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发展，伴随佛教的发展，弘扬佛教思想的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和其他佛教艺术品也随之发展，佛教的兴旺离不开宣传佛教、支持佛教的供养人的推动，水帘洞作为弘扬佛法的宗教活动场所，石窟群中的供养人壁画、塑像为研究这一地区政治、宗教、民族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佛教；供养人像；题记
供养人，一般指的是为了某种宗教信仰，通过捐助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神像、开凿石窟、修建宗教场所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今天，也指那些出资对其他人提供抚养、赡养等时段性主要资助的个人或团体。
说起供养人，不能不提及的就是供养人像，包括画像、雕像、塑像等。供养人像是为出资出力开窟造像的施主和捐助者所塑绘的功德像。崇信佛教的人们，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时时供养，功德不断，除了出资开窟造像以外，还把自己的形象也刻上，手捧香花或香炉，列队恭立或席跪礼拜。有的只榜书题名，有的则把自己的籍贯、身份、造像时间，动机目的，都用文字表示出来，此即供养人题记。供养人包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佛教信仰者，他们之中既有王公大臣、地方官吏、贵族夫人、寺院僧侣，也有戍边将士、庶民百姓、官私奴婢等；既有汉族，也有匈奴族、鲜卑族、吐蕃族、回鹘族、党项族、蒙古族等。
对供养人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随着佛教的发展，佛教石窟艺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奉佛教的善男信女们加入到供养人行列，石窟中的佛教壁画也就得以大量的绘制，供养人像较早的出现是绘制在在窟壁下层或龛基旁，并且多是模式统一的单身列队像，没有主从关系及仪仗行列。到了公元5世纪供养行列才正式雕在窟前壁的显著位置，而且场面宏大，主题突出。而其后随着经济和绘画技术的发展，石窟里的供养人群像(礼佛图)位置、布局又有了进一步的突出和扩大，在构图上，增加了随从行列。到隋唐以后，供养人像更是遍及于大中小型窟龛中，甚至出现了高度与真人等身的供养人像，加入了那魁伟、高大的佛、菩萨列像之中。
“新政”是经济危机的结果，它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但覆盖范围仍不够广，它的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农民和那些有组织的具有优势的城市工薪阶层中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的遭遇仍然很悲惨，他们深受种族歧视、失业、贫困的折磨。
供养人像得以大量出现的原因，其一是造像施主希望自己能“福地善果”地加入虚幻的佛国世界里，得到精神的享受；其二是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祈愿消灾无祸。再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利用佛教而统治百姓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数是扶持佛教的，因此新建了大量的石窟寺院，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真实情况的壁画、塑像也就随之出现。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石窟、壁画艺术中的供养人及供养人像因各地区人文、地理、开凿时间和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许多为开窟造像出了钱出了力的人，希望自己的奉献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希望佛陀和菩萨能知道自己的愿望，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记住他们和效仿他们，于是在洞窟让工匠们塑绘雕刻他们的形象，并在旁边题写他们的姓名、身份与愿望。
这些供养人为了更好地宣传佛教思想和弘扬佛教事业，不仅从精神上相信更多的是从物质上“舍割资财”开窟造像。供养人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决定着洞窟的规模，有独家造窟，也有各姓集资造窟。早期独家营造的如莫高窟隋代第62窟，是题名“信士成陀罗供养”的功德窟；又如庆阳北石窟寺唐代第257窟是宁州丰义县令安守筠所造；陇东莲花寺石窟的五百罗汉是由惠文一家所造，麦积山北周第4窟（七佛龛）由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其亡父所造，等等。“割舍资财”开窟造像的目的，或是为先亡七世父母“征福”；或是为活着的父母眷属及本人祈祷，愿今后“殄除灾障”、“臻集福庆”将来“齐登正觉”；或是祈望“三农茂实，五稼丰登”；或是渴求“烽烟不举于三边”“狼烟罢灭，小贼不侵，路人唱太平之歌”。
（五）职能拓展，能力素质要求高。调整改革后的省军区系统，在保留国防动员、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国防设施保护、双拥工作主要职能的基础上，又拓展了军民融合协调和老干部服务管理保障两项职能，职能任务更加宽泛，特别是省军区融入战区作战指挥链后，统筹协调军地力量参与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面向三军搞好动员保障，组织指挥后备力量遂行应急应战等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省军区系统广大官兵，既要懂平时动员建设、又要懂战时联合指挥，既要会抓部队管理、又要善于沟通协调，既要熟悉陆军部队、又要了解其他军种，既要精通军事业务、又要知晓地方经济。
水帘洞石窟2号壁画的第5排供养人中发现有“佛弟子莫折永妃一心供养”题名，6号壁画中有“佛弟子焦阿帛供养佛时”、“佛弟子焦阿祥供养佛时”、“佛弟子焦阿信供养佛时”及“佛弟子梁某某供养佛时”、“佛弟子梁令超供养佛时”、“佛弟子梁畅供养佛时”等焦、梁二姓的供养人题名，11号壁画有“佛弟子权之女供养”题名。焦、梁、权、莫折等是活跃于古代秦州地区的大姓豪族，在当地有着非常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与特权。他们在水帘洞石窟群中兴修佛龛，推动当地佛教的发展，以示他们对佛教信仰的虔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编号11的一组壁画为佛说法图，除了绘画中的主尊为佛装以为，佛两侧的二女胁侍及二者外侧的供养孩童均着世俗装，但都绘有圆形头光，而四身供养者旁题有“佛弟子权之女供养”、“佛弟子清信女某容供养”、“佛弟子权某某供养”及“佛弟子某某某供养”。这四身胁侍似为一家庭组合，在其身后绘头光立于佛之两侧，可能反映了他们祈盼早日成佛的愿望。另在水帘洞2号壁画主佛足下莲台左右各绘的三身男供养人也都绘有圆形光头，可能是供养者地位与身份高贵的象征。这种组合与构图在石窟造像与壁画中还十分罕见。这些是否与当时当地羌、氐等少数民族的民风习俗有关或有更深层次的寓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11号壁画下方又绘供养人，其中左侧女供养人中还有“佛弟子莫折永妃一心供养”等墨书题名。“莫折氏”在2号与11号壁画中均有出现，这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其活动中心多在秦州一带，活跃于北魏末年，当时曾因不满北魏的统治，发动反魏大起义而被北魏王朝残酷镇压，其势力也受到损伤。北周时期史书典籍中也很难见到有关“莫折氏”的记载，水帘洞石窟中的莫折氏供养人题名，说明当时在秦州一带仍有“莫折”家族的活动有这些供养人墨书题名得知，水帘洞石窟主要由焦、梁、权、莫折等家族联合开凿。这些家族在当时名望甚高，在他们带头开窟的影响下，水帘洞石窟群成为北周时期秦州一带佛教石窟兴建最多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为我们研究当时秦州一带佛教与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武山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遗留下了很多石窟遗迹，其中水帘洞石窟群最为重要。水帘洞石窟群共分为四个单元，在这四个单元的壁画塑像，都存在着供养人的形式表现。堪称世界第一的拉梢寺摩崖大佛，其功德主（即供养人）尉迟迥为西魏、北周著名将领，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外甥，官至柱国大将军、秦州刺史与比丘释道藏一同建造，铭文中“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永”的祈愿，不仅反映了尉迟迥当时造佛对北周王朝的美好祈愿，体现了他对皇室的效忠，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他开凿拉梢寺大佛的政治目的和对民心的安抚，并使拉梢寺大佛似乎成为当时具有国家及职能的弘扬佛法的道场。
千佛洞石窟中现编44号壁画外下方左右两侧所绘的供养人，其左侧供养人中第二身男供养者身着圆领宽袖衫，头戴笼冠，旁有“大都督姚某某供养”的墨书题名，顶绘华盖，说明其地位的尊贵。
供养人在佛教的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供养人是石窟、壁画艺术作品出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他们开窟造像无一不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现实利益，为了一统江山，天下和平、国泰民安；为了先世的亡灵、活着的宗亲，不管是大型的巨幅壁画塑像还是小龛小幅画无不例外。供养人在佛的世界里寻找心灵的慰藉，把自己的美好祈望以捐资供养佛像的形式得以实现。由于供养人画像和雕像根据现实人物所作，且多数有文字记载，图文并茂，对于研究文物断代史、制作者及绘画、雕刻艺术等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水帘洞石窟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3]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4]胡同庆、安忠义.佛教艺术，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5]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6]张先堂.古代敦煌供养人的造像活动[J]，敦煌研究，2007(1)
作者简介：
杨成军（1981--）男，任职于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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