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学者对于张东荪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贡献鲜有关注。张东荪以“中西之别”为研究路径，从“本末”与西方“本质”的概念比较出发，深刻阐释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以整体主义为基本构成，以天人关系为核心指向，强调维护天子的至上地位，注重维护等级秩序，缺乏个体哲学和契约精神。
关键词：本末 本质 天人关系 整体主义
找寻思想产生发展的理由和归纳整理思想的理论架构，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作为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哲学家，张东荪把没有吸收借鉴近代西方思想的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开启了思想史的研究之路。张东荪没有止步于中国语境，摒弃了以“天人合一”为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先验起点，也没有逡巡在西方话语系统里，避免生硬地套用某种现成的西方理论来解说中国传统思想。
一、以“本末”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逻辑起点
从本原性概念出发去找寻中国传统思想的逻辑起点。“中国思想是把宇宙、社会、道德、政治等各方面会合在一起来讲，而形成一个各个部分互相紧密衔接的系统（closed system）。决不能单独抽出其一点来讲。尚不明白此理，而以其中某某点拿来与西方思想比较其相同处，则必定有误解。因为抽出来的便会失了其原意。”[1]101从个别思想现象出发不能真正比较出“中心之别”，当然也就不能把握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在张东荪看来，概念是思想的“轨道”，概念体系则是思想的“轨型”，思想的特质就是由“轨道”和“轨型”所决定和表达的。“在思想上这些轨道却就是概念。详言之，即是用作左右其他思想时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人们心中潜伏着。其潜伏是由于习惯与社会熏染。人们作思想时其潜伏的格局便起来，作为轨型，使思想在其中进行着。这些概念即上文所谓等于尺度的，专用以衡量其他”。[1]125张东荪认为“本质”是西方哲学不懈追求的目标，他特别从中国传统思想里找来“本末”概念与“本质”相对应，试图以此发现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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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末”为核心的整体主义成为认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张东荪认为，西方的本质（substance）强调事物之间的界限，以最后的实在为根本依据来确定事物和区别不同的事物。从本质出发，事物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同质的、要么是异质的。异质事物之间的界限清晰，同质事物内部又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再分类。而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整体、本、末的关系，恰是一个树、树根与树梢的图景。树是树根与树梢组成的整体，树根与树梢都必须适应树这个整体。“本末”不是世界的本原，本和末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
“本末”不能倒置的等级秩序是把握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途径。西方所追求的本质就是探究万物的根源，只有God（神）才能充当世界的本原。这就为个性的张扬和对于个体间平等关系的保护创造了前提。而“我们中国人所追求者不是万物的根底，而是部分对于整体的适应。”[1]102这样，中国传统思想却抹杀了个性，“中国的思想始终不离所谓整体主义，……即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体，个人纯是为社会服务，所谓尽性，所谓知命，都是指此”。[1]99-100中国传统思想还消逝了个体间平等关系，虽然树根与树梢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树梢由树根而生，彼此之间的顺序不可颠倒，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树的整体要求。“中国人对于秩序不仅是取平面的意思，并且是必须含有上下的意思。……故本末的范畴所以才形成这样统属的秩序。”[1]135
二、以“天人关系”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问题
“中国思想自始至终可以用‘天人关系’四字概括其问题。”[1]102张东荪认为，“不注重‘本体’的倾向已经成为中国思维的一种心理习惯了”。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天”，既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天体，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而是“万物一体”的代名词，天就是整体、就是一切。表面上，天代表了一切自然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天人关系”是“以人事为中心的”，并且所谓的“人事”又以政治关系最终目标。中国传统思想“乃是浑然连在一起而成一个实际的系统的。中国是以一个宇宙观而紧接着一个社会论，这个社会论中包含着公的方面是政治，私的方面是修养的道德。显然是以宇宙秩序比拟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决定个人地位。故中国人的修养论依然是具有政治性质的”。[1]101天子居于“天人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张东荪看来，以“天”为中心，“天人关系”包含了天与治者、天与人民、治者与人民三方面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天”并非实体而是“天意”。天意是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又是评判统治好坏的标准。张东荪进而认为，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天”与西方的God（神）并非同义语，中国的神权政治也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不同。在西方，教会是神的代表，教会与政府相分离，到后来演变出制衡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天子（治者）直接代表天意，政府与神都隶属于天子，最终不可能发展出制衡的思想。
中国传统思想以“中心制”维护“君本民末”。“中国人把有中心即认有组织，这一点是和本末的范畴的使用大有关系。”[1]136张东荪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就是“君父是组织的中心。……臣与子不能为本，不能为原”。[1]139并且，传统中国社会只有“中心制”，绝无西方的分权制度。张东荪进一步解释道，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并不是民本主义。“民为贵”绝不是“民为本”，更不能与“君为本”相提并论，仅仅是天子统治的策略。孟子的核心旨趣是要天子通过争取民心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三、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
儒生在“天人关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张东荪认为，儒家思想关于“忠、孝、仁、义”的解释，并不比其他思想流派更为深刻。但是，自汉武帝以后传统中国社会独尊儒术，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强调柔顺地辅佐天子。张东荪分析道：“由于政权如果集中了，（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自然而然会腐化下去，或流于暴虐，故实际上需要一个救济的办法。这不但社会上需要有此，即君主自身有时亦觉得有此需要”[1]110。而儒生的社会角色定位就是“感化他人”，恰恰符合对于专制和腐败的救济。“儒”即为“柔”，儒生“用柔软的态度以救济暴政，……即只是诤谏与劝阻，而和反抗不同”[1]109。因此，儒生“乃是社会的一种维持力。社会上家庭间全靠这种人主持伦常与礼法”。[1]111
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个人自由意志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张东荪认为，西方认识论的逻辑起点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之间的差异，即不同的主体对于“本质”有不同认识。认识主体的个性被凸显出来，为“个体”“人格”“自由”等概念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思想里的“辩学”以整体主义为逻辑起点，虽然主张“正名”，但是取消了现象的独立性，仅仅把现象看做符号。“中国人自始至终着眼于司职相配，上下有别的秩序”[1]102，所以，中国传统思想里没有“个体哲学”，不可能产生“个体”“人格”“自由”等概念。
从印度食素主义人群城市分布数据可得出印度素食主义人群的是由印度西南部向印度东北部递减的分布趋势。印度西南部与印度东北部从宗教、经济、种姓、政治、气候等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宗教的影响最为明显。
中国传统思想不可能发展出社会契约论。张东荪认为，社会契约论是以个人自由意志为前提和基础的，绝不含有“中心制”的成分。虽然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完全抹杀个人意志，但是“与本末原委主从的思想有关”，个人意志不是“本”而是“末”，不能成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在中国总是以为大家听命于首长乃是出于需要而并不显然主张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这一点严格来说毋宁与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相反。”[1]137张东荪进而认为，没有社会契约精神，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因此，墨子的“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正长”，并非民主选举，而是由上天为老百姓选择天子。张东荪指出，《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工况1—2计算结果分析：工况1，混凝土强度及板厚按照设计取值，地下车库底板回填土和顶板回填土同样按照原设计要求考虑，结果表明,地下车库整体无明显上浮，且无明显起拱现象.工况2，混凝土强度、底板和顶板厚度按照实测取值，结合现场工程实际发生情况，该工况不考虑地下车库底板回填土和顶板回填土，结果表明,地下车库出现整体上浮起拱现象，地下车库底板最大起拱高度达250 mm，顶板起拱高度达238 mm.地下车库底板最大弯矩为219 kN·m，柱端剪力为545 kN，地下车库底板开裂，柱两端发生剪切破坏.
总之，张东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中国传统思想的逻辑为线索，以“中西之别”的比较为手段，去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机理与构成。今天看来，张东荪的研究结论未必全部恰当，但是他以独特的哲学之思，从“中西之别”的研究视角出发，找寻中国传统思想构成机理，为我们留下了认知传统、审视自身的思维线索。
参考文献：
[1]张东荪.知识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6-0234-02
[作者简介]周骁男，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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