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身份地位，即出身和社会地位，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及在与社会整体互动关系中的社会身份，身份地位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参考标准。底层群体以及由其构成的底层社会是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他们承担了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风险”与“牺牲”，对底层群体身份地位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其社会心态与生活状况，优化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从“传统-现代”的历史维度来考察底层群体的身份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体制下的呈现与变迁，我们发现人们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底层群体身份地位的高低受不同政治体制下社会文化、传统观念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关注底层群体与底层社会，赋予底层群体必要的社会尊重，保障其基本生活，是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底层群体；修脚工；身份地位；社会史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缘起
“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几乎肯定同人类一样古老。”[1]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分层，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底层群体便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类型中，是社会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群体身份地位低下，从事着卑微的行业，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将底层群体“污名化”，给以“下贱”“卑微”“肮脏”的身份地位和人格标签。但是在历史的大潮中，底层群体的身份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制度的更迭、文明的进程、观念的更新而发生变化。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工匠的身份地位不如农民，但是由于官府对工匠的控制松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缓和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等，使官府工匠身份地位有所提升，具体表现为世袭职业松动、经济待遇好转、匠役变化等。[2]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改革开放等措施，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虽然以阶级形式存在的底边群体，即 “底边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社会结构化调整所积累下来的、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底层群体”依然存在。同时，在社会变革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强调社会精英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底层群体和底层社会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底层群体的意识表达、历史作用、生存逻辑、自我认同等受到压抑和扭曲。在中国女工的研究中，潘毅全景呈现了中国女工的生活世界和生存逻辑，同时描绘了中国新型打工者主体形成的过程，在现代化和大机器生产对女工身体的规训下，她们做出了必要的回应与抵抗，由此，她们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与地位[3]；刘博在浴场劳工研究中关注浴场劳工基于身体实践所形成的自我结构，他认为此背景下自我结构具有三层含义：“服务者现实自我结构的形成是以国家历史性、权力性力量与个体记忆交织的结晶”；浴场劳工的主体角色是以多重化的身体方式表现出来的；“自我以‘主体诠释’的方式在差异的社会现实中制造着断裂性的自我形象”。[4]可见，学术界对底层群体身份地位和建构的研究大多是结合其生活现状与生存逻辑的描述，见长于对某一群体在当前情境下的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建构，缺乏时间纵向和历史维度的探究，缺少“传统—现代”的比较视角。
修脚在我国由来已久，公元前1300多年的商朝甲骨文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有关足病的记载，经过历史的发展，大约到了清朝时期，修脚成为了一个专门的行业。修脚在社会上有很大的消费需求，因为在以前，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城市商人和读书人都要裹脚，而妇女需要缠足。紧紧箍住脚的小鞋，加之道路的崎岖不平，经过长时间的挤、压、磨、硌，难免脚部出现各种疾病，导致人们生活不便，甚至给人带来痛苦。一旦出现此类脚病，人们便找来修脚工为其治疗足疾。之所以会选择身份地位低下、容易受剥削、经济收入又低的修脚行当，是因为一些贫困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不得已而为之。传统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经常食不果腹，又加之政局不稳与常年战乱，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生活技能不强的底层农民或城市贫民来说，只能通过从事修脚等下贱的职业来维持生计。面对剥削、压迫以及旁人鄙视的眼光，修脚工只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即便有个别的修脚工奋起反抗，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最后也是无果而终，继续从事修脚行业。
修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老行当，又属于“下九流”职业，但是对修脚工的学术研究凤毛麟角。我国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将在传统社会中从事卑微行当的手艺人统称为 “底边阶级”，他认为“‘底边阶级’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构成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阶级体系的一种重要基础。不了解他们，便不能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全貌、不同阶级间的互动以及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5]李乔对传统老行当中行业神的研究发现，修脚行业也有自己崇拜和祭奉的行业神，北京修脚匠把给释迦牟尼（或说达摩）修过脚的志公（也称为治公或智公）和尚奉为行业祖师爷，还有将《西游记》中的清风、明月二仙童、达摩、罗祖和孙膑奉为祖师爷的。[6]时过境迁，修脚已经发展为一种服务行业和地方文化符号，在对扬州修脚刀文化内涵和技艺传承的研究中，储德发认为狭义的扬州修脚刀是指以专门修脚工具为媒介的扬州传统修脚技艺，而广义的扬州修脚刀是指以修脚刀为代表的扬州沐浴文化，扬州修脚技艺要通过传承技术和艺德、更新观念、重塑文化、与时俱进、培养人才、加强监管等途径来发展和延续。[7]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延续传统的街头修脚，修脚工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在当下属于典型的底层群体。修脚工身份地位的变化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一种集体记忆与文化符号，代表着一种人文情怀。从“传统—现代”的时间维度对修脚工身份地位的研究，有利于展示在时代变迁大潮中底层群体的生存图景与自我价值调适，对继承传统文化、保存民间技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实施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教学名师和艺术名家，是加强艺术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从根本上提高艺术教育教学水平和艺术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等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从“下九流”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修脚工身份地位的变迁
修脚工作为底层群体其身份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制度的更迭、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修脚工经历了从职业“下九流”到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变化，自我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我们根据时代特征与不同时代修脚工的特点，将其社会地位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后。
1.修脚“新身份”：从“修脚匠”到“修脚工人”
（一）新中国成立前：底层职业中的“下九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试图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国家体制所赋予的底层从业者社会主义建设 “排头兵”的身份逐渐消失，底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能靠自己来创造，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面临着再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时代，伴随着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修脚工不再是封建社会中的“下九流”职业，底层从业者成为勤劳、勇敢建设社会主义的排头兵，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规定“要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将他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把资产阶级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逐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求全社会、各行业一律平等，没有贵贱之分，打破阶级壁垒。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社会主义国家，各项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全社会掀起了“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无产阶级要革命，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彻底地消灭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彻底地与等级观念决裂。“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修治脚技艺受到重视，1958年以后浴池业组织修脚工学习医学知识、把传统的刀技与医学科学结合起来，并在浴池中专设修治脚室，修治脚走上医疗化。”[16]原先跻身于街头巷尾、浴池澡堂的修脚工随着公私合营之后，他们纷纷地被改造成修脚工人。“修脚工人”的称谓替代了他们背负已久的“修脚的”或“修脚匠”称谓，而这种称谓的改变也意味着身份地位的改变。浴池澡堂是修脚工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自身生活挣扎的场所，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生成必须的现实空间。由于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单一的文化认同，从修脚工的“新身份”上可以折射出一个特殊职业身份群体是如何在新旧社会之间转变的。在社会舆论的鼓动和宣传下，很多年轻同志不怕脏不怕累，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冲破家庭的阻挠，开始学习修脚。
第二，社会地位卑微，行业内外歧视严重，修脚换来的经济收益难以维持生计。在旧社会，浴池工人以及修脚工不仅受浴池老板的剥削，还要受到那些官僚、警察、特务、宪兵的欺侮。他们根本不把修脚工人当人看待，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在旧社会里，修脚工不仅受到行业外社会的歧视，还受到行业内老板的剥削，“修脚工人用的药品、工具都是自己的，只占用浴池里一点地方，可是得到的工钱，浴池老板却要扣去两三成，甚至是四成。搓澡工人没有工钱，全靠客人给几个‘小柜’，就在那少的可怜的‘小柜’里，浴池老板也得分成。锅炉工、打杂工的工钱和浴池里用的毛巾、茶叶费也都在‘小柜’里开支。当工人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就被撵出去。”[11]依托于澡堂的修脚工所得的经济收入，除了顾客给的小费以外，他们的劳动所得通过计件的方式与柜上分成。它的具体操作过程是：顾客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修脚、理发、搓澡等），首先到柜上买牌，谁干了活谁收牌，一天下来，统计浴池服务人员一天中所收获的牌子，对于修脚工来说，有多少牌子就等于修了多少双脚，然后拿到柜上进行分成。“北京一般为三七开，即工人分三成，柜上分七成；石家庄、郑州等其他城市多为四六开，即工人分四成，柜上分六成。”[12]同时，如果工人用的修脚工具、工作服是柜上供应和购买的，那么他们还要向柜上上交工具和服装的折旧费，丢失要进行赔偿。这样算下来，修脚工等服务人员的劳动所得寥寥无几。
第三，“上流”渠道堵塞，身份地位固化，修脚工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或者是嫁娶富贵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1）科举考试无资格。在清代的文科选拔考试中，出身低贱的修脚工的后代是没有资格参加童试的。童试，即童生试，也可以称为小考或小试，是童生进入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由于童试是读书人获取功名的开始，所以对应试者的考试资格要求和审查非常严格。清代对童试应试资格确定了考试报名的五个基本原则，分别是：身家清白、本籍报考、无匿丧之举、无枪替之弊、廪生保结。其中身家清白是排在第一位的考察因素。所谓的身家清白是指应试者本人以及父祖三代不得有丢脸的、有损名誉的污点。除了应试者无过犯记录之外，祖、父也不得为贱民贱役。“应试者父祖三代中有贱民 （如乐户、丐户、蜑户）身份，及锣夫、吹手、剃头夫、修脚工、喜娘、轿夫之类，或充贱役，如粮差、皂快等，子孙均不得应试。”[13]贱民贱役者与古代官员的封赠制度相矛盾，如果坚持封赠就会玷污科名。童试中身家清白的报考资格反映出在古代处于社会底层的修脚工很难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导致了职业和身份地位的固化。（2）嫁娶贵人无希望。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名门望族间的婚姻非常讲求“门当户对”。在西方社会，“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14]在中国也是如此，“闻之王谢子弟，他氏不敢轻易与之议婚论交，盖门庭清贵，举世所宗。”[15]明清时期的江南望族间的婚姻，则是更加注重结婚对象之间的“门第”观念，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十分注重联姻对象的出身，正所谓“婚姻论门第，辨别上中下等严”。据徽州歙县呈坎村的《新安罗氏族谱》等罗氏谱牒资料记载，婚姻要讲阀阅，要门当户对，族内男人不准娶轿夫、吹鼓手、理发匠、搓背工、修脚工等职业之女作为妻子；同样的，女人也不能嫁给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为丈夫。为了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和崇高社会地位，在传统社会讲求门当户对的大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修脚工不能通过嫁娶的形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
（二）计划经济时代：身份地位的转变与提升
第一，职业声望低下，人格受人贬低，修脚工在社会职业类别分层中属于“下九流”。汉代儒家提出了“三教九流十家”的概念。“九流”是指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学派（若加上小说家则成为十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根据社会上各型各色职业人物的生活实际，将九流划分为民众心目中的上、中、下三等，即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在江苏省丰县地带流传的划分标准是“上九流：一流神仙，二流仙，三流皇帝，四圣贤，五流将相，六流官，七儒，八士，九乡贤；中九流：一流举子（中举之人），二流医（行医之人），三流丹青（画家），四流相（相面之人），五流地理（风水先生），六流推（推演周易），七僧（和尚），八道（道士），九琴棋（操琴棋之人）；下九流：一流打狗（行乞之人），二流偷，三流修脚（修脚工），四剃头（理发之人），五卜（算命先生），六唱（卖唱之人），七优（串堂戏子），八娼（娼妓），九吹手（吹鼓手）。”[8]在武汉一带，“上九流为佛、天、皇帝、官、阁老、宰相、进士、举人、解元，中九流为秀才、医、画家、皮影、弹唱、卜卦算命、和尚、道士、琴棋，下九流为唱戏、吹鼓手、马戏团、剃头、池子（澡堂杂役）、搓背、修脚、配种、娼妓。”[9]武汉民间有这样一首歌谣：“一流王八二流龟，三流戏子四流吹，五流抬轿六抹杠，七修八摸九吹灰。”[10]描写的就是旧社会社会地位低下、从事各种下等职业的人，他们被称为“下九流”。各地方、各区域对上、中、下三等九流的划分虽然有些差异，但是都是反映了社会对于从事低下职业的一种鄙视，同时，修脚作为社会分层中“下九流”的一员，在社会上受到很大的鄙视。“三教九流，不学修脚剃头”“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是对修脚工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我们从上面的史料记载可知，不论什么朝代、什么地域、对职业怎样划分，修脚都是处于九流中的下九流，身份地位比较卑微。据传，因为修脚是不入流的下等职业，在旧社会，从事修脚行业的人死后，连祖坟都不准入，怕祖宗在阴间沾上他们的晦气。
通过走访调研也了解，尽管高职院校普遍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讲座等，但学生真正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率都不高，对创业教育满意度也偏低。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学生认为这类培训课可有可无，认为参加培训后收益不大。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miR-320 family decreased from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adenoma-carcinoma sequence.
所谓的定向钻探，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多个方位都存在有斜孔，与此同时在斜孔内可以进行定向钻探技术的使用。这一项技术主要应用于深度地质的相关勘查工作，并且主要是在这三个生态环境中：首先是地势较高并且比较陡峭，需要先进行大规模修路工程的地域；其次是在地质的勘查过程中，钻探的深度大于5000米；最后是钻孔直径为65mm，且地质中的岩石中心直径为43mm，可以通过一个钻机场地完成多个方向的钻探工作。所以说，此项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幅减少了勘探工程在地表自然环境方面的占地面积，还具有十分显著的绿色地质勘查效果。
2.女修脚工：冲破修脚的性别界限与传统观念壁垒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身体变得尤为重要。极盛现代性情境下的身体知觉要求我们要对身体特别的关心和爱护，“对身体关心爱护意味着要时常‘倾听身体’，一方面可以体验到健康所带来的恩惠，另一方面也能及早发现病变之征兆。对身体的关心爱护会释放出‘身体能量’，即避免患严重疾病的能力以及无需药物便可抵御微弱病症之能力。”[22]现代性下美容养颜、保健养生成为一种人们关注身体、改造身体的潮流，健康养生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和商机，足疗店、养生馆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在旺盛的市场需求背景下，健身、旅游、养生等产业如火如荼发展，按摩、理疗、减肥等消费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追捧，与之相关的服务产业也随之兴起，服务人员用自己的身体劳动来实现消费者的身体需求，从而换取劳动报酬。修脚工依靠足疗店、修脚房等专业平台，通过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收获了社会的认可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修脚工社会地位的提升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修脚作为一个职业，是修脚工的生活来源，消费需求的增长使他们容易获得自我存在感；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情境下人们的观念不断转变，社会更具有包容性，一些底层行业和从业人员对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需求不可或缺。
3.社会建设“排头兵”：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战后经济急需恢复，人民生活贫困，国家需要调动社会各行各业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修脚工人等底层工作人员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陆续接见了从事基层工作的底层人民，例如刘少奇接见全国有名的掏粪工时传祥同志，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领导人的关心和肯定为底层从业人员提供了精神动力。修脚等一大批底层行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全社会也在大力宣扬底层劳动者的勤奋劳动，赞扬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社会上职业不平等与职业歧视现象，并涌现出了大量的歌颂修脚工人的文学作品，例如：“脚握在你的手里，你的手比我的脚还粗糙。沙，沙，沙——你用手里的钢刀，削下我脚底的老茧，也削去了一冬的沉默，也拨开了早春的容貌。你那同样粗糙的脸，却堆满了笑。”[19]“不怕别人笑歪鼻梁，三百六十行您选中这一行；接过三寸长的小刀，当上一名修脚姑娘。不顾家中冷水瓢瓢，只管把刀尖磨亮；笑对社会上寒风股股，吹不凉热血满腔。”[20]在国家的价值引导与社会的广泛宣传下，修脚工与在社会底层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基层工作者一样，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在修脚行业技艺高超的修脚师傅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例如陆琴）、全国劳动模范（例如栗炳珍），成为社会上下学习的典型和榜样。不仅修脚工的社会地位有了改善，社会大众对修脚工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每当我给顾客修完脚，他们临走时总要和我握握手，说声：谢谢。有时我失手把顾客的脚划破了皮，自己觉得很不过意，可是他们总是安慰我：不碍事，没关系。我在浴池领导的支持下，还到中心医院学习了注射、消毒等医疗技术。现在，我们不光修脚，而且还能治疗几种脚病了。在旧社会‘下九流’的子弟连考场都进不了，我在旧社会也没念过一天书，现在，我的子女不但能念书，而且能够上大学。”[21]
该项指标的使用方式是每个经营年度以全组中考勤最低分作为组内所有人在本经营年度的考勤得分，采用集体利益挂钩个人利益的方式进行考评。旨在以集体荣誉感督促、保障全员参与到课程中来，同时让学生充分理解系统论中个体与系统的关系。
（三）改革开放后：“自我价值”的再生产
从修脚工的出现到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类型划分上属于封建和半封建社会。在此阶段，修脚工属于社会职业中的“下九流”，社会地位卑微，具体表现为：职业声望低下，社会地位卑微、受人剥削严重，改变出身无望等。
1.保健养生需求助长修脚工社会地位提升
舰艇、飞行器和车辆对于核动力装置的空间要求远高于核能发电厂，而传统核聚变反应堆体积、重量很大，远超这些运输工具的体积和重量限制，难以做成适配于这些需求的移动式能量供应源。洛马公司称该堆的体积仅为同功率传统托卡马克装置的1/10，一座直径7米、长18米的该型反应堆就可实现200兆瓦的热功率输出，运行一年所需的燃料量仅为25千克，可以在线补充燃料，无需像裂变堆那样定期停堆更换燃料棒，可连续运行，大幅提升续航能力，而且设计与建造周期也只有数月，成本远低于大型聚变装置。
自古以来，修脚便是男人的“垄断”职业，“修脚工历来都是男性职工，修脚个体专业户更是技术单传，传男不传女，在修脚技艺上蒙上一层神秘色彩。”[17]传统的旧观念将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隔离在修脚行业之外，由于“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很多女性也无法享受到修脚服务，长期忍受着脚病的困扰。在陈步菊《要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她在选择修脚职业时所面临的家庭阻力：“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整天摆弄人家的脚丫子，多不好。”“咱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二十多岁了，干这个让人看不起，往后连对象都不好搞。”“有一阵子，我和面做的馒头他们都不吃，我摸过的碗筷他们不使，有时屋里空气不好，他们也说是臭脚丫子味儿。”但是，在国家政策、社会舆论的引导下，一些从事服务行业的女青年开始反思自己的阶级觉悟与思想观念，“由于自己阶级觉悟不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很淡薄，加上旧思想、旧观念作怪”，“觉得干这个伺候人的工作，别人看不起，自己又学不到大技术，有什么前途呢？”“为工农兵服务好了，他们就会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18]通过自我反思与不断学习，一些“革命立场”坚定的女青年划清了新社会为人民服务与旧社会伺候人的等级界限，冲破重重阻力，开始进入了修脚行业。
2.传统民间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推动“自我价值”再生产
现代化的渗透与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民间技艺与地方文化支离破碎，为了保护地方文化与民间手艺，国家加强对修脚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一些民间技艺的传承人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重视，自我价值得以再生产。以扬州修脚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扬州有修脚工六十多人，1966年减至四十人，1979年只有二十人，一些医治脚病的特技濒临失传。197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扬州三把刀》的长篇通讯，并配发《十年树人不宜迟》的短评，呼吁有关方面重视扬州 ‘三把刀’后继乏人问题。1982年，扬州建立了修脚研究组。1987年，扬州成立修脚协会，并对技艺娴熟的修脚工授予修脚技师技术职称，推动了修脚事业的发展。”[23]经过国家的保护与地方修脚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扬州修脚业逐渐显现出地域特色与品牌效应，而且涌现出了很多修脚大师，有的甚至被评为全国人大代表，例如，全国人大代表陆琴、全国劳动模范栗炳珍等。修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地域的文化象征与城市名片（以扬州修脚为代表），而手艺高超的修脚工得到了社会的推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女修脚工陆琴便多次被邀请到香港，为香港的政要和影视明星修治脚病，甚至为远道而来的德国、新加坡驻华大使展示修脚技艺。
3.“修脚”成为基层劳动者脱贫致富的生存技能
“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的。精准扶贫与粗放扶贫相对，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简言之，精准扶贫就是谁贫困就帮扶谁。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其中，对贫困人口进行职业和劳动技能培训便是推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陕西紫阳县响应党中央脱贫攻坚的号召，与远元集团合作，打造“政府主导+龙头企业+基地培训+定向就业”的技能脱贫模式，开设“修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累计培训修脚技师近4万名，带动5万多人从事修脚产业，帮助1.8万多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修脚”俨然成为提升基层劳动者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通过修脚技能的获得，改变了贫困的生活状况，底层群体自我价值与自我认同自然提升。从“扶贫救济”到“自谋生计”，带来的不仅仅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更带来的是自我获得感与社会地位的提升。
三、修脚工社会地位变迁的特点与原因
从封建社会的“下九流”，到计划经济时代身份地位的转变，再到改革开放后自我价值的再生产，修脚工的社会地位经历了“阶层固化—身份转变—自我价值重构”的变化过程。在此期间，修脚工的生活深深嵌入到时代变迁的大潮中，其社会地位与自我价值建构受到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程度的深刻影响。
（一）“伺候”与“被伺候”的二元对立决定职业身份的高低
卑微的身份地位不仅仅是因为贫困，中国历史上从事所谓“贱业”者被视为另类，是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服侍人和卖笑娱人的行当。他们没有财产，尤其是没有土地。他们依附于主人，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底层身份于是成为与生俱来的东西，挥之不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脑力劳动的人统治人，体力劳动的人被人统治；被统治的人理上应该供养着别人生活，统治人的人们理上应该由别人的供养着来生活。劳力者和劳心者之间的对立形成了中国人“伺候”与“被伺候”的二元对立。中国社会这种伺候与被伺候的对立也决定了不同中国人身份地位的高低，并先天性赋予其角色期待与群体认同。它已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和社会现实中形成了共同的看法，被褒者认为理所当然，被贬者自认为命中注定。底层群体被社会所排斥，失去了迁升的机会，被固着在社会底层，职业代代相继，身份代代相续。
按照临床治疗小组的组成模式以及科室人员情况，组建临床药学带教小组。小组成员由1名副主任，1名主管，以及2～3名实习生组成；目前组建了4个临床药师小组，每组4～5人。
（二）底层群体的身份地位深深嵌入在社会结构中
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封建专制统治，普通民众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的长期剥削，由于社会文明程度有限，他们被社会政治暴力强行嵌入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底层群体的帮扶与关注严重不足，从事底层工作而谋求生计的底层群体受到空前的歧视，其向上流动空间面临种种障碍，身份地位牢固不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大改造，我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统一分配，贫富差距得到最大程度的缩小，在国家的引导下，人们以从事基层工作为荣，传统社会的“下九流”职业得到“平反”，底层群体的身份地位得到了转变和提升；改革开放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社会更加讲求包容性，底层群体的“污名化”式微，底层工作的从业者成为福利救济、脱贫攻坚的重点关注对象，一些从事底层工作的从业者甚至成为国家宣传和社会学习的榜样。综上所述，修脚工的社会地位与其隶属的社会类型、国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而不同的社会类型、国家政治制度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底层群体的身份地位深深嵌入在社会结构中。
（三）职业声望在社会地位高低的评判中逐渐弱化
传统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评判一个人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权势、道德素质等，因此社会等级依次为“士农工商”，政治权势大且道德素质高的官僚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很高的身份地位，而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经常被限制和贬低；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吃公家饭、手捧“铁饭碗”的工人阶层以及保家卫国的军人受到社会的追捧与尊敬，其身份地位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国际国内环境；改革开放后，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和手艺成为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和手艺作为提升身份地位的作用日益强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一个人身份地位高低的评判日益向是否具备 “安家立命”的本领，即技术和手艺靠拢，以职业岗位来评判个人身份地位高低的观念走向式微。
座谈会一结束，刘少奇就要王贤选趁热打铁。王贤选旋即召来石工凿石、炮工装药，几声轰响，“三穴石”被连根拔起。接着安排人马清除大大小小的石块，疏通河道。几天工夫，武阳段的河道便通畅无阻了。又过个把月，整条瑞金河道的整修疏通工程也胜利完工。
（四）养生保健风潮扩大了修脚的行业规模与从业人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个人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们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同时，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健康、审美等铺天盖地的宣传，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体型的美感，减肥瘦身、健身锻炼、养生保健等已经渗透进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团大众点评数据研究院对2015年中国健康养生进行过大数据的研究，并形成了《中国健康养生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健康养生行业市场庞大，2015年拥有万亿级到店消费市场，平均每位城市常住居民年均花费1000元在健康养生上；有50万家实体商户，平均每1500名城市常住居民拥有1家健康养生商户。其中足疗按摩是最普遍的养生形式，占据整个健康养生行业的44.2%，商户覆盖率第一。庞大的市场需求给底层群体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修脚行业，甚至将修脚作为一生的职业追求。很多中老年人重拾修脚老行当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他们在体弱多病的晚年重新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例如，在对涪陵街头修脚的调查中发现，很多三峡移民、搬迁移民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等中老年妇女从事街头擦鞋和修脚的工作，自我赡养，自谋生计，自我价值得以重构。
四、小结
底层群体的生计和社会地位问题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从历史的维度考察底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变迁，我们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底层群体的生活有了保障，社会地位必然会提高。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们国家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紧跟社会发展形势不断进行政策的探索与调试，时刻将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放在第一位，各个生产要素释放出巨大的活力，科技不断进步，社会更具包容性，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时代在发展，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都是对底层群体社会地位与生存现状的关注，都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底层群体社会地位、保障底层群体基本生活、增强底层群体获得感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脱贫致富、实现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赋予底层群体充分的社会尊严，重视底层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的主体作用，改善其生存环境，不断提高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整个社会才能够和谐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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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under Foot:A Social History Study on the Change of the Identity Status of Foot Repairers
WANG Wen-tao
Abstract: Identity status,i.e.origin and social status,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s a whole and the social identity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society as a whole.Identity status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standard for social stratification.The bottom group and the bottom society constituted by it are the weak links of social governance.They bear the“risk” and“sacrifice” of soci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study of the status of the bottom group helps to understand their social mentality and living conditions,optimize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tradition-modernity” to examine the status and changes of the bottom group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political systems,we find that people's soci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bottom group are not unchanged,and the status of the bottom group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culture,traditional ideas and public opinion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Paying attention to the underclass and the underclass society,giving them the necessary social respect and ensuring their basic lif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a society,as well as the proper mea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 Bottom Group；Foot Repairers；Status；Social History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124-07
收稿日期：2019-02-25
作者简介：王文涛（1987-），男，山东寿光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陈慧慧]
标签：社会论文; 底层论文; 身份论文; 群体论文; 地位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吉林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