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1辛要宾2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F7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1）10-0191-01
摘要:随着宋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加上福建路沿海州军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及区位的优势，“两宋之交，泉州港迅速崛起，一时甚至凌驾于向来称雄的广州港之上”[1]。宋金交战，为躲避战乱，宋代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南外宗正司辗转迁入福建泉州。此后宗室在此蓬勃发展，对促进泉州乃至福建的经济文化繁荣均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宗室；泉州；对外贸易
一、迁入泉州的宗室
对宗室的管理，“宋朝从唐代沿袭而来的宗室机构是宗正寺”。[2]景佑三年(1036)又在京城开封设立了宗族自行管理的部门大宗正司。并且严格规定宗室不得私自移往他处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居宗室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一月十二日，在大臣蔡京的请求下，又“置西、南两京宗正司及敦宗院[3](卷一九，徽宗纪一)。这样，除都城开封的大宗正司外，在西京洛阳有西京外宗正司，简称西外、西外司或西外宗正司；在南京应天有南京外宗正司，简称南外、南外司或南外宗正司。本文要作论述的主要就是迁入福建泉州的南外宗正司宗室，下文还对其迁入进行分析。
靖康元年(1126)，金制造了“靖康之祸，在京宗室无得免者，而唯、雏二都得全。建炎初，上将南幸，先徙诸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宁，南外移镇江，西外移扬州”[4]（甲集卷一大宗正司两外废置）其后屡徙，“后西外止于福州，南外止于泉州”[5]（卷一六四）。宗室从河南应天迁到江苏镇江，又从江苏镇江迁到福建泉州，辗转几千里，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这种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直到他们来到了福建泉州才算结束。”[6]从此，南外宗正司就一直设在福建泉州，直到南宋灭亡。随着这一机构的迁人，包括宗子122人、宗女126人、宗妇78人、所生母13人在内共339位（绍兴元年）宗室成员也来到了福建泉州居住。7（职官二零之三七）在对迁入的人数统计时，一些史学家存在分歧。如还有349人的说法。但对于本文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宗室确实是在这一时期迁入泉州，我们所要讨论的也就是这些宗室及其后裔在泉州开始定居之后对海外贸易的作用。
二、宗室在海外贸易的作用
关于宗室在海外贸易的作用，本文主要分几个方面进行，以便对其全面的认识。
（一）宗室对海外贸易的直接参与。
宗室参与海上贸易最直接的证据是1973年在泉州城外十公里处出土的一艘巨型远洋船(船随后被运往开元寺，建立了专门的博物馆)。船身长78英尺，宽29.25英尺(24条横梁每条长23.8米)，吃水很深，有12个舱壁，显然专为海上航行而建造。船的相关年代可以精确到1277年。船上所载是典型的宋代进出口货物：来自东南亚的香木、胡椒、槟榔、玛瑙、玳瑁、朱砂和索马里龙涎香。[8]作为近年来重大的宋代考古发现之一，“大船”引起了学者与公众的浓厚兴趣。1989年，福建历史学家傅宗文发表论文，断定大船属于南外宗正司，大船的完整历史意义这才显露出来。96件物品中，19件标有“南家”，1件标有“南家记号”。此外，还有其他宗室宅院的记号，比如安郡王的“安郡”字样，以及宗司官员和宗室家族的记号。[9]显然，这艘船属于宗室。它从东南亚运回的奢侈品有力地证明，南宋晚期的宗室直接参与了海外贸易。“从1130年代到1230年代，宗室成员的人均补助额大大下降，而泉州政府又面临财政困难，难以承担支付宗室补助的义务，因此南外宗司官员利用贸易利润来养活宗室成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0]
（二）宗室在市舶司机构的任职。
北宋于“元佑初，诏福建路于泉州置司”[11](卷一六七)。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既是宋代中央政府加强对海外贸易管理的体现，也是福建海外贸易在唐代发展的基础上于宋代进一步繁荣的充分说明。在北宋期间，没有一位宗室担任过泉州市舶提举。但是从南外宗正司迁人泉州到南宋灭亡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有93人12(卷四，职官志)其中宗室11人，占十分之一多一些。这些宗室在担任市舶提举和泉州知州时，大多能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如宰相赵汝愚的第五个儿子赵崇度(1175—1230)在泉州市舶司的作为。赵崇度担任提举福建市舶的时间大约是l217—1219年。在三年之间到达泉州的商船增长了三倍。[13]还有一位促进商业发展的宗室官员，就是赵令衿(1158年卒)，赵令衿的职位不是市舶司长官，而是泉州知州。1151—1153任职期间，他主持修建了安平桥。这座长桥将港口区和主要市场联成一体，对于城市商业的繁荣至关重要。长桥竣工之后，感激的泉州百姓为他修建了生祠。14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汝括(1170一1231)对海上贸易的影响最为深远。1224—1225年，汝括首先担任市舶司长官，而后又兼任泉州知州和知南外宗正事，一人而兼此三职，汝括是唯一的一例。[15]然而，使他留名史册的却不是官职而是著述，具体地说就是他的《诸蕃志》。《诸蕃志》记录了13世纪中国人所了解的亚洲、非洲，甚至地中海地区的海洋世界，其史料价值无以伦比。赵汝括在写作中使用了商人的口头叙述和市舶司的书面记录，先记国家和文化，再记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这部书开拓了中国文人对远域殊俗的了解，是研究海洋商业史的无价文本。
（三）宗室作为海外贸易的直接消费者。
“这种方式最富于投机性，但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宗室成员有俸禄(为官)有补助，买得起奢侈品，有的人甚至有能力大宗消费，而奢侈品构成海外贸易的主流。我们不知道那艘“大船”中的货物有多少是为宗室而非开放的市场而准备的，但是可以想像宗室当局必定有能力保有那些上等之选。”[16]宗族这一消费者在泉州的入住，“使泉州港受纳的大批海外奇香珍药与其当年最大的购买力集团大大缩小了运输的空间距离，而且由于南外宗正司的直接驻入泉州城，导致泉州港迅速扩大海外贸易有了无法言谕的紧迫性和物欲感。建炎中宗子三百多人，嘉定中增至二千多人，绍定中又增至三千多人。这些侈靡相尚、寄生成性的皇族人口，是高级蕃货的重要消费者。”[17]可以想象突然有几百名完全由政府养活的宗室在泉州落户，过着以普通人的标准衡量绝对奢侈的生活，必然对当地经济，特别是海外贸易构成了强有力的推动。正所谓有消费才有市场，大宗的消费对海外贸易的发展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结语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迁入到福建泉州的宗室对泉州的海外贸易影响是巨大的，牵涉到方方面面。本文只是从三个大的方面做了一个简单的陈述。宗族的影响放在任何地区都是深远的，更何况泉州这一还包括南外宗正司的机构所在地，所以本文只是众多探讨和分析中得一次尝试。
参考文献：
[1][17]傅宗文.宋代泉州港的崛起与港口分布.厦门大学学报，1985,(1).
[2][10][15][16][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族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5][1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Z].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6]杨文新.宋代南外宗正司入闽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4,（8）.
[7]宋会要.[Z]中华书局,1947.
[8]杰勤米、格林.泉州宋代古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
[9]傅宗文.泉州古船.厦门大学学报.1988.
[12]民国福建通志[Z]民国27年（1938）刻本.
[13][14]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87页.
作者简介：
李丹，女，（1987—），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0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
辛要宾，男，（1987—），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0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