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研究】
［栏目主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
［主持人语］本期发表分别由武宏志和王海若撰写的两篇论文。武宏志的文章促使我们注意理性论辩的一种关键性能力：为了避免一厢情愿式的思考（即文中所说的“我方偏差”），我们不仅要提出和展示支持己方观点的理由和论证，而且还要预想、构建和回应反驳己方观点的理由和论证（即文中所说的“反论证”）。在考虑和回应反论证时，我们必须从多视角看问题，前思后想，左思右想，正思反想，由此达到“反思的平衡”，确保我们的观点有充分的理据且切实可行。反论证能够使我们避免由思维的片面化、单向化而导致的认知盲点和思维极化。对反论证的考虑和回应在中国人文学术中很少见，这从反面印证了武宏志这篇论文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王海若的文章论证说，已有的模糊性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模糊性研究中最为棘手的两个问题：基于容忍直觉的连锁悖论和高阶模糊性问题。该文通过对容忍直觉的分析，表明边界情形应该解释为一种语义缺失：模糊谓词是语义不完全的；通过对存在高阶模糊性问题的分析，表明边界情形不仅应该解释为一种语义缺失，还应该被解释为证实条件的彻底不可通达。也就是说，模糊边界需要通过两个层面来解释：一阶边界的语义模糊和二阶边界的认知模糊。该文通过给确定性算子赋予有认知内涵的证实角色，试图由此来解决模糊性研究中的上述两个棘手问题。这是一种很有新意的模糊性理论，值得重视。
由于高校扩招政策并没有如义务教育法那样强制性地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因此其对城乡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机会的增加，同时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本文采用模糊断点回归分析(Fuzzy RDD)。对于模糊断点回归，标准做法是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参数估计(刘生龙等，2016)。[12]具体来说，计量方程模型设定如下：
［摘 要］理性论辩能力是人类进化的成果。论证和反论证的交互作用是理性论辩的基本形式。但是，理性有其阴暗面：人们在论证时往往既偏颇又懒惰，典型表现为“我方偏差”（证实偏差）。克服理性的这种偏差需要对话框架下的反论证发挥作用。反对、反例、反主张（论点、断言）、切断、削弱、反驳、驳倒等关联概念构成反论证的概念网络。论证者应主动设想反论证，重视反论证，遵守保障反论证发挥功能的制度约束，对反论证做出消除性或整合性响应。预想、构建和回应反论证的意识和技能是批判性思维的典型表现。批判性思维培养应该以反论证的学习和践行为突破口，这也是营造健康社会论辩文化的关键一步。
［关键词］论证；反论证；理性；认知偏差；批判性思维
简言之，反论证（counterargument 或counter-argument）是相反+推理（或证据）。从源头上说，反论证与人类理性的“我方偏差”（myside bias）或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密切联系；从现实需求看，反论证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营造健康社会论辩文化的关键。如果把论证及其反论证置于其原生态语境之中，它就还原为多方主体为解决意见分歧而交换话语的受控过程，即论辩（argumentation）和反论辩（counter argumentation）的互动。在当代，图尔敏模型将预见和处理反论证当作一个论证在结构上正确的重要构件，这一理念刺激了各学科对反论证的多样化研究。人们普遍认为，包括反论证的多边论辩结构是高阶思维过程的表现。尤其是那些将论辩技能看作是批判性思维核心技能的人，把目光投向反论证或反论辩，甚至认为，提高人们批判的能力和倾向就要从事反论辩。作为论辩策略的反论证的使用频率被用作测量论辩技能的关键指标[1]365。对话式论辩之所以成为发展青少年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其中的反论证发挥奇效[2]。几乎全美各州都采用的共同核心标准（CCSS）要求七年级以上学生要开始掌握反论证的论辩技能；而一项研究显示，指导二年级学生写作基本反论证和评估的效果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因此有学者建议从最低年级开始教授反论证及其评估[3]252。从比较文化视角看，论证－反论证是英文写作的基本结构，但这一结构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写作中是缺失的。对于那些不太精通英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使用论证－反论证结构展开文章更加困难；他们很可能会简化论证结构，比如只提出单边论证；这些学生对论证－反论证结构能使作文更有说服力、更可信这一价值只有低水平的理解[4]184，195。研究发现，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英语作文有不提供反论证的倾向。在中国的高风险英语考试的写作提示和评分规则中也没有提及反论证（论辩）[5]。可见，对东方文化背景下进行论证的人们来说，反论证的观念和方法愈显重要。
一、反论证与我方偏差
（一） 理性论辩过程中的我方偏差 我们祖先的社会－语言环境塑造了人类推理和给出理由的架构。理性主要用于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它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功能——论辩的（argumentative）功能和证明（justifying）的功能。论辩的功能允许个体说服怀疑其信念的其他人，也能确定他人主张的正当性。证明的功能使人能够为自己生成解释，以便用社会上无可非议的方式更好地呈现他们的行为。人为什么要费心解释和证明自己呢？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不仅在于他们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关键也在于他们如何合作，进行多大程度的合作。协调和信任是这种合作面对的独特问题。通过给出理由来解释（explain）和证明自己，人们指明（在他们看来）什么激发和证明了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评估别人的理由在决定信任谁以及如何实现协调方面具有特殊的相关性。推理和论辩为的是使交流产生实效。理性生产了理由，交流者为说服谨慎听众而把它当作论据使用。出于同样的原因，理性帮助谨慎的听众评估这些理由，接受好论据，拒绝坏论据[6]8~9。可是，认知心理学家普遍承认，人类理性既有偏差又懒惰：它势不可挡地寻找支持推理者观点的证明和论据，却很少努力评价自己生成的证明和论据的质量[6]9~10。在已被证实的很多错误思维方式中，“证实偏差”是最常见的一种：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支持其信念的信息而拒绝与他们所持信念相反的信息。我们盲目相信自己的观点，然而如果将他人的观点摆在面前，我们很容易发现它的缺陷。实验研究发现，被试找到自己喜爱理论的反论证有困难，但是要他们对自己不同意的思想进行推理时，他们却容易找到反论证。被试感到困难的不是寻找一般的反证据或反论证，而是挑战他们自己意见的反论证。推理展开系统的工作就是要找到赞成我们思想的理由以及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思想的理由。可见，推理总是以“我们这一边”为轴心，因此，“我方偏差”是证实偏差的一个更可取的说法[6]213，218。我方偏差有四个特性：（1）它有非理性首因效应的倾向——我们赋予首先听到或所经验的事物比随后任何一切更多的信任。（2）它受情感支配。（3）为了维持我们对某事物的判断及其信任，我们没有聆听与这个判断相反的任何事物。（4）由此显露出证实偏差的严重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极化。我方偏差是一种反合作现象。每个人或群体使出浑身解数辩护自己的立场，因而愈发推动人们之间的进一步疏离[7]9，107~108，111。
（二）我方偏差的二重性 按照梅西埃（Hugo Mercier）和斯珀波（Dan Sperber）为取代传统“唯智论”方法（intellectualist approach）而提出来的一种“互动论”方法（interactionist approach）①其实，亨利克斯（Gregg Henriques）之前就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证明假说”（justification hypothesis）：有效证明一个人的行动是个要解决的困难，极端重要的新适应难题，正好是引起强选择压力和迅速进化改变的那类难题。解决这个证明的难题需要新的认知能力，比如对自己行为的描述（self-representation），生成因果说明以解释为什么某人以某方式行事以及评估他人行动的正当性。按照证明假说，人们会倾向于用提供最大社会影响的方式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这便是“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即我方偏差。与其说人是分析性推理者，不如说人是好得多的社会推理者。参见Gregg Henriques：“The Tree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Theoretical Unification of Psychology”，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03，（2）；Gregg Henriques：“A New Unified Theoryof Psychology”，Springer，2011：113-152。，理性是在应答性社会活动中（而不是孤独的思维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进化的。从认知进化角度看，运用推理的常规条件是社会的，更具体地说是对话的。不过，我方偏差可以成为一种划分认知劳动的有效方式，每个个体找到赞成己方的论证，评估支持另一方的论证。所以，人们不是寻找一锤定音或致命一击的论证，这不仅代价高，而且可能是徒劳的，而是推理者依靠对谈者的反馈，剪裁自己的论证以适应出现的具体反对[6]228，247。“我方偏差”有某种适应性功能，这种功能与人类的“高度社会性”有关。从互动论视角看，大多数困难任务，找到好理由，因我方偏差和明智的懒惰变得更容易。我方偏差使推理者仅仅集中于议题的一方，而不是必须独自弄清如何采用每一个人的视角。当发现一个可接受的理由时，懒惰让理性停止寻找更好的理由。假如不相信，对谈者会寻找一个反证，帮助言说者生成更厉害的理由。由于利用偏差和懒惰的优势，理由的交换提供了一种解决分歧意见的划算方式。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提出破坏自己证明的那些理由来证明自己；当想说服别人改变他们自己的想法时，你也不可能提出支持要他们放弃或反对的那种看法的论据。况且，现代环境扭曲了我们预见分歧意见的能力。这是环境变化太快以致自然选择赶不上的许多情形之一。我们在一天里遇到的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要比我们祖先一生遇到的还要多，这种生成分歧意见的巨大可能性，使得恰当预见对证明的要求变得极为复杂。所以，在典型的交互中，人们懒惰地推理是最有效的推进方法。采用反馈解决办法是最经济的。不是辛苦地预见反论证的劳作，而是等待对谈者提供反论证（如果他们迟早提供的话），一般说来更有效率[6]225，235，249，331。密尔（John Stuart Mill）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有人对公认意见有所争议，或者只要法律或舆论容许时就会对公认意见有所争议，那么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喜悦，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情[8]63。
（三）克服我方偏差的常规语境——对话式论辩 避免理性的我方偏差造成的损害，需要在对话“常规”语境下提出反论证。理性应充分利用对话的交互本质，在对谈者反馈的帮助下精炼论证。教育心理学家瑞斯尼克（Lauren Resnick）把推理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力图对实际发生于社会背景中的推理进行描述和分析。在实验中，她要求小组学生讨论一个争议话题。被试每分钟可以交换几个论证，把新看法摆到桌面上，并批判彼此的建议和论证。结果表明，由于这样的会话，被试能建立复杂论证和攻击结构，似乎能够识别这些结构，有效攻击它们的组成部分以及作为整体的论证[9]。库恩（Deanna Kuhn）与其同事在更加定量的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结论：在与同学争论之后，学生能够生成好得多的论证。同样，只有在真正的论辩背景中才能评估人们构建论证的能力。人们日益认识到，论辩是一种基本智力技能（intellectual skill）。可是证据显示，很少有青少年或成人是熟练的论证者。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反论证的意识和技能方面比较差。库恩实验中的被试，几乎都表现出我方偏差，当要求他们生成自己观点的反论证时，仅有14%的人能前后一贯地做到，大部分脑中一片空白。大约有一半被试没有认识到反例（counterinstances）的关键地位，几乎25%的被试从未给所讨论的任何话题生成成功的反论证。那些不能生成反论证的被试，只有评估其理论之正确性的有限能力。库恩指出，比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仅有的可能性并因而当作是必然真，使用一种替代理论作为反论证反映了更大的认知弹性[10]142。假如在很大程度上学会推理，学会预期反论证，那么最佳解决办法就可能是，将人们暴露在更多反论证前，让人们更多地论证。当某人的第一个论证容易被打垮，当此人遭遇强抵抗，遇到支持另一边的有效论证形式时，他可能不仅学会有关这些具体论证的内容，也更一般地学会用反论证提出挑战；他也可能懂得某些预见是好事，以便避免提出站不住脚的观点或如此容易被打垮的、伤害自己可信性的论证。库恩的实验显示，接受标准哲学课程的学生，尽管在个体推理方面有高强度训练，但很少有改善。相反，那些被要求彼此论辩的学生，内化了论辩动力，能写出更好的文章。通过学会一起论辩，他们也学会了更好地独立推理[6]296~298。
二、反论证的概念网络
思考替代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反事实思考或反事实论证。反事实思考帮助我们想象，要是某事物不同的话（与真实状况相反），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人们需要反事实推理或论证，可能主要是因为它允许我们考虑替代的行动路线，而且使采取非凡的行动成为可能。某些最伟大发现孕育于反事实思考试验，比如伽利略比萨斜塔试验，尽管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意见不一，但早在所谓的“实验”之前，伽利略就知道，根据他头脑中所做的实验，结果会如何（他在1591 年所写《论运动》中描述了这个反事实思考试验）。波普尔将此称为自然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想象（虚拟）实验（imaginary experiments）之一，对宇宙的理性思考史上最简单却最独创的论证之一。在这个虚拟实验中，波普尔看到了虚拟实验之最佳运用的完美模型，它是批判性运用（critical use）。在批判性论辩（critical argumentation）中使用虚拟实验无疑是正当的：它相当于试图表明，某些可能性被某一理论的作者忽视了。这种批判性运用表明反事实论证构成了反论证[24]464~465，467。虽然我们的个人想象力通常没有伽利略那么富有洞察力，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时地在进行类似的思考，目的是找出并思考我们所处路径的一个替代因果路径[21]54~56。
司法领域设置了反论证的明确制度保障。在法律事实确定方面，陪审团制是克服我方偏差、鼓励反论证的制度约束。陪审团室的讨论充满了先入之见以及蒙蔽陪审员决定的许多其他偏见，但探求共识（一致同意被告有罪或无罪）至高无上。聆听证据之后，陪审员可能形成有关裁定的错误直觉。由于我方偏差，独自推理不可能有助于校正这个初始直觉。但是，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爵士、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曼（Harry Blackmun）等人都发现，商议对每个陪审员的偏见有补偿的潜能，这对共同体的常识准确应用于任何给定案件事实是个关键。对模拟陪审员的研究也表明，商议让陪审员抵销了他们各自的偏见，让许多陪审员达至一个更好的裁定。这一点也被法学和心理学教授埃尔斯沃思（Phoebe Ellsworth）观察到，而且在黑丝蒂（Reid Hastie）及其伙伴的实验中复现。商议过程的好处就在于，它为比较事件的一系列不同解释以及支持事实的证据提供了机会。
如果说“为什么A？”的挑战主要是提出怀疑和论证请求的话，反对（objection）则开始呈现一方对另一方思想所持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反对”是个外延很大的范畴，即使将反对限于论证域，它也可以针对各种对象。例如，戈维尔（1999）将反对分成五种，克雷伯（2007）提出七种反对方式。反论证是反对的特殊形式，反对不一定是反对初始论证的反论证。不过，当反对背后有理由支撑时，反对就衍生出反论证。
(3) 专用装置能够保证导流装置与内侧仿形辅助阴极板始终同轴。内侧仿形辅助阴极板无需拆卸，可快速施工。
本文实验仿真平台为Visual Studio 2010+OpenCV2.4.9,计算机配置为Intel(R)Core(TM)i5-3470 CPU 3.2 GHz,内存为8 G。
一种批判的态度以替代（包含怀疑）为突出特征。研究论辩的心理学家库恩认为，一个没有替代的主张很少值得提出或辩护。真正的主张是那种能被合理反对的主张，是向有意义的挑战敞开的主张，超越了定义、逻辑真或个人趣味。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共同核心标准（CCSS）说明主张必须区别于替代主张或对立主张的缘故。共同核心标准“批判性阅读”维度所强调的素养是，人们，尤其是学生，不仅能提出他们自己的主张且能用理由充分的论证予以支持，还需要评估他人提出的主张和支持性论证——反论证。应对反论证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这是关于推理的推理，元认知的一种形式。评估者由于不认可反论证所支持的主张而不理会反论证是个严重错误，因为我们不同意的那些人往往的确有值得考虑的反论证[23]5~6，9~10。可见，替代为反论证开辟了可能性，替代直接可以转换成反论证。替代和另一种有力的思维形式——因果说明密切相关。心理学实验表明，生成理由和因果说明导致完全不同的行为。前者并不缓和被试的立场，让他们恰如之前一样极端。相反，当要求被试生成一个因果说明时，他们被迫面对知识的空缺。这暗示因果说明是特别的，人们必须比大多数人更深入思考事物如何运作。要求人们生成一个详细的因果说明，可以打碎他们的说明幻觉，让极端分子领悟到自己理解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太极端。因果说明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思维形式，其益处在于，它迫使人们超越自己的信念系统，通过想象一个不同的（替代）世界来回答相关难题。假设一个新法明天开始生效，它限制每个人在自己生活区的用水量是一天30 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短期会有什么后果？长期呢？你生活区域的不动产价值会发生什么变化？紧邻区域呢？清洁的标准会变化吗？人们得想象一个用水量大大减少的世界，推论那个世界会是怎样的。人们不得不思考自己的优先事项（先洗澡、洗衣服还是洗碗碟？），还得思考他人会如何反应，哪些事情必须改变；要思考这个法会如何实际执行，由谁执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系列可能替代将引出许多相应的反论证。所以，因果说明及其反论证也许是粉碎说明深度之幻觉（illusion）和改变人们态度的唯一思维形式：让人们超出自己的利益和经验思考，这对于降低人们的傲慢并因而降低极化是必要的[21]118~180。
（二）反论证、切断、削弱、反驳和驳倒 反论证是反对某一论证尤其是该论证之结论的论证。狭义的反论证旨在生成关于某一初始论证的相反结论。反论证的最一般形式如图1。菲欧切诺（Maurice A.Finocchiaro）指出，论证、反对和反论证之间的差异是视角上的差异，即该差异是与一个人肯定或否定某一给定争议命题相关的差异。关键是，在正式争议情景中，争议双方都有论证支持。每一方就自己的观点而言是肯定的，从对立观点看则是否定的。令两个命题为P 和Q，它们不可能同真（可同假）则为反对或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支持P 的论证也是反对Q 的论证，支持Q 的论证是反对P 的论证。支持P 的论证具有由支持Q的论证构成的反论证，而支持Q 的论证具有由支持P 的论证构成的反论证[14]19~20，44。反论证有一些特性：（1）预设一个在先的论证即初始论证。（2）反对该初始论证得出特定结论，因而有时等同于反对的论证（con argument）。（3）为这种反对提供了理由，因而构成一个对立论证。（4）从论证者视角考虑，反论证可以由其设想或预见。对他而言，这些反论证是预期的反论证（anticipated counterarguments），这就构成一种预辩（proleptic argumentation），即论证已经包含对可能破坏或攻击该论证或者至少怀疑其可接受性的某种潜在反对的回应。预辩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需要一种双方提出正、反论辩的结构，每一方在目标制导的框架中承担提议者或回应者的角色，遵守一般格赖斯会话规则，做出有助于会话向其共同目标前进的贡献[15]371~372。（5）从预辩角度看，论证者考虑反论证的我方视角构成这种反论证与一般反驳的重大区别。反驳旨在击败某个论证，不接受其结论，而我方视角的反论证是论证者通过积极考虑不同可能性以强化自己主张的策略，不是要击败自己论证的结论。（6）反论证的弱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替代，不一定与原论证构成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关系，而是存在原论证和反论证整合的可能性。论辩理论家格罗斯怀特（James Crosswhite）由此认为，是/否或论点/反论点议题对于教授书面推理几乎没有价值，允许一系列不同的合理方法和许多不同类声音的议题才对学习有大得多的成效。大多数反主张（伴有支持它们的反论证）被合并到论辩中，并从属于支持原初主张的论辩。反主张及其论证可以导致对原初主张的澄清和限制[16]131，264。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反论证的定义。比如，考虑交际效果的反论证是：用来反驳和逆转另一个论证的论证。反论证可以定义争点并迫使听者在竞争主张之间做出选择。
（图1）
此类对抗框架也可以作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尤其是反论证技能的一般手段，比如采取对抗制的大专辩论赛，它在激励学生将注意力从独家阐述自己论证转向更多地关注反论证方面颇有实效，是发展论辩技能的首要一步。
2)厂级数据中心建设以报表管理中心的重点建设作为一个切入口，按照系统规划，分步实施，分阶段推进的方式，分两期开展，一期主要是通过工厂数据报表中心建设，实现数据的统一汇总、集中展示、分级查询，实现真正的“数入一库、数出一门”；二期将结合企业各部门管理需求，开展大数据建模和数据分析建设，实现各类数据的深度关联和挖掘、完成数据建模，为企业各类决策分析提供依据和支撑。
反驳（rebuttal）是表明初始论证可以质疑或不可接受的论证[11]59。心理学家和修辞学家有时把回应反论证而提出的反论证——反反论证（counter counterarguments）叫做反驳[1]366。修辞学和写作学认为，反论证（引入其他观点）、让步（承认那些看法有某些长处）和反驳（证明在有正当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论证如何依然成立）构成写作修辞学的三个基石（SAT 作文要求辨识和分析）。
驳倒（refutation）是击败初始论证的反驳，等同于论证击败（argument defeat）。驳倒是一个不仅针对在先论证的反论证，而且相对于在先论证有更强的分量，所以它颠覆了在先论证的结论[11]59，61。
反例（counterexample，counter instances）与反论证有直接联系，可以看成是省略形式的反论证，因为从它可以直接推出否定某一主张的结论。不过，反例有若干不同意义。一个全称命题的反例，是该全称命题的对立命题，因而否定该全称命题。在归纳中，与支持得出一个概括相反的实例构成反例，这样的反例阻止得出全称概括，但允许得出统计概括。在科学中，反例是与某一规律性陈述矛盾的实例或证据。在法律中，一个规则的反例可能是该规则的例外，因而允许不适用该规则。人们在反驳一个定义时，可能指出该定义外延不能容纳的一个反例，可能导致定义的修改。但是，有一种普遍的概称命题，是对常态情况的概括，容许例外，发现反例并不否定概括本身，而是限制概括的适用范围，阻止进行常态的推论。即使就形式逻辑本身而言，与有效性相对应的反例也有几种不同的微妙意思，有情景的反例（situational counterexample）和非真实但处于可能情境中的反例。后一种反例概念可以用两种方式具体化，即代入的反例（substitutional counterexample）和解释的反例（interpretational counterexample）——反解释（counterinterpretation）或反模型（countermodel）。当然，任何代入的反例可以重写为解释的反例[12]156~159。很容易利用反例构成反论证。修辞学家左耳夫斯基（David Zarefsky）在分析辩论实例时把反例当作一种（反）论证[13]43，46。
三、反论证的意识、技能和方法
对待反论证的态度和做法是弱意义和强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者的分水岭。弱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者有八个倾向，其中至少一半与反论证相关：没有将同一理智标准适用于自己和对手（意味着对论证和反论证适用不同评价标准）；没有站在他人立场即从他们所不同意的视角或参照系进行推理（意味着不设想反论证）；在一种狭隘的视角内单逻辑地思考（遮蔽了反论证的可能性）；运用批判性思维技能辨识他人推理的缺陷，并在充分考虑他人的论证之前就使用诡辩论证拒斥这些论证（不严肃对待反论证）。强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者的五个显著倾向，大部分也与反论证有关：深刻质疑自己的看法（需要设想反论证）；以同理心重构与自己看法相对立的最有力的观点和视角（考虑最强反论证）；以这样一种方式辩证地（多重逻辑）推理，决定何时他们自己的观点最薄弱，何时对立观点最强有力（公正评价反论证）；当证据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思维时，不管他们自己的私心或既得利益而做出改变（某种程度上对反论证做出让步）[17]22~23。
经检测，稻壳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细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该细菌耐受青霉素能力较强，为典型致病菌；霉菌主要以青霉、黄曲霉为主，还有少量的黑曲霉、梨头霉等；酵母菌主要是以不产酒精和不产酯酵母为主[5]。进一步检测发现这些杂菌有很多存在于杂质中，说明了通过有效的除杂方法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杂菌。结果见表3。
（一）反论证的意识 对于任何提出主张的论证者而言，具备反论证的意识，即在思想上做好准备迎接针对自己的反论证，主动设想反论证，应对反论证，是“思想开放”这种批判性思维态度的体现。约翰·密尔早就指出，借助反论证的校正使自己的观点得以改正和完备，应该成为“一种稳定的习惯”。反对和批驳一个意见的完全自由恰恰是该意见正确性的唯一理性保障条件[18]23~24。反论证的意识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是非良构的开放性问题，不可能找到获得唯一解的算法。关于道德、宗教、政治、社会关系、生活事务等议题，涌现出各种分歧意见。孰是孰非要靠估量、平衡互相较量的理由来决断。所以，任何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意见优于其他任何人或人群的意见的人，必定是在这种估量和平衡中占上风的人，他的胜出正是由于他真诚对待对其意见和行为的不留情批判，他寻求而不是躲避反论证。直面并克服反论证的人，不仅在认知上获得对其判断的信任，而且在人格或精神上也收获不菲：人们会认为他展现了宽阔胸怀、包容开放、严肃认真的气质。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论信念或一般意识深刻影响个体的论证行为，影响个体生成争议论题的反理由（counter-reason）和反驳方面的论辩表现。研究发现，那些觉得知识的本质是确实的、绝对的被试，与那些觉得知识是更为复杂的、暂时的被试相比，在双边思维上表现较差，有轻视评估反论证的更强倾向；那些被披露给权威性信息的被试比那些没有被披露的被试生成更少的反理由，他们所生成的论证更不详尽，力量更弱。然而，关于复杂且往往模糊不清的社会议题的好推理，要求人们估量和整合迥然不同的看法，以达至集成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无论采用何种策略，这些策略的共性是：竭力思考与所偏爱的一方相反的东西。这种努力深化对手头议题的分析，提示元认知监控，认可自我反省，鼓励更客观的审查[19]67。所以，密尔呼吁，重视反论证应该成为“一条最根本的纪律”，要像西塞罗这样的古代大演说家那样，花费更大（至少同等）的气力研究“敌方”，这是公正对待敌手论证的方式。在一切重要真理上，假若没有反对者，我们还得想象出一些反对者，并供给他们以最技巧的魔鬼辩护者所能编出的最有力的论证。他还提出定量的建议：一套论述得有75%用于对付反论证[18]53。根据密尔的意见，反论证的意识至少包含五个要点：（1）假设我们自己的可错性。（2）敌对意见的冲突提供了所遗漏的真理得以补足的机会。在人类心灵方面，片面性永远是规律而多面性则是例外。涉及真理时，只有其各有比例的诸方面，体现任何部分真理的每一意见，不仅都找到自己的辩护人，而且都得到被人倾听的辩护，真理才有机会。（3）对于任何意见，假若不容它去遭受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该意见的人就容易像皈依一个偏见那样，对其理性根据没有什么领会或感认。（4）教条会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妨碍去寻求根据，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5）真诚对待对自己意见和行为的批判，是获得聪明的唯一途径[18]54，61~62。
反论证的意识最终可以通过对反论证的反应水平加以检测。例如，研究者曾提出“识别”反论证的4级评价：0 级——作者没有提供对反对的识别；1 级——作者含糊地暗示反论证存在；2 级——作者识别了反论证但无明晰细节；3 级——作者系统识别了反对和反论证。对反对和反论证的“回应”也有4 级：0级——作者没有对反论证提供回应；1 级——作者含糊地处理某些隐含的反对或者软弱地否定了反对主张；2 级——作者对从文本某处识别出来的反论证提供了回应，但将很多联结反论证和具体反对的工作留给读者；3 级——作者论述了对反论证的直接、清晰、完整的处理[20]76。
（二）反论证的制度化保障 鉴于反论证对获得合理决策的重要性，为了确保其发挥功能，各种论辩领域为不同对话类型设置了反论证的制度化约束，比如科学领域的重复试验、同行评审和公开发表机制，政治领域的议会辩论，行政管理的听证，尤其是法律领域的司法审判对抗制。
科学方法为什么成功？因为它有一种克服我方偏差的机制，一种向反论证开放的机制。科学家相信同仁说真话，在这个信念背后存在一个对更高力量即验证（verification）力量的诉求。科学主张能被检核。假如科学家没有对一个结果说真话或犯了错误，最终他们很可能会被查明，因为假如议题足够重要，有人会尝试复现他们的结果[21]224。
不低于2.50的最优规则为r1,r4和r6,即RS0.60,2.50(A,D)={r1, r4, r6}。
（一）挑战、反对、反例和反主张 在汉布林的“为什么-因为”系统中，挑战的概念是对听者所做出的陈述A，提出质疑、挑战或请求提供证明（论证）。表达措辞是“为什么A？”挑战可以针对一个陈述或一个论证，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论证挑战，比如一个程序性反对的挑战（指出论证是不相干的）。向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es）提出某些批判性问题也是挑战；不过，有些批判性问题虽然有挑战的言语行为格式，但只要另一方不主动用某些证据支持其论证，这些批判性问题就击败其论证[11]59~60。一般而言，挑战引发另一方的论证，有可能继而刺激反论证出现。
人们同样不应吃惊，我方偏差对胜任的法官也难幸免：法官运用他们的学识辩护预想的意见而不是达至一个不偏不倚的裁定。然而，司法审判的对抗制对反论证发挥功能的保障可以弥补法官方面的缺陷。所以，以研究司法裁决辩护之证明或合理性的法律论辩理论将反论证置于重要地位就毫不奇怪。“人工智能和法”中对话模型的基本思想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辩具有辩证本性，包括主张和反主张、论证和反论证，开发这种逻辑系统的目的是要让这种对话结构清晰起来，并发展能够管控或调停对立各方之间这种对话的系统。来自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洞见关涉各种论辩模式底层结构的重建和这些复杂结构中论证和反论证的不同形式的角色。法律辩护的各种复杂结构都能分析成对批判、反论证的不同反应方式和导致不同原型论辩模式的一种反映。假若法院必须回应当事人的陈述，那么就必须提出论辩，针对被拒斥的解释给出反论证，为首选的解释提供支持论证。如果法院还必须说明“内部讨论”的话，比如在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它就必须再提出论辩，给出反论证和支持论证[22]42，243，250。
如果不拘泥于否定原论证的结论，切断（undercut）——否定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路线和削弱（undermining）——否定支持原论证结论的前提，也可以构成反论证，即阻止原论证结论得出的论证。新近开发的论辩形式系统认为实际上对一个论证（A=<Φ，α>）可以提出若干反论证，其中两种反论证可以用切断和削弱的概念加以定义。
（三）培养和增强反论证意识和技能的几个切入点 反论证构成辩证思维的显著特征。当辩证地思考时，推理者使两种或更多的对立观点彼此对阵，通过提供支持、提出反对、反击这些反对、提出进一步的反对、再回应等等，来发展各自的观点。这种强意义上的（公正的）辩证思维意味着，可能要放弃那些经不起批判的观点，集成或整合他人看法里所发现的长处，利用批判性洞察发展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观点。这种辩证思维者在心里总是对对手说：“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之前我没有想到。我需要透彻思考它，评估它的优劣。感谢你提醒我。”[17]260，372从批判性思维角度考虑，培养和增强反论证意识和技能有三个主要切入点：多视角看问题、构想替代和想象反事实可能世界。
思考问题的多视角会为反论证的出现铺平道路，相反，单视角会堵塞反论证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知识共同体可能会变成一种危险：当群体成员所知不多但共持一个立场时，他们可能增强彼此的理解感，把每个人导向想要证明他们的立场，即使在没有真正专门知识给予改立场坚实支持的时候，这个使命也是明确的。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人都将别人看作是正在证明自己的看法，群体成员彼此提供智力支持，但事实上压根就没有支持该群体的任何东西，那种立场只是依赖一种幻想。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Irving Janis）将这个现象贴上“集体思考”（groupthink）的标签。研究发现，当相似心智的人们一起讨论某个议题时，他们会变得更为极化——无论在讨论之前有什么看法，他们都会在讨论之后在支持某个看法上更为极端，此谓“羊群心态”。今天的社会条件加剧了这种状态。互联网（尤其是微信群）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去证实他们早已相信的东西，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论坛去埋怨那些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的愚蠢和邪恶。更糟糕的是，人们往往没有觉察到自己在“镜子房”里，这种偏狭甚至使人们更加无知。人们没有重视另一方的视角，抱怨别人没有理解自己的视角。抵达极端状态时，所知甚少与共同体的支持结合起来后，可能点燃真正危险的社会机制[21]173~174。可以说，多视角看问题是反论证出现的必由之路。
反主张（counterclaim）或反论点、反断言，是与某一给定主张不能同真的主张，它往往就是反论证要证明或辩护的主张。讨论对话框架中的论辩时常常使用移动（move）和反移动（countermove），它们都是论辩参与者做出的言语行为（如断言、提问、承诺、撤回主张、让步、论证和反驳等）。论证者2 的反移动使论证者1 的论点经受批判性检验，给论证者1 施加辩护其论点的义务。针对论点的反移动可能以怀疑、反论点（矛盾或反对）或反论证的形式出现。某些反移动表明论证者2 也承诺一个命题，因而在移动轮换中他可能由原论点（论证者1 提出）的反方变成一个反论点的正方。在批判性讨论语境中，反论证是针对某个论点的可预见的反移动（对策、对抗手段），由各种移动（招式）配置而成。提出反论证的一方不仅怀疑和不同意论证者论点的可接受性，还提供自己（相反）论点之可接受性的理由。戈维尔（2014）将反对和反考虑（counterconsideration）即与某一结论否定性相干的主张视为同义词。
另外，教师还要提醒家长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理性对待自己的身份，理智地面对助教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要不过分关注自己的孩子，要一视同仁。
反论证与挑战、反对、反例、反主张（论点或断言）、切断、削弱、反驳、驳倒等相联系。
（四）反论证的构建 研究证实，包括反论证的论说文（argumentative essays）要比没有反论证的论说文获得显著较高水平的同意，较高评级的论证说服力，读者对作者留有更好的印象[25]183，202~203。从主体视角看，反论证可能是论证者自己预想的，也可能是对手提出的。前者是一种“防疫”，即在真实的反对被敌手提出来之前就预见、发现和反击可能的反对。虽然如前所述，克服我方偏差的天然途径是对话式论辩，但这样的条件并非时时具备。在构建书面论证时，缺少这样的条件，对话只是在该论证公开之后才有可能。所以，这种“独白的”论证最易“感染”我方偏差的病毒。但正如非形式逻辑学家布莱尔（J.Anthony Blair）指出的，“独白的”论证也可以成为“辩证的”，即论证至少涉及探究者和（可能的）回应者的怀疑和分歧，此时论证者具有双重身份：以提议者的身份用理由支持结论，同时以回应者的身份赞成相反结论，最后妥当处理以回应者身份提出的反论证之后维持以提议者身份提出的结论[26]。不难看出，两类主体提出的反论证有两个明显区别：在目的上，论证者提及反论证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免疫”，对手提出反论证为的是击垮论证者的观点；在时序上，论证者预想的反论证属于其完整论证过程的一部分，先于对手对此论证做出的反应，对手提出的反论证一定在论证者提出论点及其论证之后。从写作角度考虑，可以从图尔敏模型入手找到生成反论证的一些途径。在确定相关主题论证的主张之后，可以构想如下各种反论证。基于立场的反论证：我能生成一个另一面的主张吗？能生成支持该主张的理由吗？若能，另一面论证强吗？基于主题的反论证：我能生成这个主题之内的一个替代主张吗？若能，替代主张比初始主张更令人信服吗？基于理由的反论证：所陈述的理由有问题吗？基于限定词的反论证：理由适用于这个特殊情境的限制和边界条件是什么？基于谓词的反论证：该特殊谓词有缺陷吗？若有，我能生成一个更好的替代吗？基于其他理由的反论证：我能挑战隐含假设、支撑等等吗？[25]185
非形式逻辑运用论证型式方法构建具体的反论证。首先，需要掌握包括反论证在内的一般论证框架。考虑到反论证，我们通常的论证图解只不过是V 形论辩图解的一部分（图2 左边的论证部分）[27]552。接着搞清自己论证的结构，围绕要证明的最终结论，表征分析出的前提集和结论的支持关系，形成论证的图解。由于每一种支持关系都代表一种论证型式（广义的），论证者所提出的论证肯定适合某个论证型式，因而可以在图解中确认论证者所运用的各种论证型式。然后，根据匹配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清单，预测一个敌手会从哪个或哪些批判性问题切入来攻击论证者的论证，形成可能的反论证。一个论证型式匹配的批判性问题有多个，因而有多个可能的反论证。例如，对滑坡论证可以使用六个标准反论证（对应批判性问题）：论证所主张的消极后果得不出；论证未来事件是不确定的；修改目标以减少或消除消极后果；论证存在积极后果，抵消滑坡论证所主张的假设性坏结果的危险；选择达成目标的替代手段，它降低所声称的危险；论证不采取所讨论的那种行动会有消极后果甚或更严重危险[15]372，387。
临床上，通常把下面的两类药叫做消炎药，一类是激素，如可的松、氢化可的松、地塞米松等；另一类是消炎止痛药，如布洛芬等。但请注意，对于具有正常免疫功能的人而言，可的松类激素是我们人体可以自己分泌的，感冒等引起的嗓子发炎不需要额外用消炎药，好好休息，提高免疫力，就可以自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吃药一周好，不吃药七天好”。吃药不能缩短感冒病程。免疫系统异常者有时为了控制炎症会用消炎药，但也要区分不同的炎症部位来选用。例如过敏性鼻炎，常选用激素类鼻喷雾剂，关节炎则会选消炎止痛的布洛芬。
研究者还利用新技术开发了基于Web 的反论证助教系统，训练使用者识别反论证，辨识对反论证的回应，判定反论证是反驳还是让步等[28]。
（五）反论证的应对 论证者的终极任务是化解反论证。一般而言，由于论证者预想的反论证属于其整个论证的组成部分，既然整个论证的结论已明确得出，那么对这些反论证的化解也告完成，一般的结局是，所考虑的反论证并不构成对既定结论及其论证的真实威胁，因为那个结论可能就是对那些反论证做出让步之后形成的结论。但是，论证者应对他人提出的反论证时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出现论证-反对-回应（AOR）模式。这个论证再评价过程至少需要三个话语模式（和论辩招式）：论证、反对和回应反对。由此可以定义三种论辩类型：在单边论辩中，论证没有受到反对的挑战；在批判性论辩中，敌手提出了反对，从而破坏或推翻对方的论证；如果论证者不回应反对，那就相当于隐含地撤回自己的论证，论证者对反对做出反应的时候就出现了响应性论辩，他或者整合批判（整合性响应），或者反击反对陈述（消除性响应）——前者通过限制（不是撤回）原论证或提供更多支持它的证据，原论证者让自己的论证适应批判，后者通过攻击反对陈述本身，原论证者拒斥对其论证的反对[29]43~45。
（图2）
显然，考虑到预想反论证的结论的既定性，整合性响应不再可能。然而，AOR 模式中的论证者面临评估反论证的严峻任务。评估反论证就是要评价反论证的力量并阐明这个信息对原论证者关于某个议题所持立场的意涵。论证者应对反论证大致有三种结果：成功——直面或呈现了反论证，评估了反论证的力量，阐明了为什么反论证未能改变其立场；部分成功——直面或呈现了反论证，也尝试对反论证进行了评估，但并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反论证未能改变作者的立场（例如，说明不完全、逻辑上较弱，或者对相反立场的让步过多而影响初始立场）；不成功——直面或呈现了反论证，但没有实施任何评估，或者只是增加了并不增强原论证的评论（例如，重申证据或对议题的原有立场，做出不相干陈述）[3]181。
约翰逊曾建议评估反论证（更一般地说，“处理辩证材料”）的AAA 标准：准确性（对反对的陈述是否精准）、可接受性（对反对的回应是否可接受）和妥适性（在此环境下，回应是否恰当，是否有更多受压制的和沉默的反对应该处理）[30]63~67。按照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分性和可接受性（RSA）标准，将反论证扩展到反考虑（来自某一真实或想象的敌手的一种批判性反应），一个论证者可以用六种方式回应反考虑：（1）承认反考虑C 的可接受性、与原论证结论T 的否定相干以及击败T 的充分性；（2）承认C 的可接受性，否定相干，但否认其对T 的击败是充分的；（3）承认C 的可接受性，但否认其相干性和对击败T 的充分性；（4）否认C 的可接受性和对T 的击败的充分性，但承认其否定相干；（5）否认C 的可接受性，承认其相干性和对T 的击败的充分性；（6）否认全部。还有一种被排除的可能性：承认反考虑C 对击败命题T的充分性且又尝试反驳C 对T 的否定相干，这是不融贯的[31]261~262。
在辨识和评估反论证的过程中，往往由于误解论证者主张的确切含义而造成反论证辨识和评估的困难。一个主张涉及三个方面：主题、立场（the side）和具体谓词。比如，相似的两个主张：（1）驾驶车辆时用手机通话应被劝阻；（2）驾驶车辆时用手机通话应被禁止。它们的主题都是驾车时用手机打电话，立场都是反对这种做法，但第一个主张的具体谓词是（该做法）应被劝阻，而第二个主张的谓词是（该做法）应被禁止（即宣布为不合法）。研究发现，一般说来，人们能相当好地记得一个主张的主题和立场，但对具体主张的谓词的回想却明显出错。比如，被试常常不正确地回忆一个论证的谓词，混淆“应宣布为不合法”和“应被劝阻”，而事实上，对不同理由的使用和提示不同的反论证存在必不可少的清晰差异。“警察根本用不着给用手机打电话的人开罚单……”是主张2 的反论证，而不是主张1 的反论证。由于在辨识主张的谓词方面有困难，许多人对正在论证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因而造成辨识反论证的谓词的困难，也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对反对某个主张的论证[28]692。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反论证的整合性响应。针对说服性写作倾向于助长单边思维，学生并不注意考虑反论证或者只是简略地考虑反论证的弊端，一类不同的论辩性写作——反省性写作（reflective writing）、协商性写作（deliberative writing）、分析性写作（analytic writing）或建设性论证（constructive argument）方兴未艾。反省性写作为论证-反论证一体化提供一种语境，其焦点在于探索和整合对一个议题的多方看法，以便达成一个理由充分的结论。与说服性写作从一个结论开始进而对其进行辩护不同，反省性写作的结论最后才出现（尽管肯定在导言中概述它）。说服性写作反映了对抗的论辩方法，其中一方试图将另一方争取过来，而反省性写作与论辩研究最近关注的合作性推理或论辩更相符合。反省性写作为更深入地探索难题或问题留下空间，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更为多样化的批判性思维操作的机会。努斯鲍姆（E.Michael Nussbaum）等提出了应对反论证的一种综合策略——论证者在各方之间找到一个最终立场（比如一个创造性解决办法），或者认识到一个替代的智慧也许取决于某些因素，即它也许在某些环境下是智慧的但在其他环境下则不然。这种应对反论证的可能结果在最流行的论辩模型（如图尔敏模型和语用-辩证法模型）中被忽视了[27]550~551。辩护一个命题时，精致的论辩要求论证-反论证的整合，在此过程中，人们从自己的视角后退一步，承认一个议题的多面本质，在获得某一最终结论之前综合和评估支持及反对每一方的证据，实际上包含了元认知反省。人们相信，整合相反看法和证据会增强一个论证，因为思考被相互协调地加以考虑，因而允许更正当合理的结论。因此，有学者提议应该考虑四个层次的论证-反论证整合，其中包括“表达代表两个立场正反两方面的某个中间结论”[19]76。
根据目前的有关文献研究，实验班的特征主要包括：多维度的培养模式、跨学科的跨学科的通识课程体系、严格且开放的选拔淘汰机制及优化配置的精英教育。
预想、构建和回应反论证的意识和技能是批判性思维的典型表现。批判性思维培养应该以反论证的学习和践行为突破口，这也是营造健康社会论辩文化的关键一步。
1.3 病例分类 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对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根据发病时间、有无外出史，以及外来人口进入当地时间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区分本地病例和输入性病例，进行病例分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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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4－0057－10
［收稿日期］2019-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8ZDA043
［作者简介］武宏志（1957-），男，陕西榆林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研究。
［责任编辑：熊显长］
标签：自己的论文; 偏差论文; 批判性论文; 我方论文; 结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逻辑学(论理学)论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8ZDA043论文;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