述论题，语义学是不可言说的。他在戈特洛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维特根斯坦和蒯因等人的著作中都发现了这一论题。Martin Kusch（1989）认为，胡塞尔赞同演算观，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赞同普遍媒介观。
在进行农产品创新之后，农家乐也是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首先，农家乐的出现不仅给农民增添了收入，也是这一产业中的基本特征，也是在旅游业当中农民参与现代化利益的有效途径，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贫富差距减少，但是在这之间对农家乐也需要创新，农家乐可以与旅游业更好的结合，实现第一、第三产业的相互促进，更多的是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会损害了环境上的利益。
三、主要工作：认识论和科学哲学
卡尔纳普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出一套归纳逻辑系统，但他的方法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为所有真正的全称概括指派的先验和后验概率都为零。这种归纳法导致了与卡尔·波普尔的激烈争论；尽管如此，波普尔还是同意理论的逻辑概率为零。1964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亨迪卡展示了如何将非零归纳概率指派给成分句，进而指派给它们的析取。1966年，他将这个想法推广到一个二维的归纳逻辑系统中，其中卡尔纳普的连续统是一个极端的特例。在除卡尔纳普外的所有其他情况下，给定经验证据E，一个理论T的后验概率P（T/E）可以是非零的，并且随着不断增加且足够多变的证据趋近于最大值1。该方案仅对一元谓词逻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分配范式理论在原则上保证了它可以推广到整个一阶逻辑（但在计算性上有明显的困难）。亨迪卡关于归纳逻辑的观点得到了Hilpinen,Tuomela,Pietarinen,Niiniluoto和Theo Kuiper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
亨迪卡也表明，给定科学理论T，如何用这种概率方法得出对其语义信息内容的自然定义：Con（T）=1-P（T）。对一个理论T相对于经验证据E的解释力而言，测量其传播的信息是一项有趣的提议。以艾萨克·列维（Isaac Levi）为代表的认知决策理论的应用，将信息和解释力作为“认知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归纳法和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调和。在这个方向上更进一步的应用是使用分配范式（及其间距）和归纳逻辑为框架来解释波普尔以似真或逼真为科学目标的想法（参见Niiniluoto 1987）。
生物学教学规律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但也遵循教学规律。“双重编码”的信息加工理论应用与生物的学习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教师在讲解教科书知识时，有意识地用图、文，或自己的话去描述一段抽象的生物现象。假如学生去模仿，对教科书知识进行相同的加工，在其获得成功后，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暗示效果。很多学生在复习时和解题时已采取上述方法，提高了效率，学习效果较好。
归纳概率满足一个理想化的条件，即逻辑上的等价陈述是等概率的，因此语义信息的度量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在1964年牛津大学的约翰·洛克演讲中，亨迪卡认为演绎逻辑推论可以是非平凡的或非重言的，当需要引入新个体时，推论就会增加“表层信息”。与对深层信息的概率度量不同，对表层信息的形式化解释是用分配范式给出的。
种植黄芩以选择土层深厚、灌排水良好、疏松肥沃、阳光充足、含有一定腐殖质层的中性或微碱性砂质壤土为宜。平地、缓坡地、山坡梯田均可。宜单作种植，也可利用幼龄林果行间。适宜选择以温暖、阳光充足的地方做畦，畦面宽120～130 cm，畦埂宽度50～60 cm，长度视具体情况及实际需要而定，一般以10 m左右为宜。
想到这里，我说，你既然是自由人，我也还你一个自由人。我有一个女朋友，但并没有婚约，所以咱们做什么都是不受限制的。
亨迪卡和他的学生们已将分配范式用于研究科学哲学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引入理论概念的方法论成效（参见Tuomela 1973），以及概念相对于理论的可定义性和可识别性（参见Rantala 1977）。其他主题还包括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型，其中克雷格的插值定理表明，覆盖律是解释性论证的副产品，而不是前提。亨迪卡在对托马斯·库恩和不可通约问题的评论中指出，逻辑经验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使用了形式逻辑，而在于使用的逻辑工具太过简单和弱小。
亨迪卡从《问题的语义学和语义学的问题》（1976）开始，运用他的认知逻辑系统来描述问题和对话的逻辑。一个问题被当作征询信息的要求，因此“谁是b？”这样问题的所需物是这样的状态：提问者知道谁是b。因此，可以用认知逻辑来解释WH型问题的回答标准。有些问题可以从神谕作为信息源，或者从计算机科学家研究的数据库来回答，甚至科学实验也可以被看作向自然提出的问题。人们也应该将那些以解释为答案的为什么型问题纳入其中。亨迪卡（与Sintonen和Ilpo Halonen一起）将这些成分用作探究的询问模型的起点。在1980年代，他开始怀疑在科学中使用归纳概括的必要，因为他认为大自然可以直接为科学家的问题给出概括性的答案。但后来他承认，在定量的实验研究中，表达被研究变量之普遍规律的函数是研究人员而不是大自然提供的。苏格拉底和夏洛克·福尔摩斯都使用以问题来求知的策略性方法，亨迪卡在教材《探究：走向卓越的推理能力》（与James Bachman合著，1991）和论文集《苏格拉底认识论》（2007）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亨迪卡的出版物涉及非常广泛的主题。在6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出版了40本书或专著，主编了20本书，在国际期刊或论文集上发表了300多篇学术文章。他的工作可分为三个主要领域：（1）逻辑和语言哲学；（2）认识论和科学哲学；（3）哲学史。
亨迪卡在后来的一篇关于康德认识论的文章（1974）中指出，事物本身不是不可接近的，而是不可穷尽的，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对这些对象有部分认识。在这里，他赞同批判现实主义者，而反对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的论点，他们都认为我们对物自体一无所知。在他的认知逻辑和知觉逻辑中，通过他的两种跨界识别方法（透视法和物理法），亨迪卡将我们认识对象的不同方式与伯特兰·罗素关于“亲知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的区分联系起来。
一阶语言L中的成分句C（d）可以看作相对于L的描述性词汇和深度d而言，对可能世界的信息最大的描述。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作为可能世界的句法对等物或替代物（就像鲁道夫·卡尔纳普的语义学中的状态描述一样）。1955年，亨迪卡定义了另一种适用于逻辑语义学的工具。模型集（有时也称为“亨迪卡集”）是对可能世界的部分描述，但是根据封闭条件，它们包含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用来构建相关的完整模型。基本的结果是，一个句子是可满足的（在集合论的意义上有一个模型），当且仅当它是一个模型集的元素。因此，要证明一组句子是不一致的，只需证明所有将它嵌入到一个模型集的尝试都失败了。亨迪卡根据这种思想提出了逻辑证明的树方法：通过证明集合{～S}是不一致的，来证明句子S在逻辑上是真的。同年，埃弗特·贝思（Evert Beth）独立地制定了他的表列方法，通过证明{S，～T}的不一致性来证明S逻辑衍推T。作为其方法的副产品，亨迪卡构造了一阶逻辑完全性的新证明。
四、主要工作：哲学史
亨迪卡将他的系统兴趣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其中的思想交流有两个方向：过去思想家的哲学学说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工作提供洞见，他们的观点可以从我们的新成果的角度进行重构和重新评价。
至此，老砍头身份浮出水面，他是个隐匿于市井的刺客。他不是什么活儿都接的，只有最棘手的事，才会找上他。他接活儿，不跟对方见面，也不用书信。他去米店买米，对方有什么事，都写在米粒上，混在一麻袋米里面。老砍头把一袋米运回家，找出有字的米，看完了，就把它和其他米混在一块上锅煮，等煮成熟饭，就什么痕迹也找不着了。吃完米饭，他就对家人说要做生意去了，实则是杀人去了。
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例子是亨迪卡用他的表层信息的概念来处理康德的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理之分。他在皮尔士关于推论的推理和定理的推理的划分中，发现了与平凡推论和非平凡推论相同的区分。亨迪卡还表明，这个想法与希腊几何中关于分析和综合的传统讨论有着有趣的联系，因为构造涉及将新对象引入几何图形的非平凡步骤。贝思表列可以用作将这种方法形式化的工具（参见Hintikka and Remes 1974）。
来自古代哲学的其他例子包括柏拉图的知识（episteme）概念、“知识的创造者”传统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模态理论。在《时间与必然性》（1973）中，亨迪卡认为，亚里士多德使用时间不确定语句的习惯使他倾向于接受模态的统计理论，其中可能有时是正确的，而必然总是正确的，其形而上学的丰富原则（即所有真正的可能性都将被实现）存在问题。克努提拉（Knuuttila 1993）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发现了这些观点，他指出14世纪的邓斯·司各脱是第一个为共时却未能实现的可能性说明做辩护的人，因此司各脱可以看成后来用到可能世界的模态理论的先驱。
更多的历史例子包括笛卡儿作为一种施为的“我思”论证，用无穷逻辑来说明莱布尼茨关于丰富性的观点，皮尔士对可能世界语义学、博弈论语义学，甚至IF逻辑的预见（参见Pietarinen 2006）。亨迪卡和他的朋友弗莱斯达尔，用内涵逻辑来解释胡塞尔的现象学。
除了他对语言游戏概念的评论，亨迪卡还是一位活跃的维特根斯坦学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有着独到的解释。在与梅里尔·亨迪卡合著的《维特根斯坦研究》（1986）中，他认为《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是变相的罗素式的亲知对象，而《哲学研究》中的对象是普通的物理对象，所以引起诸多争论的维特根斯坦从早期到后期的转变是从现象学的（或现象论者的）语言转到物理主义者的语言。
五、哲学乐观主义的结论
我们所有认识这位强大而富有创造力的逻辑学家的人，都会被他的精力持久和在哲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打动。亨迪卡对当代哲学研究的状态显得很不耐烦，因为分析哲学家们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解决实际的重大问题。在1997—2002年担任《综合》主编的最后几年里，他一共发布了38个有编号的“哲学问题”，这些都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当被问到时，他总是说他最好的书是下一本！
在2015年去世的前一周，亨迪卡在赫尔辛基的国际大会上作了最后两场演讲。在逻辑讨论会上，他谈到了“分配范式2015”，指出了IF逻辑中关于成分句的一些新模型论结果。在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他的主题是“纠缠与概率”，其结论是，IF逻辑创造了一种灵活的概率演算，其中贝尔定理并不成立，因此爱因斯坦的局部现实主义的障碍就被消除了。那是值得观众铭记的时刻：自他1948年在冯·赖特的讲座期间有了第一个逻辑发现以来，他已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但他仍然满怀希望，认为他的IF逻辑系统可以帮助解决量子理论的恶性问题。
参考文献：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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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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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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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Tools for Human Thinking:Jaakko Hintikka
Ilkka Niiniluoto,Xu Zhaoqing
Abstract:One of the many research projects of Jaakko Hintikka was entitled“Logical tools for human thinking and their history”.This is in fact an apt summary of the lifetime work of this master logician who developed several new methods and systems in mathematical and philosophical logic,among them distributive normal forms,model sets,possible-worlds semantics,epistemic logic,doxastic logic,inductive logic,semantic information,game-theoretical semantics,interrogative approach to inquiry,and independence-friendly logic.He applied them to study problems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formal epistemology,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He combined systematic work with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like Aristotle,Leibniz,Kant,Peirce,and Wittgenstein.Hintikka was one of the most cited analytic philosophers,and he influenced logic and philosophy also as a successful teacher and the long-time editor of the journal Synthese.
Key words:SEpistemic Logic；Game-theoretical Semantics；Independence-friendly Logic； Inductive Logic；Interrogative Model of Inquiry；Possible-worlds Semantics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9）07-0094-07
收稿日期：2019-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17ZDA024）；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项目（201806245025）
作者简介：伊尔卡·尼尼罗托（IlkkaNiiniluoto），男，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历史、文化与艺术研究系教授。译者简介：徐召清，男，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编辑 真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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