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全球性哲学史的观念①
［挪威］奎纳尔·希尔贝克/文 牛婷婷/译
摘 要： 如果将哲学的定义限定为关于有效性的认知主张，且这些主张能够经受理性的、开放式的论辩及反驳，那么可以说这种强调认知主张重要性的“哲学”定义，导向了对“哲学史”观念的扩展。这种哲学史除了要根据思想家自己的路径和预设去考察思想家自身，也关心思想家们之间的参照和争论，并与各种科学和人文学科所提出的认知主张以及各种宗教、文化信仰中内在的认知主张相关联，而且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此种哲学史应该是论辩性的和情境性的。在当代世界，这种广泛的哲学史是全球性的，亦有充分的理由被视为是一种全球性的现代性历史，其重点是形式多样的理性、合理性及其历史和制度的情境性的发展——既作为共同的现代性，又作为多元现代 性。
关键词： 哲学；认知主张；全球性的哲学史；社会历史情境；共同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
一、引言
我的演讲题目是《一种全球性哲学史的观念》。因此需要对三个术语加以考虑：“哲学”“哲学史”及“一种全球性的哲学 史”。
我将依次简略地介绍我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从而阐发我对“全球性的哲学史”观念的构思，在此背景下来说明撰写这样一部哲学史的若干原则，然后，再谈谈我这么做的一些经验及总结。因此，此次演讲的结构如下：首先是我对于“哲学”“哲学史”以及“全球性的哲学史”三个术语的解释，然后是对相关原则及经验的一些评 述。
二、哲学
“哲学”一词，常以不同的方式被广泛地用于各种“世界观”或“人生观”。在此，我将哲学的定义限定为提出某些认知主张（epistemic claims）、有效性主张，这些主张能够经受某种程度上互换意见的、理性的论证。这些主张不仅被“提供”，而且被“采纳”，在原则上可以接受反驳。也就是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其有意义与合乎情理而言，这些主张是正当的或真实的。① 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上的有效性主张有别于经验科学中的真实性主张。简要来说，当代哲学中有效性主张通常与概念的明晰性与适当性，以及前提的构成性与自反性相关——比如通过“解释与准确性”（如阿恩·内斯的同名专著《解释与准确》）；或者通过举例说明来澄清概念（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或者通过自我指涉的反思或预设的分析（如在卡尔—奥托·阿贝尔和尤尔根·哈贝马斯那里）。 根据这个定义，那些纯粹基于传统或教条的主张、对可能出现的反驳视而不见的世界观不被认为是“哲 学”。
三、哲学史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以前的思想家们说了或写了什么？比如泰勒斯被看作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而我们主要是通过在他之后思想家们的作品来了解泰勒斯——对孔子亦是如此。他们实际上曾经一字一句地说过或写下什么？以他们的表达方式来看，其意思是什么？所以，不论是对文本的研究，还是在解释学上诠释都是必须的。我们可以说这是“观念史”的领域。其次，他们当时所说、所写的是有意义的、真实的和正当的吗？我们来认真地对有效性主张（认知主张）进行考察。例如，“黑格尔说过如何如何”的意义何在？它是真实和正当的吗？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和相关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向这些思想家学习，而不仅仅是了解一些关于这些思想家的知识。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有价值的洞见和有趣的观点，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有意思的误解，例如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就常常被视为一个有哲学趣味的“错 误”。
因此，依据这种“哲学”的概念去认真地考察以前思想者们的认知主张，也是形成“哲学史”观念的主要途 径。
如今，有一种撰写哲学史的方法是按照年代顺序对著名哲学家逐一介绍。有道理！但这样做使我们漏掉了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当哲学家们做论证的时候，他们总是容易涉及其他哲学家并与之展开互相的讨论。尽管不总是如此，但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例如，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都涉及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则分别沿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对这三位思想家的预设前提给出了质疑。而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试图在“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之间进行居间调和，而之后的德谟克利特以恒定不变、不可感知的原子及虚空理论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回应。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特拉叙马库斯、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这些智者派走向了“怀疑论”，这又引起了柏拉图的反对从而去捍卫“普遍真理”观念，而随后，这一观念又被亚里士多德 改 进。
因此，按照我们的定义，“地方性”的哲学传统如果是“哲学的”，原则上它们是可以为其他思想开明的哲学家们所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至少潜在地就已经是“全球性的”了。简言之，鉴于我们的定义，任何“地方性”哲学都必须能够在当代世界中显示出其哲学上的相关 性。
阿诺德的文化理念对我国现阶段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参照和借鉴作用。他认为“文化是指研习完美的文化，它引导我们构想的真正的人类完美，应是人性所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和谐的完美，是社会各个部分都得到发展的普遍的完美。”[4]他的完美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集体的完美；二是人性发展的完美；三是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完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它们不是与阿诺德的文化观念正好契合吗？报告中所提及的“和谐”不正是他在100多年前提倡的人与社会各方面和谐的完美吗？细品他的文化观念，要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灵感。
此外，哲学家们也会涉及各种科学及人文学科所提出的认知主张。例如，新的数学公式和实验性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余波之后，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对亚里士多德的“基于生活世界的概念”的背离，像笛卡尔那样的哲学家们提倡机械论的世界观以及身体与灵魂的二分法（res extensa and res cogitans① “外在物与思想物”——译者 ）。此外，如洛克那样的哲学家们则提倡一种表象性的经验与知识的概念（tabula rasa② “白板”——译者 ）。而如弗朗西斯·培根那样的哲学家们则为新科学的效用性辩护（参见“scientia est potentia”③ “知识就是力量”——译者 的说法）。再后来，人文学科对哲学家们的影响力也凸显，比如像历史学和解释学（对维科及黑格尔来说），以及达尔文和生物学、弗洛伊德和心理学，近来尤其是来自神经科学和脑研究方面的影响。对康德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Was ist der Mensch），已不能用纯粹哲学的方式来处理，甚至仅在概念上这么做也行 不通。① Gunnar Skirbekk, ,,Menschenwürde und die Verletzbarkeit des Lebens. Der Mensch zwischen Tier und Roboter“，in Gunnar Skirbekk，Philosophie der Moderne，Weilerswist：Velbrück Wissenschaft，2017，S. 47—68.
简而言之，除了要根据他或她自己的路径和预设去单独弄清楚每一个思想家之外，对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们两两之间的参考和论证的研究也是非常值得的。在某些情况下，就像早期的希腊思想家一样，我们甚至可以从尝试不同立场的角度来讨论学习过程，从而实现概念上的发 展。
定理 2.1[8] 令→是[0,1]上的正则蕴涵算子。若→满足:对任意的a,[0,1], a+a→b≤1+b,则
此外，哲学家们不仅涉及而且回应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与事件。迄今为止，哲学思想都“处于”社会历史情境中。比如，无论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的孔子还是稍晚的希腊的柏拉图，他们都对所觉察到的当时社会的深层次危机作出了反应。有趣的是，他们的反应都提出建立一套提倡智慧与美德的教育体系。由内在动因所致的“善的和正义的行为”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法律被视为一种外在力量，而非内在动因，因此，法律禁止和规制的所产生的正当行为被看作次佳的。但在后来的《法律篇》中，柏拉图改变了他的观点，强调在我们的这个不完美世界中法律是必需的；儒家在面对与其思想处在对立面的法家（在秦王朝时）时，则捍卫了道德生活中规范的优先权。在今天，我们正在讨论依据法律规定与通过话语协商或生活世界传统解决争端或社会反常现象之间的最佳关系。② 以哈贝马斯为例，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他告诫人们警惕合法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1992年出版的《事实和规范之间》中他主张要捍卫法治；而在2012年出版的《后形而上学思想II》中，他把宗教仪式看作一种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动机的加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哲学与不同的科学及人文学科之间的论辩互动是双向的。举个例子，就人的自由概念来讲，神经科学向哲学提出了挑战；而就作为人类提高自身话语有效性主张的活动的前提来讲，哲学也向神经科学提出了挑战。简而言之，二者都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和批 评。
但是如何做到呢？简要来说我的建议是：不要从答案开始！相反地，要依次关注以下四点：（1）首先，对背景知识进行评述并理解问题和关切的意义。这很重要！① 这对这些思想家们很重要，因而可能对读者也很重要。简而言之，仅凭语义上的表达，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不总是能被充分了解。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些社会历史的背景知识才行。此外，对“背景”的充分洞察可能也意味着一种对潜在的概念“视域”（在马丁·海德格尔或者查尔斯·泰勒的意义上）的认识。 （2）然后，评述那些给出的（或本应该给出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是内在的，即从哲学家自身视角的内在角度；也可以是外在的，即从与其他哲学家或其他具有相关认知主张的主体的角度。（3）接着，“答案”——哲学家们所持有并辩护的立场、理论、学说（Lehre② 作者在这里用了learning一词，后加括号内德语Lehre一词有“学说、理论”的意思，与英文learning（学问、学习）的意思不尽相同，故遵循作者原意，翻译为“学说”——译者 ）。（4）最后，评论这种思维方式的含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说，它意味着什 么。
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哲学史必须去考察各种各样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社会历史的“情境性”。社会历史语境是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关切、进而理解他们的问题及其辩论方式的背景知识，因而尤为重 要。
再则，哲学家们也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和文化信仰中所固有的那些认知主张。众所周知，尤其是在政治哲学中，哲学家们与在各种自由的或保守的传统之中的或在形形色色的大众运动之中的政治思想家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如从劳工运动到女性运动、民权运动和环境运动，更不要忘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以及那些自由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的融合。在这些情况下，相互关系是相应互惠 的。
哲学与宗教及文化信仰中内在的各种认知主张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当然，“宗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术语，那些常被视为宗教的方方面面，譬如仪式和宗教，则可能与认知主张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三种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具有基本的认知主张，例如，与“神性”的概念相关的通常是全善、全知和全能的。所以面对重大的灾难（比如1755年里斯本的海啸），所谓的“恶的问题”就迎面出现了。① 关于这个问题近期的讨论可以参考皮特·罗兹（Peter Rohs）的《此地通往信仰》 （Peter Rohs，Der Platz zum Glauben，Münster：Mentis Verlag，2013）作者是一位有着许多国际性论辩知识的、康德式的有神论者，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神学困境的理论批评可以是多么深刻和全面。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的有效性主张受到了哲学（和科学）的挑战。另一方面，根据尤尔根·哈贝马斯近期的著作，“宗教”（就其温和版本而言）可能会对世俗思想家们形成挑战，促使他们对这些宗教内在的洞见持开放的态度。② Jürgen Habermas，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II，Berlin：Suhrkamp，2012. 在这种程度上，哲学再次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和批 评。
总之，我们对“哲学”所做的这种限制性的定义，强调认知主张的重要性，导向对“哲学史”观念的扩展，涉及认知主张以及各种科学、人文学科与政治、宗教的主导思维方式，并且能对那些作为哲学问题及关切的背景知识而存在的一系列社会历史事件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 用。
飘窗的窗饰为内设，可设计为U型、L型，窗饰高度据飘窗室内高度而定，若此房间具有暖气包，则需单另考虑[2]。
四、一种“全球性”的哲学史
鉴于地区的、民族的以及其他哲学传统的存在，我们有了地方性的哲学史。然而，当认知问题在哲学定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时，任何“地方性”哲学都必须被评价是否“有意义”，而不论其是否具有有效且有趣的论点。简言之，生活在今天的、可能身处其他文化传统之中的我们，是否可以向这些“地方性”的思想家们学习，而不仅仅是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③ 201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说，儒家思想家是主要议题之一，因此假定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包括不是中国人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性”哲学传统中获得有价值的见解。这也正是郁振华教授所致力于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中国的传统之中与当代思想家们（如波兰尼、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关于“默会知识”的比较研究的工作。参考文献可见：Zhenhua YU，The Tacit Dimension of Human Knowledge，Bergen：HF-fakultet，2012。（其中文修订版已经 问世）
同样，在经验主义者（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理性主义者（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之后，作为对认知的基本问题的更好的一种解答，康德为他的先验哲学进行了辩护。而黑格尔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则又引起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分别从不同方向上对其作出回 应。
尤其是当我们补充说“哲学史不应当以康德或者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结束，而是应该一路走到现代思想家们这里来”的时候，这一点变得更加凸显。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自问，在我们的当代世界中是否存在着共同的认知主张与挑战及共同的规范性挑 战。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我们当代世界，存在着与我们哲学思考相关的若干个共同的挑战。比如与科学与人文学科多样性、新技术及生态危机有关：（1）在现代社会中，种种科学和人文学科各不相同，正如我们在全面型现代大学中看到的那样。理性有两种形式：工具理性与解释性理性。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论辩推理，就像博士答辩那样，尝试用更好的理由，放弃不太好的理由，在自由和公开的讨论中接受反驳。① 因此这里存在两个陷阱：（1）那些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强调工具理性，而在人文学科方面忽视解释性理性的人——就像我们在中东的“圣战”分子之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战争和通信中熟练地运用现代技术，却有着前现代的世界观和看法。在美国中西部，“星球大战”与神创论共存——总之这是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准现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2）那些在复杂和重要问题上武断地忽视并厌恶反驳的人——可以被称为“辩论恐惧症”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哲学，尤其是有关于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哲学可以做些工作。 （2）新技术带来了挑战和问题，也是哲学的挑战和问题。② 尤其是政治哲学，比如公共领域的变化引起政治上的变化；或者具有社会政治含义的就业市场的变化；还有基于技术的“超人类主义”对人的概念的挑战。参考雷伊·克鲁兹威尔（Ray Kurzweil）的《奇点》 （Singularity）。 （3）种种生态危机不仅对我们，对哲学家们也是挑战。③ 当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生态挑战：气候变化、污染、非可持续性的消耗和人口增长，以及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资源短缺，“脆弱国家”和前现代的传统使所有这些变得更糟——因此对哲学家们来说同样有很多挑战。
3种包装材质分别为：透明袋七层共挤(EVOH)，镀铝袋(PET/VM-PET/LLDPE)和铝箔袋(PET/Al/LLDPE)，由食品包装袋生产厂家提供。
此外，如何在各种相关和有意思的思想家们及其思维方式中做出选择和挑拣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此外，方法的选择——如何写以及为谁写？在这些情况下，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应该在序言中清楚地交代出 来。
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发展的情况与历史的经验都不尽相同，在此意义上又存在着“多元的现代性”④ 参见奎纳尔·希尔贝克：《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刘进、王寅丽、翁海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五、原则
到目前为止，这些就是我对“哲学”“哲学史”“全球性的哲学史”这三个术语的评述。但是，按照所做的定义那样，试图去撰写这样一部进入我们当今世界的哲学史的原则是什 么？
原则有两点：（1）应该认真对待认知主张；（2）应该将社会历史事件和一系列问题作为需要考察的问题提出的背景。也就是说，这种哲学史应该被设想为同时是论辩性的和情境性 的。
还有一个例子，想想“二战”后那些哲学家们的反应：像理查德·罗蒂那样的北美洲的思想家，可以允许将北美作为其理论背景的参考，并不试图用普遍有效的论证来证明其主要立场（无论如何这都被他看成是“幻想”）。而战后的德国思想家们亲历纳粹统治时期的文明毁坏，如卡尔—奥托·阿佩尔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却要努力地思考如何证明某些普遍有效规范和原则的正当性。很显然，社会历史事件，譬如危机和战争，对哲学家们来讲也是至关重要 的。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说：“我不能上环，老公又不愿意戴套，已经流产9次了，怎么办啊？”“那可以吃避孕药啊。”“啊？避孕药？那多伤身体啊!”流产9次不伤身体？吃避孕药反倒伤身体？看来大家对避孕药的误会很深啊！
总之，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对当代哲学的共同认知和现实挑战。鉴于在这方面我们面临诸多现代挑战，可以将其看作在一个“共同的现代性”之 内。
“此外，有了这种高速电动机，我们会希望这么好的技术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如果要让氢燃料电池实现高效的表现，并有很好的使用寿命，就需要非常高效的电动空气压缩机。”芮博廉先生谈及盖瑞特燃料电池电动空压机的开发初衷时说道。
六、经验
作为合著者之一，同时又是一名教师，我在写这样一部全球性哲学史的时候，即是用此种方法来处理这类文本，而且从学生、同事以及译者们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反馈意见，因而就学会了重视各种形式的合作以及各种实用而且专业的经验。我将自己的经验概要地总结为三点③ 这是一本最初用挪威语写的书。1970年初版时候的标题为“政治理论导论”，1972年版的标题为“政治哲学”，1980年起标题改为“哲学史”。从1987年起我曾与尼尔斯·伊耶教授合作撰写。2007年挪威语第九版则是与安妮·格兰伯格、卡特琳·霍尔斯特及拉斯姆斯·斯拉特里德一起合著的。其英文版于2001年面世，题目是“西方哲学史”。其中文版于2016年再版。总计已被译成18种语言版本。更多详细信息可以参阅我在卑尔根大学官网的个人主页（http：//www.uib.no/personer/Gunnar.Skirbekk#）中简历显示部分《回忆我的中国朋友们的杂记》一文第29—45页。此文中译文收录在我的中文专著《多重现代性》一书中。 ：
高等数学是高职院校不可或缺的一门基础课，为学生学习专业课奠定了基础，对培养学生严密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科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在高职院校有这样的倾向：“技术和实用操作性至上”，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对高等数学的课程定位也越来越片面，很多学校都过多地强调高数为专业课服务，强调了高等数学的工具性，导致高职院校学生产生“数学无用论”的观点，学校过多地压缩高等数学课时，删减教学内容，所有这些都不利于现代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采用“广泛的进路”是明智的——哲学上，就不同的古代传统而言，有希腊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也要尽量公平地对待不同国家的传统，如法国哲学、英国哲学及德国哲学① 坦率地说，哲学在法国往往是法国式的、在德国是德国式的、在英国是英国式的。因此，从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的视角来写这类书也许是有益处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惯常与大家贸易往来，在跨越边界之中改变了语言及文化的视野。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本书的英国评论者们常惊讶地发现书中有这么多（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德国思想家，而法国评论者们却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涵盖更多的法国哲学家。很显然，国家的视角仍然盛行。 ，尤其同时要考虑到当代哲学中不同的思想流派。此外，引申意义上的“广泛”，还体现在涉及各种科学（与人文学科）和意识形态中的认知主张及其挑战——因此与各种科学及各种类型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有关。最后，所谓“广泛”还体现在涉及问题和关切背景的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历史事 件。
其次，建议要力求整体性直至走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即使是在不得不有选择性地、概略地去处理的情况 下。
最后，当收笔于当代思想家们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时候，最好把当代认知标准、做得好的标准考虑在内。这同样适用于当代的挑战，既涉及现代科学和人文科学，也涉及其他形式的理性与合理性，还涉及现代世界的主要事件及难题，并且与制度的、文化的及生态因素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有 关。
本文通过研究越界人和野生动物的速度与轨迹得出:越界人的行走方向一般是固定且有目的,这点在边疆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野生动物无目的,轨迹曲折多变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得到越界人与动物的轨迹数据后,对数据进行计算。规定矩形框的中心为运动目标的质心,(x,y)表示矩形框的中心坐标,(x1,y1)表示矩形框左下角顶点坐标,并用(x2,y2)代表矩形框右上角的顶点坐标,很显然x=x1+(x2-x1)/2,y=y1+(y2-y1)/2。目标的位移由目标的运动轨迹计算得出,然后计算目标在监控中移动的总路程(位移为目标移动的直线距离,路程为目标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总长度)。
那么，我们于何处结束？我们开始于一个有限定性定义的“哲学”，结束于一种广泛的哲学史、一种全球性的哲学史，而它有充分的理由被视为一种全球现代性的历史，其重点是形式多样的理性、合理性及其历史和制度的情境性的发展——既作为共同趋势，又作为多元的现代性。因此，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需要自我理解的问 题。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9）01-0111-08
作者简介： 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及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译者简介： 牛婷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据奎纳尔·希尔贝克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8月，北京）上的演讲稿翻译。
（责任编辑：韦海 波）
标签：哲学论文; 认知主张论文; 全球性的哲学史论文; 社会历史情境论文; 共同的现代性论文; 多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