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萍（宿州市梆子剧团，安徽宿州234000）
一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这个极重要的指示，不但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指明了创作文艺作品的方向；同时也为文艺大繁荣打下了深厚的根基。试想：任何作品如没有广大工农兵的喜爱和欣赏———也就是说，你写的小说没人看，诗歌没人诵，戏曲没人听，那还奢谈什么文艺繁荣？
“讲话”发表之后，当年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不久便写出一批好作品，大文章。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仅以戏剧而言，就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桂与李香香》等名剧问世，每当演出时，观众成千上万，而且久演不衰，影响至今。不但起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而且促进了戏曲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再看目前戏曲的形势，无须讳言：处于低谷和没落之中。演戏没观众，剧团解散的解散、瘫痪的瘫痪，大有曲终人散之势，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传媒事业的发展，电视进了千家万户，娱乐形式的增多，劲歌狂舞的冲击，都对戏曲造成一定影响。但是，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那就是在戏剧创作上出了问题。写戏不是首先考虑工农广大群众是否接受，而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以宣传某种政策，某个先进单位，先进人物而创作。结果写出的剧本，没有感人事件，没有曲折的情节，更没有扣人心弦的矛盾和悬念，广大群众根本不喜欢看。其结果也必然是投资不少，费劲不小，得个奖品，扔掉拉倒。正如中共中央常委、分管宣传文化的李长春同志在全国戏剧理论研讨会上所讲的：“政府是投资主体，获奖是唯一目的，领导是基本观众，仓库是最终归宿”。中央领导都看出了剧团在戏剧创作上的弊端，希望写些群众喜欢看的戏；可基层剧团，还是这样的为宣传而宣传硬写下去，这戏剧还会有繁荣的前途吗？
二
所谓文艺，它包括文学和艺术诸多门类。如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以及戏剧、曲艺、电影、电视等等。这些文艺品种又各有各的艺术规律。单说戏剧吧，它首先要有核心事件，要有矛盾冲突，要有能抓住观众的强烈悬念，再能贴近群众生活，给观众心理上某种满足，群众才能喜欢看。同时，它需要在舞台上演出，又受到“三一律”的限制，每一幕戏，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表现一件事。它不能像小说那样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颠倒描写；它更不能如电影那样自由变化环境，可以从乡村换个镜头就到了城市……总之，写剧本首先材料要有戏剧元素，不具备写戏条件的先进人物，模范事迹，都不宜写戏。例如当年在延安时，有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还有位著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事迹够先进，但没能写成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用电影艺术来表现他们先进事迹。这也充分说明了不具写戏条件的是不能硬去编戏的，可以用其他文艺形式去表现他们。
再看个例证。文革时期，倾全国之力打造八个“样板戏”，但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这八个戏现在仍在演的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四五个戏了。为什么《海港》没人演了呢？为什么《龙江颂》也很少上舞台呢？因为它们缺乏曲折的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更没有能抓住观众非看不可的悬念，这种平庸之作是注定要被观众所淘汰的。
三
我国戏曲正式登台演出，大约是从元曲开始，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完善，至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这七八个世纪创作出的剧目，估计不少于七八千出。著名戏曲专家陶君起先生，在1963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剧目初探》这本书中，就搜集了剧目一千二百二十余个，但现在戏剧舞台上经常还演出的剧目有多少？多也没有一百出。如《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周仁献嫂》、《铡美案》、《清风亭》以及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白蛇传》、《梁祝》、《天仙配》等。解放后新编的剧目保留下来的有《江姐》、《朝阳沟》以及古装戏《杨门女将》、《花枪缘》《穆桂英挂帅》等等。这些戏为什么能保持下来？仔细研究一下，它都有戏“核”（中心事件），还各有其特殊性、代表性，现实意义。而且每部戏都有强烈的矛盾冲突，曲折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所以观众才会百看不厌，流传至今。我们为完成任务就去写的戏，有这些丰富内容吗？没有。没有还要硬去编成戏，观众会买账吗？观众不愿看戏剧还怎么繁荣？同时这也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笔者认为，宣传党的政策、表彰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不一定非要用戏曲的方式。应根据其具体事件的具体内容，适合什么文体就写什么样的文章。可以写报告文学，可以写人物通讯，可以写诗歌、散文甚至电影脚本、电视连续剧……千万别硬性下任务写戏剧。这样做违背了剧本创作规律，也不符合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总之，不管写什么文章，还是先想想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