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以及舒尔茨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探讨居住在城中村内的流动人口居民的日常消费情况。研究以西安市一个待改造的城中村—C村为田野调查地点，通过对33位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蚁族”）和农民工为期6个月消费活动的观察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希望以城中村这一城市更新过程中的“过渡”转型空间为观察点，从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研究我国城市外来人口在日常消费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阶层分化，从而为研究我国大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以及阶层分化提供解释性的理论框架，并丰富消费的阶层分化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城中村；日常消费；空间；流动人口
一、引言
作为“坐落在大城市中的乡村”，城中村半城市化的形态使得其保留了大量原村民的自建房屋[1,2]。因为毗邻大型商业区和创业产业园区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比一般商业小区相对低廉的租金使得城中村成为了万千低收入外来人口在大城市的理想居所。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中村周边的消费空间和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消费边界被城市郊区土地的商业开发不断重塑。这样的边界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物理意义上的边界。它可以理解为是被可识别的实体和标志物所标记的物理界线，比如高档住宅的门禁社区。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城市绅士化发展中衰败的市中心和贫民窟相类似，城中村作为城市更新中待拆除和改造的空间，一般缺乏城市政府的统一管理。较差的基础设施和简陋的居住环境使得城中村从空间上和那些精致高档小区的空间隔离开来。
公共管理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理论领域，需要广泛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公共事务及其管理开展研究，这一点在劳动与社会保障这个专业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学在20世纪80年代发源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前者以保险学为基础，后者以劳动经济学为基础，当时都隶属于经济学一级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学人也多数集中于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经济学可以视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主要学科基础。
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来讲，边界指的是人们在日常消费活动中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消费习惯在与外界物理空间的互动中所建构出来的社会空间概念[3]。这样的空间建构常常跟消费者的“身体”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活动相关。通过消费者的“身体”在物理空间中的移动，占有和支配外在的物理空间从而建构对空间的认识和“边界”，并通过行动者的“身体”积累对于外在物理空间的知识（space knowledge）。这样的“知识”沉淀于消费者每日的日常活动中，并反过来指导其消费实践活动[4]，比如告诉消费者去哪里买东西，以及买什么价格的东西等等。
而本文中所探讨的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的消费空间的“界限”，既是我国大规模城市化更新过程中高端和低端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的空间隔离，也是城市内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阶层差异的反映。和西方城市贫民窟和衰败社区居民的经济、文化水平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不同[5,6]，我国城中村的居民并不是像西方衰败社区那样有很高的同质性，而是在城中村的物理空间内部呈现出了在居住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上的异质性。城中村作为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更新和改造的一个缩影，因为其较低的租金承载了大量的低收入外来流动居民在此生活。而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和其内部的阶层分化却少有学者做出实证研究。同样是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比如那些拥有大学文凭的大学毕业生（或者称为“蚁族”）和来自市镇/农村的农民工的日常消费空间呈现出了怎样的差异和隔离？这些外来人口的日常行为的差异背后所蕴含的行动逻辑和社会学意涵是什么？这些差异又如何影响不同的城中村居民的空间的边界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
学者们对于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一般是从以下几个三方面进行：一是研究流动人口的消费特征和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因素。研究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家庭中，房租, 食品和日用品消费在流动人口消费中占主要地位，而在子女教育，医疗和娱乐等发展型消费方面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则远远低于城镇居民[7-9]。二是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迁移模式，医保和社保参与，市民化意愿以及代际差异等因素都影响了流动人口消费在城市的消费行为[10-12]。研究者还通过研究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购物和娱乐消费发生的时间和地理空间，消费活动的路线、距离范围和消费行为发生的空间，发现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在日常娱乐消费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其消费活动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空间等级性[13-15]。并且这种空间等级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以及个人收入紧密相关[16]。以上研究一般对比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消费特征和消费差异，或者把流动人口当做一个整体研究其消费行为，但是很少有研究从流动人口内部探讨不同的流动人口之间的消费的差异和分化。现有研究大都倾向于对流动人口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和其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的量化实证分析。这样的描述分析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城乡居民在特定区域内的消费行为模式和空间特征，但是对于这些消费行为背后的形成逻辑缺乏有力的微观层面的阐释。
还有学者从消费空间与阶层划分的角度来探讨居民的消费行为。学者们认为人们通过在不同的购物空间中购买不同价值的产品来区分阶层，各种高端或者大众的消费空间以及商品成了区分人们社会阶层的具象化的符号[17]。不同的居民在不同的场所进行消费的同时又形成了符合其阶层的生活方式的消费方式[18,19]。而在西方语境下的“中产阶级绅士化”现象在塑造了中产阶级社区及符合其阶级生活方式的消费空间的同时也形成了城市居民居住和消费空间的隔离[20,21]。
以上研究虽然分析了消费空间和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但是消费的日常被一系列符号所表征从而机械地地区分着社会阶层和文化身份。因而日常生活对于消费空间的再生产作用被忽略了。消费空间在这里因为缺少了与日常实践的对话和互动从而成为了静态的“容器”。因为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不只是静态的结果，而是蕴藏在其每日的话语，行动和日常消费空间活动之中的。空间和不同的消费者通过消费活动实践形成了互动，从而共同构建着不同的消费者主体对于城市消费空间的认识和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形成了区分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22]。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把居民消费的研究置于一个解释性的研究框架中以便更好地观察其消费行动背后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因此，本研究将用布迪厄的消费分层理论以及舒尔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来探讨居住在城中村内的流动人口居民的日常消费情况，希望以城中村这一城市更新过程中的“过渡”转型空间为观察点，从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研究我国城市外来人口居民的以日常消费实践活动所展现出来的阶层分化，从而为研究我国大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以及阶层分化提供解释性的框架，并丰富消费的阶层分化的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文化资本，身体和日常消费空间
90年代以来的由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中国城市大规模的更新运动不断加速城中村土地的商业开发[23]。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利润资本，城市政府和土地开发商作为掌握最高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城市规划者”，通过加大投入城中村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吸引更多的工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到此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城中村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大量的高档商业住宅区和大型购物和娱乐休闲中心在城中村周边不断集聚，从而形成了高档商业住宅区在城中村附近的空间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加速了城中村居民在居住和消费空间上的鲜明分异：比如时尚高端的综合性购物广场/个体自营的小卖部以及夜市，设施齐全的健身俱乐部/拥挤的城中村小广场，以及装潢精致的餐厅/街角卫生条件堪忧的小餐馆之间的对比。在这个层面上，作为容纳不同阶层消费人群的购物休闲的物理空间可以被看作是各种经济和文化产品的集合。这是一个需要被不同阶层的消费群体定义，占据和维护的空间。城市空间土地利用在象征资本作用下的空间集聚化就导致了特定消费场所在某一特定空间的集中出现[23]。这种不同的物理消费空间的差异回应的是“由高度系统化的社会秩序所导致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3]，从而进一步塑造了可感知的社会空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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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或者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借由布迪厄[27]的说法，体现为个体行动者的经济资本（财产和收入），文化资本（个体文化能力的象征，例如文化产品、技能的占有和学历）以及社会资本（基于个人的社会头衔和私人关系网的社会资源）的总量以及这几种资本的比例构成的差异。行动者与他人的区别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经济资本总量，而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因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其他象征资本的占有而获得的生活方式和品位。其中文化资本对阶级的构成和分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6]。布迪厄认为“生活风格是阶级关系符号方面的实际表达”，以及是“阶级趣味所生成的消费实践的系统的产物”[27]。消费实践包含了日常从饮食，购物，娱乐，体育运动以及艺术在内的一切消费实践，共同塑造了生活风格迥异的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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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物理空间的隔离“客体化”（objectification）了由布迪厄所论述的资本结构决定的社会空间秩序，或者说是资本数量占统治地位的支配阶级和资本数量缺乏的被支配阶级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实体化。比如城市空间中时尚高端的综合性购物广场、设施健全的健身俱乐部、装潢精致的餐厅，或者是那些小卖部以及夜市，拥挤的城中村小广场和街角的卫生条件堪忧的小餐馆等场所则作为“实体化”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在城市特定物理空间中的聚集。消费场所在空间上的集聚一方面吸引了具有相对应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人群进行消费，同时又对那些没有相匹配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阶层形成了排斥效应和空间隔离（这样的隔离往往可以通过有形的边界，比如院墙、大门或者生活区不同的景观的分布进行区分）。
更进一步说，“客观化”可以理解为是社会秩序或结构在人们居住的物理空间中的具体化或者存在的事实，也可以理解为人们所拥有的社会秩序意义上的规律性是由物理空间的共性实现的。物理空间实例化了社会组织模式，并为社会化提供了无处不在的空间场合。所以那些或高档或低端的消费场所的物理空间界线表明了一种由各种城市建筑组合起来的空间秩序。这种秩序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层级的权力关系，其被具有不同资本结构的社会行动者在日常的消费活动中进行实践，并通过长期形成的阶级惯习把社会空间秩序转化并适用到可知可感的物理空间中，形成不同行动主体在进行实践活动时的“界线感”。
BS路那边的购物广场是新开的。里面有一家华润万家超市，我下了班会去转转，有时候买点菜。（．．．．．．）整体来说环境比较好些。我周末有时候会去旁边的奶茶店坐坐，顺便带孩子玩儿。我儿子特别喜欢去商场五楼的那家“吉德堡梦幻天地”，里面都是跟他一般大的小孩子，（玩儿的）东西也比较多。我大概两周带他去一次吧。我一个人弄不过来，他爸爸经常出差不在，所以我得等他爸爸有时间的时候过去。（云云，27岁，电子产品公司销售人员，住在C村3年了）
这种由于布迪厄所说的资本的结构差异造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对立被社会行动者通过“身体”在物理空间中的移动，以及对空间的占据和在空间中的活动而不断内化到其日常的社会实践中去，从而对社会阶层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产生了积极的作用[31]。在本研究中，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资本，使得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农民工都把城中村作为临时栖居之所。这一点决定了我国城中村的物理空间具有高度混合和异质性的特点。但文化资本的差异决定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农民工社会空间位置的分别，同时生成的阶级惯习和“身体”的空间运动又影响了二者对于居住的城中村的物理空间的感知，从而造成他们日常消费实践的差异。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位于西安市一个典型的城中村C村为主要观察研究地点。C村坐落在西安市南郊三环边缘，毗邻西安市大学城和长安区郭杜产业和教育技术开发区。随着城市更新的逐步推进，C村周围的土地被重新开发为商业用地，从而带动了C村周边的房地产和商业的繁荣，同时吸引了大量的中产阶层市民前来置业和生活。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流动人口群体选择在C村附近工作，C村和周边区域的居住空间隔离也在不断加深。
现状水质达标的水功能区，污染物入河量大于计算纳污能力的，以水功能区纳污能力作为限制排污总量；污染物入河量小于计算纳污能力的，以纳污能力或者小于纳污能力的入河量作为限制排污总量。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下的篇章结构个性化研究 …………………………………………………… 陆丹云（3.11）
为了探索这两类城中村居民的日常消费空间和实践活动，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于2015年7月到2016年1月间对居住在C村的33位外来农民工和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跟踪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笔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分别联系并确定了33位研究参与者。这33名参与者基本都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且都未获得西安户口。其中15位外来务工人员基本都来自四川、安徽和湖北省的农村，年龄跨度在22岁到48岁之间，学历以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为主。而参与本研究的18位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在24到32岁之间，他们都有本科学历但是全部都毕业于西安市的普通高校。最后研究使用主题分析法，借助NVivo软件，通过对收集来的文字访谈数据（访谈录音和笔记）的汇总和分析，并归纳出研究相关的主题得出研究结论。
五、消费空间的“边界”和“领地”
空间界线感的形成植根于社会行动者的资本结构以及过去积累的沉淀下来的“知识”，而知识是通过身体的学习和感知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城市居民的“身体”扮演了“活生生的对过去的记忆”机制，来指导其在城市物理空间中的日常活动，比如告诉他们到哪里进行购物、吃饭和休闲娱乐，而哪些地方又是不会涉足的。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在2017年，我国大约有24万家餐饮企业开业，同时有将近10万家餐饮企业倒闭。从总体来说，我国的餐饮行业是发展的，并且有很好的发展空间。餐饮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是资金出现问题，对于餐饮企业发展来说，融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但餐饮企业都比较大众化，没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这给餐饮企业融资带来一定的困难。
（一）消费空间“边界”的形成
由于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不同造成的阶层之间的差异使得外来农民工和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日常购物以及娱乐消费的空间感知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C村周围的土地不断被开发为中高档商业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周边的物理空间的集聚效应也不断地体现出来。大型购物娱乐中心、高级餐厅、会员制的健身房、进口超市、咖啡馆、独立书店、高档品牌服饰和电子产品专卖店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集聚在住宅区周围，很大程度上重塑了C村周边的购物和娱乐休闲空间。从前C村附近的一些低端的小型批发市场，菜市场、夜市和小广场都随着C村附近高档楼盘的开发而被拆迁和重新开发，从而更加迎合中高阶层的居民的文化消费品位。因此，对于外来农民工来说，其对于购物和消费空间的界线感要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晓文所说：
你说的那些地方（健身房，KTV，和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笔者注）都不是我们去的。那些地方都挺贵，（自己）也没那些需求。平时买东西啥的就在村里，东西都挺便宜实惠的，没必要去那么远。（35岁，超市送货员，住在C村5年了）
因为“追求实际”的消费原则是把经济和文化资本都不占优势的外来农民工群体排除在那些需要丰富经济资本和特定文化资本的消费空间之外的。从而外来农民工的消费空间便形成了一条无形的“界线”：即高档百货商场和健身俱乐部这样的消费空间代表的是“贵的”“环境好的”“消费不起或者从来不去”进行消费的，而C村这样的地方是“便宜的”以及“可以经常去的”。这便在外来农民工的消费空间和C村附近不断开发的高档消费空间之间形成了一道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组成的不可逾越的“界线”。
在小学生习作教学中，渗透美感意识，让学生在观察、体验、积累、感悟中心里印着美的意象，并常受美的意象浸润，学生的习作自然内容具体、文路清晰、语言优美、情感真切了。
晓文的日常的消费活动基本都在城中村内或者其周边进行，他们去消费的场所也是价格相对便宜的路边摊，小卖部和夜市。对于外来农民工来说，这样的消费选择是由于其“追求实际”的消费原则决定的。“追求实际”的消费原则作为一种生存型消费，可以解释为以最少的花销得到尽可能多的商品利润。作为长期“积累的知识”，“追求实际”的经验被外来农民工当做“理所当然”的身体行动而规定着其每日的消费实践活动：即在特定空间内通过使用最少的资本从而最大限度地换取商品价值。
然而对于空间界线的感知，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则表现出了一种比较模糊界线感。相对于外来农民工清晰地划分自身的消费和娱乐空间界线来说，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消费实践活动则经常有着一种突破“界线”的倾向。
但是“界线感”的形成又是如何规训社会行动者的日常消费行为的呢？这一点布迪厄并没有提供一个明晰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在舒尔茨(Schutz)[28]关于日常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理论中找到相应的补充。生活世界容纳了人们的每日生活经验以及在每天的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和事物，而这些事物会逐渐积累成为个体的经验，舒尔茨[29]把这种经验叫做“知识的储存”。“知识的储存”会和阶级习性联系在一起形成行动者的知觉经验来指导行动者未来的行动和做出符合其阶级习性的判断，或者合理化行动者已经做过的活动和选择[30]。从而这些实践又把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内化”并储存到每一位消费主体的“身体”记忆中。综上所述，城市物理空间的分异通过城市居民在物理空间中的日常消费活动不断积累着对空间的身体感知经验和身体记忆[29]。这些身体经验和记忆逐渐形成了阶级惯习，从而在长期的日常活动中规训着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生成了城市居民的空间界线感和领地意识。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像云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并没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消费空间界线感。这些相对高端的购物娱乐场所一方面满足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消费品位，但另一方面又受限制于有限的经济资本，所以在这些空间中的娱乐和消费活动也不是经常性的（“两周去一次”）。这种由于丰富的文化资本的习得而形成的“经常性的知识”让低收入大学生在进行消费活动时并不是以追求商品的物质功能为主，而是更加在意商品的品质以及进行消费活动时消费空间本身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及其体现的文化符号价值[32]，比如被访低收入大学生描述的“环境好”“寓教于乐”“有人文气息”等。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惯习使得低收入大学生有意愿到一些高端的消费场所进行消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和那些新开发的高端消费和娱乐休闲场所的空间界线。
（二）“我们这里”和“那边”的区分——消费空间的“领地”意识
消费的空间界线还体现在外来人口居民的日常消费空间的“领地意识”上。对于外来农民工来说，他们对于消费空间“领地”的认识没有明确的空间上的概念。但是其活动空间一般总是被限制在以其居住空间为中心的较小的范围内，并且在其日常表述中常常以“我们这片儿”，或者“我们这里”为标记来划分其消费的空间范围。正如小君告诉笔者的：
我平时买东西的地方就在附近。我们这一块儿有好多小卖部。我经常去的一家也就离我住的地方走路5分钟吧。（21岁，餐馆服务员，住在C村两年了）
云云补充道：
我们这里的东西不贵的，我平时下班都会去买买水果和零食。[……]那边的超市我有时候会去逛逛，但是买的少。比较远一点，而且东西也差不多嘛，还是我们这里更新鲜。（25岁，美甲店服务员，住在C村三年了）
许多农民工在形容自己的日常消费地点时都会提到“我们这里的东西不贵”以及“那边的消费很高，不是我们去的”。“我们这里”以及“那边”这样的对于消费区域的划分是基于外来农民工能够在特定空间内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花费的空间消费逻辑。“我们这里”即那些便宜的和距离住处近的消费场所，意味着对于自身购物消费活动的空间认同；而“那边”则意味着贵的，高档的或者离住处远的消费空间。对某一消费空间的认同基于外来农民工的阶级惯习和日常活动经验累积而建构的一种对于“空间的感觉”[33]，从而避免了由于缺乏相关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而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地”的陌生感和引起身心不适的焦虑感[34]。
而对于大学生而言，消费空间的“领地”常常超越了C村的地理范围。比如小候告诉笔者的：
平面QRS-T夹角是指额面QRS波群电轴(QRS wave axis,QRSaxis)和T波电轴(T wave axis,Taxis)之间的夹角,其大小等于QRS波电轴和T波电轴差值的绝对值。如绝对值>180°,则平面QRS-T夹角=360°-|QRSaxis-Taxis|。
我比较喜欢去大的综合超市买东西，比如华润万家，沃尔玛这样的地方。我一般去那儿买吃的和用的。沃尔玛就是离我住的有点远，我坐车得坐个5站的样子。有时候我嫌麻烦就在网上买了，便宜还给送到家。（25岁，服装公司前台，住在C村2年了）
小苏补充道：
由于工期紧、工作量大，作业人员难免会输错身份证号。经过实践发现，身份证号的长度、数字写错的情况普遍存在。身份证号检测功能可以快速的完成对身份证号的检测，并把身份证号错误的数据导出为Excel表格式。
旁边万科广场我经常去逛。里面超市，吃饭的和喝咖啡的地方都有。（那边）一楼还有一家雕刻时光（一间连锁咖啡厅，笔者注）。我经常去那儿学习，有时候呆上一个下午。我喜欢那里的环境。下午的时候比较安静而且环境好，比呆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学习好多了 （笑）。这个（广场）开了以后太方便了，我能随时去逛街和买东西。（30岁，文化创意公司文员，住在C村两年了）
互联网空间也逐渐扩展了“蚁族”们的消费的领域，“因为可以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和便宜又好看的东西”(云云语)，或者在本地买不到的，但是网上有的商品。从而进一步打破了低收入大学生对于C村为中心的消费空间的“领域”意识和空间认同。对于低收入大学生来说，虽然其经济资本不占优势，但是其文化资本的习得和中产阶级的消费惯习使得他们更加关注消费品质和空间环境，从而使其日常消费空间领域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城市空间和网络空间。
我平常都不怎么在这里买东西，除了有时候买点菜。但是基本上日常生活用品还是去华润万家买，质量放心。（27岁，电信公司维修人员，住在C村3年了）
界线感和领地意识被外来农民工和低收入大学生的身体不断实践，从而内化到其身体记忆中参与构建其对于外在空间变化的感知。正如布迪厄所分析的，这是基于社会行动者过去的经验和积累，体现了城市居民对于日常活动空间的一种无意识的“空间的感觉”（sense of place）[31]。这种感觉被城市居民的身体所记忆和感知从而形成了对城市消费和日常活动空间的界线感，并由此来指导城市居民的消费实践活动来最大化自己的消费活动的空间利益。
六、变化着的消费空间“边界”和城中村居民的应对策略
伴随着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以城市土地商业价值开发为目的的城市更新过程，C村周边的土地也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中被不断地重新置换用作商业开发。1990到2010年间区经济产业开发区的建立以及政府主导的地方土地和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带动了C村周边农用地的重新征用。90%的C村附近原农业和传统工业用地逐渐被商业住宅用地和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导向的新型工业用地所替换（根据C村村主任的说法），原来属于集体自有的小作坊也被高端的商业街区所取代。并且随着开发区和大学城的兴建以及周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带动了C村附近的产业和商业文化发展并且催生了高档商业住宅区和消费区域的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相对低端的购物娱乐场所被高端的消费场所取代，而这样的城市空间变化对农民工和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消费空间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农民工——日常消费空间范围的缩小
由于高端商业住宅和高级写字楼的不断开发逐渐集聚了城市中上层阶级的消费人群来此居住和工作，因此带动了C村周边的高端消费空间的形成：比如健身房、网球俱乐部、汽车美容店、国际学校以及装潢高档的购物中心和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等。这些高级消费场所迎合了这类富裕阶层的消费趣味。C村周边土地的不断商业化开发强化了高端的消费空间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区域，进一步缩小了那些拥有较少经济和文化资本的C村的流动人口居民的日常消费空间范围，从而加深了其日常消费活动的界线感。
界线和领地意识的形成既是消费的物理空间上的分隔，又象征着社会空间内的处于支配和被支配地位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象征距离”[27]。这样的象征距离标记着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的源自社会结构建构于其“身体的知识”之上的对空间距离和范围的感知。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本，使得其无法在那些新开发的高端场所进行消费，并且这种更迎合上层阶级合法品位的消费空间本身的建立也形成了一种“俱乐部效应”（club effect）排斥了那些不符合其资本构成和品位的社会行动者[24]。正是C村周边商业楼盘开发和周边高端商业社区的兴建造成的由于“俱乐部效应”，使得一些农民工原来经常进行的消费活动的购物空间逐渐被替换或者拆除，导致一些原有的空间消费活动不得不改变或者停止。正如小陈和小杰所说：
我原来老去村口的一家小吃店吃砂锅。后来就不去了嘛。[……]还不是因为门口那个铺子遭拆了，现在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那个地方听说要修一个停车场，应该是旁边万科还是紫薇花园的地方，我不太清楚喽。（31岁，在批发市场做零工，住在C村5年了）
那个芙蓉兴盛超市，就是我们这里比较大的超市了。东西比一般的小卖部全。我一般上那里买烟。那个超市本来在C村南边，离我住的地方近。现在不是要搞什么建设嘛，超市也不在了。现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个干洗店和洗车的（地方）。（27岁，某物业公司维修工人，住在C村3年了）
因为楼盘的重新改造和拆迁“现在变成了停车场，洗车店和干洗店”等 （小陈，小杰语）。对于这些外来农民工来说，其现有的资本结构所形成的惯习以及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使得他们的消费行动在面对消费空间的转换时进行了有意识的“自动调整”[33]，进一步唤起其身体的记忆和反应并指导活动，帮助其辨别当下的场景和环境：即这些地方是不能去的，因为“这些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小景语）。消费空间的界线感也因此被不断被强化为新的“知识”或者惯习来指导外来农民工的消费实践。
消费界线的形成是建构在外来农民工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空间认知。这样的认知是为了确保其自身利益在一定的消费空间范围内的合理化和最大化，同时也是农民工的过去的空间知识和形成的身体实践经验应对外部空间的变化（比如原来消费场所的消失以及新的高端消费场所的兴起作为刺激物（stimulus）引发的消费空间界线的缩小和扩大）而做出的“自发和反应”和理性的有意识的判断（spontaneous conduct)。
（3）从生命周期费用来看，加装中间换热器的地下水源热泵系统和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LCC值较高，而空气源热泵系统相对这两种方案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应采用空气源热泵系统。
（二）突破“界线”的意愿——想象的阶层身份建构
对于低收入大学生来说，虽然由于经济资本的缺乏让他们选择和外来农民工居住在同一个物理空间——C村内，但是其丰富的文化资本使得他们对于外部空间的变化能够相对从容地应对。布迪厄把这一人群称为“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y）或者小资产阶级（Bourdieu, 1984）。相比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他们介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能力摆脱限制工人阶级生存需求的约束；相比于统治阶级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储存虽然显得无力，但是也能支持他们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的需求。他们一般不参与体力性的劳动，而是从事一些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或者充当企业中初级的管理者的角色。他们勤奋，遵守规则并且试图进一步通过努力来积累资本从而达到统治阶级的标准。尽管其目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足以让这些作为“文化中间人”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把其文化资本转化为更多的经济资本（比如得到一份薪水高的工作）或者社会资本（比如获得更多异质性的社会资源）。
但是从长期来看，也正是由于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通过教育习得的文化资本塑造了其上层阶级的“合法的品位”（legitimated taste），相比那些没有文化资本的农民工来说，这种合法的品位被大学生实践在其日常消费活动中，增加了低收入大学生们对于一些中高端购物和娱乐消费空间的选择，并使得其消费活动突破了C村物理“边界”限制而扩展到更大的城市空间范围中去。虽然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居住的物理空间和富裕阶层是隔离开的，但是文化资本的习得使得他们在阶层的身份和消费惯习上却认同那些经济和文化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正如小方告诉我的：
对于大学生“蚁族”来说，由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形成的对于商品质量和消费环境的追求，使得大学生的“领地”范围并没有限制在C村，而是扩展到更远或者消费价格更高的一些购物场所。比如大型综合超市，综合性购物广场等。相对于农民工，大学生的消费空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域的概念。很多时候他们的空间并未限制在生活居住的范围内，而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消费空间在“别处”的特点，甚至扩展到整个城市范围。他们会为了吃一顿网红美食而搭地铁到城市的另一边，或者为了参加一场文化活动而“不昔花200元的订票费”(小苏语)和车费。
咖啡馆、书店以及大型超市的设立都满足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文化品位需求。在以上地方进行消费一方面适应低收入大学生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从而指导消费实践，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在特定消费场所的消费实践维持了低收入大学生在社会空间中的阶层地位和与匹配和其阶层地位的文化品位，以区别于外来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实践，从而实现阶层秩序的再生产。
同时，当代消费文化，伴随着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和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的广告为我们塑造了一种“想象”的中产阶级生活。在访谈中许多低收入大学生都显示出了对精致“小资”生活的向往，他们会对消费地点的环境以及消费的方式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对于小方来说，她会偏爱安静和有氛围的地方，并且比较注重情调。虽然经济资本有限，但是他们会“享受在咖啡馆”度过的时间，或者乐于“体验商场的消费环境”（云云语）。因为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暂时满足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对于商业文化营造出来的中产阶层文化的期待和向往。
综上所述，在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结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总结实际存在的问题，不断引进现代化管理理念，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做好人力的考核工作，为企业储备更多的优秀人才，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
因此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文化资本使他们更加拥抱城市更新带来的繁荣的商业文化。并且他们会不断扩大日常消费的空间范围而满足其自身对于高尚购物环境和新鲜消费事物的追求。在这样的消费目的驱使之下，对于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来说，其消费空间便不再受到其居住的C村空间范围的局限，而是以整个城市为自己的消费空间。比如小颖告诉笔者的：
我一般都会在大众点评上搜好吃的，看到想吃的就会和男朋友周末一起去吃。远近无所谓，现在地铁公交都很方便了嘛。C村附近没什么好吃的了，而且好多环境也不好。平时工作也辛苦，周末就靠吃好吃的慰劳自己呗。我们经常会去一些网红店，像言几又书店那种的。有些网红店的主题很有意思。我和男朋友每次去吃都要拍好多照片。（24岁，广告公司文员，住在C村2年了）
选取在该科分娩的GDM双胎妊娠产妇33例为观察对象，年龄 24～43 岁，平均（31.6±2.9）岁，孕周 34～41周，平均（37.9±1.2）周，初产妇24例，经产妇9例。 选取同期在该科分娩的GDM单胎妊娠产妇33例为对照组，年龄 24～41 岁，平均（30.7±2.4）岁，孕周 37～41 周，平均（38.2±1.0）周，初产妇22例，经产妇11例。排除妊娠高血压及其他合并症、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由于沉淀于过去经历中的文化资本和知识经验使得他们对于具有中产阶级文化品位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因此在日常消费的身体实践中，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会不断寻找符合自身文化品位的消费场所，从而突破以自己居住的城中村为中心的消费空间的“边界”。无论是咖啡馆、书店，还是网红餐厅或者大型商场都符合其对于个性和有品位的消费空间的认同。这样的认同对应的是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对于自身居住的城中村的一种“逃离”，是其由文化资本的积累所形成的文化消费品位而建构出的“想象”中的小资生活和现实中城中村生活的 “错配”（misfit）。
只有当财务报告的编制制度适合财务报告的编制时，财务报告编制制度才能真正发挥效用。但是目前我国的财务报告编制制度的适用性不足。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的财务会计制度主要是建立在收付实现制上的，只有在真正实现资金的收入或者开支之后才会在财务报告中有所记录。因此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与过去的收付现实制的财务制度是不太相符的。同时，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会出现许多的相互抵消或者重叠的情况，然而出现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及时解决，因此需要对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制度进行改革，提高其适应性。
“错配”，用低收入大学生的话来讲，是一种“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阿德语）。这种“要逃离”和“不属于这里”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是由大学教育习得的丰富的文化资本所促成的想象的上层阶级身份和现有身份的断裂，从而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错配”使得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和C村的人跟事物保持社会距离，同时也驱使低收入大学生不断地探索和扩大日常的消费“边界”。在这样的消费惯习的支配下，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日常消费空间界线并不受C村周围城市空间改造的影响，反而使得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消费选择因为消费“边界”的扩大而变得更加多元。
七、结论与讨论
城市物理空间的变化重新调整着不同的城市居住者日常空间消费实践活动的空间边界和范围，并通过消费者的阶级惯习反映出和再生产着社会秩序结构。而社会结构又通过日常生活的操演逐渐内化到社会成员的行动中[38]。在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农民工的日常消费活动中，“身体”扮演了记忆机制的角色。阶级惯习通过“身体”记忆一方面规定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消费实践活动的界限和空间范围，另一方面消费实践活动的空间差异又是二者社会阶层分化和再生产的体现。这就使得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农民工虽然居住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但是其日常消费实践活动和空间体验上却表现出一些不同：
第一，因为缺乏相应的文化资本，使得外来农民工的日常消费空间的界线感要比低收入大学生更明显，并且消费的空间的范围也更加限制在其居住的C村或者周边相对较小的范围内。然而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日常的消费范围并不局限在C村而是扩展到整个城市空间。
第二，低收入大学毕业生非常看重消费实践活动的象征符号价值，比如氛围和环境等。这就使得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消费空间扩大或者延伸到中高档的购物场所。
第三，这种空间的扩大和延伸是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较高的文化资本和较低的经济资本的“错配”造成的对于中高端消费场所的主动选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消费空间要较少受到城中村周边空间变迁的影响。
本文旨在引入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的动态视角，并提供了一个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分析框架研究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流动趋势。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结合城市居民消费调查数据对多个城中村的多类居民进行消费行为的量化对比分析，以期从更广泛和动态的意义上把握不同城市居民的消费实践活动。另外，研究者要如何通过把握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消费特征，进一步从政策和城市规划的角度为外来人口建立更加舒适和方便的购物消费环境，增加外来人口对于所在城市的认同，也是研究者和城市治理者所需要努力研究和工作的方向。
参考文献：
[1]Zhu, Y． S． Spatiality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urbanism： The unequal right of rural migrants to city space[J]．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2014, 2 (2)： 194-217．
[2]汪明峰，林小玲，宁越敏． 外来人口、临时居所与城中村改造—来自上海的调查报告[J]．城市规划 , 2012（7）： 73-80．
[3]Fogle, N． The Spatial Logic of Social Struggle-A Bourdieuian Topology[M]． Maryland：Lexington Books, 2011： 86-90．
[4]Schutz, A．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22-29．
[5]Wacquant, L． Urban Outcast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advanced marginality[M]．Oxford： Polity, 2008： 99-101．
[6]Paton, K． Gentrification： A Working Class Perspective[M]． Surrey： Ashgate, 2014： 136-138．
[7]谭苏华，朱宇，林李月，等． 流动人口家庭的城市消费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J]． 人口与发展，2015 (1)： 22-31．
[8]孙华，陈力勇． 流入城镇农村人口消费行为分析—基于西安市的调查[J]． 人口研究,2014, 38(2)：92-101．
[9]王韬，毛建新． 流动人口家庭与城镇家庭的消费差异—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5（4）：60-68．
[10]卢海阳，李祖娴． 迁移模式、市民化意愿与农民工消费—基于2016年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J]． 调研世界，2016（9）： 19-26．
[11]杨永贵，邓江年．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J]． 现代经济探索，2017（9）：108-114．
[12]李刚，刘养卉．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特点、困境及其路径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6)： 85-89．
[13]Brown, S． Retail location at the micro-scale： inventory and prospect[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4, 14 (4)： 542-576．
[14]兰宗敏，冯健． 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基于北京若干典型城中村的调查 [J]． 地理科学 , 2012 (4)： 309-416．
[15]柴彦威，李昌霞． 改革开放后上海市民消费方式的变化及其空间扩展[J]． 经济地理，2005（4）： 528-531．
[16]马宏涛，楼嘉军，刘润，等． 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质量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研究[J]．城市问题，2018（9）：65-73．
[17]罗钢 ． 消费文化读本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2-13．
[18]杨晓俊，王兴中． 居民消费行为与城市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关系[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35(6)： 55-58．
[19]王兴中，高丽． 大城市中产阶层化与商娱场所的空间结构[J]． 人文地理，2008(2)：49-55．
[20]Billlingham,S and Kimelberg, M． Middle-class parents, urban schooling, and the shift from consumption to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J]． Sociological Forum, 2013, 28 (1)：85-108．
[21]陈果，顾朝林，吴缚龙．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J]． 地理科学, 2004（5）：542-549．
[22]Zukin, S． Urban lifestyles： Diversity and standardization in spaces of consumption [J]．Urban Studies, 1998, 35 (5-6)： 825-839．
[23]刘守英 ． 土地制度中国发展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8：17-22．
[24]Bourdieu, P． ‘Site Effects’, In Bourdieu, P, ed,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 translated by Ferguson, P． P．, Emanuel, S．,Johnson, J and Waryn, S． 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123-129．
[25]张敏，熊帼． 基于日常生活的消费空间生产： 一个消费空间的文化研究框架[J]． 人文地理 , 2013（130）： 38-44．
[26]朱伟珏，姚瑶． 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2012（4）：52-57．
[27]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translated by Nice, 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11．
[28]Schutz, A．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M]．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52-53．
[29]Schutz, A．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320-333．
[30]Atkinson, W． Phenomenological additions to the Bourdieusian toolbox： Two poblems for Bourdieu, two solutions from Schutz[J]． Sociological Theory, 2010, 28 (1)： 1-19．
[31]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translated by Nice, 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64．
[32]杨毅，王佳． 文化资本的集聚与表达：大学生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6（6）： 114-119．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5-0075-13
收稿日期：2019-06-17
作者简介：袁超，女，陕西西安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科研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社区研究；张东，男，四川广安人，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流动人口研究。
责任编辑：叶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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