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中将现代性的困境概括为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和政治自由的丧失，同时在其中看到了值得追求的本真性理想。但是泰勒并未具体谈论本真性理想的诠释角度与具体内涵。维柯在《新科学》中考察了原始异教民族的诗性智慧与人类共通性，区分了人类知识的两个领域。通过回到维柯提出的个体性、民族性等现代性概念的根源，分析诗性智慧与共同原则，泰勒的本真性理想展现出一种可能的维度。
关键词：本真性；诗性智慧；现代性
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在带来进步与解放的同时也突显出了严重的问题。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本真性的伦理》中将现代性的困境总结为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和政治自由的丧失，同时又在其中发现了值得拯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authenticity），他既不接受对本真性的全盘否定，也不认同完全沉湎于本真性而堕入其低级形式，泰勒试图在继承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找到道德的出路。而早在18世纪前期，意大利学者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就从非理性的角度研究了人类的社会与制度。他在《新科学》中考察了原始异教民族（1）的共同原则和民政世界（the civil world）（2）的创立，探寻了人类世界的起源，发现了作为人类本性的“诗性智慧”，这种对于人的强调早已蕴藏了现代性的根源。
一、现代性的根源：诗性智慧
面对现代性的困境，人们要么持一种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彻底否定现代性的一切；要么信奉一种肤浅乐观的放任主义，在充分肯定现代性的同时自甘沉湎于其中。面对现代性的困境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吗？具有道德价值的本真性又出路何在呢？放任主义和文化悲观论是浅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成就也是毫无价值的，恰恰相反，那种带来崭新的“自我理解”，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本真性”可以拥有更高、更充分的道德维度。本真性的理想力图挽救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个体理性的普遍觉醒，同时又避免滑向它的低级形式。因此，泰勒明确指出它是一种基于个人实现的道德理想（3），但同时又要求某种超越个人的背景与视野（4）。
道德上的个人实现看似是很晚近的想法，但这种内向化的道德路向却并非产生于近代。在维柯看来，最早的人类拥有一种植根于本性的诗性智慧，人们由此创造了自己的文明。诗性智慧首先作为一种智慧，意在“指引人去选择最好的事去做”。[1]在《奥德赛》中，智慧被定义为“关于善与恶的知识”。[2]可见，最早的人类就发现了本性中具有道德上为善的内在倾向。因此，本真性依托于道德上的内向化，人需要与内在的道德感保持接触。“理解对与错……扎根在我们的感受之中。道德，在一种意义上，具有一个内部声音。”[3]但是，感受是不可公共观察的特殊心灵状态，如何保证道德感的相似呢？如果我们不能给出合理的回答，那么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与唯我论也成为情理之中的了。事实上，维柯早已给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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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之所以在现代被高度关注，原因在于他几乎是最早一批关注个体性原则与共通性的人，也是人文学上的历史主义的重要阐述者。维柯所关注的是原始异教民族之间的共同原则，这在《新科学》第三版的书名中直接体现：《杨姆巴蒂斯塔·维柯的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其中，“各民族”即各个不同的原始异教民族，这些民族相互之间不存在制度与文化上的交流，其制度与体系只受内在动力与逻辑的推动而发展和变化。而“共同”的意义在于“由多数事例或全体各自独立地例证出来的（东西）”。[1]“各民族”所代表的民族性成为了现代“个体性”的来源，它们都强调一种相互独立的、内生的个体，而维柯所关注的共同原则正是发现了个体性之间存在的共通性，即虽然内生却普遍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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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智慧是原始异教民族共同的智慧，它是一种感性直观的非理性思维方式。维柯强调感性的地位，“诗人们（5）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就是人类的理智”。[1]因此维柯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4]在理性尚未成熟时，最早的人类忠实于自己的感官，在生存中获得自然的知觉与记忆。这种与动物无异的生理机制却至关重要，因为共同的生活世界（包括生活的自然环境、人的相同构造等）保证了人们在感性上的共通性。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想象，由于“人类心灵按本性就喜爱一致性”。[1]诸多的事物总会使我们感到其中有某种类似，“想象的类概念”便如此产生。缺乏抽象能力的早期人类依托于感官、记忆与想象构建出一些理想的画像，把同类的事物归入其中加以理解。反过来，“想象的类概念”又成为人们赖以理解事物的方式和框架。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概念框架，不论是早期想象的类概念，还是后来抽象的类概念，概念框架在历史中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它是先于个体的，它塑造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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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真性的理想中，对话要求一种更为广泛的维柯意义上的“重构的想象”。“《新科学》的中心思想之一便是区分真理（Verum）和真确（Certum）”[6]，人们只能从事实的真确出发，达到关于人创造的民政世界的偶然真理，而先验的真理只属于上帝。因此，人只能获得关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知识。维柯明确说道：“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找到。……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尽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世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1]维柯认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活动同时改变了人自身，我们能够理解的只是人的创造和人的历史，在这其中，人既是创造者又是旁观者，因此，我们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拥有一种“内在的”观点。于是那种自启蒙以来的妄想——存在一个普遍、永恒的模型，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社会活动——被打破了。“历史既然涉及人的活动，是努力、奋斗、目的、动机、希望、恐惧、态度的经历，因此，它能够被以这种高级的（‘内在的’）方式被认识”[6]。于是柏林认为，维柯的研究需要我们在传统认知范畴中再加上一类，即“重构的想象”，由此进入其他文化的精神生活和生活方式中[6]。
作为道德理想的本真性不仅需要在逻辑上可能，更需要在实践上可能，那么本真性的理想该如何实现呢？所谓本真性，即“人忠于自己的本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7]本真性是关乎“自我”的，它要求一种自我独特的实现方式。正像尼采所大声疾呼的，“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8]那么，如何在发现自我、遵从自我的同时避免唯我论与独断论呢？
二、现代性的道德：本真性理想
本真性的理想不仅要克服唯我论和道德相对主义，更要将道德理想寄托于个人独特的自我实现。于是，泰勒将本真性概括为：“本真性（A）涉及（ⅰ）创造、构造以及发现，（ⅱ）原创性，以及频繁地（ⅲ）反对社会规则，甚至潜在地反对我们当作道德的东西。但如同我们所见，本真性也（B）要求（ⅰ）对重要性视野的开发，和（ⅱ）对话中的自我定义。”[3]显然，本真性有两种看似相反的向度，一是（A）自我的、独特的、创造的向度；一是（B）整体的、一致的、规范的向度。（A）与（B）的张力构成了本真性理想的生命力，使得它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道德理想。
(1)维柯所用的“原始异教民族”可以理解为人类早期的原始氏族部落,即指在社会进化的一些较早的阶段的,处于成熟期的部落。具体参阅维柯《新科学》,B1-B9段。
诗性智慧的另一重要创造就是“共同意识”（common sense），基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的社会群体，人们便拥有一个社群的共同意识，其中包括生存经验、自然情况、社群生活、公共知识等等。建立在这种共同意识之上，人们还形成了共同的规范、制度与道德。这是因为，人们在发现内在的道德情感的同时，还感受到、见到，甚至受害于过度的欲望、兽性和堕落的倾向与力量。但是那种成为更好、更完善的人的内在要求使人们避免堕落，于是诗人带领人们一同发现自身、规训自身，但这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是一种非理性认识与反思的过程（7）。维柯指出，人类最重要的道德共同意识体现于三种制度中：宗教占卜、婚姻制度和埋葬尸体，这构成了部落自然法（Natural Law of the Gentes）的雏形。因此，“无论哪一个民族，不管多么粗野，在任何人类活动之中没有哪一种比起宗教、结婚和埋葬还要更精细、更隆重”。[1]不难发现，这三种基本的制度与其中的道德观念源自人们共同生活的内在经验与感受，同时，一种不假思索的教育与遵从又塑造了个体，加深了社会群体的共同意识。
构成本真性理想的张力的向度（B）就此被勾勒了出来：在自我实现的同时，一个外在于我、超越于我的背景同时是不容忽视的，泰勒将其称为“视野”（horizon），事物只有在一个视野中才是可理解的，并获得价值与意义。因此自我实现、遵从内心也不是一种绝对的真理，它需要在一个视野中获得合法性。这个视野包括个体存在于其中的历史、传统、自然的要求、同伴的要求、事业的职责、家庭的责任，甚至是上帝的号召。只有在这些给定的最紧要的条件之中，我才能做到具有道德根本性自我实现。视野不仅如泰勒所言是给定的[3]，更是内在的。共同意识就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共同意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1]这就是所谓的最宽泛的常识。“这个背景框架（视野）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界定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直觉’。”[7]不仅如此，这个视野更是植根于我们内在经验、内在感受与内在意识的，它是我们对自身的规训，同时也在历史的沉积中，在社会生活中悄然构成了我们。所以，泰勒将其称为“不可逃避的视野”，这构成了我们另一重共同的生活世界。
三、现代性的出路：非工具理性的理解与反思
可是，这时又会有人说：那些所谓共同的诗性智慧、创造的语言以及共同的理解方式不过是人们发明出来用于操控或统治其他人的工具，或是精心编造出来用于蒙骗大众的虚假幻想，这与维柯所处时代普遍流行的观点相一致。维柯想要证明的正相反，人们的创造只能是他们看待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因为在缺乏成熟理智的时代，诗性智慧的运用是人们存在的方式。正如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就是创造自己的生活，这种创造一方面是对自然物理环境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又是他们基于本性的无意识反应（6）。于是，维柯这种对起源的研究展现出，最早的人类创造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化、制度、社会以及自身，同时也创造了现在的我们。“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发展追溯到它的根源，我们就不会理解我们自身。”[6]
诗性逻辑产生了语言。从最初人们缄默无言地指着自然中的事物，到后来诗人们创造的幻想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诗人们，一切原始的人类都使用一种以己度物的方式理解世界。同时，人们所广泛使用的比喻也是以己度物，即借助于自身来理解一切外在的事物。维柯将其概括为一条重要的定理：“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会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1]因此，人类对于事物的理解总是与自身交织在一起的，而一切理解又相互交织，如同一张织于共同生活世界之中的网。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5]语言构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也构成了可理解的背景。人类的诗性智慧创造了语言，因此语言及其所构成的世界才是可理解的。更重要的是，维柯指出，人对于外部的理解都是基于自身的，所以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永远是关乎自身的，启蒙所妄想的纯粹客观永远不属于人类的知识领域。于是我们看到，本真性的低级形式是不可理喻的。不论是我们的感知方式、思维模式，还是语言的使用都有着决定性的社会群体背景，绝对的自我不过是一种假象，真实的自我在一切方面被环境、社会与历史所塑造。因此，本真性的自我实现无法脱离特定的背景与视野。
首先，问题在于对“自我”的理解。泰勒指出，被视为“独立自由的个体”的“自我”观念是很晚才形成的，这种所谓的常识有着漫长的历史，独立于社会的“自我”并非理所当然。在古代，个人“嵌入”（embedding）在一种整体的宇宙秩序当中，这种秩序构成了“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8），它赋予一切事物恰如其分的意义。人通过在这伟大的自然秩序中处于恰当的位置来获得自我认同、行为规范、价值感与生活的意义。在经历了约五个世纪的“长征”（the long march）后，个人终于从整体的秩序中脱离，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因此，自我有着历史的根源，原子式的自我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自我实现是对社会和历史中的自我的成就，这就是不可逃避的视野与共同意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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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想象要求的是一种理解，将对象视为同自身一样有目的、有情感的创造者和观察者，又将对象视为同自身不一样的处在不同社会和历史中的时间性、有限性的存在。最后，当人们用这种理解反观自身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也就明白了何为本真性的自我实现。因此，对话要求的是这种更为广泛的“重构想象”，当它作为本真性理想的实现途径时，我们可以称其为非工具理性的理解与反思。理性需要超越它的诞生、它的成熟、它的异化，本真性理想得以可能以及实现需要每一个个体拥有非工具理性的理解与反思，由此发现他的独特性，展现他的自我，实现他的价值，在追寻自由与多样性的同时理解他为何如此，理解他作为个体的有限性，理解不可逃避的视野与共同意识的必然性，理解道德行为的依据、背景和深度，做到自决地自我负责，真诚和更充分地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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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的理想要求个体在“成为你自己”的同时理解那最初的智慧：“认识你自己！”与此同时，永远不要忘记，本真性的理想在追寻与敞开的规程中展现其价值，因此我们还需“继续战斗”！[3]
注释：
向度（A）正是对现代性成就的继承，它要求个体发现并遵从自我，同时对外在的东西保持警惕，甚至过度地否定。创造文明的诗性智慧来源于人自身，它时刻要求人在发现自我之中不断成为自身，这一命题被许多哲学家所讨论：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与潜能，卢梭的本性之声，等等。可是对自我的强调很容易走向其反面，人们要么否定一切而陷入迷茫，要么放弃思考而沉湎于放纵。这时需要看到另一个向度（B），它告诉我们外在于自我的东西也有其价值，自我由外在的东西构成。《新科学》同样表明，我们拥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共享由共通性所构成的相互理解的背景。但是，似乎外在的规范、制度与道德与我们并不相关，甚至违背了使人成为自身的最初理想。维柯告诉我们，并非如此，规范与制度绝非是诗人们独立而为和随意而为的产物。
(2)维柯在这里指相对于“自然世界”的,由人类创造的“民族世界”。具体参阅同上,B8,331段。
其次，自我理解要求一种“对话”，泰勒认为，“对话”是本真性理想的实现方式与途径，他在书中谈到自我认同问题时提出，人普遍需要认同，“两者（指个人同一性的认同与社会中政治平等的认同）都是由成长中的本真性理想形成的，认同在围绕它出现的文化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3]实际上，对话的意义不止在于获得认同。辩证法的最初意义即是对话，因为正是在苏格拉底与人们的对话中，在一问一答一反问中，讨论的事情变得明晰了，对话者更加接近“真理”（9）了。因此，对话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自我认同，更在于它能激活、敞开（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本真性理想内部的张力和生命力。
(3)具体参阅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第20页。
(4)具体参阅同上,第39-52页。
(5)维柯用“诗人”指原始异教民族中制度的创立者,他们的心智更加成熟,能够发现内心的智慧并克制自我的兽性与堕落,他们带领人们创造了“民政世界”。诗人可以是先知、领袖、革命者等等。
(6)具体参阅柏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第60-61页。
(7)想象的类概念的形成与使用说明了这点,具体参阅维柯《新科学》,414-426段。
另外，公众意见如何收集和分析也是一个影响刑事法治运作的难题。怎样的意见是公众意见的准确传达，新闻、媒体、网络的声音固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它们毕竟有区别。公众认同的判断极其困难的，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深厚的物质基础来调查和证实，而且，此种事件的处理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公权力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和信誉，而负责听取并凝集民意的立法或审判某一特定案件的司法机关似乎难以胜任这样复杂的工作。
(8)泰勒借用“伟大的存在之链”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那里的含义,即认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链条,包括从最底层的基本元素到最高、最完美的上帝都在其应在的位置之上
(9)这里的真理一方面在柏拉图的“理念”意义上使用,另一方面更指一种诠释学上的真理。
参考文献：
[1][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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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M].周国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From the Poetic Wisdom to the Ideal of Authenticity—The Interpretation of Taylor and Vico's Path of Modernity
LU W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Charles Taylor summarized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in his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as three malaise:individualism,instrumental reason and the loss of political freedom，while he found the ideal of authenticity worth pursuing in those malaise.But Taylor did not specifically discus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at ideal.Vico investigated the poetic wisdom and human generality of primitive gentile nations,and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areas of knowledge in his The First New Science.With returning to the roots of modern concepts such as individuality and nationality proposed by Vico,analyzing poetic wisdom and common principles,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ylor's ideal of authenticity and Vico's poetic wisdom would show a possible way to the real Authenticity.
Key words:authenticity;Poetic wisdom;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10-0044-04
收稿日期：2018-06-13
作者简介：路文（1997-），男（汉族），安徽萧县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哲学。
标签：真性论文; 泰勒论文; 人类论文; 自我论文; 现代性论文; 《教育教学论坛》2019年第10期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论文;