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兴 著 人民出版社
评价陈家兴先生的这本时评集，首先应放眼中国时评之历史。在我国，时评之为文体，应自1904年《时报》创办始，《时报》“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时报》创刊后，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分别论断，报其机枢，与今之模棱两可，不亲眼边际，截然不同，故能风靡一时。”
中国时评诞生之后，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利器。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邵飘萍等人更是将时评的精神发扬光大，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的时评。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将时评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毛泽东同志更是亲笔写下大量时评。比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发布命令，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军队进攻日伪军。蒋介石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犯者即为人民公敌”。毛泽东同志即于次日发表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这篇时评准确判断该谈话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一个信号。
回顾中国时评的历史，可以说，时评之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奋斗史。这也成就了中国时评具有家国情怀、历史深度的独特精神。
《共产党人的心学——政治文化小札》便是根植于中国时评的历史，根植于近现代中国的奋斗史，血脉相承，一以贯之。比如，书中《抓落实，一肩担子挑到底》一文，开篇不说时事，也不讲道理，反而谈起了历史：“甲午战争前，大清北洋水师并非弱不禁风，相反实力可谓雄踞亚洲，甚至引起日本的恐慌。但当时也有日本人轻蔑地说：‘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读到这段历史，才知道甲午战争的时候，对手是如此评价我们的“积习”——重虚言，不重落实。正如作者所言，“这样的说法，当然充满了傲慢的偏见。但它从另一个侧面让120多年后的我们悚然警醒”。作者剑指历史，忽又锋芒一转，回归现实，连发三问：“为什么一些好政策总是不能转化为基层发展的动力？为什么有的好措施在基层变形走样被变通？为什么有的干部想为百姓办实事群众却不领情？”作者没有回避问题，直接给出答案：“关键就在于没有把上级精神、政策要求对接基层实际、对接百姓心声，而是照猫画虎、机械执行。”
这就是时评的魅力，时评的精神。时评，既不是泛泛而谈、面面俱到的论文，也不是含含糊糊、表达个人情趣的杂感，而是有自己精准的判断、鲜明的观点。
【例2】（2018·全国Ⅱ卷·32）果蝇体细胞有4对染色体，其中2、3、4号为常染色体，已知控制长翅/残翅性状的基因位于2号染色体上控制灰体/黑檀体性状的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上，某小组用一只无眼灰体长翅雌蝇与一只有眼灰体长翅雄蝇杂交，杂交子代的表现型及其比例见表2。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也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纳入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与这部分公共服务有关的，以消费税形式表现的公共服务收益应当适当地由地方取得。这有利于促进中央和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的内在统一，有助于实现“属于地方的财政事权原则上由地方通过自有财力安排”的改革目标。
时评之“时”，不仅是时效之“时”，更是时代之“时”。陈家兴的时评，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世界之中汲取营养，绽放出时代的花。陈家兴长期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发表了很多既有政治高度又接地气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严是公道，扬清风正气》一文，则在开头讲了一个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的故事：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因为那首“我失骄杨君失柳”，李淑一的名字可谓世人皆知，然而这则严于律己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作者正是从中共党史、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资源中，寻找到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让时评有了历史的温度。
陈家兴有一个笔名“江南客”，如果说时评界可以称为江湖，那么“江南客”则是一个翩然而行、仗剑天涯的大侠。
田埂被几场春雨一浇，鱼腥草从黑泥里拱出来，肥肥的秸秆儿上，两三片娇嫩的红叶羞答答地打着卷儿。放学回来，母亲吩咐我们打猪草时捎带着剜些鱼腥草回来，我们诺诺地应着，飞奔如出巢的鸦雀。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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