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
摘 要 西方社会批判哲学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范畴和基本范畴的演变，与时代的特异性有紧密的联系，不但体现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精神的重要转折，也反映了西方社会批判哲学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西方哲学在变化的世界之中的动向和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对商品社会的批判、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判和鲍德里亚对符号社会的批判为切入点，探讨三者的基本范畴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以期能有助于从整体上更深入地理解西方社会批判哲学体系。
关键词商品社会；景观社会；符号社会；批判哲学
一、商品社会：马克思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生产的目的不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的直接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交换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生活的需要，而是最大程度地追逐利润，实现资本的积累、增值，对“物”尽可能多地占有就成为人们生活的追求，“交换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征，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1]
在对商品社会的批判分析中，马克思提出“异化”这一基本概念，不仅深刻地揭示出了商品社会以占有为主要目的的行为活动，而且更是影响了20世纪社会批判哲学范式的转换。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具体如下。第一，劳动者同他的产品之间的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在商品社会中，工人的价值的实现与自我价值是悖反的，工人越是拼命地工作，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他所受到的压迫和奴役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由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便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摆脱了工人的支配，并且反过来奴役工人，从而成为统治工人的工具。第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是由人类所创造的，是附属于人类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商品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客体奴役主体的活动。“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3]第三，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4]。人类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就是人的类本质的证明，只有人类才可以创造出对象世界，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主体的尺度来生存，但是，“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第四，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资本的逻辑所主导的商品社会下，社会关系全面异化了。“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6]在商品社会中，异化劳动理论一直贯穿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控制着社会中的一切，个人对商品的依恋已成为一种确证关系，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便是社会关系，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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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卢卡奇、马尔库塞及哈贝马斯等人虽然也提出过自己的理论主张，但基本都仍旧是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范围之内。以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为例，与马克思从对商品生产的动态分析不同，卢卡奇的分析是静态的。由于对科学理性的普遍确认，在“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7]。技术已经渗透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技术合理性地承认便是对资产阶级统治合理性地承认。“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8]生活于其中的工人愈来愈成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能动性正在一点点地丧失，这进一步导致无产阶级意识丧失，并最终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但卢卡奇却寄希望于仅仅通过知识分子来进行文化上的变革。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一切都变成可观性，每个人都乐于自我消费和自我迷恋。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卢卡奇的理论显得无力，而德波的“景观社会”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式。
二、景观社会：德波的基本概念
“景观，是德波新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9]“景观”是德波对景观社会批判的基本概念，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变化，即社会实践主体的存在已经体现为一种图像展示性，因而他提出了“景观社会理论”来概括其实质，彰显出了时代的新特质。
按照项目整体成本构成，做好项目整体税费筹划。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根据中国与项目所在国个人所得税对比分析，选择合适的工资发放方式，避免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过高。在当地社保方面，咨询当地律师意见，针对非居民纳税人的纳税及生活方式，申请豁免部分当地应缴纳社保比例或降低缴费基数，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深入了解当地企业成本构成，尽可能的合理增加当地成本，减低企业所得税负，并做好企业所得税境内抵免工作，避免重复纳税。
德波面对时代的新变化而提出的景观社会理论，为西方社会批判哲学提供了新的批判视角，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但是，仔细分析，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根本基础仍然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基础，景观社会理论是对其二重化的再现。此外，德波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意象、符号在景观社会中的主导型地位，但他却认为只有意象统治一切，而符号却是虚幻的。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事实正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由符号所建构出来的。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12]这也就意味着，景观不能只被理解为视觉图像的堆积，而要明白其根本变化在于以“意象”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在商品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经济关系之下的人与人之间异化了的社会关系，到了德波这里却已演变为异化了的社会关系的景观化，这种社会关系具有魅惑性、易变性、庞大性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在景观社会，图像的展现以及被可观性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但是图像承载了个人意志，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若不为图像所展现，则存在就被遮蔽了。“如果景观有三天的时间未对某事发表看法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好像不复存在了一样。”[13]由此，这种社会关系的魅惑性遮蔽了现实存在。其次，景观社会中的虚幻式图景是从各个领域抽象剥离出来的，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已逐渐变为碎片化、原子化，稳定性已不再坚固，取而代之的则是易变性，但是，这种分裂的社会关系却在更大的范围内存着统一性，因此，“被展示的分裂是统一的，而被展示的统一则是分裂的”[14]。最后，以图像为主导的景观社会冲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看似互不关联的事物，在这股洪流之中却有着微妙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以商品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已全面转为向以影像为主导生产的景观社会。
在商品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0]。追求对商品的无限占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随着新兴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德波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传统社会已是大相径庭，他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生活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11]由此，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批判哲学。由景观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它的对象不再是以一种客观实在性存在，而是以一种变动不居的虚幻性而存在着。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不仅仅与其相对立，更为重要的是“景观”已内化到实践主体之中，俨然在主体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控制着主体的行为。因此，社会以及社会实践主体所产生的后果便是景观的肆意盲目堆积以及表演，社会实践主体所经历过的都被迫抛弃了，只能在表象之中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
三、符号社会：鲍德里亚的基本概念
尽管鲍德里亚并不是情境国际主义学派的成员，但是他的“符号理论”不仅与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更是对德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鲍德里亚看来，德波未能认识到“从形式商品到形式符号的转换，从受一般等价的价值规律控制的商品的抽象交换到受符号规律控制的交换的转变。通过这种转变走向了符号政治经济学……”[15]在这种情况下，对商品的消费并不是因为其具有的物质性特征，更不是因为其虚假的意象性，而是变成了一种“符号——物”，成为一种意义所指的对象，这便是鲍德里亚的基本概念。即使德波已经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由生产导向性转为消费导向性，但是未能洞察到消费社会的根本支撑是“符号逻辑”的形成，这是鲍德里亚的突破性所在。
鲍德里亚关于符号社会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系列文献中，同时这分别是其思想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在早期阶段，鲍德里亚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商品的生产，德波的“景观社会”是针对马克思的“生产社会”而言的。大众媒介的兴起制造了“虚假的满足”，在图像时代的狂轰滥炸之下，社会主体不自觉地被吸引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消费渐渐地转变为中心。于是，消费社会便由此而形成了。传统的消费概念是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满足，但是鲍德里亚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他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16]。由此表明消费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方式，而是一种主动的方式，正向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世界之间作出系统性的回应。消费物品的物质性也已逐渐丧失了，消费对象的物品必须是“物体系”之中的物品。鲍德里亚用“物”代替了马克思的“商品”，如今的社会已经是“物”的主导社会，“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7]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物不再是生产领域中实体性的商品，而是仅仅具有意义指向的一种符号形式。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物的产生已不在生产领域之中，而是产生于消费领域。商品已成为“符号——物”，具有了“符号/价值”。因此，在符号逻辑的统治下，“最初与我们打交道的其实是符号：一种被一般化了的符号的符码(code)，一种完全任意的差异的符码，物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而不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内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现其自身的迷人的魅力。”[18]这就意味着在符号社会中，商品已被纳入“符号——物”之中，蕴含在商品之中的有用性、满足性等使用价值都已经被掩饰了，使用价值被抽象为一般意义的符码，从而被纳入符号系统中，由此，符号成为重新定义一切的标准。
一方面，助力“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存在形式理性缺失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我国《保险法》并不调整海外投资保险关系。目前，海外投资保险关系之调整都依赖《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境外重点项目金融保险支持力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两个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层级和效力较低、文本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操性，这与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身份是极度不匹配的。应当抓住“一带一路”这一契机，推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制定，对海外投资保险的涵义、相关程序和险别进行细致规定，以弥补形式理性缺失的问题[25]。
鲍德里亚从马克思商品社会中的异化理论，到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过渡到了大众传媒时代的符号理论，为分析互联网时代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波虽然提出了意象统治一切，但是并没有揭示出意象的产生机制。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符号建构世界的规则，但是他只看到了技术媒介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却忽略了社会实践主体对“技术代码”的解读能力。从根本上说，德波和鲍德里亚都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商品社会的生产理论基础，抑或是对异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德波和鲍德里亚所处的时代有了新的变化，他们的基本范畴有其创新之处，他们的理论契合了时代的新特点，但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并没有质的变化。因此，回归马克思，对于准确地解读西方社会批评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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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云纹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09-0010-04
作者简介郭胜(1992-)，男，广西玉林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主要从事环境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
标签：社会论文; 德里论文; 马克思论文; 景观论文; 符号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文化学刊》2019年第9期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