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学
摘 要 先秦诸子学说的生成有着明晰的路径：诸子本以学术、知识立足社会，其学说本是社会治理之学，经过政治活动实践的锤炼并在论辩中成熟，诸子晚年退出政治的“退而著述”使其成为学术话语，其文本最终成于众手，儒、墨、道、法等皆是如此。
关键词诸子；论辩；退而著述；成于众手
周室东迁以后，原有的社会制度逐渐动摇，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社会阶层——士。他们大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各自有一套治国理政的思想与方法，百家争鸣，并以政治实践的方式为各国君王服务，这是诸子学说自我生成之始。那么，诸子学说经历着怎样的历程而成熟、定型，成为学术话语、成为学术文本？以下试探讨之。
由表4可知，灭菌温度85℃时，酸奶凝乳不完全且质地较稀；灭菌温度90℃时，酸奶凝乳均匀且质地黏稠适当；灭菌温度95℃时，酸奶凝乳不均匀且有乳清析出。因此，产品的最佳灭菌温度为90℃。
一、诸子的政治实践与学术话语
对先秦诸子学说生成的研究，有一个从何处开始的问题。如果我们意在用先秦诸子自己的社会经历来看待它、理解它，让先秦诸子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是用纯理论研究的条理来叙说它，那么，以先秦诸子学说开始发挥社会效益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应该是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
管子的理论，都是在其从政中表现出来的，《国语·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安国若何”，管仲答曰：“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1)上海师大古籍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0-231页。管仲先提出修订先王的典章文化制度，选择适用者加以创造性的运用，认为“安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文化建设；管仲进而提出增加财富、敬重百姓，认为如此才有“国安”。这也就是“安国”的两大要素：文化建设与增加百姓财富。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其学术话语与从政实践结合在一起。又如李悝，为魏文侯师，倡“尽地力之教”(2)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9页。；吴起，相楚悼王，“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彊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3)司马迁：《史记·吴起列传》，第2168页。，都是把学术理论运用在政治实践上。
K330的节奏变化丰富，所以我们在演奏这首乐曲时，最根本的是先做到了解这个时期的作品风格，然后将其潜入到乐曲中，带入自己的想象力，溶入莫扎特在创作这首曲子时的内心情感，这样才能演奏出一首精彩的奏鸣曲。而后还需要认真分析乐曲的演奏技巧，用针对性的训练来掌握相关的演奏技巧。因此，为了做到对琴键能够游刃有余的控制，我们要把手指变得更加灵敏，做到敏锐的感知琴键，使音色更加的清透明亮。否则，将会无法完美正确的展现出莫扎特作品的音乐魅力。
诸子的从政以孔子最为急切，他周游列国；到处宣扬其从政理念的。齐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复礼，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景公听了很赞成，连说：假如不如此，“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景公又复问政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1911页。这就是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即“仁”。孔子周游列国时反复论述的就是仁与礼，期望在现实政治中得到运用。
2018高考全国卷I理综第8题B选项“酶是一类具有高选择性催化性能的蛋白质”，在化学老师看来命题没大问题，化学学科中对于酶没有细分，强调酶的高催化性，而生物学科教师关注的是例外，因为“绝大多数的酶是蛋白质，极少数是RNA”。生物学与化学同属科学课程，为何在同一个概念的认知会出现偏离。由此引发了思考：为什么生物学概念、规律经常有例外？下面以“蛋白质单元教学”为例，阐明通过合理的教学情境的设置，让学生用发展和辨证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生物学结论，促进学科核心素养中“生命观念”在课堂教学中落到实处。
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40)《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662页。
海瑞试图扫除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壁垒与陋习，让彼此能够多些平等与尊重的想法，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可他在此过程中却严重忽视了下级“庭参”之所以不敢仰视上级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封建社会中，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想要在一夜之间让它消失并不现实；与此同时，下级之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上级的手中，往往是由后者一人说了算，基于这样的现实，下级之人必然在上级之人面前如同老鼠见了猫一般。因此，仅仅是你一声命令，又怎可能改变得了这一切呢？
二、诸子的从学术到政治实践的路径
诸子本以学术、知识立足社会，他们以“学”获得了学术、知识，其之所以能够以治国理念从政，是凭借其学术。如商鞅“少好刑名之学”(11)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2227页。，他对“刑名之学”是先有学习、研究的；商鞅入秦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只有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可见他是事先钻研过的这三大“道”的。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曾“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12)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第2241页。他是在“学”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再去从政的。因此，诸子之上应该都有“先生”的，如苏秦“习之于鬼谷先生”；后期诸子，则师承的来历比较清楚，如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13)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3页。，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14)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第2539页。，韩非亦从学荀子。
“退而著述”含有本人对其学说进行理论化的过程，赵岐《孟子题辞》曰：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17)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第3256-3257页。《汉书》注引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句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闻复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蠡之师也。焉有如此而越国不记其事，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83页。
范蠡的学术，“既已施于国”已经证明是成功的，范蠡又要“吾欲用之家”，即用之于经商，看能否成功。
但是，诸子学说为政治实践时，其论辩表现出的相互竞争、相互批判是十分激烈的，如孟子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30)《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714页下。；韩非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人主“除此五蠹之民”(31)《韩非子·五蠹》，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57、1078页。，等。当诸子学说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有时彼此之间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如李斯所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32)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第2546页。，或有焚书坑儒之举。
有些诸子学说，是由政治实践生发而来。如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5)《盐铁论·论儒》，马非百：《盐铁论简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7页。，因此，作为阴阳家的理论，并非其从政前的预先设定，而是在政治实践中转化而来。又如公孙龙，赵国人，其观点持别同异、离坚白，看来只是逻辑之辩，但也是出自从政的需要，如公孙龙曾“说燕昭王以偃兵”(6)吕不韦：《吕氏春秋·应言》，《诸子百家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1页下。，又曾与赵惠王论“偃兵”，其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7)吕不韦：《吕氏春秋·审应》，1989年，第153页下。如此从反面论证“偃兵”之所以不成，显示出其逻辑之辩是为其从政服务的。公孙龙也有辩不过他人之时，“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8)司马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第2370页。；庄子称他为“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9)《庄子·天下》，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11页。。公孙龙经常从政治上劝说他人，自然要使其话语有逻辑性而具说服力。
三、诸子话语在论辩中生成
诸子学说与从政实践的相辅相成，只是完整的诸子学说生成的第一步，诸子学说又是在与其他学派的论辩中逐步成熟的。
其一，诸子在相互对立的辩论中，以论辩逐步实现着学理建构。如公孙鞅、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的论辩(19)《商君书·更法》，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页。，于是确定了变法的基本政策。诸子时期盛行演讲辩论，如“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鲁连，谓劫曰：臣愿当田子，使不敢复说。”(20)曹植：《与杨德祖书》及李善注，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93-594页。先秦诸子以论辩建构学术话语的最好契机，是稷下学宫时期，“(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21)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页。诸子在这里充分展示着自己的学术才华，在“议论”中尤其是在彼此论辩中明确、丰富自己的观点。诸子的论辩是有自觉意识的，《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2)《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14页中。他是说要自觉地捍卫圣王思想，于是在意识中以杨朱、墨翟为论辩对象。惠子也说：“今乎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23)《庄子·徐无鬼》，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40页。称自己的论辩的不得已。
先秦诸子多有早年从政、晚年“退而著述”的经历，此中即多有总结学术的意味，显示出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自觉意识。如老子：
今存诸子文本中多记载诸子间的论辩。如《墨子》记载墨子与执无鬼者的论辩；《论语》记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欲与之言而不得的情况。《列子》载杨朱与禽子的论辩，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24)《列子·杨朱》，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0页。。虽然说《列子》一书为后世伪造，但诸子之书往往以论辩展开，却是真实的。《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与陈相面对面的论辩，陈相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曰：许行“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陈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反驳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25)《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705页中下。孟子以论辩的形式论证了其社会分工思想。又如《荀子·强国》载荀子与应侯范雎论秦之短长。
从现存的先秦学说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诸子常常以某某为论辩对象，《庄子》一书最为盛行，以假设的论辩对象展开，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邪？”(26)《庄子·秋水》，第605页。以与惠子论辩的故事表达自己不仕的决心。惠施之所以常常被设为论辩对象，是因为“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27)《庄子·天下》，第1112页。，与惠施的论辩更能显示自己的智慧，故惠子死，庄子伤心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28)《庄子·徐无鬼》，第843页。
古时称赏先秦这些论辩，所谓“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29)《文选序》，萧统撰、李善注：《文选》，第2页。，这些论辩中的“美辞”而“语流千载”，即是称赏其理论的说服力，在对话论辩过程中，其学理性的核心观点不仅仅能够说服人，而且还能解决现实问题时，此二者的相辅相成，学理性的核心观点得以突出。
由上所述可知，先秦诸子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而且还将能够形成一套行动纲领，如墨子回答“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的问题时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18)孙诒让：《墨子间诂》，第288页。完全可以说是行动纲领，以多重话语涉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从认知到行动、施政纲领，先秦诸子的理论只有运用在政治实践中，才算是实现了自己创建理论的目的。因此，诸子“立言”的社会功用即为君王所实施的政治实践，而政治实践的基础，则是其学术性。诸子的政治实践与学术话语是相辅相成，而诸子是有政治故事的人；这也就决定了诸子学说本质上是社会治理之学。
四、“退而著述”
鉴于前述中国BITs“保护与安全条款”存在的问题、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及其人员面临安全风险极高的严峻形势，有必要重构新时代中国投资条约中“保护与安全”条款。重构的基本思路如下：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33)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2141页。
即此可知老子晚年“退而著述”的学术话语的形成，于是，老子的思想，由“口出以为言”而成为“笔书以为文”。
诸子晚年“退而著述”总结学术话语或受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的影响，当“立言，虽久不废”而为“不朽”(34)《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79页中。，臧文仲的“立言”在其身后作为历史经验或行事原则而具有存在价值，也就是说，这些“立言”已经转变为学术话语。臧文仲的“立言”是“其身既没，其言尚存”，那么，诸子为什么不在其身尚存之时，把自己一生的话语总述一下呢！
孔子为世人确立了晚年“退而著述”的典范。“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便“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35)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1935-1937页。孔子为政而不可行，于是退而从事文化整理，虽然孔子自称其为“述而不作”，但是人视其为以“述”为“作”。
又有孟子的“退而著述”，史载孟子的从政，“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36)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3页。。又如《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刘向《别录》称《尸子》一书的产生：“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馀言，卒，因葬蜀。”(37)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楚有尸子”《集解》注引，第2349页。其书是亡逃入蜀时作。又如《荀子》一书的产生，荀子在齐时“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38)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8页。可见也是晚年所作。又如《韩非子》一书的产生，其书也是从政不成退而作学术话语的。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等，“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39)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2147页。。
2017年开始，李高明扎实推进他的品牌策略，跑遍了沿海省份，拿了他觉得最有价值、最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到他位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店铺总店售卖。今年6月份，他又在昆明春城路上开设了哈尼染的形象店，直接面对客户做品牌宣传。
以理论从政，就证明这些理论是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有关的；诸子的学术，还是要靠政治等实践上的运用，才能证明其效用而得以推广、传播，如稷下诸先生，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都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15)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6页。，有治理之策才能来从政的。诸子中法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16)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第2542页。。又如史载：
诸子中有些没有做过官，但有从政经历，如墨子以其“非攻”理论与公输班论辩，抵制了楚国入侵宋国。诸子中没有做过官的，或有被聘经历，因为其言论或有利于君王的政治实施，如墨子，《墨子·鲁问》载，越王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墨子回答：“奚能以封为哉！”(10)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87-288页。庄子是诸子中唯一不对君王发出话语的，但楚王听说庄子很有才，便派了使者以厚金礼聘；而庄子对君王的拒绝，则是另一种政治实践，所谓无君论、社会治理回归原始等，都是庄子的学说所主张的。
“难疑答问”为实践；“自撰其法度之言”为学术化话语。
五、成于众手
诸子之书成于众手，古书编纂有成于众手的规则，如章学诚称“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41)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9页。；严可均称“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42)严可均：《书〈管子〉后》，《铁桥漫稿》卷八，文类六，清道光十八年四录堂刻本。；孙诒让称“《墨子》书，今存五十三篇，盖多门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43)孙诒让：《墨子后语·墨子传略》，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4册，附录，第12页。，等。余嘉锡《古书通例》论“古书不皆手著”，先引诸人之言，又自己总结出几条，有曰：“编书之人记其平生行事附入本书，如后人文集附列传、行状、碑志之类也”；或曰：“古书既多后人所编定，故于其最有关系之议论，并载同时人之辩驳，以著其学之废兴，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即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之例也”。(4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0、273页。古书编纂成于众手的规则，对诸子学说有进一步丰富化之功，如《管子》，其后学以管子之言行丰富之，章学诚曰：“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45)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第19页。在后人的“缀辑”中，个人的著述有了更广阔的理论化，如余嘉锡论众人对《荀子》一书的贡献：
《荀子·大略篇》文多细碎，以数句说一事。《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杂叙古事，案而不断，文体皆不与他篇同。杨倞于《大略篇》注曰：“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46)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276页。
杂录荀卿之语而略举其要，当然是丰富了荀子学说。
诸子学说成于众手，各学派的弟子门人又接着前辈继续论证，又是诸子学说理论化的重要进程。如墨家后学中的辩者流派，继承与发扬墨子擅长辩说的特点，在游说实践中创立了著名的墨辩逻辑学，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墨子》书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当是墨家辩者流派所诵习的经典及其解说。《庄子》杂篇，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庄子后学所为，郭沫若《庄子的批判》称：“庄予后学和思孟学派接近的倾向，在《杂篇》中颇为显著，屡屡把‘诚’作为本体的意义使用，和思孟学派的见解有所相同”(4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1页。；又举出《杂篇》中大量的论述“诚”的例子。《杂篇》中的《天下》篇，则是庄子后学论述先秦诸子百家的的主要思想，并且加以批评性的总结。
于是我们看到属于社会治理之学的诸子学说生成的清晰路径：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在论辩中成熟的、晚年“退而著述”进行总结的、最终成于众手的。此可谓诸子学说的自我生成，其形态即为今所见的诸子文本。
其次，《巴斯蒂安钢琴基础教程》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培养学生的钢琴应用技能。教程培养学生分析乐句和曲式结构，同时借助多调性学习模式，介绍每个调的Ⅰ—Ⅴ7（主—属）、Ⅰ—Ⅳ—Ⅴ7（主—下属—属）和弦进行，以及用这些和弦为旋律配和声与伴奏的方法。在和弦的标注上同时采用古典音乐常用的罗马数字和流行音乐的字母式标注方式，方便有不同需求的学生学习。通过学习曲式、和声等理论知识，了解音乐作品的元素和结构，教程还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加以运用，发展成为能给自己喜爱的歌曲配和声、伴奏，移调、转调，自己创作乐曲等能力，使得钢琴的学习更具实用价值和趣味性。
六、余论
后人总结诸子“立言”学术话语形态的演变，大致经历着从语录体到对话论辩体，从对话论辩体到专题论文体的。这也是诸子的文体学历程，即文学史所说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与《墨子》，第二阶段是《孟子》与《庄子》，第三阶段是《荀子》与《韩非子》(48)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0页。。但从单个诸子学说的生成来说，则经历了从社会治理出发而形成学术理论的历程，其中经由论辩而个性突出，再经由退而著述而构成文本基础，或有成于众手的最终的文本定型。
“在一周的艰难谈判后，”她说道，“双方已经同意，地球行星从今往后会被称为地星，将会成为格拉斯克帝国的一员。”
这个过程，显示出诸子学说由政治实践转化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发展过程，也是诸子学说追求理论化的过程。尽管如此，因为论辩、退而著述、成于众手三者都是在诸子创始人政治实践与学术话语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都未曾改变诸子学说社会治理之学的性质；即便是专题论文的，也是针对政治实践而论的，如在《荀子》中有《议兵》《强国》等篇章，《韩非子》中有《存韩》《问田》等篇章，或为荀子、韩非与君王论政，或为荀子、韩非与某子相辩，还有着政治实践的痕迹。
作者简介：胡大雷，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广西文科中心基金项目“先秦‘立言’与传统文明”(项目编号：F-KW17001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2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9)10-0061-08
责任编辑：贺永泉
标签：诸子论文; 孟子论文; 墨子论文; 史记论文; 荀子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兰州学刊》2019年第10期论文; 广西文科中心基金项目“先秦‘立言’与传统文明”(项目编号:F-KW170013)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